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八大以后，改革的呼声较高，期待甚多。新一轮改革的复杂性超过以往，技术含量较高，应谋定而后动。就改革的策略而言，改革首先要有增长效应，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增长，在新一轮改革的初期尤其如此，否则改革难以得到有效支持而深入下去。其次要抓关键环节或突破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加上必要的配套改革，使新体制、新机制能够尽快形成并有效运转。
《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3-2022）——寻找新的动力和平衡》，刘世锦主编，中信出版社出版。
2008年，中国经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在经历了短暂的滑落后迅速回升，到2010年初达到了一个高点。之后又开始回落，历时超过l0个季度，到2012年第四季度后才企稳反弹。如何看待这一轮回落，仅仅是一个短期调整，还是反映了中长期增长动力结构的变化?两年前，我们在比较、借鉴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基本判断，即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会下一个较大台阶，进入由高速增长阶段到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期。刚提出时，质疑者甚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此问题上的共识逐步增加。
在努力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展望未来增长前景
《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13-2022）——寻找新的动力和平衡》一书的研究，是上一项研究的延续。在逻辑思路上，延续了增长阶段转换的分析框架。不同的是，我们将研究聚焦于未来l0年，特别是当前和较近的几年。
表面上看，这项研究是“预测未来”。这类研究首先遇到的是方法上的挑战。通常使用的是所谓“趋势外推法”，即用过去推测未来。如果说经济增长处在相同阶段，增长动力和机制没有发生重要变化，在限定条件下，这种方法看起来还有些效果。但对中国这样正处于大转型时期的经济体来说，基本上不大有效，如果一定要用，很容易产生误导性结果。借鉴国际上相同或相似增长阶段的历史经验，能够获取不少有价值的信息，特别是有关增长的规律性信息。但使用这类信息时必须非常小心，因为与国际上其他经济体包括大国经济体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毕竟有着相当多的不同。
我们所面临的难题是，如何把有意义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实情结合起来，理解和解释中国经济的真实增长历程，尤其是对那些增长有重大影响的转折或“拐点”。在努力增加有关中国经济增长规律性知识的基础上，对未来增长前景作出推测。这正是本书研究试图企及的目标。从这个含义上说，增加对中国经济增长规律性的理解比某个具体指标预测数值更有意义，也更为重要。
中国经济正经历着不同增长平台之间的转换
近年来，国内外对中国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讨论增多，部分讨论集中于供给因素，如中国人口结构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这无疑是重要的，供给面的变化将会对增长形成硬约束。同样值得重视的是需求面的变化。在既定技术条件和预算约束下，任何一种需求都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都是有边界限制的。即使供给能力充裕，当触及需求边界时，也会形成产能过剩。目前人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压力。需要强调的并非短期的产能过剩，而是从整个工业化、城市化历史进程来看的长期产能过剩。与之相对应的就是长期需求峰值。一旦长期需求峰值出现，过去曾多次出现的短期过剩产能被长期需求增长所吸收的情景将不再出现，就会形成真的产能过剩。
本书中的研究提供了不少长期需求峰值的预测数据，如城镇住宅需求，2012年实际供给已经达到900万套，长期需求的年度峰值约1300万套，预计出现在2015年左右，此后很可能保持在既有水平，或出现负增长；基础设施中的公路建设，在东部和部分中部省份其密度已经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汽车的长期需求年度峰值将在2020年左右出现，今后一些年将基本保持略高于GDP的增长率；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产品的长期需求年度峰值已经或接近出现。住宅、汽车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龙头产业，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占到近些年整个投资的一半左右，这些领域长期需求峰值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将触到需求增长的“天花板”。
