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六月，犹太裔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为了摆脱埃及民族主义风暴给外国人带来的不安，母亲带着两岁的他乘坐意大利的“赫勒万号”邮轮来到她坐落在亚得里亚海边的故乡——奥匈帝国的的里雅斯特，不久前这座风景秀美的港口城市刚刚被意大利占领。数月之后，全家移居维也纳郊区，霍布斯鲍姆在那里度过了喜忧参半的童年时光。他虽然没有机会亲历哈布斯堡帝国分崩离析的政治悲剧，但是共同生活在帝国内的德裔、斯拉夫、马加尔族群以及犹太人之间的政治、文化、语言冲突还尚未远去。

“假如说十九世纪奠定的‘民族原则’曾经在某一时刻赢得了胜利的话，那么这个时刻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离开维也纳长达半个世纪之后，霍布斯鲍姆带着遥远的童年记忆论道。民族主义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五0年之所以达到了高潮，究其原因，应当是中东欧多民族大帝国的崩溃和俄国革命爆发所致。凡尔赛和会前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布尔什维克党人揭橥民族自决权的旗帜，民族主义浪潮汹涌澎湃，一直绵延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很快成为历史，英、法殖民帝国元气大伤，苏联最终也未能摆脱解体的命运；相应地，在中东欧和亚非拉地区，新兴的民族国家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这番景象让人们觉得，二十世纪仿佛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世纪”。

历史学家往往以孤立的民族国家为单位来叙述本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抹去了民族国家的帝国印迹，以及它与帝国相互重叠、纠缠的“前史”，以服务于民族主义政治的现实需要。然而，近年来的史学研究则尝试在全球史网络中考察东西方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对过度依赖民族国家视角的“方法论的民族主义”提出了质疑、反思和挑战。塞巴斯提安·康拉德指出，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帝国与民族国家泾渭分明，但将帝国看作是民族国家出于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原因向外扩张的结果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其实，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帝国既是催化剂，也是有待克服的障碍：一方面，帝国的压迫培养了被压迫者共同的民族意识，它将“族裔、宗教、语言和地区的差异与联合人们起来反对外来统治的利益连接起来”。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正是借助为交流和交换目的而设立的帝国诸项制度和基础设施才成为可能，反过来，作为政治枢纽的帝国中心亦有利于滋生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后者如若要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跨越横亘在它们面前的帝国这一障碍。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信念（即民族兴盛——引者）恰恰是帝国意识形态的核心所在”，对国内“落后民族”所肩负的“文明的使命”往往也使帝国能够预见到自身将会缓慢走向没落的命运。因此，与其说二十世纪是民族国家的世纪，不如说它是民族国家与帝国相互纠缠的历史。

奥匈帝国历来被视为“各民族人民的监狱”，这个政治口号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的确发挥过不可替代的政治动员作用。然而，在以民族国家为中轴线展开的历史叙述中，中性意义上的帝国治理方式对国内族群的政治民族主义发展起到的催化作用，却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漠视。举例而言，一八九七年四月五日，帝国总理巴德尼颁布的语言法令因为触犯了德裔族群的利益，随后爆发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不得不以巴德尼的辞职而告终。然而，在朱迪森看来，巴德尼危机使越来越多的奥匈帝国普通民众参与到对国家决策的讨论当中，它同时也表明维也纳中央政府对波希米亚王国两大族群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受到削弱，遂使波希米亚形成了除维也纳之外的另一个帝国中心。由此可见，帝国非但没有构成民族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反而是民族主义的摇篮。

