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黄炳辉教授是一个真诚地热爱共和国并与共和国相依为命的知识赤子。虽然经受过精神苦难，但他对历史的评价却一点不掺杂私心。
黄炳辉教授是我的老师。1959年至1963年我在厦门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他作为年轻教师，开设的是《语言学基础》的课程。而我选择的是文艺学专业，所以没有直接听他的课。但我和我的同学都知道，黄老师是一个很有才华又很刻苦的老师。他的父亲是菲律宾华侨，而且是菲律宾一所华侨中学的校长。也许因为有父亲的文化基因在，黄老师从小就很会读书，后来成为新中国首届毕业的大学生，并留在母校厦门大学担任助理教授。我和我的同学还知道，黄老师是一个很听党的话的老师，所以毕业后还被送往北京大学进修三年，而且见到了毛主席。总之，黄老师是个好老师。在厦门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涯中，黄老师只给我留下一个“好”字的笼统印象。
四十多年过去，直到2007年我接受菲律宾作家协会的邀请访问菲国时，黄老师才以一个丰富、博学、和蔼的形象重新进入我的生命深处。此次黄老师的形象不再是笼统的，而是非常具体，非常亲切。一到菲律宾，我除了必须按照东道主的安排作两场演讲和参加多次作家聚会之外，还被旅菲乡亲们的隆重盛情所包围，以致过于劳累而在参观美军基地时晕倒过去。尽管确实太忙，但我还是没有忘记去拜访黄炳辉老师。一到他家，才发现他在这里营造了一个读书研究的“象牙之塔”，寓所四壁全是《四库全书》。他见到我被“全书”所抓住，就解说：“这些书是陈永栽先生买来给我用的，陈先生自己也读。我们一起磋商研究。”经黄老师介绍，我才知道，原来，陈永栽是黄老师父亲（黄则滋）的学生，也因为这一缘分，陈先生把黄老师请到菲律宾担任他的家庭教师，先教他的儿子，后才作为陈永栽先生的“亦师亦友”。黄老师谦称自己为“陪读”，实际上是给陈永栽先生讲述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并一起研究这些经典。
陈永栽是谁？幸而我到菲律宾之前就读过《亚洲周刊》对陈先生的采访录，知道他可是菲律宾第一财主（首富），威震一方的大企业之王，他不仅拥有建筑业、养殖业、农业、旅游业，而且拥有航空业、金融业，是菲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传奇性人物。到了黄老师家，听他讲述陈永栽先生好学深思的故事，每一节都让我惊讶，听了之后，我对身边的菲亚说：“你看黄老师到了海外倒当起‘王者师’了，当政治王的老师难，当经济王的老师更难。当今一流的人才，不在学术界，而在经济界。”黄老师听了郑重地解释道：“我和陈先生真的是互为师徒。有时是我当老师他当徒弟，有时是他当老师我当徒弟。”陈先生才华过人，通晓菲语、华语、英语，熟读中国传统人文经典，背诵许多唐诗宋词而且很有自己的见解，他倒确实是一流人才。“我国领导人（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到菲律宾开会或访问时，都特别去看望陈先生的老妈妈（在菲律宾的华文教育中作出很大贡献的慈母）。江泽民还与陈先生一起高唱《毕业歌》。陈先生所以和共产党的领导人没有隔阂，显然是他在与黄老师的交往中，对共产党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黄炳辉老师在历次政治运动无可逃遁，也经受过精神苦难（下文再细说），但他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对历史的评价却一点不掺杂私心。
