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政府计划让民营经济和市场规则在经济活动中发挥更大作用。新政策旨在改善中产阶层的生活环境，提升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5月份，新上任的李克强总理在一次面向中央和各省行政机关干部的讲话中提出，中央政府将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便更好地释放整个社会的创造力。这包括让民营经济通过竞争在投资和定价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政府网站上也公布了这样一份规定，大致内容包括开征资源税（以减少使用储量有限的自然资源，并减轻使用这些资源造成的环境污染），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研究促进民营资本进入金融、能源、铁路、通讯和其他领域的相关政策，增加外国投资者在银行、金融、仓储物流、医疗保健和其他领域的投资机会。这份规定还包括放松外汇管制，由市场决定人民币汇率。

观察家们认为，上述市场化改革并不代表政府会打破规模庞大的国有经济寡头垄断，也不代表政府会在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实行私有化，这些行业包括银行、能源和通讯。观察家们还认为，推动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原因是当前中国对欧美国家出口下降和国内投资增速放缓，而逐渐攀升的劳动力成本和不断升值的人民币降低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其他推动上述改革的原因还有人口老龄化、新进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数量下降、保护环境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压力日渐提高，这迫使中国推进产业升级，培育新的竞争优势，而不再依赖廉价的商品和劳动力。

首先，我要指出，过去30多年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私人部门的蓬勃发展。新政策在公布时认可了这一事实。此外，我还想从三个方面来评价这些新政策。

第一，引入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政策不是新鲜事，它沿袭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传统。自那时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以公社为单位、政府运营的集体农场，国营企业先是获得了自主生产的权力，后来又于上世纪90年代末按照“抓大放小”的原则转制为股份制企业。当前这些旨在扩大市场作用的政策，是“抓大放小”原则的体现。政府放松价格管制始于1984年，这也是当前深化经济改革的一部分。就银行业而言，在中央银行的指导和监督下，商业银行成为新的银行体系的一部分，按照新的规定，商业银行将在决定利率水平方面获得更多自主权。中国汇率改革始于1996年，当时重估了人民币汇率，并随即推出了旨在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由市场决定人民币汇率水平的政策。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农业和制造业产品的关税税率本应逐步降低，外资应当获准进入银行和金融等服务行业。新政策再次重申了这些要求。换言之，新政策延续、落实了以往的政策。

第二，就新政策的内容而言，读者难免会问每一项允许市场发挥作用的政策是否适宜，是否还有其他部门也能向市场开放。我的回答是所有经济部门都应该向民营资本开放，包括前文没有提及的部门。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也不管是老字号还是新品牌，都应该让竞争来决定哪些企业能够生存。

没有理由让政府独自垄断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如果政府认为某些行业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政府可以成立公司，在这个行业从事生产经营，发挥作用。同时，政府也应该允许民营资本进入这些行业。这样一来，竞争会使这个行业的国有企业更有效率，而民营经济也能进一步强化这个行业。

根据报道，医疗行业是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行业之一，这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大约三年前，才有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医疗行业的政策，此前，只有公立医院才能提供医疗服务。旧的政策导致看病贵，允许私立医院开业有助于增加医疗服务供给，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并降低医疗服务费用。

此外，允许民营经济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可能催生新的行业，也可能催生新的机构。例如，纽约证券交易所并不是政府设立的。私人部门看到了交易股票的需要，设立了纽约证券交易所。总的来说，只要经济环境需要，就会出现由私人部门出资形成的新行业。如果这样的私人投资失败了，说明这些行业在经济上不可行；如果成功了，也就无需政府的扶持了。

第三，我们都明白宣示政策和实际执行政策存在较大的差异。近年来，已经屡次在中国观察到这种差别。我们都在等待上述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得到切实贯彻。我相信本届政府在5月份公布这些新政策之前，已经考虑过该如何贯彻落实。落实政策的办法很多。如果允许民营经济相互竞争，多数政策都会成功。在执行这些政策时，中央政府应当下决心阻止各级地方政府的利益集团保护国有企业、阻碍民营资本进入。落实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改革不需要政府直接动用资源，这一点有别于需要政府直接使用资源的政策（例如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有效执行这类政策却并不容易。各种旨在保护国有企业免于竞争的利益集团可能有着强大的势力，中央政府需要下定决心克服这些利益集团的阻挠。我们希望中央政府有这样的决心来落实新的政策，提高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