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代世界是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体系。对于民族国家含义人们有不同的解释。在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民族国家的根本在人民。人民经历了从阶级的“人民”到包含有“各个不同民族群体”在内的中华民族的转变；在这一伟大的转变中，“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党的执政宗旨。中国共产党不仅成功地领导和组织人民站立了起来，而且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实现了从富起来向强起来的转变。

202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纪念日。在一个世纪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其不忘初心、勇于担当的精神带领人民不仅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内外敌人，而且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实现了中华民族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在这一个沧桑巨变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而使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具有了强烈的“人民共和国”特点。

一、 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启程

中国的“民族国家”在福山看来在秦朝就出现了。他所考察的依据在于秦朝建立了中央官僚体系，“征收统一税项，掌握军队，监管社会，比欧洲出现类似国家制度真正早了一千八百年。”但秦朝所建立的不过是一种王朝国家而已，所遵循的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原则。在西欧即将开始“现代国家”之际，郑和下西洋，不是要发现新大陆，而是要展现中国礼仪之邦的影响力。市场、黄金、原料并非郑和考虑的内容。此后，西方国家试图与中国通商，均遭到了朝廷拒绝，但东南沿海一带确实出现了一些行走于东南亚等地的商人。在几千年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五方之民”互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逐渐生成。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中华民族说到底是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产物，具有混合、交融的特性。”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加强了对中国主权、边疆、领土的侵袭。当中国人与西方列强相遇时，一种中华民族意识开始由朦胧出现，后通过一些学者给予了表达，1902年康有为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概念。此后这一探讨延绵不断。辛亥革命爆发后的1912年元旦，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身份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中华民国开始使中华民族有了现代共和国的外壳。与此同时，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也越加深入。除了康有为持续不断地对中华民族概念进行论述外，后来又有顾颉刚和费孝通两位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的研究和传播：顾颉刚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重要思想”。此后，费孝通亦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与亚洲诸多殖民地国家比较，中国是亚洲最早建立“共和国”的国家。在当时，亚非拉不少国家在西方或日本的侵略下相继沦陷，中国也处在危机之中。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国民党时期的民族国家建构主要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影响下进行的。第一，虽然形式上保持主权，有中央政府，但这一政府所依靠的对象是官僚、买办、地主和士绅。国家的所有制形式依然是封建地主所有制。封建势力依然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第二，中国各个民族生活的环境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不少民族地方还停留在原始的、奴隶的或是封建农奴制状态下；第三，国民党军队演变为一种新军阀，军队内部派系林立；第四，国民党统治集团腐败、钩心斗角，追求各自的利益，置民族或国家利益不顾；第五，经济上的落后严重制约了国家能力，诸多的社会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国民党时代所进行的民族国家建构千疮百孔，根本原因在于脱离了人民，所谓的民族国家不过是一个顶着“民国”外壳的“蒋家王朝”。

