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蒋中正“总统”五记》一书中的“省克记”摘录了蒋氏日记中有关自我反省的记载，这些史料反映了蒋介石如何修身，及其修身与治国之间的关系。蒋氏省克思想一方面源自他自幼研习的宋明理学，并植根于儒家孝道思想，另一方面也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蒋介石几乎每日都进行自我反省，检讨个人道德、知识与事功等方面的缺失。蒋介石的省克生活不但表现出以传统理学为基础，并加进中国与日本近代的阳明学，以及基督教信仰而抟成的思想特征，更反映出1949年之后他以伦理、民主与科学三科作为治台基调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蒋介石日记；修身；省克；宋明理学；基督教
随着蒋介石《日记》的公布，以及与此相关的史料如《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蒋中正“总统”五记》等书的出版，揭露出蒋氏的公私生活与内心世界，也使我们得以观察到以往不为人知的历史面向。这一批史料尤其显示了蒋氏在“私领域”与“公领域”之间的种种思考与行止。其中，《蒋中正“总统”五记》一书中的“省克记”收录了蒋氏日记之中关于自我反省的记载，这部分史料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蒋介石如何修身，并思考其修身与治国之间的关系。
“省克”即《论语·学而》所谓“吾日三省吾身”中的自我反省，省克二字为宋明理学的专有词汇，指省察与克治，亦即：反省与体察关于自我行为中的过失，通过检讨与修正的动态过程，以达到个人境界的提升。蒋氏省克观念主要源于王阳明学说，不过他在信仰基督教之后，又将理学之修身与基督教之信仰绾合为一，是以蒋氏省克思想同时包括传统理学与西方基督教两方面的渊源。本文将依赖蒋氏《日记》《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与《蒋中正“总统”五记》中的“省克记”、“学记”等材料，对蒋氏的省克生活作一描述与分析，并进而思考其历史意义。
一 蒋氏省克思想的渊源：理学与基督教
蒋介石的省克生活主要奠基于其自幼所研习的宋明理学，尤其是其中的阳明学说。对蒋介石来说，它是王阳明心学“致良知”与“知行合一”之人生哲学的一个环节。王阳明思想首揭“致良知”，以良知作为行为准绳。良知之于人，如“舟之有舵”，能引导吾人朝正确之方向前进。根据阳明哲学，在人们决定“致良知”的人生方向之后，接着有三个“行”方面的功夫：第一是“居敬存养”，按照王阳明的解释，“居敬”便是存养工夫，以敬来存养其心，亦即“存养此心之天理”；第二是“省察克治”(简称省克)，指在道德修养上先要求自我反省，识得病根所在，然后再做真实切己的“克己”工夫，以克除人欲，这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破心中贼”；第三是事上磨炼，指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的培养必须在具体的实践中得到运用和体认。在上述修身理念之中，“存养”是积极的做法，以“立其大者”，而“省察克治”则是消极的做法，重点在于检讨生活的缺失。最后存养与省克的工夫必须落实于具体的生活与事功之上，才算达成了修身之目的。
蒋介石的省克思想虽受传统理学观念之启迪，不过也有一些新的成分。蒋介石的阳明学在近代思想史上是接续了梁启超所开创的一种结合了传统的“江右王学”与日本明治时代作为近代国家伦理基础的近代阳明学的思想系统。因此，宋明理学，尤以梁启超所开创的近代中国阳明学，奠定了蒋氏以修身为基础、进而以日本明治时代为典范，建立一个以伦理思想为根基的现代国家的思想。［1－2］在此情况下，梁、蒋两人采取类似的修身方式，就不足为怪了。梁启超于1902年出版的《德育鉴》一书中，即有“存养”与“省克”两章。他在“存养”篇指出：“修证之功有三，曰存养，曰省察，曰克治，三者一贯”；在“省克”篇亦曾说明：“克治与省察相缘，非省察无所施其克治，不克治又何取于省察？既能存养以立其大，其枝节则随时检点而改善之，则缉熙光明矣。”［3］可见存养、省察与克治三者是分不开的。蒋介石的想法与此相同，他所谓的省克，正是结合了存养、省察与克治三者。在其私人生活之中，省克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也是蒋介石每天的例行工作。