若论对内部民族主义的压迫， 与奥匈帝国相比， 英帝国对一九一六年复活节爱尔兰民族起义的镇压更为残酷。起义最终造成包括二百六十名平民在内的四百八十五人死亡，两千两百名平民受伤，三千五百余名叛乱者遭到逮捕，一百五十四位领导人被处决。相反，面对类似的情形，奥匈帝国末代皇帝则表现得宽容有度。一九一八年的秋天，在施蒂利亚州首府格拉茨，一批商业名流和工人为了解决当地生活用品的供应问题组成了“施蒂利亚州公共福利委员会”，他们致电维也纳，决心斩断与奥匈帝国的纽带。卡尔皇帝不但同意了这些民族主义者提出的自治诉求，还命令州长将涉及当地物资供应和帝国内部贸易的权力全部移交给该委员会执行。

在奥匈帝国晚期，语言常常被认定为甄别一个人的民族身份以及衡量他对本族群是否忠诚的标准。在族群杂居的地方，语言成为政治斗争的“前线”。然而在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地区，历史学家朱迪森细致地观察到，当地农民拒绝将语言的划分转化为在自我认同甚至族群忠诚度方面的差别，相反，“操两种语言、对民族身份的漠视以及利用民族身份投机等现象，表现了双语地区的地方文化的基本逻辑，后者无论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还是所谓现代化进程均无法予以摧毁”。朱迪森的结论是，族群或民族身份的甄别和归属只是人们看待世界的诸多方式之一，民族身份并非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自然事实，它带有很强的偶然性：决定一个人对其民族身份做出选择的因素不是生理特征或者语言特征，而是他（她）所处的政治、历史、文化和具体的生活情境。

一般认为，奥匈帝国的崩溃是帝国境内族群间的政治冲突所致。相反，朱迪森则認为精心营造出一个“民族性的概念”恰恰是奥匈帝国借以表达其统治合法性的基本方式。导致帝国解体的原因并非族群政治，而是其他两个因素：一是在战争期间由军官们制定，并得到皇帝和政府高级官员支持的军事管理措施，严重侵蚀了曾经受到普遍拥护的战前体制的合法性；二是帝国的治理网络濒于崩溃，尤其是帝国中心越过地方政治精英领导人（他们本身往往是民族主义者）直接与普通民众进行交流的能力下降。

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史学家们大多将“帝国”和“帝国主义”用作贬义。然而，这两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国家分别被赋予了非常不同的含义。比如，在一八九五至一九一四年期间，英国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就两次布尔战争对帝国命运和前途的影响，展开了一场热烈的政治论争。在这场争论中，戏剧家、费边社领袖萧伯纳指出，英国已经变成了单纯依赖殖民地经济和国外劳动力过活的寄生虫，如若长此以往，英帝国则会像历史上的罗马帝国那样不复存在。因此，他倡导对内施行社会福利改革，对外坚持“国旗必须飘扬在文明和贸易所到之处”。像自由帝国主义者那样，萧伯纳主张以仁慈的方式来管理诸如印度这样的海外殖民地，并以提升当地“落后种族”文明等级的方式维护英国作为一个文明种族的实力和形象。从南非战场归来之后，霍布森在他的传世名作《帝国主义》中，第一次提出了驱使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海外扩张的动力是资本家想要寻求海外市场和投资机会的主张。

第二次布尔战争促使英帝国改变了过去粗暴的手段，以行使帝国“文明使命”的名义提升被殖民者的文明水平遂成为其主流的殖民地治理方式。于是，在坚船利炮之后，出现的是英帝国从十八世纪以来创造的诸如政治经济学、政治地理学和人种学等殖民主义知识形式。显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尚处在半殖民状态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的西学绝非是一种所谓“中立”“客观”“普遍”的知识，而是福柯意义上的殖民权力运作的结果。例如，康有为的《大同书》便糅合了西方优生学与儒家大同学说，从而为中国制定了一套表面上臻于完美的民族国家现代性方案。然而，其“殖民巴西、再造新中国”的主张，则使这套方案被涂上了帝国的色彩，这位反殖民主义者也因此转变成了一个具有帝国意识的思想家。正如捷克思想家和捷克斯洛伐克首任总统马萨力克所言，后哈布斯堡时代的民族主义者用一种拒绝帝国遗产的语言为其新国家的合法性辩护，但是他们却在默默地以新建立的帝国来代替哈布斯堡国家。

