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超级大国的争夺是冷战时期公认的国际政治主题，向来也是冷战史学研究的中心。可是实际上“冷战时期”的历史比“冷战”要丰富得多。本文试以一种“本末倒置”的眼光来研究冷战时期的历史，即不以冷战为聚焦点，而把超级大国的对抗看作其它历史进程的外部和“边缘”的条件。具体说，通过探讨冷战初期的“蒙古问题”，本文意图不在说明中国的边疆事务对于冷战如何重要，而是试图揭示美国从冷战出发的对华政策如何成为中国解决民族边疆问题的一种条件。

中国古代传统政略的要旨之一是注重“夷夏之防”，“内诸夏而外夷狄”。[1]清代满族统治者以满、蒙、汉、藏、回五部相互制约为立国的基础，依然重在各部人民的隔绝，用血缘、文化关系确定内外亲疏。这种情况到了民族主义在亚洲崛起的二十世纪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中华民族”从代表单一汉族的族称演进为包容多民族的政治概念，成为坚持中国统一的主导观念，同时中国边缘地区的各非汉族也形成自身的现代民族观，并追求用文化或政治方式加以实现。这时传统的模糊的“内外亲疏”观念早已不适用于中国的国家事务，取而代之的是用法律明确界定的“内政”“外交”范畴。于是，在中国从一个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形的过程中，和中国“主权”“领土”息息相关的民族冲突难以避免，核心问题往往涉及某个边疆民族的“内向”或“分离”，解决过程常有国际势力卷入。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延续几十年的蒙古问题便是一例。

从冷战的观点来看，二十世纪中期的蒙古问题不过是细微末节。但是对中国和蒙古民族来说，这一问题却至关重要。当时，蒙古问题的进一步发展对中国意味着与外蒙古关系的正式“外交化”和内蒙古继续的“内政化”。对蒙古民族这则意味着同一民族被一道国界一分为二。从1921年到1945年外蒙古演变成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段历史和苏联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早已为人熟知。但是如果以为1945年8月的中苏条约和10月在外蒙举行的全民投票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蒙古问题，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这些从法律上确定外蒙地位的事件恰恰加剧了中国境内的蒙古问题。战后，一些内蒙人士受到外蒙分离成功的鼓励，并利用苏蒙联军占领华北、东北一些地区所造成的便利条件，开始积极争取内蒙与外蒙的合并或内蒙在中国境内的高度自治。由此而起的斗争牵涉到党派斗争、民族矛盾、国际关系等多种因素。在中国国内，当时正在进行殊死斗争的国共两党对内蒙民族的自治要求有不同的理解和对策，但在维护中国对内蒙主权这一点上，国共并无二致。在国际上，苏联的战后外交政策继续维持传统的缓冲战略，在苏联东部边界满足于巩固外蒙的卫星国地位，而对外蒙政府的泛蒙古倾向则加以约束。这样，美国作为在战后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势力之一，自然被内蒙一些自治派别看成是最有可能援助它们的国际力量。但是本文对美国“内蒙古外交”的研究表明，冷战初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对当时在内蒙出现的自治和分离运动并没有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消极意义上讲，美国政府的态度是抑制战后内蒙古对中国离心的国际条件之一。

“东部边疆”

二战结束不久，美国海军部长詹姆斯·福莱斯泰尔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宣称：“现在中国是我们的东部边疆”。[2]显而易见，福莱斯泰尔的欧洲中心观使他不习惯把中国看成是与美国隔太平洋相望的“西方”国家。他有美国人开发新边疆的冲动，可是对中美两国的地缘战略关系则是不知所云。与从西、北方向同中国接壤的英、俄帝国不同，在历史上美国向来是自太平洋方向从东向西与中国接触。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东亚的影响急剧上升，对美国外交政策来说中国的内陆边疆地区依然遥远而神秘莫测。以往美国政府经常可以借助英帝国长期的殖民经验了解中国和亚洲的种种问题，可是内蒙古则例外。尽管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延续了一个世纪之久，内蒙地区一直是英国势力的一个盲点。[3]战后内蒙政局动荡的最初几个月，英国驻华外交官们不得不承认：“对内蒙的情况，我们的困难是没有任何直接联系。因此，我们的评断搀杂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凭空猜测”。可是英国官员们并不缺少对蒙古人的偏见。在他们眼里典型的蒙古人“不懂也不管任何‘主义’”，仅仅希望“不被打扰，能和他的妻女们、骆驼、畜群住在一片肥沃的绿洲，近处可以听到喇嘛庙的悦耳铃声”。按照这种观点，如果没有莫斯科阴谋策动内蒙进入苏联的“外层网络”，内蒙古人自己绝没有能力进行和保持任何独立的政治运动。[4]

美国官员虽然比英国人对战后的蒙古问题更加关注，但他们对内蒙的情况同样茫然无知。二十年代初，美国政府在察哈尔首府张家口设领事馆，希望以此为窗口窥测日、苏在蒙古的动向。随后，由于日、苏势力在内、外蒙迅速扩张，这个窗口不得不关闭。[5]中国抗战后期，中美军事情报人员一度进入内蒙。从1944年1月到1945年11月，中美合作所在绥远省陕坝设立了一个情报集训中心，44年冬戴笠和美驻华海军小组的米勒斯曾亲往视察。该中心共训练了九百多名人员，多数结业后加入傅作义手下的美式装备的“游击”队伍，与当地的中共力量缠斗。[6]除此以外这个机构并没有帮助美国政府增进对蒙古问题的了解。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美国先后在中国东北的长春、大连、沈阳、西北的西安、兰州、迪化开设领馆，唯独忽略了两地之间广袤的内蒙地区。[7]1945年10月，出于对美国长期战略的考虑以及对东北、华北政治军事局势的关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应对这种缺陷作出弥补，提出美国应取得在内蒙和满洲勘测绘图的权利，并以此作为同国民党政府战后合作的条件之一。[8]虽然这一要求没有实现，此后马歇尔对中国内战的调停使命却为美国进入这些地区开了方便之门。1946年初，国共一边谈判，一边在绥远、热河争夺地盘，美国军用飞机则载着国、共、美三方小组到各个热点执行停火。当时国共双方同意，美国飞机和地面观察人员可以在赤峰、多伦、承德等要害地区“毫无限制地行动”，[9]美国的所谓军调人员因此得以就近了解内蒙古的民族政治情况。在马歇尔使命失败以后一段时间内，在东北和华北的美国外交、情报人员以及美国中国救济署的官员依然可以继续向美国国务院输送有关内蒙的情报。可是到了中国内战的最后两年，美国势力随国民党政府南撤，与内蒙地区的直接联系就此中断。此后，美国政府中即使还有福莱斯泰尔式的“边疆开拓者”，对内蒙古边疆也是鞭长莫及了。

从张家口到王爷庙

在美国决策人心目中，蒙古边疆即是同苏联竞争的战线，因此美国官员甚少从中国国内民族政治的角度来看蒙古问题。换句话说，美国官员把战后中国看成一个壁垒分明的竞技场，国共分别以美苏为后援，各执一端，内蒙古的民族争端仅是这场大竞技中的一个小场面。

在日本投降前夕，在重庆的美国使馆官员从国民党方面听到一种说法，即中共正在策动内蒙蒙族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合并，以便使中共根据地和苏联势力范围联成一片。1945年9月，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上果然出现了一个“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张内蒙并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稍后，一群在重庆示威的反共学生指称中共和莫斯科是在内蒙西部制造蒙古分离运动的罪魁祸首。开始时美国使馆官员对这类指责并不相信，认为蒙古人的行动可能是自发的，与国共之争无关。[10]

为国民党当局所始料不及的是，战后头几个月在西蒙发生的事件仅仅是内蒙民族主义的一颗火星。事后国民党也一直没有向美国人通报，这颗火星恰恰是被中共扑灭的。[11]中共当时对内蒙民族运动的态度是反对“分离”指导“自治”。1945年11月，中共授权党内地位最高的蒙族干部乌兰夫(云泽)在张家口主持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并采取措施向外界澄清中共对内蒙自治问题的态度。三个月后，在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及另外一些中共干部的陪同下，乌兰夫接见了美国情报官员“白智仁”(FrankBessac)。这次谈话的内容至今不为外界所知。中国国内出版的《乌兰夫年谱》仅仅说，白智仁“在谈话中极力挑拨中苏、中蒙关系和蒙汉关系，还提出了许多挑衅性的问题和荒唐的建议，乌兰夫等用大量事实给予了有力的驳斥”。[12]

