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州一个叫做兰乔米拉（Ranche Mirage）的庄园举行两人首次领袖峰会。这个庄园的名字也耐人寻味，英文是“海市蜃楼”的意思。这一首脑峰会比原来预计的9月（在G20会议期间在俄罗斯）提前了三个月。有此可见中美关系中有许多重大而紧迫的问题，非得两国最高领导人见面才能处理。
为了回应中方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美国方面以中美形成“新型大国合作”作为回应。尽管这一回应非常勉强，但是，却也符合中国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最本质期待，构成从中国的角度看，习奥会的最大成果之一。
不过，我在这里姑且不去探讨“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大国合作”到底意味着什么，而是观察习奥会后一系列有关的重大发展，探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困难度。
习奥会后不到一个月，与中美两国最为相关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发生或者曝光了。这些事件包括：美国前国家安全机构（NSA）合同情报人员斯诺登（Edward Snowden），在习奥会前就已经叛逃到中国香港，事件习奥会后才曝光；中国新疆再次发生暴乱；中国金融市场动荡，出现诸如银行体系闹“钱荒”等“中国金融危机”症候，之所以如此，外部原因之一是美国决定结束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上扬，全球资金，尤其是在全球新兴市场兴风作浪的资金，大规模地撤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
尽管中美两国政府妥善管理了斯诺登事件，但该事件对中美关系意味深长。就大的方面而言，以下几点也许是应该指出的：第一，美国在互联网安全上占据绝对的优势，这种优势可以看做是美国霸权的新近发展和巩固；第二，借助此种绝对优势，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推行互联网自由，这如同当年英美在生产和贸易方面占据优势而推动自由贸易一样，别的国家如果要对互联网进行治理，美国以为自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动辄以自由的名义扣帽子；第三，美国监控的不仅是中国和俄罗斯，也包括欧盟等美国的盟国。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于美国的监控也是非常不满，要求美国至少给一个合理及能接受的解释。
这表明了透过这一事件，美国实质上不仅把中国和俄罗斯等当做敌人，而且，即使是美国明文规定的、信誓旦旦的盟友，其实也是按照敌对标准来对待。这一真实世界的揭露，推翻了国际关系学者的“敌人”和“朋友”想象。第四，即使互联网领域也是按照国际规则办事，但是，美国是这些规则的提出者和制定者，如果其他国家也想在提出和制定这类新兴的国际规则上发言，美国不是不理，就是觉得可笑。
中国“西进”战略面对国际国内难题
面对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持续攻势，以及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如日本之间难解难缠的高度复杂关系，有些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提议中国“西进”，即发展与欧盟、俄罗斯、中亚、印度、西亚（中东），甚至非洲、拉美的关系。事实上，中国也开始大大强化与传统的“亚非拉”的关系。
然而，新疆事件说明，中国要想贯彻“西进”战略，首先遭遇不仅是国际的，而且是国内的瓶颈。
在中东和中亚国家，甚至在欧洲，至少有百万号称“东突”的人口，光是土耳其一国，大约有至少20万“东突”人口。这使得新疆问题有着更为复杂的国际因素。
美国不会看着中国因为其“再平衡”而“西进”，而是利用诸如新疆的民族问题牵扯中国的后腿。中国外交部和中国官方媒体（如《人民日报》）批评，美国在对待新疆暴乱上持有双重标准，不把新疆暴乱分子叫做恐怖分子，而且指出美国支持疆独势力。“世维会”组织一直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该基金会的资金主要来自美国国会。
而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则更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如果中国爆发金融危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物质基础就不复存在了。
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构建中美大国关系是这个新时代的需要，符合世界发展大势。”是的，当代世界确实需要“新型大国关系”，但是美好的愿望是一回事，现实则是另一回事。实际情况是，中美构筑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会布满荆棘，困难重重。
在美国占据相对和绝对优势的领域，如互联网，美国尽管也需要别国的合作，但是，美国的主导是主要的，而国际合作则是次要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尽管可能还会有比斯诺登更犀利的爆料，美国国内民众以及诸如欧盟这样的盟友对美国政府的监控计划不安，但是，美国不会因此减少或者放弃这些庞大的计划。至于与美国本质上定义的对手和敌国的中国和俄罗斯，不大可能形成在互联网安全上的新型大国关系。
金融领域如同互联网领域，这是美国霸权的传统长项。高盛公司已经高调宣称，华尔街在新兴市场的盛宴已经结束，新兴市场时代终结，“金砖”不再闪闪发光，而是一个个陷入深层次问题和危机中，土耳其因为伊斯坦布尔一个公园被政府拆除而爆发巨大的官民冲突和政治危机，巴西则因为经济增长乏力，中产阶层梦碎，失业加剧而爆发上百万人的抗议。印度和中国尚未发生土耳其和巴西的情况，但是，两大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均遇到经济转型难以成功的挑战。
在新兴市场光环不再、甚至面对金融危机、全球资金回流美国的情况下，美国战略研究界已经减少谈论过去10多年老生常谈的诸如“中国崛起”和“印度崛起”，以及“权力转移”、“无极世界”、“世界无序”等话题，而是看到了“单极世界2.0”的曙光。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自然要敷衍应付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甚至觉得这样的提法有点不合时宜或者没有前途。
至于中国的“西进”，美国觉得是“再平衡”的成功，因为迫使中国不得不“败走”亚太地区。尽管如此，美国也是追着中国到了俄罗斯、欧洲、非洲和拉美。美国对于中俄关系的限度一清二楚；在经济上陷入长期衰退不振的欧盟与中国的贸易战层出不穷，而中国权衡美元和欧元之后，还是不会真正更大地支持欧元，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徒有其表；至于中国在中东、非洲和拉美，主要角色是难以超越商业和贸易的，因为存在着包括南中国海、钓鱼岛等在内的全球海洋地缘战略冲突，中国与中东、非洲的关系越是深入，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利益增大，反而风险更大。
总结一下，尽管习奥会成功举行，中美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起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也正式开始。
围绕着中美两国的新型关系，接下来我们也许还会看到远比斯诺登事件、新疆动乱和金融动荡更大或者影响更深远的事件，我们不知道未来在中美以及广大的世界还将发生什么，但是，有一点也许是肯定的，中美关系不是因为规划和愿望，而是因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发生的事件而形成的。
从现在起的未来十年，如同过去般充满不确定性，甚至困难和风险更大。如果在习近平主政结束、中国下一次国内权力转移的2022年，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大国关系，是现在中国所说的那种“新型大国关系”，我们才可以说“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成功且伟大的理论，而现在，我们只能说中国矢志不移、竭力推动中美关系走向“新型大国关系”。
作者是中国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
察哈尔学会的高级创会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
来源: 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