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的堕落
教育曾经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与骄傲，是吸引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灯塔。春秋晚期私学兴起，出现了诸子并立、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孔子号称“弟子三千”，墨子也成为“显学”“巨子”。盛唐时期三教竞争，“有教无类”，八方学子争相来仪，长安洛阳成为当时东方世界的教育中心和华夏文化的输出基地。而在宋代道学占据“天理”制高点，明代八股一统天下文章，科举考试成为囚禁士子思想的天罗地网之后，中国教育在朝廷的思想专制和垄断下走向了衰败。与此同时，独立于政府的大学却在西欧国家逐渐成长起来，并从中孕育出自由、法治和科学思想，促成了西方文明的崛起，使之在五百年的全球化进程中成为世界主流文明。
当中国的“先知先觉”者意识到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便以教育现代化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突破口，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努力。张之洞撰写的《学堂歌》云：“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圣天子，图自强，除却兴学别无方。”同文馆的设立，是清廷中的革新派与保守派第一次正面交锋获胜的标志，是同治中兴的重要成果。戊戌变法的唯一直接产物是京师大学堂。清季新政最红火的是废除科举和教育革命——以科学技术知识为中心的“西学”取代了“中学”在教育上的传统统治地位；军国民教育取代了“忠君报国”，培养目标确定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国民（新民）；大中小学堂取代了书院和私塾；兴建了一大批法政学堂，为施行宪政培养议员、法官和行政官员……
清末和民国初期的教育是体制多样化的。后来的著名学府既有官办的如北京大学；还有绅办的，如南开、复旦；也有外国人办的，如燕京、圣约翰；还有中外合办的，如清华。民国初年的政治纷争和军阀混战，对于教育的发展影响并不很大。一方面，外部财政支持未减。张作霖、张学良为兴办东北大学投入了大量私产；冯玉祥把河南全省的契税指定为教育专款，由教育界人士组成“教育款产经理处”，出入不经过省财政厅；各国庚子赔款的退还并指定教育专用，为清华、北大提供了雄厚财源；外国教会和慈善事业对中国教育的投入积极性很高，洛克菲勒仅为兴办协和医学院就花了上千万美元（现价几亿美元）。周恩来留学欧洲拿的是旧官僚严修的奖学金，大资本家穆藕初拨专款资助五四学运的“五大领袖”段锡朋、罗家伦、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赴美留学，生活费每月120美元，高于官费生。另一方面，北京政府并没有向高等教育的多元办学、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根本原则提出挑战。国民政府建立后，企图把民办和教会办教育统一管辖起来，头十年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受民族主义思潮的支持，政府成功地把教会教育纳入了教育部的指导范围，但没有根本改变董事会的职能与组成。接收民办大学遇到了严重阻力，国民政府的大学院制最后流产了。
20世纪中国教育革命的转捩点是国民党推行所谓“党化教育”，以此为标志，教育独立和自由的潮流逐步被教育集权和垄断的趋势所取代。1927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订的《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称：“我们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国民党指导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立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上”。为了推行“党义”，国民党中央又制订了《各级学校党义教师检定委员会组织条例》、《检定各级学校党义教师条例》，从组织上规范党义教师任教资格。教科书方面，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29年公布《教科图书审查规程》，其中开列的3项政治标准是：（1）适合党义；（2）适合国情；（3）适合时代性。1938年，该部又颁行《青年训练大纲》和《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强调对大、中学生进行“信仰训练”，要“时时刻刻心领袖之心，行领袖之行”；文件还规定把“党义”列为大学必修课，内容包括：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孙文学说、民权初步、实业计划、国民党史及国民党历届宣言……。在抗战前，“党化教育”的成效并不显著，在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后，“党化教育”挟“特务政治”之威，才在大后方教育界取得强势地位。