正当中共在西蒙调整确立自己对内蒙自治运动的姿态时，内蒙民族主义的大火却在东蒙燃烧起来。1945年8月10日，乘日本投降在即，一部分伪满“兴安省”日本军校的蒙族教官和学生举行了兵变。随后，部分蒙族知识分子和前伪满政府官员以早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名义在当地组党，并提出内蒙并入外蒙的主张。在外蒙拒绝了合并要求以后，东蒙运动将其短期目标改为在中华民国境内争取高度区域性自治。为此目的，一个“东蒙人民自治政府”于46年1月在兴安盟首府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成立。这些事件对内蒙全局意义深远。当时中国境内蒙族人口的大多数分布在东蒙和西满地区，内蒙部分地区和东北尚处于苏蒙联军占领之下，而国共之间的军事政治斗争也在这些地区开始白热化。在这种极端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以王爷庙为中心的内蒙自治运动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本地力量。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美国人对东蒙运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46年2月末，国民党当局把“东蒙政府”派往重庆的一个代表团阻滞在北平，这使美国战略情报处官员“司马笑”和“德尔思德加利”得以会见了担任代表团领队的东蒙领导人之一玛尼巴达拉。在会谈中，玛尼巴达拉竭力想使美国人相信东蒙运动是反对中共的，它的政治目标仅限于在国民党政府领导下取得民族自治。美国人则针对东蒙运动的组织、历史、领袖人物、区域、党派等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最使美国人最感兴趣的是东蒙运动和中共、苏蒙联军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他们要玛尼巴达拉澄清东蒙领导是如何“欢迎”苏联援助的，王爷庙“政府”在什么程度上受当地苏军当局的指导。美国人表示难以相信，鉴于东北的复杂情况，东蒙运动怎么可能不被苏联利用。他们甚至问，既然苏军已进驻东北，为什么东蒙领导不向苏军要求批准自治，却要派个代表团去重庆？为了确定东蒙运动对国共斗争的态度，美国人要玛尼巴达拉表态，对王爷庙“政府”来说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政策对内蒙自治更有利？如果国民党政府不赞成东蒙“政府”，东蒙领导将会采取什么样的下一步行动？对这些问题，玛尼巴达拉声辩说东蒙运动是中国内部的事情，绝无苏联背景；东蒙对中共目前的态度是互不相犯。但是当美国人进一步试探，表示有兴趣到王爷庙访问时，玛尼巴达拉则以安全为由说要得到苏军事当局的批准。美国人对苏联插手内蒙问题的疑虑，在这些提问中可见一斑。与乌兰夫不同的是，玛尼巴达拉不仅没有“驳斥”美国人反而称美国是内蒙民族的“恩人”。他只是建议美国政府多多研究欧文·拉铁摩尔的著作，以取得对蒙古事务的正确理解。[13]

由于后来东北战局恶化，以上会见成为东蒙运动和美国方面的唯一直接接触。当时美国方面对东蒙尚没有明显的政策意图，会见的目的主要在于收集情报，只是美国国务院对内蒙局势的了解并没有由于这些情报而有所改进。1946年6月国务院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向美驻苏使馆通报了国务院迄今获得的关于内蒙的“最佳情报”。据报，云泽是受过莫斯科训练的绥远蒙古人，在45年6月组织了“内蒙自治联合会”(正确日期应是45年11月)。至于王爷庙的情况，艾奇逊以轻蔑的口吻说那不过是几个“没有被解除武装的前伪蒙人员”搞起来的一个临时自治政权。不久，搬到南京的美国使馆向国务院发回它对内蒙局势的第一份详尽报告。在报告中美使馆对国民党政府的蒙古政策持批评态度，认为蒙古人的自治要求有其“合理性”。使馆还认为，尽管目前的内蒙自治运动可能受到苏联和外蒙的影响，但是这些运动的根源在中国国内；国民党政府最近拒绝接见东蒙代表团，因此已经失掉了加强王爷庙内部反苏反共力量的机会。报告对内蒙政治派别的说明反映了当时美国驻华官员中一种带普遍性的误解。报告说内蒙现有两个截然不同的运动，其一以云泽为首，活动范围限于察哈尔，这个运动受中共指导并“带有明显的分离倾向”。其二以王爷庙为中心，“是一个发自本乡本土的温和的运动，仅要求在一定限度内的自治”。美使馆认为，中共对蒙古问题的有力和激进的政策会得到内蒙民族的“真诚的源于自身的”响应，国民党政府则没有积极的对策可以抵销中共的号召力，因此云泽派很快就会兼并王爷庙派。根据这一推论美国国务院只能看到内蒙问题的一种前景，即在中共掌握下的内蒙古分离运动。[14]

这个判断的错误在于，虽然它意识到国民党对蒙古问题的消极政策会刺激内蒙民族对中国的离心倾向，却不了解中共和东、西蒙人士的积极接触是旨在消除他们的分离主张。美国使馆把王爷庙运动定性为“温和派”，或许由于玛尼巴达拉的误导，可是把云泽的自治组织定性为“分离派”则是把中国的政党斗争和民族斗争混为一谈。尽管这时美国官员已不再把国民党政府看成是“美国理想 [在中国] 的代表”，[15]可是依然把它和中国“国家”视为一体，在美国人眼里任何反对国民党的政治力量同时也就是分裂中国的势力。

从1946年末到1948年，在陆续见到一些“东蒙自治政府”发布的文件以后，美国官员才逐渐修正了早些时候的错误印象，意识到东蒙运动所要求的“更象是独立”，而不仅仅是“地方自治”。这个时期的新情报还揭示了东蒙领导层内部的派别斗争以及蒙民和苏蒙联军或中共之间的磨擦，证明共产党方面远非如早些时候想象的那样同蒙民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可是这类情报往往在有关事件发生过几个月甚至一两年以后才到达美国国务院，对国务院官员来说，这些偶一得之的趣闻由于过时太久对决策已没有多大价值。[16] /> --> 庠俨迨种泄?渌?摹澳诓俊蔽侍猓??竦车本趾兔勺宓墓叵狄嘣诖死?５?窃谡飧鑫侍馍厦拦?睦淠?褂幸桓龈?匾?脑?颍?窗涯诿晌侍饪闯墒侵泄参侍獾囊徊糠帧?1947年夏，美国驻华使馆在一份给国务卿的报告中表明了对整个蒙古问题的消极态度，认为“对美国利益来说，蒙古人民共和国已如‘亚特兰提斯’一样毫不相干”，而对内蒙古事态的发展“从美国角度来看也无能为力，只能和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一道从总体解决”。在中国内战的最初两年，连美国官员中对国民党批评最严厉的人也没有想到国民党政权会很快垮台。内蒙民族运动既然不可逆转地进入中共的怀抱，美国官员的预言是，一旦国民党击败了中共，这个报复心理极重的政府将会用极端手段对付和中共合作过的内蒙人士，这将是蒙古问题在内蒙的终结。[18]当然，以后历史的发展没有给国民党如此终结蒙古问题的机会。

南京“民族派”

1947年夏秋，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由攻变守，中国军事斗争的主动权逐渐转移到中共一边。[19]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官员开始和一些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蒙古人频频接触。这些人自称是“民族派”，表示他们只为蒙古民族利益工作，不依附国共任何一方。其实所谓“民族派”主要包括了抗战时期追随德王效力伪“蒙疆政府”的一些人，他们战后翼附于国民党但又不满其对蒙政策，希望利用美国的帮助重登中国政治舞台。美国人对他们的兴趣发展缓慢，但是在国民党反共战争走下坡路的时候，美国驻华官员开始越来越注意这些背井离乡的蒙古人。

对共产主义的惧怕使这些蒙古人徘徊在他们厌恶的国民党权力边缘以求生存。他们把东蒙运动看成是战后整个内蒙自治运动的定音鼓，希望有朝一日能取东蒙而代之，使“民族派”成为内蒙民众追随的中心。1947年初，二十几名“民族派”秘密成立“蒙古青年联盟”，并在南京、北平等地开始和美国人联系。身陷异地的“民族派”分子没有对内蒙政局施加直接影响的任何途径，充其量只能在国统区游说国民党改变其僵硬的对蒙政策。美国总统杜鲁门在47年夏派魏德迈将军到中国“评估那里的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形势”，[20]这个消息使“民族派”大为兴奋，认为把内蒙问题列入美国政府日程的机会到来了。

魏德迈在中国仅逗留了一个月左右，八月末即离开中国前往朝鲜。在访问了华北一些地区以后，魏德迈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政治表现提出公开批评，希望以他的开诚布公震撼国民党当局，使其翻然悔悟。可是结果适得其反，魏德迈的坦率仅仅引起国民党官员强烈的反美情绪。[21]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在他对国民党官员的讲话中还是给杜鲁门总统的报告中，魏德迈都没有丝毫触及蒙古问题。多年以后，魏德迈自己的回忆录和历史学家对魏德迈使命的研究也对内蒙问题只字不提。[22] 可是事实上，魏德迈在访问北平和沈阳时会见了一些内蒙人士。这些会见是由主管华北军统的马汉三和国民党东北行营长官熊式辉安排的。马、熊想向魏德迈表明，内蒙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治理完全满意，内蒙的麻烦完全是由苏联和中共引起的。事后，在这些会见时说了违心话的蒙古人不得不给魏德迈写信，申明自己对国民党政策的真实想法。[23]随行魏德迈使命的国务院官员斯普饶思(Philip Sprouse)在南京时也与一些“蒙古代表”晤谈，听取他们表述内蒙民族自治的愿望和对国民党当局曲解内蒙民意的批驳。因此，除了他本人和蒙古人的接触以外，魏德迈还从斯普饶思和其它美国官员的备忘录中了解到内蒙问题。[24]魏德迈的行程显然没有绕过内蒙古问题，只是在他看来，不管国民党当局和蒙古人之间的关系如何，都和他的使命没有直接关系。唯一引起他注意的是国民党官员对苏联插手内蒙的指责。在离开中国以前，魏德迈致函国务卿马歇尔，警告他苏联最终将会“在内蒙、新疆、满洲和朝鲜造成卫星国或傀儡国”。[25]

