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有资格选人的不是老百姓，而是掌权者。掌权者不但自己选自己（所谓“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而且现在索性就在自己的儿子、孙子、亲戚、朋友中选。
●干部任用上的社会质疑，问题不在于具体谁进入官职，而在于他们进入官职的程序。人们确定对公权力分配结果是否接受，关键是看其分配是否具有合法性和科学性。
●维持和谐可以，但维持矛盾，则等于在深化矛盾。维持现状不是承担责任，而是逃避责任。所以必须深化改革。
因为信息传播日益发达的缘故，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消极腐败现象被揭露出来。如果大体划分一下类型，其中一大类最为人诟病的现象是官二代接班。不时有消息见诸报端：某书记的公子当了副县长，某市长的女儿当了副书记，某主任的女婿当了常委，某部长的外甥成为科长等等。这些信息有一个共同的作用，那就是，它们严重地解构着我们党的执政合法性。
理性地说，从政中体现某些家族性的特点，其实也不算个别现象。如果说，我举菲律宾阿基诺家族的例子，举印度甘地家族的例子，举巴基斯坦布托家族的例子，往往会使人们同缺乏民主联系起来的话，那么，我若举美国布什家族、克林顿家族为例，举韩国朴正熙、朴槿惠父女为例，大概不会有多少人会认为这是封建主义在起作用。
为什么？问题不在于具体谁进入官职，而在于他们进入官职的程序。人们确定对公权力分配结果是否接受，通常基于两个基本方面，简单概括，一是合法性，二是科学性。
所谓合法性，就是人们普遍接受的那套道理。这套道理，可以是民主的，也可以是不民主的，但起码要自圆其说。例如，在王朝统治下，完全可以强调世袭。这个国家属于皇帝，皇帝当然要掌权，当然有权决定谁来帮他行使方方面面的权力，包括各级政府的权力，当然可以堂而皇之地把最高权力传给他的兄弟姐妹，传给下一代，这和家庭财产继承是一样的道理。在民主政治下，你要强调人民是权力的主人，那就真的要让人民感觉到自己在选择掌权者，决定大事，能就那些重大问题表明自己的意见。
所谓科学性，就是要考虑到在权力交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制定大家都接受的规则，按照规则来防止权力交接可能进行不下去的情况。例如，君主的权力既可以交给兄弟姐妹，也可以交给自己的子女，还可以交给自己兄弟姐妹的子女。在这种情况下，不规定一个先后顺序、选人的标准，不明确谁说了算，可能会发生混乱。于是就需要设计一套合理的、大家都接受的程序和制度，当然也包括谁来执行、谁来监督等等，统统都要设计好。如果是民主制，由于没有一个大家都绝对服从的自然人，更需要大家参与，制定大多数都认可的制度、程序、规则，以保证权力的顺利交接。
最可怕、最危险的就是既缺乏合法性，又缺乏科学性。我们靠枪杆子打下了天下，这是我们掌权合法性的初始来源。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打天下者坐天下，这似乎很合逻辑、天经地义。但是不能忘了，和封建王朝不同，我们的合法性既不是靠“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而来，也不是靠梦白蛇“斩蛇起义”而来，更不是“金刚转世”变成共产党人，从此共产党人自然获得了统治的资格。恰恰相反，我们是靠高举民主大旗，在否定所有这些神秘主义说教的基础上获得掌权合法性的。没有“老百姓翻身做主人”这面旗帜，老百姓当初不可能跟你走。因此，尽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依据老百姓深信不疑的“跟共产党走翻了身，说明让共产党做我们的领路人是正确的”这个逻辑，作为人民的代言人、领导者，把党定义为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代表，用计划经济要求“个体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但这些都不是长久之法，归根结底要回到“人民如何当家做主”上来。万事都由全体民众当家作主自然做不到，但由他们选择他们认为放心的人去做，这已经是最低限了。遗憾的是，前面的事实却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有资格选人的不是老百姓，而是掌权者。掌权者不但自己选自己（所谓“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而且现在索性就在自己的儿子、孙子、亲戚、朋友中选。不是说官员的孩子不能为官。如刚才所举，即使在西方国家，为官也往往少不了家族背景。关键是，我们有些选择方式有问题，我们有些用人制度有缺陷。我们高举的民主大旗，本来是我们执政合法性的强大来源，但在实践中有时体现不出来。结果是，每错误地做一次，人们就用大旗上那两个灼人的字眼质问我们一次；每错误地做一次，我们就会因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而备感尴尬，执政合法性也就会随之下降一点。执政合法性是极其稀缺的资源，是经不住这样大手大脚地付出的。
对这种现状，采取维持的态度肯定是不行的。维持和谐可以，但维持矛盾，则等于在深化矛盾。维持现状不是承担责任，而是逃避责任。所以必须深化改革。
这或许正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呼吁深化改革的原因。不是因为主张改革者有什么特殊偏好，把他们看作“麻烦制造者”更是荒谬。而是因为看到，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在不断消解、融化，所有有点责任感的人都深感忧心忡忡。冰山融化，雪线升高，那是要造成洪灾的。
怎样改革？我们看到，最大的问题不是对执政合法性重视不够，而是我们用以作为执政合法性的依据本身存在深刻的矛盾。我们关于坚持和强化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地位不可动摇的宣传不可谓不多，但效果甚微，边际效用甚低，就是因为这个矛盾在起着自我消解的作用。因此，当务之急是消除这个矛盾。
消除矛盾有两种方法。一是否定民主。否定了民主，不再强调人民当家作主人，直截了当地把党作为人民的代理人，党作主等同于人民当家作主。这样一来，一切由党说了算，包括由什么人掌权都由党说了算。我看到一些研究者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他们千方百计论证民主的缺陷，论证在中国推进民主发展于国情不合，是误入歧途，并且试图以否定西方民主来导出中国可以不要民主的结论。但是在我看来，这种努力不可能成功，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难以解开的死结：这是不是意味着，共产党当初高举的大旗、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错误的？这样一来，我们党就等于从历史上否定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不但如此，我们还会落得个不讲信用、背信弃义的骂名。
二是坚定不移地高举民主的旗帜。不是别人举，我们就不举；而是别人举，我们比别人举得更高。为此，要痛下决心，清除一切背离民主的思想、理论、体制和做法，尤其是用人制度中那些打着“党管干部”旗号、实际上在不断剥夺老百姓和普通党员权利、败坏党的声誉的做法。不是不可以讲党的领导，不是不应“党管干部”，不是不可以一党长期执政，但所有这些都应在符合民主基本规则的范围内运行。毫无疑问，这样做起来，党的活动肯定会比过去受到更多的限制，例如，各级党组织不能再对政府组织直接发号施令，党在真正保证民众对官员选择权的前提下向公权力输送自己的精英，甚至短时期内，在个别地区，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官员会被贴上不信任的标签等等。但是，以接受约束取信于民，获得更多的执政合法性，使党的公信力止跌回升，这样的好事，又何乐而不为？这样，至少和否定民主的选择相比，逻辑更顺，可行性更大，风险更小。
来源: 学习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