二、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的主体地位

1840年后，各种学说传入中国，有不少志士仁人如康有为、梁启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各种探讨，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在艰苦卓绝的探索和血的教训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新的民族国家建构提供了全新的指导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下，中国共产党人把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作为了自己的依靠对象，与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势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近代以来，“人民”作为民族国家的硬核。但在不同的情况下，人民这一硬核的构成或主体是不同的，存在三种代表性模式：第一种是苏联模式，即是在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下，依靠工人阶级，同时联合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在城市中进行武装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11月7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1922年，苏联正式成立，后来逐渐扩大形成了由15个加盟国家组成的苏维埃联盟国家。第二种模式是以土耳其为代表的，由土耳其联合党领袖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在民族主义旗帜下，战胜了希腊人、推翻了苏丹统治，于1923年10月建立了独立共和国。第三种模式是在封建国家内改良，改变原来的封建帝制，其代表是泰国。1932年6月，泰国人民党发动政变，建立君主立宪政体。1939年6月由暹罗更名为泰国，意为“自由之地”。从以上三种模式可以看到，在民族国家的建立上，民族国家中的“人民”本质上是以一定的阶级或有势力的群体作为民族的核心，由他们联合其他的阶级或群体组成的。在中国新型的民族国家建构中，中国共产党要将自己的理想变成现实，所依靠的对象只能是工农劳苦大众。他和“民国”讲的“民”有很大的区别，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工农”只是作为辅助的对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巴黎公社和后来的俄国十月革命都对早期的共产党人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大国中，工业发展落后，因而资产阶级不强大，工人阶级也不强大。城市既为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所占据，又为国民党军队所控制。中国共产党要夺取全国政权就要在农村发展，把那些没有土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组织起来，使其成为武装力量和地方苏维埃政权所依靠的对象。不过党也认识到，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没有工人阶级的“土地革命”算不上“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因此，工农联盟是党建立新型政权的基础。并凭借这一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起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正是在这一联盟的基础上，党领导的新型民族国家从基层做起，这就使新型的民族国家建构从一开始就和基层的劳苦大众结合在了一起。而在俄国或是在欧洲一些国家中，民族国家产生于城市或是市民中，并不一定就渗透到了民族国家所需要的基层中去，要进入到这些地方，还得需要一个官僚队伍渗透或是暴力的运用的过程。因而，人们可以看到，在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党通过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也就是通过强有力的党的组织力量，使党的理想、思想和意志变成了千千万万革命群众的实践，这也为新型的民族国家奠定了人民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提供了经验。正是来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样一个来自最为边缘或最基层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积累和扩大，最后发展成为了一种新型的、以工农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新型的民族国家，新中国在成立初期，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后来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中国人民要站起来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首先是挖掘人力资源。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没有更多的资本，中国也不可能像西方殖民主义那样进行殖民掠夺，只能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依靠中国充裕的人力资源“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将其组织进现代国家建设的生力军中。其次是积累国内所有的生产资本。从1953年开始，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私人资本被纳入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由国家或集体支配；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农村集体组织农民交公粮，承担疏浚河流、建设水库等重要的工程，通过交公粮，获得国家给予的一定货币。中国新型的民族国家建构是在无数的工人和农民等劳动大众与落后的生产资本的结合、用辛勤的汗水建立起来的。没有工农大众的付出，就没有新型的民族国家的独立。同时，正是他们的贡献，中国集中有限的资金实现了“两弹一星”的梦想。因此，新型的民族国家不能是资产阶级的，而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型的民族国家建构开始逐步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计划经济时代以工农大众为主的人民主体开始扩容，各个民族、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人员，也就是凡是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的一切爱国人士，均构成了人民。他们构成了中国新型民族国家建设的主体，这其中工人和农民依然是其中的重要成员，另一方面，一切爱国人士都是人民的一员。他们中有企业家，有各行各业的专家和学者。有干部，也有普通的群众。有汉族，也有其他少数民族。所有生活在中国领土上的，真正接受和服从于中国宪法和法律的所有成员都可以视为是人民。基于这种状况，党章对中国共产党性质做了大的调整。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种变化使新型民族国家的人民范围更加广泛。与之相应地，随着人民民主权利的进一步扩展，公民权利意识的提升，基于阶级的民族国家转变为了包含由所有的公民构成的国族国家。比较起来，苏联和东欧国家，甚至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国家失败，不能不和脆弱的社会基础，尤其与这些国家的政党或政府与人民脱节密切相关。而在中国，党离不开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党的使命和任务变成现实。并且也只有以人民为中心时，中国新型的民族国家建构才能成为现实。

三、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制度建设

如果说近代西方和不少非西方的民族国家建构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即私人资本和私人土地私有制；而中国新型的民族国家建构是建立在土地和重要战略资源为国家所有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初期的党纲中就把消灭私有制作为了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没有夺取国家政权之前，鉴于中国的特有状况，这一理想尚未实现，但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土地革命”或后来解放区的“土改”中已经体现出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开始推进了社会主义，破除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剥削制度，通过宪法明确规定了“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等通过法律属集体所有。这些重要的战略资源使中国人民在根本利益上获得了一致性，同时也有效地解决了旧中国诸多“分利集团”存在带来的“一盘散沙”的局面。

西方或不少非西方的民族国家建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或土地私有制，这一制度设计的构想是通过分散于社会与少数人手中的资源来促进私人利益的增长，从而积个人利益为整体利益。但由此也带来了诸多两极对立和阶级对抗。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种状况更为严重。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强大的外国资本面前，要想由私人资本来完成诸多的战略性、全局性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更是捉襟见肘，国家崛起难以实现。

与之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推进了国家重要战略资源的国家所有。正是有了这一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不仅保障了基本的国防工业的发展，而且也解决了不少涉及国民经济发展和民生基本需要的公共工程、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问题，解决和缓和了不少民族地区或民族间存在的矛盾，缩小了彼此之间的差距。

正是在重要战略资源支持下，中国的领土空间建设的有机化建设有了巨大提升。尤其改革开放以后，中华民族在现代化带来的丰硕果实的基础上，诸多大型的全国性联网工程、地区和地方的网络，如公路、铁路、航空、邮电、石油、天然气、水网、互联网、智能网络等，从天上、地上、地下，如同一个人造脉络把不同地区、各个民族、不同的人群联系起来。各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也进行了庞大的制度化建设。首先表现在党的组织队伍建设上，中国共产党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448万多名党员发展到2020年的9000多万名党员。这些党员来源于各条战线，深入各个民族之中。他们来源于人民，直接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党的组织深入基层，由此也就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全面领导奠定了组织基础。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夕，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就提出了“组织起来”的思想。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后，毛泽东又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组织的存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都深深影响着无数中国民众，从而使人民群众聚集在了党的周围，形成了排山倒海的力量，共同建立了新中国。此后，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中国人民战胜了国内外面临的种种灾难和威胁。尤其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挫败国际反华遏华势力以及脱贫攻坚工程上，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英雄本色。

