就在中日民间对立情绪加剧、中日关系相当紧张之际，日本外务大臣町村信孝于17日访问中国。双方都不愿意看到事态进一步扩大。双方同意从“长远战略高度”认识和把握两国关系，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积极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继续加强各个层次和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这此访问本身其实就显示了扭转双方关系恶化的意愿。不过，仅此是不够的。中日两国政府似乎向来都不乏良好的愿望，但双方关系演进历程中，却总是出现这样那样的麻烦。这其中，有现实的利益冲突。但若只有这些利益冲突，倒也毋须过多担心，因为，利益冲突是有可能通过理性的计算予以处理的。真正的麻烦在于双方民众因为历史积怨而形成的更深层次的感情、情绪上的对立。

此次中日关系紧张，仍是情感促动的。日本政府欲成为政治大国，却又批准美化侵略的教科书，中国民众不可能不愤慨。zgzf已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逐渐表明不欢迎日本入常的态度，北京及等地民众更自发举行游行活动。

总体而言，这些游行示威活动是和平的、有秩序的。即使出现若干过激行为，也不能抹杀此次示威在程序上的合法性和诉求上的正当性。政府对民众也采取了较为恰当的政策，民众行使了表达意见的权利，政府也约束民众按照法律程序和平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比较真实的民意由此较为有效地融入外交政策，给政府的外交活动增添了力量。

町村此时访华，或者可以缓解中国民众的愤怒情绪。町村对于日本历史上的侵华活动“再次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这种表态，有利于双方化解目前的危机。不过，这二十多年来，日本官方不断作出这样的反省与道歉姿态，但中日民众因历史问题而形成的心结，没有弱化，反而不断恶化。

因为，中国民众对日本政府的姿态已不信任。中国民众看到，尽管日本官方在表示反省和道歉，但对于本国国内那些为军国主义招魂、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和团体，政府却不加约束，或者说缺乏约束的手段。二战结束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没有肃清军国主义，尤其是没有将这一点落实于日本战后的宪政制度安排上，实乃一大历史错误。今日之日本，可能需要在这方面补课。

德国之所以获得欧洲原谅，缘由也许不在全于德国民族的反省精神强于日本。实际上，在德国，纳粹思潮始终没有绝迹，但欧洲对此并未恐慌。因为，欧洲人大体相信，德国宪政体制能够约束这些极端分子。德国法律规定，任何为纳粹翻案、宣扬纳粹的言论和行动，都属违宪和违法。联邦宪法法院甚至为此而在1952年裁决解散了一个右翼政党。

反观日本，尽管已有福冈地方法院判决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系违宪行为，但小泉仍可置之不理。因此，日本缺乏反省精神、右翼思潮与行动未受有效约束，与日本国内宪政制度安排上的缺陷存在很大关系。不过，话说回来，福冈地方法院能够判决小泉祭鬼违宪，也表明了，日本约束军国主义复活的前景未必一片黑暗。

认识到右翼势力并非一点都不受约束，对于zgzf和民众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日本国内政治走向与民意的理性评估，有助于我们保持冷静，思考更为理性的对策。

从这个角度看，日本酝酿已久的修宪活动，才是最可忧虑者。因为这将拆除约束右翼势力的主要栅栏。作为邻国，中国当然只能主要寄希望于日本民众之理性与和平宪法的自我保护能力。

不过，中国方面也不是一点都无所作为。最要紧者在于，阻止两国民众情绪陷入互相激荡的恶性循环。基于道义原则，中国民众和政府完全有权采取多种途径，促使日本民众、学者、政客反思自己的历史责任。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促使日本反思，并不是为了清算历史旧帐——谁能算得这笔帐？也不是为了满足复仇心理，而是为了解开两国的心结，面向未来，实现和解。

在这方面，国人看待历史的心态似乎也有值得反思之处。我们的记忆中更多地突出往日的不幸、屈辱和苦难。也许，更多地记起我们作为战胜国的荣耀，有助于我们以一个大国的宽容精神，理解另一个大国、邻国的心灵和行动。

一如欧洲的和平取决于德法之间的和解，东亚的未来取决于中国和日本之历史性和解。为此，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日本方面当然应承担主要责任。除了需要在道德、精神层面上对自己的历史有更深反省之外，更需要在制度层面上，有效压制右翼势力影响之扩大。

但归根到底，防止日本右翼扩大影响，乃是中日两国共同的福祉所系。两国走向对立，正是日本右翼势力所期望的。两国政府与民众应当避开这一民族情感互相激荡的陷阱，直面困境，逐渐超越民族主义，规划历史性和解的千秋大计。当务之急，是阻止目前两国关系大环境恶化的趋势，否则，后果难以逆料。

中国新闻周刊，2005，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