蒋氏省克思想的基础虽在阳明学，然后来他接受基督教信仰，又使他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1930年10月24日他受洗成为基督徒。受洗当日，他曾表示：“在上海受洗礼后，曰：人欲至今，横流已极，几无止境，欲防微杜渐，亦无其道，惟有使人人精神上，受一种高尚和平之信仰，克自戒勉，或足挽救世道人心于万一。余为革命党员，今又受耶教洗礼，故三民主义为余政治行动之信仰，耶稣教义乃余精神惟一之信仰，从此以后，以基督为余模范救人救己，永矢忽怠！”［4］(P．48)此后，他的省克理念便出现了一个转折。大致上说，蒋氏早年采取传统理学式的修养工夫，以日记写作、静坐与读书等为主(如朱熹即主张“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受洗之后，蒋氏之修身在形式上则采基督教之祷告。“省克记”一开始即记载：
公少秉母教，母教严，时时自儆惕，不敢少纵。少长，知先世有四勿居士，而以“勿欺心”为首。及十九岁，从鄞顾清廉先生游，见顾先生治性理之学，尤重变化气质，益知省察、克治、存养之功，乃为人所必不可少者也。［4］(P．1)
由此可见自年轻时开始接触的“性理之学”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蒋介石在1930年受洗为基督教徒之后，又将理学工夫与基督教徒坚信上帝启示的“灵修”结合在一起。他强调从“宗教的灵性、精神的修持和思维的追索”来建立“对宗教的信心”［5］，这时祷告开始成为蒋氏省克生活的重要部分。1945年4月1日，他在日记中记载：“本日为耶苏复活节，朝午夕祷告五六次，耶苏神灵复现于吾前，殊为惊喜。”总之，在蒋介石一生中，静坐与祷告并行，而他从来不曾感觉到两者之间的冲突。
然而如进一步分析理学与基督教对蒋氏的影响，我们将发现蒋氏的自我反省虽在形式上结合了理学与基督教，其理论基础仍是传统的宋明理学，而不在基督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AndrewNathan)教授曾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采取吴百益的说法［6］，认为蒋氏的省克活动是承袭了传统中国“自讼”的方式。这种自我批判虽然是凭借本身所写的文字，发抒内心的自我声音，却是从外在的观点(或说外部审判者的声音)来批评自己。这种方式与西方大多数日记从内在深沉的罪恶感来作自我批判，形成一个明显的对比。［7］的确，如果我们参考王汎森有关明末清初士大夫“修身日记”的研究，可以发现这一传统虽受到通俗宗教“功过格”观念的影响，却仍属于儒家正统的修身方式之一。这尤其体现在中国士人对于“罪的拔除”的看法之上。传统佛、道两教均有拔除罪恶的方式，功过格之中也有功罪相抵的精密计算，然而，晚明以来士人的修身日记却缺乏“罪的拔除”的仪式性安排，这使得士人依赖日记修身并无法获得罪恶感的抒解，因而使罪过永远跟着自己，而必须做永无止境的反省。［8］所以墨子刻(ThomasA．Metzger)在讨论宋明理学与近代中国政治文化时，谈到中国士人有难以消解的“待罪伦理”(“probationaryeth-ic”)。［9］蒋介石的省克生活很明显地是跟随着此一传统。换言之，如果借用WolframEberhard的说法［10］，在蒋介石的身上，基督教的“罪感”始终未能完全改变、转化从宋明理学而来的“耻感”。“雪耻”(意指消除外人给你的羞辱)，成为蒋氏日记中最常看到的用语，而在蒋氏著作中几乎看不到他强调基督教“原罪”的观念，并非偶然。