在当代不少发展中国家中，不少人试图通过民族主义来凝聚国家，但在多党竞争的条件下，不少国家的崛起计划要不走向失败，要不陷入内部纷争而被干扰。虽然这些国家都拥有主权和领土，形成了所谓的“国族”,但由于国内缺乏核心力量的领导和组织，国族不过是外壳。今天的中东、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即为如此。亨廷顿用“倒U字形”描绘了中东国家的景象。在这种曲线中，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处在最低点，而对家族、部落的忠诚和对宗教的忠诚处在两个高位点上。由于民族国家难以发挥应有的中心作用，中东地区始终处在激烈的动荡之中。中东国家的教训说明，民不聚者国不强，国不强者民离散。不少发展中国家建国时人民兴奋，建国后内乱不休；强政府时矛盾蛰伏，政府开始腐败；弱政府时内斗不已，兵戎相见。国家在治乱交替中耗尽能量，人民在内斗漩涡中认同四散。

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同样存在着家族、宗族和地方的力量。但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存在，有效地组织了国家，克服了这些传统力量对政权体系的侵袭。具体而言，党组织人民建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把这一制度作为国家的根本制度，从而为中国超越王朝兴衰历史周期律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依靠这一制度，党不仅把各界代表吸纳其中，共商国是，而且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把党的战略和大政方针上升为国家意志，变成国家行动指南。从而有效地将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凝聚起来。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了政府，使政府成为贯彻和执行党和人民代表大会做出的重大决策的执行机关。在组织上，保证了政府只能是人民政府，政府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家国不分的文化环境中，王朝国家的悲剧重演被有效地避免了，民族国家只能是“人民”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人民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就保证了党和人民之间有了更加广泛的联系，通过种种制度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经过民主集中制原则，把人民的意愿反映上来，经过多方面的协商和对话，形成科学的、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策。同时又是在党的组织下，又使党和国家确立起来的大政方针变成了人民群众的实践力量。不同民族守望相助，勠力同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中国人民就是在这样一种有效的组织中，克服了重重困难和艰难险阻，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四、中国共产党与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走海外殖民和掠夺的道路，而是通过国内资金积累、一定的计划和组织而实现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资本主要是由没收的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构成的。在这些资本中，外国资本所占比例为11.21%,本国资本占88.79%。如何把有限的资本用来实现新民族国家建构的基础，如何在帝国主义封锁中站立起来，中国选择了国有化道路，其中国有企业承担起国家建设的重任。如果放眼世界上不少发展中国家实践，可以看到在这些国家中，经济的运行主要由政府推动来进行。但由于采取多党制，其经济计划经常受到政党变迁和军事政变的影响，可持续性差。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获得了政权后承担起了经济发展和组织的重要作用。首先，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明确的目标并将其写入党章。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穷，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又把“四个现代化”写进了总纲中：“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毛泽东主席也多次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1957年，他把这个目标清楚地概括为“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其次，进行了计划和组织实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中国走了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通过制订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有条不紊地推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农业生产领域中，通过大兴水利、提高灌溉等手段，增加了粮食产量，稳定了农业经济，并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粮食和原料。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也进行了“工业革命”,实现了“从农业为主变成以工业制造业为主”的转变，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国防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个由铁路、公路、内河航运、民航空运构成的交通运输网络为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国家战略发生了重大转移。党中央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设想，对内和对外开放构成了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发展生产力成为了重中之重。如邓小平指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中国共产党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坚定不移地使人民生活好起来。第一，资本结构发生改变：中国积极引进了外资，形成了国外独资、中外合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体企业的五位共存的经济体系。第二，促进竞争发展。在多元共存的经济主体中，外国资本占有一定的比例，他们进入中国市场无疑会带来中国市场主体的巨大变化，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也刺激了中国企业对国际市场的参与，这反过来会促进中国企业(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企业)的技术改进、升级，提高这些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有力地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技术、结构、人员、资金、税收等诸多方面更新改造。第三，鼓励私人在一些非重点行业中投资、办企业。同时国家也推进了灵活的就业政策。第四，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促进农村的自主经营，同时，将农村富余的劳动力吸引到城市和城镇中来。

在上述的种种变革中，中国的经济状况有了巨大变化：

第一，中国由一个工业国家变成了工业化强国。目前中国已经拥有了联合国所规定的工业体系的41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目前，中国正搭乘科技和智能技术优势，工业化体系向着更为先进、更为智能化的方向前进。由于先进的生产力带来了巨大回报，既为国家提供了更加丰裕的资金，也为国家进行国防、科技、农业等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有力地促使中国跻身世界市场。