记得是见了黄老师的第二天，我的外甥（谊姐刘惠惠的儿子）开车载我和菲亚去游玩，途中，外甥突然把手机塞给我说：“陈永栽先生想和你说话，他的直升机就在我们的上空。”接过电话，立即听到陈永栽响亮的声音：“我是陈永栽，那天您演讲时，我在国外，没听到太遗憾。今天我们一定要见见面，请您的车开往前边的大饭店，我在那里等您。”陈先生所讲的饭店名，我外甥一听就懂，那是陈先生自己开设的著名餐厅。十分钟后，我们到达饭店，陈先生已坐在那里等候了。见面时，除了几句客气话，他就立即提起黄炳辉老师，说他在向黄老师讨教中国的古代经典。我说我也天天在读“老三经”——《山海经》《道德经》《六祖坛经》，而且读过您和黄老师合著的《老子章句解读》（上海古籍出版社）。特别欣赏书中说孔子重“教化”、老子重“自化”的区别，我也把中国文化分为重教化、重伦理、重秩序（孔孟为代表）和重自然、重自由、重个体（庄子为代表）的两脉。没想到，听到我说了这句话，他竟慌忙地寻找纸笔，一下子拿不到纸，竟然抽出一张桌子上的餐巾纸，铺开之后就把我的话记下，看他如此谦虚认真，我真感动了，便接着说，要“化”他人、改变他人并不容易，但“化”自己、改变自己还是可能的。慧能讲的其实也是自化、自救，恐怕自化自救的真理才是真经。他听了就问：老子讲“不争之德”，庄子讲无是非观，是不是真的不分是非？我说：其实，他们心里并不是没有是非，只是主张不要纠缠于是非，该言即言，该行即行，不要陷入无谓争执。无谓争执，既是法执也是我执。道破一则见解，有悟性者，一听就明白；无悟性者，一辈子也弄不明白，与他争辩有什么意义？他听了之后又记录了下来。见了陈永栽先生如此谦卑，如此好学，如此投入，我暗自惊叹：真奇人也，难怪他能如此成功！四五年过去了，与陈永栽先生见面的瞬间，尤其是他那渴望学习的诗意细节，还一直在激励我，而且天天提醒我：创造超人的业绩，首先一定要有超人的学习精神，抓住所有的机会学习，抓住所有可学之人学习。陈永栽给我留下太深太好的印象，所以我一直存有一种好奇心。他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他是怎么成长和强大起来的？这回读了黄炳辉老师的自叙传方才明白，原来，他从小就背《千家诗》《三字经》等各种古诗古文；原来，他有一位伟大的母亲；原来，他有一种永远燃烧的求知欲和对人间永远的大慈悲。
认识陈永栽之后，我才进一步认识我的黄炳辉老师。我在想：黄老师当我和我同学的老师容易，而当陈永栽的老师可不容易了。这是多大的挑战？他面对的是一个精通三种语言、从小熟读中国古代经典而且知识面极为广阔的一国首富，是一个喜欢每事问（孔子语）、每句问（认真）、每题问（质疑）的国际性巨大儒商，是一个渴望知识比渴望财富更甚的正在叱咤风云的奇人奇才，面对这个丰富的、多重的存在，黄老师怎么办？说难，实在难，正如“传”中所叙：
陪陈先生读书，比在大学教书还辛苦。在大学教书，比较长期地固定某一专业某一方面，即使有所拓展有所转移，也不离本行。而且是备好课才上，完全主动。每年要上的课内容当然要充实、翻新，但有了原来的基础，不是上新课。陪陈先生读书完全不一样，我完全处于被动，像餐馆顾客点什么菜，老板就依了；而且缺乏一贯性、系统性、阶段性，而是跳跃、穿插、零散，谈不上讲的是一门完整的课。一段时间讲唐诗，没讲上一二十首，就要讲辞赋；没讲几篇辞赋，又要讲兵法，孙子讲了还没讲吴子，就要讲古代几个战例，又跳过去讲春秋战国的某些人物、事件。……陈先生经营的事业十分广阔，涉及到航空、房地产、烟酒、旅社、银行等等。在人文科学方面，如对《易》《春秋左传》《老子》《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古文观止》、唐宋诗词等，都有广泛涉及，兴趣多方面。其事业的广泛性和兴趣的多维度是统一的。
