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宣布将适时退出量化宽松的经济刺激计划引发世界经济震荡,针对我国经济本已出现的疲软现象,呼吁政府推出第二轮经济刺激的呼声再起,甚至要求更大力度的刺激。然而,新一届中央政府坚决回击这样的要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1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宣布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应对国内、国际的金融问题,并制定了相应的对策方案,“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更有力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更有针对性地促进扩大内需,更扎实地做好金融风险防范。”这一决策是十分正确的,这种对金融风险的可控措施,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型。
此轮经济危机的起因不在国际,而在国内,我们总有一些人把我们自身的问题指向国际,以此推卸决策者的责任。由于我国货币的大量超发,已经使我国成为全世界货币最大囤积国。据我国央行数据,截至2012年末,中国M2余额达到人民币97.42万亿元,居世界第一,接近全球货币供应总量的四分之一,是美国的1.5倍,比整个欧元区的货币供应量(约75.25万亿元人民币)多出不只一个英国全年的供应量(2012年为19.97万亿元人民币)。而且我国大量货币超发都是在2008年后积累的,也就是2008年世界金融震荡时中国强力推出经济刺激计划并大量发行货币导致的。
我国以往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早已屡遭诟病,因为正是这一政策本身的自相矛盾,导致在具体行政执行中各说各理,各部门间都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来诠释政策,造成金融的严重扭曲。其实,这一政策的出台本身已经反映了决策者的矛盾,一部分人主张刺激,一部分人主张稳健,相持不下,最后折中妥协,就造出了这个全世界都不懂的矛盾政策。我国的中央银行不独立,这是全世界所共知的。而中国的货币政策从属于财政政策,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取决于财政政策,也是人所共知的。在这样的格局下,只要财政政策积极,货币政策只能跟着积极,因此,所谓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我国是根本不存在的。这到也完全符合中国的特色,即:说的东西都是给人听的,只要好听就行,至于能不能做,做得怎么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的执政者似乎历来如此。
就经济规律本质而言,有什么样财政政策就应该有什么样的货币政政策,因为财政和货币是紧密相连的,如:积极的财政政策必然是积极的货币政策,而紧缩的财政政策必然是紧缩的货币政策。财政积极而货币稳健那是不懂经济者的臆想,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一相情愿。我们知道,政府的财政收入是相对固定的,按照税收和GDP总量不会有太大的出入,8万亿就是8万亿,10万亿就是10万亿,而政府支出大体也应该在这个范围内,即所谓的“量入为出”是也。如果说“积极”,那就是要突破,准确的说法就是要“扩张”,就是要多花钱。政府“扩张”的钱哪里来?当然只能是借债,但政府财政年年“扩张”,年年超出财政收入,又如何还债?用什么还债?这就和货币政策联系在一起了。今年的财政仍是“积极”,据中金公司最新发表的研报中预计,今年M2增速目标是14%左右,而实现目标需要新增贷款达9万亿至10万亿水平,这对于货币供应量来说应该是“极度宽松”,因此,货币政策的“稳健”就只是说给人听的了。
近年来,我国大量投入市场的货币并没有多少进入应该进入的实体经济、创新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而是大量涌入了最低端的房地产业和奢侈消费产业,巨量的资金在房地产业巨大的利益诱惑下疯狂腾挪,有实力的企业和没有实力的企业、国内80%的上市公司全部涌入、涉足房地产业,并向所有城市扩张。实业经济和创新产业边缘化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经济失去了可持续性,全部依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一旦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结果必然是受制于人。“积极”到了没用的地方,“稳健”又屈从于“积极”,于是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在我国发生就是必然的,就是时间问题。
在市场经济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非一致,财政政策是政府主导,货币政策是市场主导,即便政府主导的财政政策也是基于市场原则。中国一直致力于追求实现市场经济,为让别人承认自己完全市场国家不惜使用各种手段,但我们偏偏不愿意去遵循市场经济的原则和规则改造自己,减少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和管制,却反其道而行之,加大政府对一切的管束,甚至连人的思想。其实政府根据经济状况出台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无可厚非,但对货币杠杆的使用则应该慎之又慎,因为货币之水一旦泛滥则会汪洋世界,最好的办法应该是对企业减税以刺激经济,而非用货币刺激。
危机的爆发已经显而易见,可喜的是新一届政府已经注意并开始行动,而且采取了可控的办法去疏导危机。我国的经济、金融已经积累了大量的问题,爆发危机是早晚的事,如果早爆发,早解决,对我国经济的平稳增长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国务院提出的“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惠民生”的措施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因为在不可能避免金融危机发生的情况下,怎样妥善地处理危机、如何冷静地应对危机,体现了一个领导者的知识和勇气。
经济转型在我国已经提了十几年,每一届政府都会拿出若干具体措施,但在具体落实中却不见一点成效。原因除了政治体制外,就是没有来一次真正的危机,每一次危机一露头,我们就采取一些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搪塞一下、敷衍一下,只要体现出体制的伟大、党的伟大就好,至于能不能治本、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就没有人去想,更没有人去做了,以至于危机的积累到了使经济崩溃的边缘。中国的经济转型需要来一场危机,但只要是可控危机就不会伤及根本,而借助危机所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就可以使我国经济成功转型,走上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但要我国经济真正转型,还需要配以政治体制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