虽然魏德迈使命没有使美国政府对蒙古问题的理解发生任何改变，它却成为美国使馆和“蒙古民族派”增加接触的契机。这种接触逐渐使美国使馆方面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内蒙问题。当时美国使馆负责与蒙人联络的是政治处的 “若斯冰” (Ruth F. Bean)。1947年上半年，若斯冰曾随美国在华北的一个情报小组在北平活动。她通过“白智仁”同那里的蒙族人士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在她调任南京美国使馆后仍然继续。[26]根据若斯冰给国务院的报告，同她联系的蒙古人是一个“民族”运动的秘密成员，他们自称“反对共产主义、孙文主义和其它一切于蒙古人民的问题相悖的政治理论”，不与“国民党蒙古人”和“共产党蒙古人”为伍，但又认为在和国民党或共产党合作的蒙古人当中也有“真英雄”；在他们眼里德王是唯一能把全内蒙团结在一起的领袖，日本占领时期是一个“蒙古民族主义崛起”和蒙族社会向现代进步的“黄金时代”。[27]

这种“蒙古民族主义”(若斯冰的用语是“Mongolian racism”)使美国人感到费解。在最初接触之后，若斯冰在报告里这样写到：这些人除了拥护一种“抽象”的民族自决以外，很难说“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恢复清朝时候的状况，是建立一个新蒙古国，还是只为扩张个人势力。同样很难判定，他们主张的是‘民主’，是‘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新的‘民族共产主义’，还是恢复和加强封建主义”。根据美国当时的政治标准，蒙古人的这种“民族”立场在中国和亚洲的政治形势下既暧昧又不合时宜。美国官员觉得这些蒙古人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中：他们不愿脱离对国民党政府的依附，同时又竭力诋毁它的声誉；他们声言反共，同时又警告美国人说，如果美国拒伸援手蒙古人就会靠向共产党。[28]“民族派”在战后两大敌对势力之间的这种暧昧态度使美国人狐疑不定。

另外，美国人对“民族派”的实力和影响也不摸底。“民族派”对美国官员当面批评美国人对蒙古民众的潜力茫然无知，声言虽然内蒙古人口不多，他们“可以向[美国]在中国的反共斗争提供比中国[国民党]政府更实在的援助”。可是“民族派”始终无法证明他们在内蒙古地区有多少追随者。他们曾许诺向美国人出示一封来自东蒙自治运动参加者的信，以证明东蒙民众会脱离中共影响另辟自治道路，可是这个诺言从来也没有兑现。这些“民族派”人物以一个子虚乌有的“民族运动”的名义向美国求援，寄希望于两点。第一，他们以为美国政府会遵循威尔逊主义传统，理所当然地支持内蒙民族的自决。第二，他们相信美国政府会援助“任何可以对抗共产主义的坚强运动”。问题是，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并不打算把威尔逊主义的原则施于中国国内的民族冲突，“民族派”也无法使美国官员相信，一旦华盛顿答应提供援助，一个强大的反共蒙古政治力量即会突现于内蒙古高原。[29]

通过与“民族派”的接触，美国官员意识到内蒙古民族主义并非完全处于国际共产主义的影响之下。可是这个新“发现”的反共内蒙派别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没有直接的利用价值。正相反，“民族派”在47年春夏急切地要求美国干预他们与国民党当局之间的关系，只给美国政策增添了麻烦。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民族派”对傅作义的攻击。在对美国人的游说中，“民族派”把傅作义描绘成是“汉人可恨之处最集中的表现”，他的罪名包括在内蒙古强制推行“汉化”和阻挠国民党中央政府对蒙古人做出任何让步。美国人对这类抱怨不胜其烦，因为，如若斯冰在她的报告中所说，“美国和中国的军事人员都把傅作义看成是中国军人中最正直有为的。据说他在内蒙诸省的政策比中国大多数军政官员的政策都更加开明和注重民生”。[30]对美国人来说，傅作义对中共作战的效率远比他和蒙古人之间的龃龉重要。到了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在华北颓势已成，这时美国使馆不但不能同情蒙人对傅作义的怨恨，反而还要向国务院赞扬傅作义的“斗志和有效使用军队、物资的能力”，建议美国政府直接向他提供援助。[31]

显而易见，只要国民党的力量对美国政府在中国遏止共产主义的政策仍然有用，内蒙“民族派”便很难以自己“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和口说无凭的“实力”取得美国人的同情。1948年初“民族派”向美国使馆通报它最近在南京和一些省级选举中取得的成绩，以证明自身的价值，4月份又向美使馆提出一个美蒙合作计划，并直接向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申诉。恰在这个时候美国使馆态度渐趋积极，开始建议国务院考虑对内蒙问题采取相应对策。[32]但是这种转变并非由于内蒙“民族派”的主张或实力有了什么变化。如果说在中国内战之初，苏联在东北的扩张导致了美国官员对东、西蒙自治运动的排斥态度，那么在1948年，国民党反共防线的崩溃是美国人开始寻找内蒙反共派别的可用之处的直接原因。

“气候改变”

1949年7月，当时主持国务院政策设计的乔治 · 凯南在一份备忘录中提出,为应付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崩溃的局面，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必须来一个“气候改变”。[33]在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发生全面调整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对蒙古问题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里有必要先澄清美国对华政策“气候改变”的一些相关问题。

毫无疑问，美国政府在战后如此之深地卷入中国内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出于对苏联扩张的忧虑。甚至在日本投降以前，美国政府官员已经开始担忧在远东“将出现一条从西伯利亚延伸到北平的苏联-共产党地带”。战后，内战在中国开始蔓延，美国官员又担心苏联终将以“缓慢迂回的”方式取得对中国的控制。[34] 美国应付这种局面的困难在于，与美苏在欧洲的抗衡不同，在中国没有一道“铁幕”划定美苏各自的势力范围，或作为遏制政策的依据。既然苏联对中国的渗透是从中国西部北部边疆地区开始的，美国对华政策的视野不可避免地包括了这些地区。中国边疆的人文、历史复杂，牵涉到种种民族间和国家间在法律和政治上的争端，对这里的问题甚至美国外交界的中国通也毫无经验可谈。可是美国人从中国的抗日经验里学到了一点，即中国地域广阔，在战时可以“用空间换取时间”。在中国内战进行了两年之久以后，美国人对中国政府恢复对新疆、内蒙古的治权已感到无望，认为苏联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已不可逆转。美国人聊以自慰的想法是，失掉这些地区并不会“损害中国的稳定结构”。与这些地区相比，美国的战略家们认为东北是中国的必争之地，因为没有任何中国政府会放弃统一东北于中国的目标。更重要的是，东北是莫斯科的“亚洲防卫带”中尚缺的一块，决不能让苏联在这里得逞。[35] 在美国人眼里，对东北的控制足以影响整个远东的力量均势。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47年的一份报告中对东北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作出估计，认为东北是“连接西伯利亚、中国、日本、朝鲜的陆路交通的自然交汇点”，这个地区的铁路网、丰富的粮食资源和有利的地理条件标志着发展重工业的巨大潜力；正因为这些原因东北地区成为“过去五十年来诸种国际争端中最具重要意义”的问题，而苏联自日本投降以来在东北取得的进展已使莫斯科占有“远东各国无法望其项背的实力地位”。报告的结论是，“恢复远东实力均衡”的“直接”责任“非美国莫属”。这个报告得到美国国务院、海军部和陆军部的完全赞同。[36]

尽管美国政府以对东亚有“直接”责任自属，美苏在中国的竞争始终是以间接方式进行的，双方在中国的主要政策伙伴的素质才是决定优胜劣败的最重要的因素。此外，美苏在中国边疆地区的“间接”竞争是在极不“对称”的情况下展开的。据美国驻华使馆的判断，苏联在这场竞争中占有多种有利条件，包括“地理上的接近，民族文化的相似，反汉的少数民族，[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腐败无能，民众的贫困无知，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以及散布在中国外圈(此处英文是Greater China)的五万五千之众的苏联公民”。中央情报局同意这一分析，并强调中共和“边疆分离运动”是苏联在东北和其它边疆地区扩张的两条臂膀。[37]相形之下，美国对华政策显得格外形单影只，仅站在国民党政府这一条腿上对付“三头六臂”的苏联。但是对美国政府来说，对抗苏联的“冷战”目标和在各个方面维护中国合法政府的“道义”立场的一致性，恰恰是美国战后对华政策的主旨。

在中国现代史进程中，1945到1949年间的内战只是中国漫长的革命和国共之间反复斗争的一个阶段。但是在美苏决策人的眼里，这也是确立两霸在战后亚洲地位的第一场“代理人”战争。尽管亚洲在中国内战以后“热战”不息，两个超级大国在相互关系上一直严格奉行了争而不战的冷战规则。因此，中国内战也是美苏各自在亚洲采取“间接”战略的开端，彼此心照不宣。中国内战的直接参加者们对于美苏政策的意向却往往另有感受或企望。日本投降不久，国民党政府对苏军在东北地区以外的活动十分不安，提请美国注意苏军和中共军队建立联系的动向。美国国务院和陆军部认为国民党政府是自相惊扰，同时加紧协助国民党军队迅速北运，以防止中共在华北、内蒙古和东北造成独立王国。[38]时至1945年9月共有63，000美军在中国致力于这一目的，这个数字很快扩大到110，000。此外，美国空军和海军第七舰队承担了国民党军队的空运和海运，用美国的中国战区司令魏德迈的话说，美国空军迅速安全地完成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部队空运”。[39]