这是难的一面。说不难，也不难，因为黄老师毕竟有广博而深厚的文学底蕴在，而且本是一个拥有超人勤奋的“书痴”，什么难都可对付。他读书“常读到废寝忘食的痴迷状态”（传中语），与陈永栽先生分别阅读（独读）时也是这种状态。黄老师在菲律宾十二年，除了与陈永栽先生共读共阅之外，还合著四部大书，独著三部论著和一百多万字的文章。合著的四部包括《文史经典解读》《国学研究论稿》《老子章句解读》《椰风窗前共琢磨》等，可以理解，“共琢磨”之后只能是黄老师一个人执笔。
2009年，我从菲律宾背着黄老师所赠的一大叠著作返回美国，并一部一部阅读。我正好在“返回古典”的路上行走，自定“六经”朝夕思索，此时读黄老师与陈先生的著作，分外兴趣，不仅屡受启迪，而且无比快乐。有一瞬间，我竟萌生一个荒唐想法：如果我有陈永栽先生的财力，一定要请黄炳辉老师到落基山下来教我。转而又生一个念头：我们偌大的祖国，财力决不在陈永栽之下，怎么就让黄老师这样的人才外流到菲律宾？他要是当年留下来培养研究生，那些学子今天该是新的一代学界脊梁了。黄炳辉老师学问好，人品好，又有如此成就，可在自传中却一再把自己界定为“不知名的草根平民教授”，谦卑之至！我当然不同意陈老师过于自谦的界定，所以才说他是“一方财王之师”，是别一意义的“王者师”，而不是“平民教授”。然而，话说回来，黄老师也确实一生不求功名，不求闻达，只知读书，只知写作，只知埋头用功，人生极为低调。他也确实出身于草根阶层，父亲虽是“知识华侨”，但抗日战争开始后侨汇中断，一家便陷入极度贫穷。他出身于泉州鲤城内南门城乡交接处的青龙街新巷，半是城市之子，半是乡村之子，生性质朴而与世无争，倒是一个底层的书生。也许他体验过草根阶层的贫寒，所以能当上共和国首届大学毕业生，就格外欣喜，格外满足，也格外感激，视毛主席为北斗救星，以能见到毛主席为最大荣幸。可以说，他是一个真诚地热爱共和国并与共和国相依为命的知识赤子（用“知识赤子”一词可能比用“知识分子”更贴切）。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赤子，他也难以逃躲共和国早期的种种人为磨难。罗素曾说，人有免受恐惧的权利。但老实至极的黄老师却难逃恐惧的集体宿命。黄老师这本《浮生剪影透心灵》的前半部分真实地记录了我的母校厦门大学在反胡风运动、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苦难岁月。最让我惊讶的是几件事：一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连翻译《资本论》的王亚南校长，也被“押上”审判台，“被红卫兵挟住双膀，‘喷气式’地批斗”。黄老师目睹这个戴着眼镜、头有点秃的马克思伟大著作《资本论》的翻译者变成被专政、被打击的“主角”，心中充满惶惑、悲悯与恐惧。二是从反胡风、反右到“文革”中我熟悉的老师的生命，竟一个个被侮辱，被践踏，被撕碎。“文革”中我的格外老实格外厚道的林莺老师（原中文系主任）被扔进井里，我早有所闻，而李拓之老师的悲惨自杀则是第一次知道。关于林莺老师，“传”中记载：
林老师温文尔雅，待人和善。“文革”时，被冠以走资派、特嫌关进牛棚批斗。中文系的牛棚设在芙蓉学生宿舍楼下的单间，关了七八个老师，林老师也是其中之一。有一天，在设牛棚的那座学生楼对面的一口井发现了尸体，大家蜂拥围观，竟是林老师。军宣队来了，驱散人群。经法医检验，头额有碰伤，手腕动脉管有划破，后才投进古井。死者家属认为是被杀，军宣队认为是自杀，并在全系会上宣布他自绝于人民。值得疑惑的是，当时运动已进入解放干部阶段，林老师检查几次都过关了，为什么要自杀呢？这疑团已过四十多年了，恐怕永远也解不开了。一位办事小心翼翼，待人平易可亲的林老师正值壮年却与世长别了。