第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变革。随着中国现代化向农业和农村地区的转移，中国农业逐渐告别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农村在现代化的各种先进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支持下告别了封闭，完全地成为了中国现代国家体系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农村城镇化改革，城乡差距的缩小，乡村现代化建设成为了新型民族国家一体化的重要内容。

第三，发展了与世界更多国家的贸易往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市场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中国还发展了“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仅以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GDP的占比来看，1952年，经20世纪上半叶的持续下降，低至4.6%;而到了2018年，经过30多年发展，回升到15.86%,稳居世界第二。国外学者科普兰指出：“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的GDP增长着实令人惊叹，平均每年增速达7%—9%(在许多年中为两位数增长)。因此，中国的绝对经济体量每8—10年就要翻倍，每16—20年就要翻两番。由于西方国家和日本的经济增长率远低于此，所以中国现在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如此，假如中国能维持现有的发展趋势，那么它的GDP总量即将在15—25年之后超越美国。”

五、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建设

民族国家的根本在于人民，人民的福祉是今天大多数国家政府都承载的基本任务。社会建设是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欧洲国家，随着福利政策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美国、加拿大同样也有一定的福利政策。但当这些国家遇到危机时，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就会把矛头转向那些外族或少数人，甚至将危机转嫁他国。如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种情况即为如此。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国家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肃清了国内存在的匪患、娼妓、黑恶势力，整顿了社会秩序；促进了民族平等、妇女解放；开展了扫盲运动、发展了卫生事业；解决了人民生存的一些关键问题；发展了广播、文化、体育等事业。在当时国内经济匮乏的条件下，大量的社会保障是通过单位、企业、生产大队完成的。国家所承担的部分比较小。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原有在计划经济时代由社会解决的问题，逐渐转移到了国家身上。能否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关系到人民对党和国家的认同，关系到改革开放事业是否顺利实现。在这样的挑战面前，中国共产党本着让改革的成果为人民共享的理念，积极推进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首先，高等教育不断获得发展和提升，不仅为满足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提供了各类人才，而且也为促进中国国民素质的提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教育体系日益完善，从幼教和中等教育全面普及和提高；其次，医疗卫生建设获得进步，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取消和城镇地区企业的改制，“到世纪之交，八成以上的农村居民以及半数以上的城镇居民陷入了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的境地”,由此引起了社会一些群体的恐慌和“不安全感”。面对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大事，党中央和国务院不断地调整政策，逐渐在全国建立了医疗保障网络。个人所承担的份额越来越小，到2018年，仅占28.7%;再次，养老保障制度得到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逐渐扩展到了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最后，国家发展和推进了各种类型的住房保障体系建设。

除了上述几大方面外，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内容会更加丰富。诸如最低生活保障和残疾人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制度逐渐发展起来。尤其可以赞誉的是，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时，中国政府率先在中国国内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并于2021年推进了全民疫苗免费接种计划。

在推进社会建设中，中国也致力于缩小城乡差别工作。改革开放前，中国就存在城乡间差别。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现代化发展的提速，城乡间的收入、居住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加大。本着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理念，中国政府致力于缩小城乡差别。一方面取消了实行了上千年的“农村税”。另一方面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的各种补贴。如农产品补贴、农村的中小学教育和农村的卫生支出等。尤其重要的是，2020年底，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各级人民政府的统一安排和治理下，中国832个绝对贫困县摘掉了贫困帽子，近一亿人口脱贫。为了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中国政府还宣布了到2035年中国乡村现代化建设计划并列入国民经济计划中。

这些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 “为人民谋福利”理念，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民也正是从越来越多的实实在在的社会福利中认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认同我们所生活的国家，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才更加牢固。

六、结语

民族国家建构是近代以来的一种普遍政治进程。不过在民族国家建构上各国走了不同的道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古老国家，虽然民族国家建构起步于辛亥革命，但依托于官僚、买办、国外势力以及国内存在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民族国家建构终不能真正实现“人民”的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的民族国家建构首先依靠中华民族中最具有革命性的力量——工农大众——起来革命，推翻了压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同时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托于工农联盟基础对社会进行了根本改造。正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联盟的基础上，逐渐地将国内各民族、各个不同界别的民众组织了起来，中国人民才真正地凝聚起来，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在这一巨变中，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以及在此理念指导下的一系列的新型民族国家建构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比较今天世界上的不少国家，国内不同群体之间人心相隔，不同政党和民族相斗，国家或是陷入衰败，或是兵戎相见。现实的经验表明，以人民为中心，民族国家才能有凝聚力，民族国家建构才真正落在了实处。

常士訚，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教授;

杨峥，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研究院，天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来源：《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第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