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商务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对欧盟不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表示失望，发言人沈丹阳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但是欧盟至今不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中方对此非常失望。”其实，中国发出这样的失望之声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了，如果我们不从自身的问题去找原因、去解决问题，那么这样失望的声音恐怕要永远喊下去。我们政府有意发出这样的声音似乎是在暗示百姓：欧盟不仗义。你欧洲经济危机，我们中国拿出大把美元相救，可在承认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上却百般刁难中国，道义何在？其实，我们的政府从来没有告诉百姓欧盟为什么不承认中国。
早在2007年，中国和欧盟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举行双边会谈，在会谈结束后，欧盟主席巴罗佐对记者表示：“在确定反倾销价格和成本时，这些因素都是相关的。一旦中国达到了这些标准，我们一天也不会多等。” 巴罗佐所谈的标准就是中国要求欧盟承认中国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而欧盟提出的要求中国达到的标准。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要求欧盟承认其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这一要求在峰会上仍被忽视。那欧盟提出的道底是什么标准呢？共有四条：其一是政府的影响力；其二是会计准则，其三破产法，其四金融服务领域的改革。巴罗佐所提的“四条标准”，与美国承认中国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所提的“标准”虽不完全相同，但基本精神是类似的，这就是要求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规范化和自由化。在这四条标准中，会计准则和破产法属于真正的“技术指标”，是刚性的，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实现。但另两个问题却是软性的，尤其是“政府的影响力”问题，要达到欧盟心目中的“标准”恐怕很难。因为这不是一个能不能做到的问题，而是一个愿不愿意做的问题。
“政府的影响力”标准就是要求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影响力，就是让经济在公平原则的基础上自由的发展。其实这是符合经济规律，并有利于经济在健康的轨道上发展的措施。既然是好的，那我们中国为什么不愿意去做呢？
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先生早前在《财经》杂志撰文指出：中国自改革以来，在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中居于主导地位条件下形成的变通性制度安排，对企业家才能的配置产生了双重影响；它即使企业家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从事生产性的创新活动，推动了市场形成和经济成长，同时又是寻租腐败等非生产性活动泛滥的根源所在。我在一次西部开发研讨会上同吴老先生有过交往，深刻地感悟到他对中国经济的担忧。在中国做企业，若不跟当地政府搞好关系，那什么也做不成，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就连那些外资企业都渐渐入乡随俗，知道了跟政府“公关”的重要性。在中国，企业家把企业做的再大，你也不是真正的“老大”，真正的“老大”只能是政府。这是吴老先生说的“企业家才能的错配”，同时又造成了太多的寻租腐败的机会。而这一切，皆因为中国在“引进市场的同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依然掌握着大量资源的分配权”，企业家不得不为获得这类资源进行非市场的激烈竞争。
吴老先生的分析一针见血的指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政府要退出市场，由市场而不是由政府来主导资源的配置。政府一天不退出，中国就一天跟“完全的市场经济”无缘，企业家也一天成不了真正的企业家。
其实，中国不乏懂得市场经济的学者和有识之士，但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为什么得不到真正的重视和采纳呢？政府为什么就不愿意退出这个已经抹了自己一身屎的“资源配置权”呢？我们的政府为什么要把一切都置于自己的严格控制之下呢？要把这些说明白，恐怕就要从政治体制上去找答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