战后美国在亚洲的军事战略侧重于朝鲜和日本，在中国的有限军力仅负有对中国政府援助和顾问的责任，而没有遏制苏联扩张或抑制中共的使命。按照华盛顿最初的设想，在中国的美军可以既援助国民党政府又避免卷入国共之间“兄弟相残的战争”。可是国共在东北的斗争激化以后，美国政府意识到美军在东北华北的活动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和中共军事人员之间的“意外事件”，当时美国空军实际上已开始参与傅作义在内蒙地区对中共的作战行动，在东北国民党政府也企图把美国卷入它和苏联的交涉。这些发展表明美国在中国的“间接”方针有向“直接”转化的危险，终于促使美国政府在46年5月初决定终止美国的“中国战区”体制，撤出在中国的海军陆战队。[40]

并非所有美国政府主要决策人都同意截去美国对华政策的军事臂膀。在46年8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当时任代理国务卿的艾奇逊对此就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他说：“撤出海军陆战队是愚蠢的......，我们并没有干预中国事务，而我们的存在和我们海军陆战队的存在可以防止某个第三国对中国进行会使我们悔之莫及的干涉”。[41]按艾奇逊的主张，在中国的美军将弃援助中国政府向日本受降之名而行遏制苏联和中共之实。这种政策的前景可能是美苏在中国的直接军事对抗，因此为多数美国决策人所不取。艾奇逊暗示苏联会对中国进行军事干预也没有事实根据。在中国的苏军实际上面临着和美军相同的问题。1946年5月3日，也就是在美国政府作出终止“中国战区”的决定几天之后，苏军完成了从东北的撤退。

美苏超级大国在战后中国避免了直接军事接触，但是它们的政治角力在中国内战期间一直没有停止。战后头两年，在美国决策圈里出现了两种应付中国局面的政治策略。这就是为史学界所熟知的魏德迈的“满洲托管计划”和马歇尔的“联合政府”方针。前者主张至少在一个时期内重新界定中国领土，后者则旨在调整中国的权力体制。多年以后，在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时期任美国驻苏大使的哈里曼在追述这段历史时说，马歇尔使命是个“坏主意”，因为它以为在国共之间脚踩两只船就可以把中国拢在一起。[42]实际上在中国内战期间被美国政府视为“坏主意”的是魏得迈的“肢解”计划，而马歇尔的“统一”使命却是经过策划并加以实施的政策。马歇尔使命在中国现实面前遭到惨败是美国决策人所始料不及的。美国政府既不愿采纳魏德迈对中国领土主权施加手术的建议，以免冒犯中国朝野的民族情感，又不能用马歇尔的“整体”解决方案克服中国的政治分裂，结果只能是勉强维持和国民党政府的伙伴关系。可是早在47年3月杜鲁门总统就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对国民党政权继续援助无异于“往老鼠洞里灌沙子”。[43]

如果美苏在中国进行的是一场“灌沙子”竞赛，美国倒是优胜者。根据美国务院1948年2月的估算，苏联在东北用缴获的日军武器援助中共，数量足可装备二十五到三十万部队。可是美国为自己在中国的盟友提供的援助要多得多。在中国内战期间美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的军援和经援各达十亿美元，可是国民党的“无底洞”最终还是使美国政府知难而退。[44]

中国内战伊始，美国政府就知道，国民党并不是一个可以帮助美国在中国抑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可靠盟友，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的败退只是证实了这种担忧。问题是，在美国的既定政策前提下，除国民党之外没有其它选择。使美国政策摆脱困境的一种做法是降低中国在美国整个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马歇尔在开始中国使命之前曾向杜鲁门总统指出，在今后十八个月里对美国来说中国局势的发展将是国际政治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可是，1947年9月，也就是在马歇尔说了上述一番话以后的第十九个月里，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在所有须要遏制苏联的地区中把远东排在最末一位。中央情报局的理由是，第一，该地区距美国遥远，加之国民党政权的软弱，使在那里与苏联的竞争成为对美国不公平的竞争；第二，该地区的广袤和经济落后将使苏联无法有效地控制和实现有战略意义的政策目标；第三，莫斯科对远东也是鞭长莫及，无法利用该地区向别处进一步施加影响。结论是，美国对太平洋地区和日本的控制已足以制衡苏联在远东的任何影响。[45]

但是，取消已经将近十年的美国和国民党之间的伙伴关系并非易事。直到48年下半年，美国政府官员才较为普遍地接受了美国应结束与国民党之间瓜葛的看法。在给国务院中国科的一份备忘录中，凯南认为国民党政权缺乏“某种维持活力的东西”，没有“健康旺盛的政治素质”，再多的美援也无可救药。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也在同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46]然而，美国政府上层官员已长期习惯于把国民党政府与中国等同，对他们来说国民党垮台的意义远远超出一个政府的失败。1949年2月，上任才一个月的国务卿艾奇逊在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说：

在历史上，中国的所谓国民政府仅徒有其表，实际上是个封建巨头之间勉强的力量平衡。今天把中国称为民族实属天方夜谈。现在[国民党]政府即将崩溃，中国也将后退到它在历史上曾多次经历过的境地。在共产党人能在中国有所作为之前，他们必须得先造出某种 [国家] 实体来。[47]

于是，正当中国似乎和国民党政权一道土崩瓦解的时候，凯南和国务院的谋士们主张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外交政策来一个“气候改变”。自日本投降以来，美国政府一直苦于找不到中国问题的出路。现在这个问题似乎自己烟消云散了。可是，反对共产党扩张的努力仍须继续。用国务院策略家们的话来说，现在必须“把当前的中国问题扩大为更大的亚洲问题”。[48]正是当“中国”在美国的亚洲政策视野里逐渐淡化的时候，美国官员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蒙古问题。

美蒙合作？

1948-49年间美国在亚洲政策的“气候改变”直接影响了美国官方对蒙古问

题的态度。在此之前，美国政府一直顾虑到国民党政府对其“内部主权”的回护，避免对国民党的民族政策做任何公开批评。48年后国民党政府的迅速崩溃似乎使美国不必再时时注意保持自己在中国政治行为的“正确性”。这方面的迹象可以从48年末美国驻北平总领事艾德门德 · 克拉伯对国务院的政策建议中看出来。克拉伯认为，中国的新局面使美国政府可以结束迄今以国民党政府为中心的“简单、直接和合法的”方针；美国的新政策应该和中国国内合乎民意的种种潮流建立紧密的联系，并且应该“更愿意向那些与苏联直接接触的民族层次发展，诸如新疆的穆斯林、蒙古人和日本人”。[49]

可是国民党的失败并不能自动提高内蒙古政治集团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身价。从1947年夏末开始，美国使馆中就有人建议国务院多注意内蒙事态。可是，用使馆一个官员的话来说，这种建议“在华盛顿吃了闭门羹，实属咎由自取”。当时国务院把若斯冰关于内蒙人士的报告也仅仅当作情况资料来对待。[50]和国务院相比，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显得对处于中苏之间的边疆民族更感兴趣。47年中，在给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的一个备忘录中，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出美国的军事利益需要得到地处“欧亚之间的民族”的帮助来遏制苏联的扩张，因此美国政府必须对如何援助“那些处于苏联控制下的欧亚地区的边缘民族作出通盘计划”。[51]

在美国军事参谋们的眼里，内蒙古显然也是这些欧亚民族之一。可是美国政府无论是在47年还是以后，都没有对内蒙古的“通盘计划”。对于那些急于在中亚采取行动的美国官员来说，此时在内蒙古已找不到一个可以接受美援的地方力量。东蒙的自治运动代表了中国境内多数蒙族人口，可是到47年中，东蒙运动已完全在中共掌握之下。剩下的还有察哈尔、绥远、以及西部更远地区的蒙族人口，可是在这些地区美国也很难找到潜在盟友。48年夏，美国在北平的总领馆从不同消息来源了解到有关这些地区的一些情况。据称，在察哈尔和绥远的三盟十三旗内居住着三十万蒙古人，占两省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左右。为了避免把蒙人赶进中共的怀抱，当地的国民党当局对蒙人征税略轻于对汉族农民税收。尽管如此，当地蒙民的处境也“极为悲惨”，他们抗议的对象主要是国民党政府任意无常的税收和民族压迫。有些蒙古王公表示，只要有武器和摆脱当地国民党当局的暴政，蒙古人完全有能力保护自己不受中共的侵扰。然而，这些情报不能断定在这些地区存在任何有组织的蒙古力量。[52]

以司徒雷登为首的美国使馆并没有因此而怯步。从48年初开始美国使馆做了一系列努力，试图改变国务院对内蒙问题的态度。首先，美使馆建议美国新闻署利用东北大连、蒙古、新疆和朝鲜等事例，宣传苏联才是真正对中国不利的帝国主义国家。国务院拒绝了这个建议，理由是美国政府及新闻界过去很少评论苏联和这些地区的关系，同时这些地区又牵涉到很多法律和国际政治方面的复杂问题，不见得有利于美国政府的宣传操作。尤其使国务院顾虑的是，美国政府参与了45年初的雅尔塔外交，对战后蒙古和东北现状也负有直接责任。[53]