中共掌权后，摒弃了国民党“党化教育”的用语，却继承了其精神实质。1961年中共中央批准试行的大、中、小学工作条例草案规定：中等以上学校要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一定的工作实践、生产劳动的锻炼，培养学生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革命理想，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自觉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对小学学生，主要是进行以“五爱”为中心的思想品德教育，使他们热爱集体，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在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各项教学活动中，都应为实现上述要求而努力。只要把上文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换成三民主义、孙文学说，和“党化教育”的相关规定就如出一辙了。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所作第一件获民心的大事就是恢复高考。但这仅仅是一种“还原”、“复旧”，还谈不上是一种改革。当邓小平、陈云否定1957年甚至1953年后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和方针的时候，教育领域的掌权者却把“十七年的教育路线”作为“红线”肯定了下来。20世纪末的中国与世纪初的情形构成一个鲜明对比——教育领域从现代化的先行者变成了拖后腿的。教育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甚至落后于政治改革，导致教育领域无法为各方面的改革发展提供所需要的合格人才。当中国各种市场正在蓬勃发展时，大学的经济学课程还在起劲吹捧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经济；当中国执政党已经接受“法治”、“宪政”口号时，法学院的教授还在继续大讲“法律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1983年，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用来取代毛泽东“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教育行政部门却更偏爱邓小平关于“四有”培养目标的提法，而且把邓小平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原来题词中的“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改成了“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排在最后的“有纪律”其实才是“四有”培养目标的真正核心。从远的方面说，它是“党化教育”的命根子，从近的方面说，它是保障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势和利益的关键。
堕落源于腐败，腐败源于权力的垄断与专制。“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这是颠扑不破的政治学第一定律。
二、垄断的弊端
教育垄断与各种经济垄断一样，必然会造成以下三种弊端：抬高价格，牟取超额利润；降低质量，批量生产次品；抑制创新，阻碍科技发展。
任靖玺指出：在现行教育制度下，学生受制于教师和校长，教师和校长受制于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们利用他们控制的统一的高考、中考、会考和种种测试的指挥捧，将全中国的学生、教师和校长指挥得团团转，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巨大的教育特权给教育官僚们带来了巨大的特权利益，他们巨大的特权利益又使他们不愿改变教育险恶的现状，就这样形成了以教育行政部门为核心的权力与利益的相互滋养和相互强化。粗粗算一笔账：全国中小学的课本定价总额，每年在200亿元左右。全国中小学的教辅定价总额，每年在600亿左右。如果再加上试卷等有关费用，要突破1000亿元。教材和教辅的回扣费用约在30%左右，也就是说每年约有300亿左右的回扣流入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负责人手中，这就是统一教材教辅和考试的“好处”。
在激烈的竞争格局下，微软公司不断推出更新换代的软件产品，让消费者用起来越来越顺手。然而，美国法院仍然以违反“反垄断法”为由，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惩罚。因为一旦微软产品一统软件市场，它就会失去提高服务质量的动力，而消费者将对其无可奈何。教育垄断的后果比经济垄断的后果可怕得多，因为教育的最终产品是一代人的综合素质，它将会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国力与国运。二战结束快六十年了，中日两国的关系仍然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搞不好就会重蹈战争的覆辙。这显然与两国对年青人的教育有关。我们经常批评日本人在重新编写的教科书中歪曲历史，掩盖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但是，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多达上百种，全国的学校可以自主选择，而选用上述有错误教科书的学校寥寥无几，因而影响是相当有限的。在中国则不然，所有的学校都要按照统一的教学大纲授课，并使用统一的历史教科书，教科书中的错误会误导整整一代人。现在二十岁上下的中国人往往比五十岁上下的父辈更仇日、反日，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根据最近(2004年2月2日—3月1日)新浪网关于“中国青年对枪杀妇孺和战俘的看法”的调查，竟然有82.6%的被调查者赞同枪杀妇孺和战俘，其中有34.0%的被调查者选择“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开枪”，只有3.8%的被调查者选择“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对妇孺和战俘开枪”。类似的问卷调查和行为研究所揭示的令人触目惊心的心灵扭曲现象，充分证明了在垄断体制下中国教育尤其是思想道德教育的失败。