蒋氏的“耻感”来自一种自我的责任感，而此种责任感主要源自于“天地父母生我”与“总理期我”两大原因。其中，为了报父母恩而避免不孝、毋忝所生，是最为关键性的因素。蒋介石将不孝与“耻”相结合，最清楚地表现在1934年2月19日的日记之上，他在“雪耻”一栏中写到：“不能尽孝于亲，为一生最大之耻辱。”可见蒋介石省过的基础在于儒家的孝道观念，是以个人透过父母与宇宙联结所产生的责任感与宗教感，来力求消除自身之缺点。这样的想法无疑属于传统儒家式的修身。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俄三十年经历纪要》一书中所写过的一个短序。这本书英文版的副标题是《七十自述》(A Summing-upat Seventy)。1956年12月1日，蒋介石写道：
岁月如矢，革命未成。今年已是我七十初度，今日又是我夫妇结婚三十年纪念。我夫妇于此共同检讨已往之工作。其间最感惶恐而不能安于心者，就是对我二位先慈报国救民之遗训未能实现其一二……，其将何以慰国人喁喁之望，而报慈亲鞠育之恩？兹将所著《苏俄在中国》之手稿首献于二位先慈蒋母王太夫人、宋母倪太夫人灵前，自矢其不敢有负遗训，勉为毋忝所生而已。中正敬志。［11］(书后插图)
12月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又提到：“后天即为先慈九十三岁诞辰，将如何纪念，惟有以《苏俄在中国：中俄三十年经历纪要》奉献于灵前以慰之，然而亦不能补偿我不孝之罪耶！”由此可见，担心自己的“不孝之罪”是蒋氏不断自我检讨的原动力。
他常常阅读《孝经》也与此一精神有很密切的关系。例如，他在1934年5月13日写道：“晚诵《孝经》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12］又如6月14日为其母王太夫人忌辰，他手写《孝经》开宗明义章，曰：“甚思遗留后人，使其孝弟立业，以补吾过也。”［13］(P．67)1943年7月4日写道：“本周诵读《孝经》，更有心得，可见经书在晚年诵读，更能领会圣人作书之要旨也。”［13］(P．299)由此可见，孝是蒋介石思想中的一个核心观念，并影响到他的省克生活。
蒋介石省克思想的基础虽是儒家的孝道，然亦受到来自基督教的影响。对蒋氏来说，基督教虽未能使他产生一种类似西方式的“罪感”(即“原罪意识”)，却对他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影响，帮助他在精神上的修炼。首先是使他能够面对横逆、困境而能坚忍不拔，这一点与《孟子·告子下》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精神是配合的。1935年3月，蒋介石在这一个月中几乎每天都抄写《圣经》保罗之言，借此鼓舞自己。例如他曾抄写“无论是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贫危险刀剑枪炮，皆不能动摇我们的信心”。［13］(P．81)1943年，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他每日晚祷之前，都会阅读考门夫人所编的基督教见证选集《荒漠甘泉》。这一本书的主调是：乔纳的信息(themes-sageofJonah)?瑏瑦，鼓励人们在面对灾祸、悲剧、侮辱和失败之时都应该坚忍不拔。蒋介石在鼓舞人心的信息与故事旁，用笔写下自己的感想。［14］将挫折视为上帝对成就事业者所做之考验，是蒋介石自《圣经》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之一。