1948年5月，在会见了内蒙“民族派”代表以后司徒雷登又向国务院提出进一步建议，主张美国政府公开赞助蒙古民族主义。有关电文照录如下：

我荣幸地报告有关内蒙和外蒙的一些问题。外蒙现在是一个不情愿地附属于苏联的卫星国。中国人正在试图用同样的策略强迫内蒙的蒙古人也变成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可是在这两个地区似乎都存在着对一个统一独立的蒙古国的强烈渴望。我们美国人对这类愿望有出自本能的同情。从其它更实际的原因来考虑，一个自治的蒙古将可以遏制苏联向南扩张。可是现在中国 [政府] 人员的做法会把蒙古人驱向中共甚至俄国共产党。和它所有类似的压迫政策一样，中国[政府]利用头脑简单的蒙古人反对那些被称为“民族派”的蒙古人，这实际上是在CC派指导下的警察国家的惯用手法。

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的蒙古代表会见了我本人和使馆其它官员。通过这些和其它场合，我们与蒙古“民族派”建立了联系。我个人的印象是，这些人所进行的事情是有价值的，他们对自己事业的说明既合情理又有合乎尊严的节制。根据各方面的消息，内蒙古民众的经济困境已到了十分糟糕的地步，这种情况自然更增加了那里的危险。

如果中国的领导人能够与蒙古民族协商，把中国自己所寻求的独立同样赋予蒙古人，那么国民政府就能与蒙古人结成某种形式的联盟。可是，鉴于中国领导层目前的状况，大概没有希望说服他们进行这个正义的事业，或采纳能使蒙古人自愿效忠的有效做法。只有一个更进步的领导集团才能被说服改弦更张。考虑到这个问题的种种方面，对我们政府来说更可行的是对中国当局做一番友好的、未经邀请的忠告。如果放任自流，他们[即中国当局]肯定会让事态继续恶化，直到最终不可收拾的地步。[54]

司徒雷登的电文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这是美国在中国的首席外交官第一次用明确的语言表示对蒙古民族主义的支持和对国民党内蒙政策的批评。然而，司徒雷登对“泛蒙古主义”的支持以抗衡苏联为出发点，实为日本二、三十年代对蒙政策的回声。从美国战时和战后对亚洲政策的发展来看，司徒雷登实际主张在内外蒙分治问题上推翻从雅尔塔会议到莫斯科中苏条约的有关国际协定。只是，在偌大的题目之下，司徒雷登仅做了一篇微不足道的小文章，提出的政策措施十分无力。其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司徒雷登虽然建议国务院以美国道义支持蒙古，他的具体政策步骤仍以国民党政府为中心，而且连他自己也对用“友好忠告”规劝国民党改弦更张没有信心。其次是因为司徒雷登对内蒙古民族运动的了解仅限于他和南京“民族派”的接触，可是这个派别甚至不能代表全部在南京的蒙人，被圈外的蒙人看成是一伙企图利用德王和蒙古民族名义沽名钓誉的个人野心家。[55]

美国驻华官员都知道，司徒雷登在1946年被任命为大使是因为华盛顿想利用他的“自由派”名声同中国政治的各种力量建立广? /> --> 经济，奉行“所有民族平等”的民族政策。宣言对现代蒙古民族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根源做了如下说明：

日本[战时]的控制抚育了蒙古人的自觉和独立情感，同时防止了蒙人中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喇嘛教在此时开始衰败，教育也得到了广泛传播。除了西蒙一小块仍被中国政府控制的地区外，[内]蒙古的面貌完全改变了，她摈弃了陈腐的过去，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在宣言中与对日本占领的赞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国共两党“超级汉人爱国者”的谴责。同时，宣言克服了“民族派”以前对冷战的暧昧立场，谴责苏联是压迫蒙古民族的“红色帝国主义国家”，称赞美国精神是“除强扶弱”。宣言请求美国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迫使它改变政策，回报是一个可以在中亚与反美的苏联、军国主义的日本、靠不住的中国相抗衡的“亲美、民主、和平、独立的蒙古民族”。美国使馆的评语是这样肯定“蒙古青年同盟”的：“鉴于民族主义思想在蒙人中的增长和汉人权威在边疆地区的衰落，[蒙古青年]同盟具有极大的潜在影响。因为它的方针是亲美反苏的，又因为蒙古人占据着重要的战略地区，这个组织的活动与美国的利益关系至巨”。至于宣言对美国战时敌人日本的赞扬，美国使馆则置若罔闻。[58]

美国使馆对“民族派”的热情依然没有打动国务院。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使馆在这个时期提出的自相矛盾的政策建议拆了自己的台。例如，在向国务院提出有关蒙古问题的建议几个星期以后，司徒雷登又提出一份有关华北局势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抱怨北平的大学生对中国失掉外蒙和即将失掉内蒙、东北漠不关心，反而充满了反美情绪。但报告的主旨是称赞当时负责国民党政府在北方五省防御的傅作义的“军事才能”和他如何“爱兵爱将”。司徒雷登报告说，傅作义没有足够的装备，从蒋介石那里几乎什么也得不到，因此他建议美国政府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如有必要甚至可以绕过国民党中央政府，直接援助傅作义。司徒雷登不可能不知道，在很多内蒙人心目中傅作义是他们事业的主要障碍。可是和很多西方官员一样，司徒雷登把傅作义看成是当时唯一能把中共阻挡在长城以北的国民党将领。在写这份报告时，司徒雷登的反共意识显然压倒了他对蒙古人的“出自本能的同情”。对国务院来说，司徒雷登的先后两个建议轻重立辨。在援助傅作义的问题上国务院对司徒雷登言听计从，很快便要求美国国防部考虑如何保证傅作义可以从美国的援华物资中得到“适当的一份”。[59]

1948年秋冬两季，美国驻华使馆、军事顾问团和西太平洋舰队都参与了向傅作义部队输送物资的外交、后勤操作，可是美国人对傅作义的期望最后证明不过是镜花水月。12月份，傅作义在北平和张家口之间与中共军队展开较量，结果是丢掉了精锐部队的一半。12月31日，据美国驻北平总领馆向国务院报告，傅作义已开始与中共议和。总领馆对傅作义把自己的部队困守在北方几个城市里的“刺猬战略”很不以为然，指出以前对他寄予过高期望实属不智。在美国人眼里，现在的傅作义充其量只是个“可以在绥远野外打打小仗的循规蹈矩的战术家”，“在计谋和用兵上无法与中共匹敌”。美国紧急向傅作义运送物资也无济于事，因为他已经失掉了向西或向南撤退的良机，显然也不会再同中共打硬仗。[60]果然，这份报告送出一个月以后，傅作义就投向中共，宣布北平“和平解放”了。

在美国援助傅作义的方针中，有一个迹象对南京的“民族派”似乎有利。在考虑直接援助傅作义的问题时，国务院官员完全明了傅作义可能会用美国物资加强自己的地方势力，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对抗。可是国务院认为，既然中国政局已经趋于“地方主义和分崩离析”，只要对反共斗争有利，美国政策也不妨利用一下具有离心倾向的各种地方势力。可见，美国以冷战为主旨的外交政策到此时已经开始与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道义”原则脱节。用美国史学家柯华润的话来说，中美关系史上的“大反常”时期开始了。[61]

在这个前提下，而且是在“傅作义方案”没有奏效以后，华盛顿才开始比较认真地考虑如何利用中国的边疆民族问题。值得强调的是，在国民党政府权威崩溃之时，美国政策先选择了傅作义这个汉族地方势力而不是与其对立的蒙古人。这表明，虽然在1949年美国政府对内蒙古问题开始采取较以前积极的态度，这种变化与美国人对中国边疆民族的所谓“道义上的同情”毫不相关。此时美国政府在中国的反共政策实在已经到了计穷的地步，因此中国的民族冲突才成为美国政策的下驷之选。

此时在内蒙古组织蒙人的反共力量已是希望渺茫，位于察哈尔北部的锡林郭勒盟的情况很有代表性。锡林郭勒地处战略要冲，在内蒙古中央，南望张家口，北临外蒙古。这里有内蒙古最肥美的草原，也是汉化程度最低的“纯蒙区”。1946-47年间国共在这个地区拉锯时，这里的民族文化条件是中共难以立足的原因之一。可是到了48年年底，这里的形势已完全在中共掌握之中。美国国务院得到的情报表明，尽管中共在锡盟的“清算斗争”威胁到蒙古上层和喇嘛阶层的利益，这些阶层的人物已经放弃了南逃的企图，因为他们意识到国民党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62]

