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发起了对计划经济的改革，向更加市场化导向的经济发展。改革时机成熟的原因有三点：第一，经历了多年的计划经济之后，决策者了解计划体制的缺陷和改革的必要性；第二，亚洲其他经济体（包括被称为“四小龙”的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的成功发展表明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运行得更好；第三，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已经为经济改革做好了准备并表示支持。
鉴于这几方面的原因，本文考察了经济改革的主要组成部分，并分析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原因以及未来影响改革前景的三种力量。
一、中国经济转型进程
（一）渐进主义
在讨论经济改革路线时，争论的中心是要循序渐进还是一步到位，后者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休克疗法”。我没有对东欧和前苏联做过充分研究，因此我不知道渐进式改革是否对它们适用。但以我对中国经济的了解，我知道渐进主义是正确的策略。中国决策者在改革之初就推崇“实事求是”原则，在1979年挑选出2000多家国有企业，给予其更多自主权，同时还设立经济特区吸引外资，再通过时间来检验这些市场化制度，从而找到可行路径。
（二）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允许共存和竞争
渐进的改革过程意味着许多国有企业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低效率。为了加快经济增长，需要动力和支持，非国有企业的蓬勃发展便可作为增长的引擎，例如乡镇企业，甚至邓小平也没有预料到它们的涌现。一旦得到机会，合适的经济制度就将自然地形成并发展下去，在中国就是如此。
（三）价格双轨制
价格双轨制衍生于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的共存状态。国有企业可以像以前一样通过国有分销渠道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得到原材料，但只能得到固定的数量。同时，它们可以从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购买原材料。由于这种固定补贴不影响投入和产出的最优决策，国有企业仍然可以实现最优化。同样的价格双轨制也应用在住房和外汇上。
（四）加大经济自由度
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外商投资以及出国旅行都得以解禁，使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成为可能。这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有利于加快经济增长。同时，国有企业的效率在与进口产品及外资企业的竞争中也得到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也随之改进。中国的经济自由化进程是渐进的、谨慎的。当然，这些渐进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几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并使中国在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过程中担当起重要角色。
二、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原因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历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如何解释改革的成功呢？
第一，中国决策者注重实用。笔者曾同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共同工作过，该委员会在20世纪80年代负责设计改革战略。在与该委员会的高级官员开会时，可以讨论任何建议。一位委员曾经作过如下评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没有什么价值观不能为中国所考虑和采用。”当然，一些政策没有被提出，因为在那时还没有做好接受它们的准备。关于务实的话题，一个著名的提法就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模式没有可以遵循的蓝图，各种政策通过试验而采用。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正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试验的好处有二：一是可用它们来发现什么管用；二是通过成功的试验，推广新的思维方法，使人们支持改革计划。因为没有事先确定的蓝图和运用试验的方法，因此改革是逐渐和一步步进行的。这个过程与一些东欧国家采用的“休克疗法”相比，被称为“渐进式改革”。
第三，改革得到了全国的广泛支持。经历了计划经济的失败后，他们渴望变革和新的体制。
第四，改革进行时政策稳定。当有人不愿意让中国偏离传统的进程时，决策层需要一种高明的政治平衡术。
人们可能又会问，为何在1979年没有一个人能够预见到后来中国经济的迅速转型和增长呢？首先，当时很少有人能够理解这些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充分条件。中国决策者也许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但可能并不知道市场经济会运行得如此之好。其次，改革的高度成功，部分由于伴随着GDP的迅速增长，对此，能干的中国劳动力和企业家做出了贡献。在一定的改革阶段，中国的人力资本使得经济迅速增长，进而推动改革向前发展。成功主要是由经济迅速增长来判断的，而不仅仅是由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的程度来判断。即使根据后一标准判断体制的变化是有限的，但如果有了大幅度的经济增长，改革也被认为是成功的。因此，中国劳动力和企业家可能没有对改革过程直接做出许多贡献，但是他们通过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而间接地对此做了贡献。在1979年，没有多少人认识到中国人力资本的质量及其间接地通过增加中国的国民产出而促进经济改革的作用。如果没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仅有经济体制和市场激励不可能产生经济的迅速增长。
三、改革前景
有三种力量影响中国的改革进程。第一，政府的作用，在发起对国有企业和银行体制改革、促进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等方面，政府总体上是积极的。中国的经验证实了在进行体制改革和实行经济政策时，政府处理危机情况的作用。第二，市场力量推动改革向前。民营企业和外国投资是这种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体制惰性使改革进程放慢。虽然政府是实施推动改革的积极力量，但是政府官僚主义和国有企业与银行系统的既得利益，也会阻碍改革进程。在考察中国经济体制未来演变的前景时，应当记住这三种力量。
邹至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
来源：《中国经济报告》202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