基督教的第二点重要影响是让他重新思考“人定胜天”的原则。此一想法可能与近代严复译、赫胥黎著之《天演论》鼓舞人们在物竞天择的世界中发愤图强之意念有关系。蒋介石于1930年之前的日记中常常写下“人定胜天”，如1930年1月1日：“早起，记雪耻之道，曰：‘立志养气，立品修行，人定胜天’。自是日始，每日书此三语以自儆。”［4］(P．35)后来，在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后，便不再书写此四字。换言之，蒋氏过去“戡天役物”的豪情，在基督教影响之下转为对上帝的崇敬与接受上帝之启示。不过蒋氏企图成为“完人”、“圣人”、“豪杰”的道德理想并未完全被泯除，儒家成圣成贤的观念仍深植其心，并与接受上帝之启示的想法相融合在一起。总之，蒋氏省克思想的基础是儒家孝道观念与基督教灵修，这样的想法使他努力接受上帝的启示，不断改善自己，冀望能够成圣成贤而毋忝所生。
二 蒋氏省克生活之实践：反省内容
在理学与基督教的双重教诲之下，蒋介石几乎每日都进行对于个人道德、知识缺失的反省活动。他所反省的对象首先是生活举止、个性脾气与情欲抒发等方面的缺失；其次则包括知识不足、处事不当等。蒋氏一生都不断试图与个人的种种缺点对抗，期望能成为一个圣贤。1931年3月21日，他曾感叹地说：“忆少时闻人称道古人，如孔孟朱王之学术，周公文武之事业，常自思念，可惜已前有古人矣，否则，此学术，此事业，由我而始，岂不壮哉！常存不能做自古以来第一圣贤豪杰之叹。”［4］(P．51)由此可见，透过自我反省希望能够成为圣贤、豪杰之志向长存其心。
蒋介石常常检讨的第一类过错是个人生活习惯与个性方面的问题。其一是懒惰。他常常担心自己因失眠而晚起，或睡过了头(他称为“濡滞”)。在“省克记”之中，反省这方面之缺失的材料甚多：因病不能如常早起，自责曰：“怀安偷惰，以待来年，德业其能长进乎！”［4］(PP．11－12)三日晨，为友人催醒起床，甚惶歉，曰：“誓此后至迟六时起床。”［4］(PP．11－12)
晨起较晚，来宾已满座矣，因甚歉惶，曰：“以后应早起，不得少渝［逾］六时起床之常规也！”［4］(P．19)
为了能有规律的生活，蒋氏决定每日都应该晚上十点睡觉、早上六时起床。对蒋介石来说，无法安眠或是因体力渐衰，或是因修养不到家，而使诸事烦心、心神有愧所致，故应尽量避免。1943年5月19日，战事正急之时，他写道：“内外危急，余能夜间酣睡，天君泰然，盖已尽其在我，至于成败得失，听之于天，此修养已有进步乎？”［4］(P．234)可见对蒋介石来说，睡眠与心性修养之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此外，蒋介石也担心夜晚失眠将是一个凶兆，或是代表心神衰退，或是显示祸患将至。1940年他到广西柳州柳江羊角山，准备在此召开“桂南会战检讨会”。日军获得情报，派飞机来轰炸，使他险遭不测。这一时段，他有两周的时间几乎天天失眠：
昨夜失眠，直至今晨四时以后，方得睡去，然未到五时半又醒，为从来所未有也，岂体力心神已衰退至此乎？抑为祸患之预兆乎？可不敬畏自制以免天罚乎？［4］(P．166)
十日来之失眠不安，其或即今日被炸祸患之预兆乎？天之未丧斯文也，倭寇其如予何，虽然，今日之危，间不容发，余生平行动太大意，应切戒之！［4］(PP．166－167)
两周以来，惟昨夜睡足六小时，失眠之症，从此或能脱却乎？勉之！［4］(P．167)
蒋介石检讨的第二种生活上的过错是举止失态，或因骄矜、暴戾与急躁而发怒骂人(如“暴怒形诸口舌”、“掷杯撕卷”)，甚至动手打人。第三种过错是奢侈无度与好名之念。第四种是情欲方面的困扰，包括思邪心荡、狭邪之行、手淫等。蒋氏在1918年12月30日的日记中记载：“近日朝醒，色念甚浓。”1919年的日记中提到自己“荒淫无度”、“淫欲难制”、“邪僻又起”。1919－1920
年的日记中更是反复地记载有关放纵与自制的纠缠：“世间最下流而耻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关，则茫茫尘海中，无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为众所鄙之虞！”(1920年8月7日)［15］关于色欲方面的问题，在蒋氏与宋美龄结婚之后似乎较为收敛，大约在四十七八岁之后，色欲即不再是困扰着他的严重问题(如1935年2月2日，他曾说“色欲渐减，修养到不动心地步，自信可能也”；［4］(P．93)1935年12月31日“本身性质之变化，形而上者为多，忍耐公正，日有增进，躁急虽未全改，而私欲色欲，已灭绝矣”［4］(P．107))。