然而，美国官员所接触的蒙古事务向来与内蒙古的实地情况没有多少直接联系，到目前为止把美国引为同道的蒙古人都是在内蒙以外活动。这种情况直到德王卷土重来时才有所改变。正当国民党和傅作义在华北溃败的时候，战后一直幽居北平的德王得以从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下解脱，开始了他政治生涯的最后一幕。在48年最后几个月里，国民党、共产党、傅作义、美国和苏联各方面的人员都与德王接触过，但是德王决心只在美国的支持下重返政治舞台。当时德王和他的追随者都认为，中共势力尚未到达的内蒙古西端是一个政治真空地带，如果在这里建立一个自治政府，既可用以号召蒙民，又可造成既成事实，应付将来中国政局的任何变化。1949年4月，德王、“蒙古青年联盟”和“民族派”分子以及一些地方蒙古官员到达了位于内蒙古最西端的阿拉善旗的定远营(今白音浩特，属宁夏)。8月间他们在这里召开了一个“蒙古人民代表大会”，接着成立了“蒙古自治政府”。在德王等到达定远营几个月以前，当时任《芝加哥日报》记者的包大可(A. Doak Barnett)曾访问了该地区。他对阿拉善蒙古族的印象是，他们“比中国许多其它地区的蒙古人都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因此他们与中国政府一直保持了一种“友善的关系”。如果包大可的观察是准确的，那么德王“政府”在定远营的冷清就毫不奇怪了。这个“政府”仅存在了不到两个月，随后德王不得不逃亡外蒙。[63]

德王“政府”在1949年出现，的确是利用了国共权力过渡时出现的政治真空，但是这个机会是非常短暂的。开始时德王以为他能够发起一个持久的运动，可是与他过去的“自治”经历不同的是德王此时既无兵马又无地盘。这次他再为冯妇，主要是寄希望于两点。其一，他以为国民党政府在濒临灭亡时会被说服赞同他以反共为旗帜的蒙古自治运动。49年5月德王从定远营长途旅行到南京，再到广州向在那里暂时栖身的国民党政府游说。如有必要，他甚至愿意往台湾一行，向蒋介石面陈他的计划。其二，德王相信美国政府对蒙古的独立统一事业寄予道义上的同情，一定会在现在支持他的自治运动，并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赞同成立“大蒙古国”。结果证明，德王和以前一样再次作出了错误的政治判断。德王在南京和广州的日子是在国民党官员的冷遇和申斥中度过的，这使他终于明白了在国民党政府那里无隙可乘。至于美国人也是在和德王交往时口惠而实不至，使他东山再起的计划最终是南柯一梦。 /> --> 　霸扪锪说峦醵悦晒湃嗣袷乱档南咨砭?瘛保??贝鹩∏训峦醯那肭笞?锔??裨骸?[65]

根据德王自己的回忆，当时美国人说的不仅仅是空泛的赞扬之词。在会谈中美国官员舒尔茨向德王转达了司徒雷登大使的以下意思。据称，在考虑了司徒雷登早些时候的报告以后，国务院同意“承认你[即德王]为蒙古的代表和美国今后蒙古工作的对象”。德王还了解到，美国使馆已在考虑向他在定远营的政府派遣代表。此外，德王在广州与美国情报官员马茨(Raymond Meitz) 的谈话也有收获。马茨向德王提供了一些无线通讯设备和几名蒙族电报员，并许诺让正在西北结束工作的联合国救济复兴署的人员把剩余物资移交给定远营。[66]

在德王从美国人那里得到这些承诺以后，他所希望的美蒙合作关系并没有随之出现。原因是美国国务院对此依然裹足不前。美国官员在广州提到的所谓国务院对司徒雷登的回答，并不见于国务院档案。实际上，在接到驻广州领馆关于德王请求援助的报告后，国务院发出了一个由国务卿艾奇逊署名的措辞含混圆滑的指令。国务院指示在中国的美国外交官以后再与德王会见时，“应继续表示对他的计划和努力的同情和兴趣”，但是对德王的六项具体请求国务院或者拒绝或者规避。国务院表明，由于48年援华法案中用于军援的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已经告罄，对德王已不可能实行军事援助。至于德王对经援的请求，国务院的意见是广州领馆“既不要承诺援助也不要拒绝”，而是建议德王与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在中国的人员以及中美乡村建设联合委员会商量此事。鉴于这两个机构在中国的活动是根据国民党与美国政府间协议进行的，而国民党政府对德王的活动继续采取敌视态度，国务院向德王建议的实际上是一条走不通的路。

德王希望美国政府向西北穆斯林进言和向定远营派观察员的请求也无结果。国务院认为美国政府必须避免在言论或行动上公开支持德王，以免被误解为“美国干涉中国内部事务”或“激起共产党对德王一派施加压力”。国务院至多只授意在华外交官向美国记者非正式地透露德王邀请他们访问西北的愿望。当时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一些人员仍在西北地区，国务院认为可通过他们就近观察报告定远营的动向。[67]

尽管国务院的电报闪烁其辞，它依然标志着美国政府对内蒙古自治问题态度的一个重要转变。国务院现在不再避免对内蒙问题的卷入，而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方式开始试探与蒙人合作的可能性。但是对德王一派来说，从美国人那里得到的这种暗地里的“道义支持”，不过是画饼充饥。最使定远营气馁的是，尽管有马茨的安排，联合国救济复兴署在西北的官员不仅没有向蒙古人办理任何移交，反而把所有剩余物资交给了在兰州的国民党当局。以德王为首的“自治政府”8月在定远营成立时，白智仁以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工作人员的身份出席了成立大会。当时在场的还有一名英国记者和一个在当地的国籍不明的西方传教士。这种“国际支持”和德王等人的希望相差了十万八千里。[68]

美国政府对德王的回应显然缺乏支持傅作义时的那份热情。如果说几个月前美国人曾经对傅作义拒中共于长城之外的能力抱有幻想的话，此时他们甚至不相信德王有能力在中国西北一隅对新生的共产党政权作相当一段时间的骚扰。1949年7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把中国大陆尚存的反共力量挨个数了一遍。结论是，国民党已经毫无希望，一些地区的军阀势力顶多可以支撑一两年，但得不到民众的支持。那些居于国共之间的小党派多具亲西方的倾向，可是没有一个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并且多数已投向中共一边。相比之下，“在西满和内蒙的蒙古人、西北的穆斯林、以及远西部省份的藏人中进行长期政治抵抗的前景要略好一些，只是这些民族人口总共不过几百万，而且在他们当中没有一个领袖有足够的名望能在中国人中获得广泛的支持”。[69]在这种估计下，美国政府当然不会贸然把宝押到德王一派身上。

中央情报局上述估计的最后一点对了解美国政府当时的心境很重要。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并非没有非汉族“领袖”得到“中国人的广泛支持”的先例，但是在民族主义在亚洲崛起的二十世纪，这种情况在中国绝难发生。中央情报局关于“中国人”的概念实际是指中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汉族。这表明，美国政府在考虑如何对待德王一派时，德王力量的弱小只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美国是否应该插手中国国内汉族与其它民族之间的矛盾。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无论是与其它列强在对华不平等条约体系里竞争，还是在太平洋对日本作战，或是与苏联在冷战中抗衡，美国对华政策都往往把中国民族主义力量视为潜在的或实际的同盟。对于中国国内的民族问题，美国政府很少表示鲜明的态度，但由于美国一般政策的需要，在中国内部发生民族冲突时美国的立场往往对掌握中央政权的汉族有利。在1949年也是如此，此时尽管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已断定中国民族不过是个神话，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中国问题”已在“更大的亚洲一般问题”中消于无形，美国决策者们也不惜以分裂中国来对抗共产主义，可是美国政府依然避免把自己放在与中国民族主义公开对立的立场上。[70]

换言之，即使在策划反对以中共为首的“中国民族”的活动时，美国政府也只选择采用秘密迂回的方法。1949年初，在提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有关台湾问题的秘密文件中，美国国务院对这个方针作了最明白的说明。国务院赞同美国扶植台湾的分离主义，可是“我们必须仔细地掩盖把这个岛屿置于大陆控制之外的意图”，原因是当前“在中国存在着一种潜在威胁，会使复土主义[irredentism] 弥漫整个大陆”。苏联在中国北部边疆制造的“复土问题”正可为美国宣传所利用，可是美国政府必须避免在台湾问题上使中国“复土主义”的矛头转向美国自己。也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的任何分离运动的支持，在操作上必须严守机密，要不同于苏联无视中国民族感情的做法。[71]1949年的德王运动显然不是美国这种秘密颠覆政策的合适候选。德王自称他的运动是“蒙古民族主义的火花”，可是如果这个“火花”不能自我延烧一段时间，它便不能为美国的秘密政策提供掩护。因此，虽然在开始时美国人鼓励德王“点火”，随后却拒绝在火上添柴，任其熄灭。

结语

美国政府与德王短暂的调情没有产生任何戏剧性的效果，可是这并不是美国对华政策中蒙古问题的终结。当中国共产党以超乎任何政治预言的速度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时候，美国的决策者们开始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情结，把内蒙古看成是中共与莫斯科之间的诸多“自然冲突点”之一，认为这些“冲突点”迟早会造成这两个欧亚大陆上的共产巨人之间的裂痕。为促成这种发展，美国政府做了种种努力，可是这已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72]