黑格尔将在他那个时代尚处在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具有亚洲起源的斯拉夫民族，视为“破碎的野蛮的残余”，是“投入到基督教欧洲与非基督教亚洲战争中的先头部队……斯拉夫民族当中的一部分已经为欧洲理性所征服”。在黑格尔看来，如同非洲一样，它们是“没有历史，且尚未开化”的，“仍旧被束缚在自然精神当中，也必然只能听凭世界历史的波涛推动它们前行”。至于印度，一方面，黑格尔为其古代的哲学精神所吸引；另一方面，他将种姓制度看作是自由精神的羁绊，指出后者是造成印度思想“停滞”的根本原因。因此，印度无法形成一个“个体在其中充分享受自由的现实形式”，即一个善治的国家。

在黑格尔诞生一百多年前，一位博学的法国旅行家和思想家——弗朗索瓦·贝尔尼埃沿着新开辟的商路来到了印度。在今天看来，其《大莫卧儿帝国旅行记》并非一部信史，相反，作者对莫卧儿帝国商业和政治状况的看法前后矛盾，其原因在于这一历史叙述最终服务于他对路易十四与柯尔贝尔在法国推行的重商主义的批评；其为马克思称道的所谓印度社会没有私有制的观点，以及对奥朗则布皇帝开明思想的赞赏，目的则在规劝法国的统治者们尊重私有财产、奉行仁慈的政治，从而为法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铺平道路；其法兰西王国商业间谍的身份则体现了十七世纪西方人文主义者的殖民主义情结。一六八七年，在翻译儒家经典“四书”（除《孟子》）而成的《孔夫子，或者君主的科学，包括中国的宗教原则、独特的道德与古代皇帝与君主的政治管理》手稿中，贝尔尼埃也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流露出欣赏之情。这表明，在贝尔尼埃生活的时代，有关印度和中国的论述还没有成为萨义德笔下的“东方主义”话语或者殖民权力的塑造物，贝尔尼埃亲眼目睹的，或者说至少是其想象中的莫卧儿帝国和中华帝国的政治制度，反过来恰恰是西方启蒙思想家心目中理想的开明专制制度的来源。

一六八八年，贝尔尼埃在归国途中于苏拉特见到了法国东印度公司派来的使者，不久之后，柯尔贝尔的船队就在那里设立了商行，但是由于未能获得稳固的贸易据点，法国在南亚次大陆的殖民事业被迫中断。众所周知，从十六世纪开始，法国人先后在美洲和非洲开辟了新法兰西、安第斯群岛、马达加斯加等殖民地；并且征服了阿尔及利亚、印度支那、塞内加尔以及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亚等地区，一度成为世界上仅次于英帝国的第二大殖民帝国。一七八九年大革命虽然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法兰西民族国家模式，但法国的历代统治精英从未放弃过向海外殖民的事业。如果旧制度时期的扩张主义政策是为了彰显王朝的荣耀和摆脱王朝的财政和商业危机，那么，后革命时期的法国继续进行海外扩张，其目的则是摆脱国内不同阶级利益冲突造成的社会危机，凸显法兰西文明的优势，进而提升其国际影响力和增强法兰西民族认同。与全球范围内的其他民族主义一样，法兰西民族国家与帝国（主义）的现实无法剥离。