除了个人修养方面的过错之外，他亦反省自己知识不足、用人处事之不当与战事失败等。1948－1949年之际，因国共内战失败、国民党退守台湾，此时蒋介石反复反省的，就是此一问题。针对1949年的大败退，他曾在私下与公共场合，进行多方面的检讨，其中军事方面包括“国军”在组织、宣传、谍报战等方面不如“共军”；党务方面包括国民党派系倾轧、党纪败坏(如干部腐化堕落)、不能贯彻总理遗教等；以及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因而开始全面的改造。［16－17］整体而言，他所反省的过错主要是儒家传统之中所谓“尊德行”、“道问学”与“经世”等三方面的个人表现。
三 蒋氏省克生活之实践：记忆与省克
上述的各种过错是蒋介石每日反省的对象。为了能改正这些缺点，蒋介石常常通过“静坐省过”、做“朝课”与“晚课”、祷告等途径来自我检讨，并利用传统“功过格”的方式将自己所犯的错误予以记过，以自我警惕。蒋氏在日记之中常常会规划“课程表”，每日早上六时至八时即是“朝课”时间，其内容包括体操、读经、静坐、祷告等四项。同时，每日的日记有“雪耻”一栏，记载当日最重要的注意事项。对他而言，雪耻即是对于过错的反省，也是自我追求道德提升的重要方法。
为达成有效的自我反省，蒋介石仰赖一套特殊的记忆术，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自己，要吸取失败经验以悔过自新。其做法不但源自儒家以日记、抄书来修身的传统背景，也很可能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在基督教中，记忆是悔罪传统中相当关键的一部分，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即擅长记忆术，其有《记法》一书，即以教导中国士大夫建立一所“记忆之宫殿”来悔罪反省、充实知识而有名于时。［18］
蒋介石运用记忆术来省过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勤写日记
他长期维持日记书写的习惯，并要求属下以不同形式摘录、抄写、整理其内容以备随时参考。蒋介石不但在《日记》之中记载自己的过错与悔悟的细节，并在一定期间(每星期、每月、每年都要做回顾性的反省)还会加以整理、审阅。如“是日公拟将作一文，曰：拟将去年经过之错误与缺点叙述一篇，以为今年之借镜补过之资”，“朝课后审阅旧日记”。蒋介石还规定自己，“以后当日记治军、用人、看书三者各一则，以自课也”。［4］(P．31)对他来说，《日记》既然如此重要，那么不记日记就是一件很严重的过错。1928年9月14日，他写到：“不记日记已有十日，如此弛懈荒落，尚何论雪耻？更何论革命？”继而“搥胸自责良久”，并“补记之”。［4］(P．28)蒋介石还鼓励军校学生效法以日记省过的做法，“诰诫军校第三期毕业生，关于省察之方，曰：‘各位关于自己在校历史，要从头回想，未进校前，曾做何事？进校后又做何事？前之思想、习惯、行动如何？后又如何？一一笔记之，暇时取观，最得警悟之方！如见有思想、习惯、行动不是处，即改之；若过且过，苟且敷衍，为人无根据，无把握，其必潦倒一生，无所成矣！’”［4］(P．6)总之，对蒋氏来说，撰写日记最重要的目的即是为了自我反省。
(二)反复阅读日记
蒋介石认为日记不但须日日书写，且需要反复阅读。对他来说，阅读自己的日记甚至要比观览其他史书更有价值。1951年的总反省中，他提到：“本年修养与学业自觉无进步而且渐有倒退之象，对于过去之妄念邪思亦时起时落，未能消除尽净，殊足惭愧，寸心内疚无已，应切戒之。腿痛虽痊而目疾闪光始终未愈，但旧日记自卅三年至卅七年各册皆已审阅完毕，可说最有补益于我，此比阅览任何历史所不能得者。”