本文对战后初期美国卷入内蒙古问题的探讨，或许弥补了冷战时期中美关系中尚缺的一页。中国内战时期，美国在中国的卷入显然是多层次的。美国政策的主旨是在中国赢得对苏联“共产党集团”的竞争，这个政策大大超出了国与国外交的范围。美国不仅插手国共之争，而且染指内蒙古民族与中国政府之间的矛盾。对于美国来说，对抗苏联的“集团间”的斗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内容，而对中国“国家间”的外交，对国共“两党间”的干预，在蒙汉“民族间”的游移，都不过是达到政策目标的手段。到了1949年末，在中国这个竞技场上美国败于苏联，究其原因是美国政府把自己的政策与中国内战中失败的一方拴在一起，美国人在此期间与内蒙古各派的接触对这个结局并没有直接影响。1945-46年间，美国人担心内蒙古民族成为苏联在中国东北扩张的一条臂膀，1947-48年美国官员对在南京的内蒙古“民族派”的反共意向作了小心的调查，从48年末起，美国政府开始半心半意地向德王试探。但是在这整个过程中，对美国“外交边疆”的开拓者来说内蒙古始终是一片掀不起“淘金热”的政治荒漠。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内战时期美国政府在内蒙古问题上的卷入之深，在美国外交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这个现象不仅表明了战后美国在东亚的影响继续膨胀，也显示了中国自身尚未解决作为“民族国家”的治权问题以及中国边疆民族对中国分离的政治取向。有论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国际气候有利于以“族群”(ethnic group)或民族为单位的“民族自决”，结果是一些欧洲老大帝国裂变为多个民族国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潮流则是殖民帝国在亚非地区的解体，结果是在亚非出现多民族的新兴独立国家。[73]中国国内民族矛盾的发展或解决，除了取决于中国国内政治状况以外，与国际政治的大气候也有密切关系。以蒙古问题为例，虽然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中国分离正式完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外蒙分治实际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时代的遗留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外蒙故事没有在内蒙古重演不仅是因为中国此时的内聚力远强于三十年前，而且也由于“少数民族”的自治要求没有成为当时国际社会瞩目的主题。战后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的斗争尽管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双方至少在公开外交上都是强化而不是削弱现存国际秩序中的“国家”“主权”概念。在蒙古问题上，苏联坚持外蒙独立于中国的另一面是支持中国对内蒙古的主权。一直到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溃败以前，美国在中国抗衡苏联的政策不能不以维护中国政府主权为出发点，即使在1949年以后，美国政府出于对苏国际斗争的需要以及对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的顾忌，依然在表面上保持了对中国的“冷战道义”立场，加上内蒙各政治派别的纲领不一实力不明，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美国政府对内蒙自治的冷漠态度，使内蒙古的任何分离运动面对着一种完全不利的国际环境。在这种意义上说，美国政府从1945到1949年的“内蒙外交”，是内蒙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域的历史条件之一。

(原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1] 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见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72-113页：陈连开，“中国·华夷·蕃汉·中华·中华民族?一个内在联系发展被认识的过程”。

[2] 引自Walter LaFefer, The Clash: U.S.-Japanese Relations throughout History (New York: W.W. Norton, 1997), 257.

[3] 关于英势力在中国各地延伸的情况，见 Frances Wood, No Dogs and Not Many Chinese: Treaty Port Life in China, 1843-1943 (London: John Murray, 2000).

[4] Leo H. Lamb to G. V. Kitson, 28 February 1946, FO (英国外交部档案，下同) 371/53674; G. A. Wallinger to J.H. Watson, 3 January 1947, FO 371/63420; Leo H. Lamb to A. L. Scott, 14 October 1946, and Scott’s comments, 6 November 1946, FO 371/53674; memorandum by Far Eastern Department, “Mongolia,” 7 August 1945, FO 371/46286; Frank K. Roberts to R. G. Howe, 2 September 1946, and enclosure by Adam Watson, 31 August 1946, 同前; Adam Watson to A. L. Scott, 14 December 1946, 同前

[5] Baabar, Twentieth Century Mongolia (Cambridge: The White Horse Press, 1999), 193-194; Barbara W. 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71), 89, 171; John P. Davies, Jr., Dragon by the Tail (New York: W.W. Norton, 1972), 146.

[6] 张启高，“有关中美合作所在陕坝的一般情况”，《巴彦淖尔文史资料》，1984年第3期， 124-130页；Edward Ric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4 August 1945, GRDS (美国国务院一般档案，下同): 893.00/8-1445.

[7] 清末至49年美国在华设领情况可见于Diplomatic Records: A Select Catalog of 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rchives Trust Fund Board,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1986), 38, 99-105.

[8] JCS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档案，下同) 133/10: SWNCC 83/8, 22 October 1945.

[9] “军调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1946年1月16日、23日、25日记录；“过去五个月停火工作总结

材料”，1946年6月。

[10] Edward Ric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21 May 1945, GRDS: 893.00/5-2145; the Councilor of Embassy in China (Smyt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23 February 1946, FRUS (美国外交文件集，下同), 1946: Volume IX, 439-441.

[11] 1945年10月，中共派乌兰夫前往锡林郭勒的苏尼特右旗解散该“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

[12] 王树盛，郝玉峰主编：《乌兰夫年谱》，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140-141页。

[13] 蒙藏事务委员会档案，141/3626：46年4月10日蒋介石致罗良鉴函及附件。

[14] Dean Acheson to U.S. Embassy in Moscow, 30 July 1946, GRDS: 893.00 Mongolia/7-3046; Walton Butterwort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9 August 1946, GRDS: 893.00 Mongolia/8-946.

[15] John King Fairbank and 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327.

[16] Walton Butterwort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7 September 1946, GRDS: 893.00 Mongolia/9-1746; Clubb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1 July 1947, and enclosures, GRDS: 893.00 Manchuria/7-1147; Joseph Touchett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24 June 1948, GRDS: 893.00 Mongolia/6-2448; Touchette toe Leighton Stuart, 8 October 1948, GRDS: 893.00 Mongolia/10-848.

[17] Butterwort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7 September 1946, GRDS: 893.00 Mongolia/9-1746; John Davies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18 October 1946, GRDS: 893.00 Mongolia/10-1846; Philip D. Sprouse to Wedemeyer, 30 July 1947, FRUS, 1947, VII, 689-690; “Intelligence Report” no.36-S-47, from U.S. Naval Attache, Nanjing, China, 12 September 1947, Truman Papers (哈里 · 杜鲁门文件，下同), PSF, Subject Files, box 173.

[18] Butterwort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1947, Melby papers (约翰 · 缪比文件，下同), box 2; Butterwort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7 September 1946, GRDS: 893.00 Mongolia/9-1746.

[19]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北京，中华书局，1987-1995年版，第4卷第1册，316-329页，第2册，421-422页。

[20] William Stueck, The Wedemeyer Mission: American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4), 1.

[21] Stueck, 44-50.

[22] 见Albert C.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s! (New York: Henry Holt & Company, 1958), 381-391, 461-479: Appedix VI: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1947, Parts I-V”; Stueck, 29-53.

[23] Division of China Affairs memorandum by K.C. Dougall, 5 November 1947, RDCA (美国国务院中国科档案，下同), box 11; U.S. Embassy in Nanking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13 October 1947, enclosure: Ruth F. Bean to Mr. Perkins and Mr. Ludden, 3 October 1947, GRDS: 893.00/10-1347.

[24] Philip D. Sprouse to Wedemeyer, 30 July 1947, FRUS, 1947, VII, 689-690; Sprouse to Wedemeyer, 18 August 1947, 同前, 730-732; W.T. Kenny (Naval Attache of U.S. Embassy) to Wedemeyer, 28 July 1947, Wedemeyer papers (阿尔伯特 · 魏德迈文件，下同), box 95; memo (no author), “Sino-Soviet Relations”, n.d. (1947), Wedemeyer papers, box 95.

[25] Wedemey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8 August 1947, FRUS, 1947, Volume VII, 713; Marshall toe Truman, n.d., enclosure: Wedemeyer to Marshall, 8 August 1947, Truman papers, PSF/Subject File, box 173.

[26] Sechin Jagchid, The Last Mongol Prince: The Life and Times of Demchugdongrob, 1902-1966 (Bellingham: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376; John Robinson Beal, Marshall in China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0), 273; U.S. Embassy in Nanking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13 October 1947, enclosure: Ruth F. Bean to Mr. Perkins and Mr. Ludden, 3 October 1947, GRDS: 893.00 Mongolia/10-1347.

[27]U.S. Embassy in Nanking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13 October 1947, enclosure: Ruth F. Bean to Mr. Perkins and Mr. Ludden, 3 October 1947, GRDS: 893.00 Mongolia/10-1347 ; Lewis Clar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6 April 1948, enclosure: R.F. Bean to F.D. Schultheis, 14 April 1948, GRDS: 893.00 Mongolia/4-1648.

[28] U.S. Embassy in Nanking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13 October 1947, enclosure: Ruth F. Bean to Mr. Perkins and Mr. Ludden, 3 October 1947, GRDS: 893.00 Mongolia/10-1347.

[29] Assistant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Group to Arthur Ringwalt, Chief of Far Eastern Affairs of the State Department, 14 July 1947, GRDS: 893.00/7-1447; U.S. Embassy in Nanking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13 October 1947, enclosure: Ruth F. Bean to Mr. Perkins and Mr. Ludden, 3 October 1947, GRDS: 893.00 Mongolia /10-1347.

[30] U.S. Embassy in Nanjing to the Sta, te Department, 13 October 1947, enclosure: Ruth F. Bean to Mr. Perkins and Mr. Ludden, 3 October 1947, GRDS: 893.00 Mongolia/10-1347.

[31] Butterwort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1 August 1948, GRDS: 893.00/8-1148.