以上所说的是基于历史经验和理论逻辑的推论。回头看一下中国经济近年来增长的轨迹，呈现了一系列重要现象。首先，包括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北京等在内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投资、工业增加值和GDP等指标的增速已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次，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回落，回到以往高速增长轨道的可能性甚微，而投资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依托所在。第三，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领域的投资风险加大，资产回报率降低，也从一个角度表明正在接近需求增长的边界。此外，这一轮增长回落并未伴随突出的就业压力，是否意味着以劳动力供给来衡量的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总之，这些事实表明，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并不仅仅是一个逻辑推论，已经实实在在地发生了。由此也引发了一个如何正确认识这一转换的问题。有人把这种变化视为中国经济的“衰落”乃至“崩溃”，也有一些舆论在“硬着陆”的题目下讨论这一问题。
我们以为，经济增长阶段转换反映了经济增长的规律，按规律做事就是正确的。用“硬着陆”或“软着陆”等概念描述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也容易产生混淆。中国经济正经历的是不同增长平台之间的转换，而非同一平台上的短期波动。此类概念较适合于后一场合，而在前一场合，使用此类概念易于产生这样的推论：既然已经“着陆”，接下来就应该再次起飞，重返高增长轨道。这显然容易产生预期误导。
如何正确认识和适应增长阶段转换期的特点
国际经验表明，增长阶段转换往往不会一帆风顺。日本、韩国等就在这一时期出现过大的波动。其原因是，这一时期具有超过以往的内在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例如，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人们的预期产生混乱，情绪波动较大；短周期（存货调整等引起）变化与中长期周期变化相叠加，经常会听到一些相互矛盾的信息；企业、政府及其他行为主体易于保持政策惯性，调整滞后，如此等等。
从近期看，有两种易于出现、因而需要防止的倾向。一种是“推高”，试图回到以往的高增长轨道。在一些地方，政府换届后增长冲动上升，可能助长这种倾向。特别当短周期回升、中长周期依然向下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过度乐观的预期。有些机构对2013年增长速度的预测，似乎已经出现了这种状况。另一种情况是“快落”。当短周期和中长期周期同向变化时，增长速度在短期内快速下滑的可能性加大。2012年上半年一度出现这种状况。2013年，当短周期见顶回落时，尤其需要关注是否发生“快落”的问题。
表面上看，这两种倾向方向相反，但现实中很可能互为因果，成为一个连续过程。短期内人为推高速度，超过潜在生产率水平，出现通胀压力和金融风险。之后被迫调整，而一旦进入下行轨道，又可能出现“快落”，正所谓“大起大落”。
事实上，我们面临着不同的速度组合。一种是大起后大落；另一种是速度适中，但稳定性、可持续性较强。几年下来算总账，可能还是后者的平均增速较高。发展仍然是硬道理，现阶段解决中国所有经济和社会问题，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提出潜在增长率下降，强调增长阶段转换，并非不重视增长速度，而是为了在认清增长规律的基础上，有效保持必要且可能的增长速度。这几年我们讲稳增长，在增长阶段转换期，“稳”的必要性更强，难度也更大，更应强调“稳”字当头。能稳住，不出现大的起落，就是很大的成功。
因此，增长阶段转换期的宏观政策的主要基调是“托底”而非“推高”。能保持7％～8％的增长就很不错，如果出现过热苗头，应及时刹车；另一方面，要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止“快落”上，做好必要的政策和项目储备，一旦问题出现，能及时有效地出手。如果转换过程较为顺利，二、三年就可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这个阶段的增长均衡点是多少还有待观察，可能有一个探底或“试错”过程，估计将落在6％～7％之间。
围绕新增长点谋划和推动改革
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说法相比，“增长阶段转换”的表述有着更积极的含义。如果能够转换成功，中国经济将进入新的增长阶段，涌现出一批新增长点，包括城镇化、产业升级、消费升级、更高水平和质量的对外开放、多种形式的创新等。有关国际经验表明，高速增长期结束后，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中速增长期并不容易。上述新增长点很大程度上是“潜在”的，要使其逐步变为现实，需要诸多条件的配合，其中最为关键、难度最大的是破除制约这些新增长点潜能释放的体制、机制和政策障碍。这样，培育和启动新增长点，很大程度上就转化为新形势下如何深化改革的问题。
十八大以后，改革的呼声较高，期待甚多。新一轮改革的复杂性超过以往，技术含量较高，应谋定而后动。就改革的策略而言，改革首先要有增长效应，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增长，在新一轮改革的初期尤其如此，否则改革难以得到有效支持而深入下去。其次要抓关键环节或突破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加上必要的配套改革，使新体制、新机制能够尽快形成并有效运转。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世锦）
来源：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