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温总理在美国纽约接受美国《侨报》总编谢一宁时谈到了如何解决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他把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阐述的非常清楚，他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证，经济改革的成果也会“得而复失”。在谈到何时才能实现政治体制改革时，温总理却说：“我以为做到这一点，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这是现代化文明和现代政治所必须的，我们应该朝此而努力”。温总理没有给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时间表，就这一点来说，政治体制改革有难度，但到底由多难呢？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多少时间呢？值得人们思考。
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温总理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就是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就是要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人们能够更好的发挥独立精神和创造思维，就是要使人能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这些东西如果细细想来，要做到其实一点都不难。
“保证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难吗？不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于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的规定十分明确，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些已经规定的权利给予人民，就是让人民能够自由地行使这些权利，需要执政者做的就是如何来保护这些权利能够让人民充分地行使，就是要建立公正的、不隶属于任何派别、政党的国家机器。也就是说把现在归执政党管的警察、安全机构、军队全部中立化，其人物就是维持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管任何政党、社团、个人违反了法律、秩序，国家强力部门都要一视同仁地加以制裁，即使执政的共产党、执政的总书记违反了法律，也要同样绳之于法。做到这些难吗？不难。
“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难吗？不难。让人民群众有积极的创造精神的关键是创造一个宽松的氛围，让民众在没有任何禁锢的环境里去思考、去奋斗、去创造。创造宽松的环境难吗？也不难。就是按照宪法让民众应有的权利能够充分的行使，就是取消各种限制，取消各种清规戒律，就是不要用一种意识形态去压制另一种意识形态，也就是要取消现在的宣传部，取消这个意识的太上皇，取消它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掌控，让相关部门按照宪法、法律去规范民众的行为，让大众媒体依法出版、发行，让民众有一个言论自由的空间。如果我们取消了宣传部，这些问题就能够得以解决。
“要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难吗？不难。除了上面说的取消宣传部外，再建立一个“人权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可以设在司法部里，也可以设在“人大”里，即取消限制功能，扩大保护功能。要一个宽松的的政治环境是因为我们过去的政治太不宽松了，宣传部在上面不是打棍子，就是扣帽子，依着陈旧意识观念掌控人们的思想，利用收中的权力禁锢人们言论，我们只有在制度上建立一套保护人的最基本的权利的规章，在观念上建立一种普遍尊重人的最基本权利的意识，那宽松的政治环境就可以呼之欲出了。建立和设计这哪有那个的制度难吗？不难，人类社会已经为自由、文明探索出了光明的大道，我们只要寻着这条文明之路走下去，根本不用去“摸石头”。
“使人能得到自由和全面的发展”难吗？更不难。人们通过学习，通过实践，都懂得如何去体现自己的自由，都懂得如何发挥自己的长处，都懂得如何发展自己才能更全面，这些其实根本用不着一个政党、一个社团去替他安排。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必须要少些束缚多些服务，少束缚就是少设门槛、少设障碍，多服务就是多做有助于人类个体自由发展的事，多帮忙、多建议，这就要求我们政府转变职能，变管理为服务。只要我们服务好了，人们在正确的方向上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就帮助什么，那我们就可以实现让人得到自由和全面的发展。
那么，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到底难在哪里呢？就难在了“利益”上。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不是改“意识形态”，而是改利益，改利益分配的格局。执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改革者”们都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特殊利益集团”的成员，他们掌握着改革方向的大权。改革政治体制的言外之意就是要破除“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使“利益”成为全体社会公民的福祉，而不是少数权力者的杯中物。政治改革就意味着利益者既得利益的丧失，就意味着权力被监督，就意味着“寻租”的失效，那么让“既得利益者”们放弃利益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这就要看决心和毅力了，只要我们最高领导者能够带头放弃“利益”，那么，下面的各级领导就会逐渐放弃“利益”；如果最高领导者能够带头让权力受到监督，那下面的各级领导就不敢忘乎所以。也就是说，最高领导如果能够设计出新的民主制度，并带头去执行，那政治体制改革就会一蹴而就。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什么“通天塔工程”，并没有什么技术难题不能攻克，并没有什么必要条件不可获得，并没有什么民意不可以通过，也就是说，在中国搞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任何难题。也许党我们把政治体制改革真正付诸行动的时候，就会发现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难，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复杂，甚至都用不了我们想象中那么就的时间。中央高层一位老同志曾经讲过一句话：“文化的改变至少需要60年，经济体制的改变需要6年，政治体制的改变只需6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