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家政治结构急剧转型。一个多部族大帝国，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是最终解体还是基本保存原有的疆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边缘地区各部族首领在他们与中央政权、外部势力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中最终作出的政治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把对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精英的研究比喻为理解中国从“天下帝国”过渡到“民族国家”这一进程的钥匙，应当是不过分的。
在中国古代的“天下帝国”中，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划分既与地理自然特征密切相关，也与接受中原文明的程度有关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一个最为辉煌的年代，在“百家争鸣”的思想争论中逐渐浮现出了古代中国政治建设的宏大框架，为中华文明在其后三千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诸多学者在哲学、政治体制、社会组织、思想伦理、法律、军事等领域提出的思想，至今仍深深扎根在中华大地，启发着人们的思考与政治智慧。
从秦汉直至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其政治理念和行政体系大致可以用“大一统”的“天下帝国”来表达。中国人思想中的“天下”是以中原皇朝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一个完整的世界体系，而西方世界的古代史和中世纪史大多是几个帝国对峙的历史。在中国人的“天下观”中，其基本框架就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为一，诸侯为臣”。这个“天下”体现的是中华文明之孕育发展的地理空间和当时人们对世界的基本认识。
中华各族繁衍生息的东亚大陆，在生产力水平低的古代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费孝通先生曾指出：“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天下帝国”概念的产生，与这个四周有自然屏障的地理空间密切相关。这个地理单元“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
在这个地理单元内部又可分为核心区和边缘区。核心区之所以成为核心区，边缘区之所以几千年仍然是边缘，这又与它们各自的地理自然特征密切相关。
自秦统一六国，各个朝代的核心区始终是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通过人口迁移和新农业区的建立，帝国的核心区从黄河流域逐渐扩展到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行政体制通常存在明显的差别，核心区实行郡县制（行省制）和中央集权制，边缘区实行各种形式的世袭部族首领制度。这种世袭部族首领制度，与中亚地区和中世纪东欧的“部族社会”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部族民众的认同体系和效忠对象，与核心区的中央集权、皇帝集所有权力于一身、全体臣民效忠“天子”的体系是很不同的。在传统中国这个“天下帝国”中，各个朝代在不同程度上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核心区和边缘区并列的二元结构。边缘区的部落首领和民众既不熟悉也不接受核心区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皇帝和朝廷是边缘区与核心区的连接点，也是二者共同接受的最高权威。
在文化模式和认同意识方面，核心区被认为是代表中原文明的“华夏”，而居住在边缘区、具有与中原不同经济类型和文化特征的群体则被核心区的中原人称作“蛮夷”。在“有教无类”传统的影响下，正是“变夷为夏”的“教化”过程，使部分边缘区最终转化为核心区。
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夷夏之辨”的核心并不是体现于体质、语言等方面的差别，而主要指以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为核心的文化方面的差别。美国学者费正清指出：“毫无疑问，这种认为孔孟之道放之四海皆准的思想，意味着中国的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义更为基本的东西……一个人只要他熟习经书并能照此办理，他的肤色和语言是无关紧要的。”
还有学者认为，在儒家思想中，“华”与“夷”主要是文化、礼仪上的分野，而不是种族、民族上的界限，所谓“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华夷之辨”并不含有种族或民族上的排他性，而是对一个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认识和区分。凡是接受中原文化的族群，尽管其外貌特征与语言习俗可能与中原存在差异，但仍可被视为“华夏”，而尚未接受中原文化的族群就被视为“夷狄”。