[32] U.S. Embassry in Nanjing to the State Department, 11 February 1948, enclosure 1 and 2: Ruth F. Bean to Mr. Clough and Mr. Ludden, 17 December 1947 and 31 January 1948, GRDS: 893.00 Mongolia/2-1148; Lewis Clar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6 April 1948 and enclosure: R.F. Bean to F.D. Schultheis, 14 April 1948, GRDS: 893.00 Mongolia/4-1648.

[33] George Kenn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d. (July 1949), ROCA (美国国务院中国处档案，下同), 1945-1950 / Top Secret Subject Files, 1945-1950, box 13.

[34] Edward E. Ric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21 May 1945, and the comments by the Assistant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 (Chase), 26 June 1945, FRUS, 1945, VII, 390-391, and note 51 in page 390; W.T. Kenny to Wedemeyer, 28 July 1947, Wedemeyer papers, box 95.

[35]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 “U.S. Assistance to China,” n.d. (1947), ROCA, 1945-50 / Top Secret Subject Files, 1945-1950, box 12; Charles Stelle to Walton Butterworth, 2 October 1947, and enclosure: OIR Report No. 4517,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China Proper and Manchuria to the Security of the U.S.,” 18 September 1947, GRDS: China: 893.00 /10-347; O. Edmund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6 December 1945, GRDS: China: 893.00 /12-645; Clubb, “Soviet Policies, Attitudes and Actions in respect to Manchuria,” n.d. (1947?), Wedemeyer papers, box 89.

[36] SR-8: “China”, November 1947, Truman papers, PSF / Intelligence Files, box 259.

[37] W.T. Kenny to Wedemeyer, 28 July 1947, Wedemeyer papers, box 95; memo (no author), “Sino-Soviet Relations,” n.d. (1947), ibid.; SR-8: “China,” November 1947, Truman papers, PSF / Intelligence Files, box 259; ORE-45, “Implementation of Soviet Objectives in China,” 15 September 1947, RCIA (美国中央情报局档案，下同): “Estimate of the Office of Research Evaluation, 1946-50,” box 1.

[38]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Wedemeyer, 10 August 1945, Wedemeyer papers, box 89; “Minutes of Combined Staff Meeting, No. 111,” 20 August 1945, Wedemeyer papers, box 1550 (Suitland); WARX 50703, from War Department to Chongqing and Manila, n.d. (August 1945), Wedemeyer papers, box 89; John Vincent to Dean Acheson, 17 November 1945, enclosure: memo by E.F. Drumright, “The Situation in China,” 16 November 1945, RDCA, Subject Files, 1944-47, box 10.

[39] Wedemeyer, “Report of the China Theater to the Chief of Staff of the Army, 24 October 1944 to 15 February 1946,” Wedemeyer papers, box 86.

[40] Marshall to Wedemeyer, 14 August 1945, Wedemeyer papers, box 89; “China Theater Directives”: B. WARX 47513 (11 August 1945), D. WARX 88636, and E. WARX 82100 (26 March 1946), Wedemeyer papers, “Black Book, Volume 7, Book 3,” box 86; 王树铭致蒋介石电，1945年11月5日，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戡乱时期”，第3卷，361页；Marshall to Truman, 9 February 1946, Truman papers, PSF, box 183.

[41] “Cabinet Meeting, Friday, August 2, 1946,” Connelly papers (理查德 · 康纳利文件，下同), box 1.

[42] “Interviews with Associates of President Truman, Kansas City, December 8, 1954,” Truman papers, “Post-Presidential Memoirs,” box 641.

[43]“Minutes of Cabinet Meetings,” 7 March 1947, Connelly papers, box 1.

[44] Charles Stelle to Philip Sprouse, 10 February 1948, GRDS: China: 893.00 / 2-1048; The China White Paper, August 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Originally issued as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3573), 354. 杨奎松以苏联档案为根据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23页，250页注1)提供了一系列有关苏联对中共援助的数字，大致和美国国务院1948年的估计相符。杨著并指出，苏联在48年开始向中共提供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武器。

[45] Memo for President Truman by James Shepley, attache to General Marshall, 28 February 1946, Truman papers, PSF, box 173; CIA No.1, “Review of the World Situation as It Relates to the Secu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26 September 1947, document no. 32 of CIA Cold War Records (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档案).

[46] Memo by George F. Kennan, 2 December 1948, ROCA, 1945-50, Top Secret Subject Files, 1945-50, box 13; JUSMAGCHINA (Barr) to the Department of the Army (Maddocks), 18 December 1948, 同前; JUSMAGCHINA (Barr) to the Department of the Army (Wedemeyer), 2 December 1948, 同前

[47] Memo for the President, 4 February 1949, Truman papers, PSF / NSC Files, box 220.

[48] Memo for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d. (July 1949), ROCA, 1945-50, Top Secret Subject Files, 1945-50, box 13.

[49] Edmund Clubb to George (Atcheson), 28 November 1948, ROCA, 1945-50, Tope Secret Subject Files, 1945-50, box 13.

[50] Diary entry for 1 September 1947, John F. Melby, The Mandate of Heaven: Record of a Civil War, China, 1945-49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1971), 290; memo by K.C. Dougall, 5 November 1947, RDCA, box 11.

[51] Memo by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 the 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 9 June 1947, FRUS, 1947, Volume VII, 844-845.

[52] Edmund Clubb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3 May 1948, 893.00 / 5-1348; Clubb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1 June 1948, GRDS: 893.00 Mongolia / 6-1148; Joseph Touchette to Leighton Stuart, 30 July 1948, GRDS: 893.00 Mongolia / 7-3048; Touchette to Stuart, 20 August 1948, GRDS: 893.00 Mongolia / 8-2048.

[53] Secretary of State to Leighton Stuart, 4 March 1948, Melby papers, box 3.

[54] Leighton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8 May 1948, GRDS: 893.00 Mongolia / 5-1848.

[55] Joseph Touchette to Stuart, 6 October 1948, GRDS: 893.00 Mongolia /10-648.

[56] John Leighton Stuart, Fifty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4), introduction by Hu Shih, xix; Melby, Record of a Civil War, 168-169.

[57] Robert G. Hooker to Walton Butterworth, 8 July 1948, GRDS: 893.00 /7-848; Lewis Clar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2 April 1948, GRDS: 893.00 Mongolia /4-248; Edmund Clubb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25 May 1948, GRDS: 893.00 / 5-2548.

[58] Lewis Clark (for the Ambassado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20 August 1948, and enclosure, “The Significance and Hope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ngolian Youth League,” GRDS: 893.00 Mongolia / 8-2048.

[59]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30 June 1948, FRUS, 1948, VII, 328-329; British Embassy in Nanjing to the Foreign Office, 19 July 1948, FO 371 / 69537; Butterwort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1 August 1948, GRDS: 893.00 / 8-1148; Butterwort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27 July 1948, GRDS: 893.00 / 7-2748; Kenna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2 August 1948, GRDS: 893.00 /8-1248; Sprouse to the Officer in charge of the American Mission, Nanking, 23 August 1948, enclosure: letter fro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Secretary of Defense, 13 August 1948, GRDS: 893.00 / 6-3048.

[60] Clubb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32 December 1948, GRDS: 893.00 /12-3148.

[61] Butterwort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27 July 1948, GRDS: 893.00 /7-2748; Butterworth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1 August 1948, GRDS: 893.00 / 8-1148. 有关“大反常”的概念，见 Warren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180页。与本文不同的是，柯华润认为“大反常”时期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前后开始的。

[62] Clubb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26 November 1948, GRDS: 893.00 Mongolia /11-2648.

[63] Sechin Jagchid, The Last Mongol Prince, 388-389, 395;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三辑：《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151-152，173; A Doak Barnett, China on the Eve of Communist Takeover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63), 206-207.

[64] 《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149，153-154，159-162，178-179；Sechin Jagchid, The Last Mongol Prince, 398-404.

[65] Sechin Jagchid, The Last Mongol Prince, 388-389, 403; 《德楚楚克栋鲁普自述》，150-151，153，179-180；Lewis Clar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 June 1949, GRDS: 893.00 Mongolia /6-149.

[66] Sechin Jagchid, The Last Mongol Prince, 403; 《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153，180。

[67] Dean Acheson to U.S. Consulate, Canton, 27 June 1949, GRDS: 893.000 Mongolia / 6-149.

[68] Sechin Jagchid, The Last Mongol Prince, 410.

[69] CIA Intelligencee Memorandum No. 197, 25 July 1949, NSCR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下同)， Policy Papers, box 6.

[70]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on the discussion at the 33rd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4 February 1949, Truman papers, PSF, NSC Files, box 220; memo for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d. (July 1949), ROCA, 1945-1950, Top Secret Subject Files, 1945-1950, box 13.

[71] “Memorandum for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n the circulation of a statement made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t the 35th meeting of the NSC), 3 March 1949, Truman papers, PSF / NSC Files, box 205.

[72] Note by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ouers) to the Council, 28 February 1949, FRUS, 1949, Volume IX, 493-494; NSC 34/2,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 28 February 1949, NSCR, Policy Papers, box 4. David Allan Mayers, Crack the Monolith: U.S. Policy against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55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39, 49, 68, 71, 104, 122 等页对这方面的问题做了有趣的探讨。

[73] Margaret Moore, e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Secess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