(三)静坐默祷，或抄写、背诵圣贤与经典之佳句和《圣经》的篇章例如1917至1918年间，他每晚默念以下的句子：“近三年来，每晚静坐时所默念以自儆者：一、孟子养气章；二、曾文正主静箴；三、绵绵穆穆之条；四、研几之条；五、一阳初动，万物资始之条；六、灵明无着之条。”“民国七年，公年三十二，是年每晚静坐默念自儆者：一、万象森然，冲漠无朕；二、去人欲，存天理；三、心体、意动、致知、格物四句要诀；四、静坐收心之条；五、纷杂思虑之条”。［4］(PP．1－2)1949年10月6日，蒋介石面对美国公布白皮书等困境，以默念圣人箴言来自我勉励：“余自八月初受艾其生白皮书之侮蔑，九月间复遭康纳利在其议会之污蔑，可谓极人也未有之枉屈与侮辱。余惟有以自反来接受其诬陷，毫不予之计较。此乃每日朝餐默诵‘不愧不作’与‘自反而缩’、‘何忧何惧’箴言之效欤？”
(四)作曲唱歌
在这方面有几条史料：1928年11月21日，“晨六时，船过怀远，起床四眺，念及济南惨案，因作歌曰：‘五月三日是国仇，国亡岂许你悠游？骄傲懒惰无廉耻，不惧大祸来临头！亲爱精诚，团结一致，共同来奋斗！革命革命，牺牲牺牲，黑铁赤血，求我国家独立平等又自由！又曰：‘北伐虽完，志未酬，男儿壮志报国仇，革命革命报国仇，国仇未报死不休’！歌毕，曰：‘苟不以此自勉勉人，非夫也’！”［4］(P．30)此外，蒋介石喜欢唱岳飞作词的《满江红》以自勉。
(五)设立座右铭
蒋介石常作箴对联或自儆，有时并请孙中山先生书写置于座右。例如：“民国八年，公年三十三，是年公益严克制，凡事必自反，勇于改过。书选己德性之所欠缺者四字，曰：‘静敬澹一’。乞总理书之，并自为文加以说明，揭于座右。”［4］(P．2)此后，这四个字(或作“静敬澹定”)成为蒋介石自省时非常重要的警语。又如，“民国十二年，公年三十七，春初，在福州军幕，作箴自儆曰：‘父母期我，克成完人，小子今日，遇恶满身，曷不痛矣？日新又新；而今而后，庶葆天真’。”［4］(P．3)“记六语以自励，曰：立志养气，求才任能，沉机观变，谨言慎行，惩忿窒欲，务实求真”。［4］(P．12)在对联方面，蒋介石曾撰写过几个非常有名的对联。1923年“游鼓山时，尝撰一联曰：‘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返上海，请总理书之。又自撰二联，其一，曰：‘从容乎疆场之上，沉潜于仁义之中’。其二，曰：‘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亦请总理书而悬诸座右，以自儆焉”。［4］(P．3)此外，最为人熟知的对联还有“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写于1972年)等。
(六)旁人提醒、规劝
蒋介石身边的侍从人员、部属偶尔会提醒他一些应注意之事，但真正能规劝他的人可能只有宋美龄。1930年12月9日，蒋在日记中提到他身边无论爱他或怕他的人都想利用他，而“诚意爱辅我者”只有他的妻子宋美龄。他在日记中常会提到“美妹规我”，然有时亦记载两人吵架，显示蒋介石不愿接受她的看法。
四 夙夜匪懈：蒋氏的省克生活与梦境
蒋介石除了靠记忆术来自省之外，梦境也与自我反省有关系。对他来说，睡眠与梦境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应该予以管制。诚如上述，他认为失眠就是修养不够的表现，同样地，晚上做噩梦也是智德不足的反映，因此，在起床之后皆需立刻检点。例如：“晨起言曰：心神不安，梦魇号乘，自反不缩，能无愧怍！”［4］(P．17)“九日晨起，曰：昨夜梦中惊觉，念及军队散漫，国家杂乱，一至于此，不禁为之汗出沾枕！呜呼！此由余智德不足，事事不能澈底，所以陷害国家也，能不悔悟奋发乎！”［4］(P．81)“夜之所梦，必为日之所思，所思未能诚正，而且有目下之趋势，此人生之至危也，应如何戒惧而改之！”［4］(P．231)蒋氏所反省的不只是自责式的梦境，还有先辈之教诲与具督促性质的梦境。例如，他曾梦到孙中山与廖仲恺等革命前辈，表示他一直挂念着总理对他的期许：“昨夜梦见总理与廖仲恺，一如生时讨论革命方略，总理意亟欲收复南京，余告以军事准备未成，尚需略待也。”