关于才华横溢的李拓之老师（直接教过黄老师的老师）反右时替别人打抱不平，竟然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而被送往外地劳动教养。二十年后黄老师和他见面时竟是这样的情景：
二十多年没见面的李拓之老师来看我了。他已从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变为将六十岁的老人了，早已满头花白，脸像干瘪剥落的树皮，双手暴筋而颤抖，但那双眼睛仍炯炯有神。我硬留他一起吃晚饭，在宿舍门口狭长的走廊上，在原来放着一张小桌子的小油炉上点起火来，煮了两碗面吃起来，天寒借着暖暖身子。李老师不顾着吃，似乎有许多话要说，神情悔恨又喜悦，语气短促又哽咽地说，我不该不听邓拓的话，太讲义气太直率了，反右时替别人打抱不平，写信骂人家卖友求荣，中文系对我还客气内定为右派不戴帽，我又不服气用蓝黑墨水，引《圣经》写信骂党委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发落劳动改造。前两年宽大处理，安置漳州师院，现在才回厦大。过几天我回访李老师，学校总务处安排他住厦大医院对面，一座破旧的囊萤楼下厕所房的一间较大的单人宿舍，又湿又臭，他、师母、两个孩子，四口就挤在那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几经折磨的李老师离我们走了。回忆这些往事心里有说不出的酸楚和悲痛！
第三件让我惊讶的事是我的母校母系在反胡风的运动中竟然也成“重镇”而经受了一场荒诞性的灾难，而且完全是无中生有的灾难。这次灾难害苦了黄老师的老师也是我敬爱的忘年之交虞愚老教授。虞愚是著名书法家与佛学家，三十岁时就出版了因明学著作，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与佛学素养。他与胡风本无任何关系，只因贾植芳先生（复旦大学教授）被打成“胡风集团骨干”后便牵连上他了。事情如此离奇：来自上海的历史系学生陈梦熊（八十年代中我认识的一位极忠厚的兄长朋友），离沪时得到贾教授的关怀，贾先生怕梦熊兄到福建人地生疏，就介绍了虞愚等几位老教授给他。没想到，反胡风时，此事竟被上纲上线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派陈梦熊到厦大发展“反革命组织”。于是，陈梦熊被公安局逮捕，虞愚老师和黄典诚老师及历史系的傅家麟、韩国磐教授被隔离审查。黄炳辉老师在讲述“反胡风”这段经历时，小标题用“担惊受怕”四个字。实际上，他经受了巨大的恐惧。黄老师把这些噩梦似的事件冷静地讲述出来，没有谴责，没有义愤填膺的批判。他用做学问的诚实与严谨，如实地记录历史，从而使得他的这部自叙传既有散文的文学价值，又有史传的历史价值。
2011年4月我应朱崇实校长的邀请，回国参加母校厦门大学九十周年校庆的第二个晚上，就让杨春时兄带我去看望已经归国的黄炳辉老师，没想到他得了中风，说话已不像在菲律宾时那么流畅。我见到后顿然升起一阵伤感。没想到，仅仅两年时间，他在病中还讲出如此详实的人生历史，这不仅给我们留下他个人的脚印，也留下时代的足迹，特别是共和国的足迹。黄老师真不简单，政治运动的暴风骤雨，年高病袭的艰难困苦，都征服不了他的韧性的心灵，更遮蔽不了他的人文才华。我要特别感谢他，感谢他往日用渊博的学识充实我，今天又用他的质朴而寓意深远的人生历史教育我，让我在行进的路上又增添了许多清醒意识与写作力量。
2013年4月6日美国科罗拉多
（本文系作者为黄炳辉《浮生剪影透心灵》所撰序言)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