在美国，由于制度原因而不可能实行教育垄断。美国联邦政府虽在1980年代恢复了教育部，但机构简化，人员较少，主要起规划、指导和协调作用。美国的教育管理以州与学区两级为主。各州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各成体系，没有统一的模式。州的教育行政组织一般分为二个部分：一是代表立法机构的“州教育委员会”，二是执行教育法规的“州教育厅”。目前，各州的教育委员会的职权主要是制定教育法规（须经州议会审议批准），州教育厅则主要负责对各学校办学目的与教育质量进行监督和宏观管理，审批公私立各类学校的建校章程，颁发办校执照。州虽然掌握着教育立法权和教育大政决定权，但具体的教育管理权都委托给学区来行使。美国的1.5万个学区的教育委员会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学校课程的设置、教科书的选用、考试方法的确定、校长和教师的聘用等，均由学区自主决定。50个州和1.5万个学区在教育立法和教育管理方面的自主权导致了美国教育体制的五彩斑斓、百花齐放。美国的教科书编撰和教育考试都是由民间机构主持的，有多达几十种乃至几百种可供选择，流行的教科书和考试方法都是在激烈竞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这样一种多元化的格局有利于教育改革措施的施行，有利于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的推广，更有利于各门类、各档次人才的培养。而在中国，虽然最高执政者毛泽东一再提倡教育改革，但除了由他本人直接下令取缔文科大学、废除高考之类的极端措施外，教育行政部门很少有改革的动力，教育专家的主张很少能够付诸试验进而大面积推广。近年来，各界人士强烈呼吁在中小学开设“公民课”，但教育行政部门一概置之不理。在教育垄断格局下，培养不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素质人才，已经日益成为社会的共识。
与毛泽东时代的教育垄断不同，眼下的教育垄断缺乏意识形态的考量而更多经济利益的盘算，呈现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秦晖所谓的“尺蠖效应”。也就是说，表面上看一会儿“收”，一会儿“放”，实际上好处却都归于社会上的同一群人。任靖玺概括了教育行政部门几十年来“集权-养权-分权-享权”的历程。所谓“集权”，指的是改革前几十年教育的全部公立化。摧毁私立教育，教育全部公立化，建立起了教育部门在教育领域的垄断地位。所谓“养权”，指的改革开放以来的重点学校的建设。教育行政部门“养权”的做法，使中国2-3%的学校成为著名大学、著名中学和著名小学，它们无论在校舍、师资、财力上都远远优于普通学校，使之成为家长们狂热争夺的对象。当然，竞争获胜的“择校生”，无外乎三类人，这就是“条子生”（教育系统领导的条子）、“关系生”（非教育系统，但利害相关的单位领导）、“票子生”（塞钱进校），也就是有权有势的家庭。所谓“分权”和“享权”，指的是2000年以来以“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为代表的公立教育资源的私有化进程。教育行政部门经过多年“集权”和“养权”的阶段，终于搞出了含金量很高的一批重点学校。而现在，教育行政官僚们（含公立学校的校领导们）不愿意这些名校继续姓“公”了，他们要将这批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校的好处分归个人所有和享用，中国教育现在就进入了“瓜分”教育权力资源和“享受”教育权力资源的阶段。公立重点学校的领导一方面从教育行政部门得到财政支持，一方面将血输到他们自己的私有学校之中，靠纳税人的血来养肥自己的“独立学院”和名校办的“民校”。“独立学院”和名校所办“民校”的受益人是谁呢？谁能成为高等教育的“独立学院”和中小学名校所办的“民校”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呢？只要清查一下，只会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和校领导的利益关系户。教育行政部门为了给自己控制的“独立学院”争夺自费生资源，发出通知，规定自2005年起，原有的所有进行文凭考试试点的民办教育机构，一律终止招收文凭考试学生。同时，“独立学院”刚一成立，就拥有招收文凭考试学生的权力。这一收一放，就将原有的真正的民办高校逼入了死角。
过去我们已经知道，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正在成为少数人攫取私利的富矿，现在我们又知道了，“教育产业化”同样可以成为少数人化公为私、国有资产（包括无形资产）变相流失的一个渠道。在没有政治民主化跟进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不对已经变质的所谓“改革”提高警惕。
三、深远的祸害
教育垄断与教育腐败的危害，并不仅仅局限于眼下，也不仅仅是对社会公正的践踏，它的危害遍及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而且会造成长远的遗患。