自古以来，高卢人、罗马人和法兰克人之间的种族战争在法国这块土地上连绵不断。米歇尔·福柯认为，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古老的种族战争话语在欧洲经历了由出现到被多次转写的过程。在路易十四时代，战争的驱动力是种族和语言的差异，以及种族在力量、活力和暴力上的差异，其本质是“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征服和奴役”，它侵入到社会体当中的结果使社会冲突呈现为两个种族之间的冲突。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种族战争被转写成欧洲的民族运动、各民族对大国家机器的反抗（如奥匈帝国和俄罗斯的情况所示）和欧洲的殖民主义政治；到了十九世纪初期，社会层面的战争“抹去了种族冲突的所有痕迹而被定义为阶级斗争”。中东欧历史学家伊斯特万·迪克曾经说：“我认为在奥匈帝国不存在任何支配性的民族。只有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等级、制度、利益集团和职业。德裔和马加尔人的确构成了社会中这些支配阶层中的大多数，但是他们所取得的优势地位是本族群中的那些低等阶级所不能享有的。”这个看法更适于分析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二年间的法兰西国内政治斗争，马克思曾经给予这段历史以高度的重视。在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前夕，共和党与保守党各个派别之间爆发政治斗争，这一时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谢努、科西迪耶尔和波德莱尔们均为混迹巴黎街头的失落者，他们怀揣改变社会和个人命运的目的纷纷参加共和派的激进组织，投入到反对王朝的街垒战中，但为生计所迫他们又不得不同时效力于旧警察机关，充当他们的线人和间谍。他们迷恋于通过密谋的手段在顷刻之间推翻政府，其中一些人甚至到了为反抗而反抗、为革命而革命的地步，以致像波德莱尔那样赋予眼前再寻常不过的风景和事物以“英雄的”品格，沉迷于种种不切实际的幻象当中不能自拔。

雾月政变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结束了一八四八年以来的政治动荡，“某些人的确说帝国就是战争，而我却说帝国即和平”，路易·波拿巴对法国公众这样说。与此同时，为了遵循圣西蒙的思想，弥合与国内天主教党派之间的分歧，加上以其农民支持者为主体的军队的支持，波拿巴巩固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开凿了苏伊士运河，在亚洲占领了印度支那地区，从而将法国原有的殖民地面积扩大三倍之多。殖民和外交上的成功既为法兰西民族国家带来了荣光，也最终导致了第二帝国的覆亡。一八七0年七月，波拿巴政府挑起了與普鲁士的战争。色当战役失败后，波拿巴被俘，阿尔萨斯- 洛林被割让给了普鲁士，这让已经认可波拿巴帝国理念的共和党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厄内斯特·勒南回到了政治民族主义的立场。在《何谓民族？》（一八八二年）一文中，勒南主张认定一个民族的标准不是种族和语言，而是人们对过去拥有共同的记忆，并且拥有“继续共同生活的欲望和发扬共有传统的意志”。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虽然被排除在民族标准之外，但这并不妨碍勒南与另一位共和党人维克多·雨果一样是种族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在第二帝国覆亡之际，勒南依然说，“一个低等种族被另一个高等种族所征服和统治无须大惊小怪。英国在印度推行的殖民实践有益于印度和全人类，也有益于自身”，而“对同等种族的征服要遭到谴责，但低等种族的堕落与高等种族的杂交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的《想象的共同体》第二版（一九九二年）的结尾援引勒南对民族的著名定义，呼吁进入后苏哈托时代的印度尼西亚人遗忘兄弟残杀的历史，走上共同的民族主义道路。然而，他并不知晓勒南对被殖民者的傲慢，以及失去阿尔萨斯- 洛林给后者带来的民族伤痛，反倒以西方文明的使者身份教导后殖民国家与殖民者相互谅解、合作甚至是联合。在当今世界，在安德森身上体现的自由帝国主义思想已经蜕变成了否定战后后殖民国家的独特发展道路，为美国霸权主义辩护的工具，作为其极端的表现方式，苏格兰裔美国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甚至主张给予英帝国历史上的殖民主义行为与今天美国人的“帝国”以积极的评价。与卡夫卡渴望各族群能够在精神上和谐共处的“大奥地利帝国”想象相比，这是遵循西方旧帝国主义思想展开的一种新的“帝国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