因此，有学者指出，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国家，中国不同于近代任何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以文化而非种族为“华夷”区别的独立发展的政治文化体，有人称之为“文明体国家”，它有着独特的文明秩序。可以说，“华夏”和“蛮夷”之间是一个动态的辩证关系，用于区别两者的是“教化”程度，即接受中原文明的程度。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东亚大陆边缘区的“蛮夷”，也始终把自己放在“中国”这个“天下”体系中寻求生存与发展，始终存在着强大的向心力。
边缘区各“蛮夷”首领的地盘和实力是有差异的。当核心区的中央王朝强大之时，他们俯首称臣、朝贡纳税，而当中央王朝衰弱之时，边缘区比较强大的族群就会择机内侵、逐鹿中原、改朝换代。中原地区繁华的都市、兴盛的农业、庞大的人口、发达的文化生活，都对边缘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因此，生活在边缘地区的族群一旦成功入主中原，就不可避免地迅速融入中原文化和人口之中。
清朝在边远地区的势力扩张方面比较积极，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通过各种征伐与怀柔政策，把西北、西南大块边缘地区纳入朝廷的管辖范围。清朝参照各地的传统，实行了“多元式天下”的统治模式。除了“龙兴之地”东北地区外，清朝在蒙古、西藏和新疆分别实行了不同的行政和法律体系，客观上阻碍了这些边缘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融合。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的“天朝秩序”已不可能再维持下去，部族首领必须在效忠中国中央政府还是依靠外国寻求独立之间作出选择
在鸦片战争以后抵抗列强侵略的战争中，中国这个传统的“天下帝国”被帝国主义军队彻底打败，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亚洲殖民地的攫取直逼中国边境。北方的西伯利亚和中亚被沙俄占领，东方的朝鲜等地被日本占领，南方的越南等地被法国占领，西南的印度、缅甸等地被英国占领，而且这些帝国主义国家进一步的攫取目标，十分清楚地指向中国的边缘地区（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地）。在这个救亡图存的历史关头，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天朝秩序”已不可能再维持下去，这个“天下帝国”在四周强敌的逼迫之下，只能极不情愿但又十分无奈地朝着民族国家的政权形式与社会结构逐步转型。列强将中国边缘地区各部族冠以“民族”的名号，鼓动他们从中华帝国中分裂出去。传统的“华夏-蛮夷”框架被外力打碎。李鸿章所谓“三千年之一大变局”，指的正是中国国家体制的根本性转变。
“天朝”在对外战争中屡遭败绩，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权势日衰。在这个大环境下，中国各边缘地区的“蛮夷”部落必然会思考自己今后的地位与权益将如何加以维护的问题。与此同时，他们的首领即部族精英也在不同程度地接触来自西方的“民族”概念，受到“民族自决-民族独立”政治理论的影响。他们和他们所属的部族在这样的政治大环境下面临多种选择。有些部族（如蒙古科尔沁部）的首领世代享受清朝皇室的厚恩，始终坚持拥戴清朝；有些部族首领在外国势力的鼓动下开始试图从清朝分裂出去，并倚仗外国支持寻求“独立”。在这样的大变局之下，这些部族首领和接受现代学校教育的青年精英必然因受到各方势力的影响而出现政治分化，他们需要在效忠中国中央政府还是依靠外国寻求独立之间作出选择。这种政治分化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后变得更加清晰。
分析清朝晚期和民国时期中国边疆一些少数民族首领、精英人物的思想过程和政治选择，对于在更深层次上理解中国从传统的多部族“天下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族群关系的演变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在国家政治结构急剧转型的过程当中，哪些部族的首领和精英人物坚持对中国的政治认同、始终效忠于中央政府？哪些部族的首领和精英人物开始对中央政府耍两面派、暗自筹划独立？哪些部族精英集团因内部意见不统一而发生分裂？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影响这些精英人物政治选择的因素都是什么？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必须弄清的核心问题。
从笔者所读到的研究文献来看，研究者们大多还是从中央政权的视角，居高临下地分析和解读当时民国中央政府（北京的北洋政府、南京的国民政府）的政治宣言、政策文本、档案资料、主要官员的回忆录等，同时论及当时中央政府与边疆部族首领之间的互动。很少有研究者把目光主要放在边疆部族精英人物的思想演变和政治谋略方面，采取“换位思维”的研究方法，尝试着站在这些精英人物的立场来思考和分析问题。毫无疑问，在核心区的中央政府与边缘区的少数民族首领和精英人物的互动过程中，中央政权的政策和做法是必须研究的，但是如果忽视了对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精英人物思想与行为的研究，那么，对这一互动过程的研究就是不完整的。