现在，国际上普遍承认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场”。对于中国目前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位置和态势，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与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拥有廉价、守纪律的熟练劳动力，这是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场”的前提条件；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当后者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绝大多数的就业人口已经进入服务业的时候，“世界工场”又是世界体系边缘与二流地位的象征。印度的经济总量虽然还比不上中国，但它的发展样式值得我们深思。薛涌指出：印度的服务业，如同中国的制造业一样，近年来抢了许多美国人的饭碗。这些行业主要集中在一些电话服务、医疗、金融咨询等方面。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中国和印度不仅领导着不同的发展模式，而且培养着不同的社会文化力量。在中国，制造业的工人夜以继日地为外国的消费者生产产品。这在经济上很开放，但在文化上却并不开放。因为一双鞋制造出来，并不能使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有任何交流。生产者还是永远在闭塞的厂房里劳作，要打交道的，是自己的老板或工头。工作太苦、拿不到工资时，就感到受压迫，就觉得自己被人使用、剥削，就会对外面的世界产生敌对情绪，孕育了对新的“世道”的反叛。而服务业的崛起，需要的是不同的社会条件，如健全的法治、信息的自由流动、良好的英语训练、对外来文化的熟悉，等等。在这些方面，中国与印度差得甚远。如果说服务业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使不同的文化汇流、使封闭的心灵开放的话，制造业则可能用物质产品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乃至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对话给阻断，甚至导致心灵锁闭，文化排外。因此，在未来一、二十年中，中国在文化上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陷阱：一个不健全的社会使制造业片面发展、服务业停滞，国际间的物流把中国人与世界在文化上隔绝起来，进而培育起对经济开放的文化反叛。中国的教育垄断，对于这样一种潜在的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正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现行教育体制，培养不出诚信社会、信息社会所需要的服务业从业者，只能培养出生产线上的简单劳动力。这样一种教育将会阻碍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
在21世纪前半叶，中国面临着必须解决好的三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乃至第一经济总量大国后，能不能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制和平共处进而融为一体，而不是在军备竞赛中擦枪走火，导致新的战争。第二个问题是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第三个问题是防止贫富两极分化和出现“断裂的社会”，“阶级斗争”与“革命情绪”卷土重来；使社会结构向发达国家的橄榄型结构靠拢，培育由中间阶层主导的国民意识形态。解决这三大问题都要靠中国大陆政治民主化转型的逐步实现。自从大学诞生以来，辩论、自由演讲、五花八门的社团活动，便成为大学的一种传统。在中国科举时代，同年、同门的聚会结社，同样是一种雏形状态的社团组织。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大学能够成为“民主堡垒”，也正是凭借了这种传统。本来，大学理应成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先锋队和试验区，但是在教育垄断不仅没有放松反而日益强化的现实情况下，深受“党化教育”、“臣民教育”毒害的新一代大学生，有不少人正在成为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的后备队。邓小平在天之灵如果知晓这种情况，更要大声疾呼教育是“最大的失误”。
丹尼尔·贝尔指出：工业社会是机器和人协作生产商品，后工业社会与此不同，“是围绕知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进行社会管理和指导革新与变革”。他进而强调：“理论知识正日益发展成一个社会的战略源泉，即中轴原理。而大学、研究机构和知识部门等汇集和充实理论知识的场所则成了未来社会的中轴结构。”“文化已成为我们的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其能量超过了技术本身；而且上述文化冲动力已经获得合法的地位，社会不再像过去那样把文化看作是制定规范、肯定其道德与哲学传统并以此来衡量、（通常是）非难新生力量的力量；如今的文化担负起前所未有的使命：它变成了一种合理合法的、对新事物永无休止的探索活动。”梁启超早就表达过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抱负：人生最大的目的，是要向人类全体有所贡献，因为人类全体才是“自我”的极量。有个国家才容易把这国家以内一群人的文化力聚拢起来，增长起来，好加入人类全体中助他发展，所以建设国家是人类全体进化的一种手段，就象市府乡村的自治结合，是国家成立的一种手段。一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国家弄到富强便了，要叫自己国家有功于人类全体。“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就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的文明。”中华文明的复兴需要有一个新的诸子百家时代，只有学术自由、教育独立和多元竞争才能为此奠定一个制度的基础。而教育垄断，则是扼杀学术创新、窒息中华文明生命力的一条绞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