从这个多方互动的视角来看，分析清朝晚期和民国时期中国边疆一些少数民族首领、精英人物的思想过程和政治选择，对于在更深层次上理解中国从传统的多部族“天下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族群关系的演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多部族大帝国，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留原来的版图，是最终解体还是基本保存原有的疆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边缘地区各部族首领在他们与中央政权、外部势力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中最终作出的政治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把对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精英的研究比喻为理解中国从“天下帝国”过渡到“民族国家”这一进程的钥匙，应当是不过分的。
在中华帝国的边缘地区中，西南的云南、广西、贵州建省设县较早，不同族群长期混杂居住，政治离心力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而西藏、新疆、青海、内外蒙古、东北这5个地区在清朝的行政管理体制中是与核心区距离较大的，外部势力在鼓动这些地区部族分离方面所下的功夫也最多，因此也最需要开展研究。
对少数民族精英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开展，历史叙事式的传记类研究固然是需要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关注点是当时边疆地区社会在政治上从传统的“部族-天下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型时，那么对于这些历史人物的分析重点就应当是他们的国家观和民族观的形成与演变。从这个视角来看，以往的大多数研究在这个方面是着力不够的。鉴于这种情况，着重分析这些精英人物关于现代“民族”和“民族国家”的观念，分析他们把自己的“民族”和中国整体、中央政府放在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框架内，以及在重要行动中如何体现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对中央政府的态度，就显得很有必要。
对于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领袖来说，在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必须面对并处理3种基本关系，这3种关系与他们的国家观、民族观密切相关
一是如何处理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在清朝“多元式天下”的统治体制下，这些部族的王爷、土司、噶伦、伯克、头人长期在自己的管辖区域内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在皇朝衰败、民国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下，这些少数民族首领面前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扩大自己的自治权，并在外力支持下谋求政治分离；二是继续效忠中央政权，争取在新的国家体制下以中央任命的方式保持对地方政治和各种事务的影响力。选择前者会面临中央政府武力征伐的风险，所依赖的外部势力在危急时刻并不可靠；选择后者会使他们面临失去权力的某种风险，因为存在随时被中央免职并被他人取代的可能性。在一个单一制而非联邦制的国家中，“地方服从中央”是一个基本准则。他们最后的选择究竟是什么，传统的向心力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中央政府和这些部族精英的个人政治智慧。
二是如何处理当地各族群间关系的问题。我国许多边疆地区都是多民族混居地区，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首领和某种自治传统，在历史上即形成了某种多层次的权力结构。如果在一个地区占主导的部族首领在自己的管辖区域内对其他群体实行歧视、压迫的政策，必然恶化族际关系、激发民族冲突，也会引发该地区与中央政府和邻近地区之间的矛盾。如青海的马麒、马步芳父子就面临着如何协调当地藏、汉、回、蒙古等民族之间关系的问题。
三是如何处理不同宗教和不同教派之间关系的问题。在我国的许多边远地区居住着各自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族群，甚至一个宗教内部还存在不同教派。如果对各种宗教信仰不能一视同仁，也会引发信教群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通过分析少数民族精英在国家观和民族观方面政治理念的演变和他们的行动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就能够探究在中央政权影响衰微乃至解体、外部分化力量影响甚强的情况下，是什么力量仍然发挥作用维护着中国的统一，是什么样的机制和过程决定了今天的中华民族能够比较完整地继承帝国的历史认同和政治版图。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天下帝国”转型为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民族国家。但是，一起来回溯中国近代史和民国时期的民族关系史，以史为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来源: 《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