除了针对现实人事与先人期许的反省外，蒋介石还有一些近似预言式的梦境，很值得注意。例如，他认为有些梦境的出现代表治国失误之警讯，应予以警惕。1951年2月8日，他在午觉时做了一个梦，醒来后加以解释，认为是空军逃机事件之兆。
此外有些梦境则是上帝保佑的象征或为事业成功之佳兆。例如，“梦中有老人在余头上抹油，恶其无礼，醒后思之，此乃耶和华佑予之兆也”；“夜梦渡过危桥，到达彼岸，此为近来所未有之佳兆也，应益勉之！”［4］(P．184)“今晨初醒之前，梦斩长蛇，分为数段，犹见其能活动，本归于死；最初另见一人，甚魁梧，活动甚力，不易捕捉，最后为余所获，其量甚重，努力提视，乃知其为傀儡，余即弃掷于地，醒后颇以为奇，此或倭寇与傀儡，今年必败之朕兆乎？余当益自勉焉！”［4］(P．230)这一个梦可能源自《史记·高祖本纪》所记载刘邦醉斩白蛇的故事，象征蒋氏的帝王气魄与力战日军的企图。
对蒋介石来说，噩梦代表了自身道德的缺失，或是无法平心静气来面对困境，故需要加强反省。另一方面，好梦则成为他在总理或上帝的庇佑之下，努力实现理想的鼓励。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梦境的仔细记载显示他自我省克的范畴不但包括白天有意识之下的种种作为，也包括夜晚(无意识或潜意识)做梦时心中的恐惧与期待。
五 结论
整体观之，蒋氏的省克生活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蒋介石省克思想之渊源是宋明理学修身工夫与基督教灵修结合而成的一种理念。此一想法使蒋氏对自身过错有强烈自责，并企图改正过失，以符合父母、总理之期许，并跟随着上帝之指示。第二，蒋氏省克之理论虽结合了理学与基督教，然主要是以“孝”为基础的“耻感”，而非基督教中的“罪感”。换言之，基督教最核心的“原罪观念”并未对蒋氏有所影响。第三，他所反省的内容包括日间的行为举止，以及夜间睡眠时之梦境。梦境对他来说是日间思虑的结果、是未来的征兆，也是神启的表现。第四，蒋介石发展出一套很细致而有效的记忆术，尤其环绕着日记书写与反复阅读日记之内容，作为省过、悔悟的方法。上述这一套方法使蒋氏有效地管理自我之思想与行为。
上述的认识如何帮助我们给予蒋介石一个更适切的评价呢？在中国近代史上，蒋介石一直是一个评价悬殊的历史人物，或尊为完人，或贬为独夫。这两种评价显然都与事实不尽相符。的确，蒋介石不是完人，很多人都指出蒋氏有许多缺点，包括能力不足、脾气暴烈、性格顽固、拙于反省等，因而导致许多重大的挫败。例如徐复观在1956年蒋氏七秩大寿前，曾应《自由中国》写了一篇祝寿文章《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文中指出：
政治地位太高、权力太大、而又保持得太久的人，常常妨碍他与客观环境事物作平等底接触(在平等接触中，始能了解客观事物)，于是常常仅根据自己的直觉欲望来形成自己的意志，常常把由权力自身所发生的直接刺激反应，误会为自己意志在客观事物中所得到的效果……于是顽固代替了坚强，经常陷入于与客观事物相对立不下的状态……而蒋公自身似乎也不曾跳出这种格局。［19］
上述的观察显示蒋氏因地位太高，无法接触客观事物而作“平等底接触”，因而形成了顽固而不知反省的个性。此一观察固然有其价值，显示出其他人所观察到的蒋介石；不过我们不应忽略，蒋介石也有努力反省、力求改过的一面。从“省克记”的材料可见，蒋介石是一个具有反省能力、道德感很深、且责任心很重之人。他不断地面对自身道德、知识与事功方面可能有的缺失，而力求改进。此一人格特质与思想倾向成为蒋介石能成就一生事业的重要因素。我们如果想要公允地评价蒋介石一生的功过，必须同时考虑其缺点与长处，而这两方面不必然是矛盾的。
蒋介石的省克生活也反映出他对于伦理与宗教的重视，并对1949年之后，以传统的“伦理”来搭配五四运动所揭橥的“民主”与“科学”，作为其统治建构之基础，有深远的影响。1949年之后的蒋介石不但在教育上强调以人文精神为主的传统伦理道德，也在社会生活上给予各种宗教活动以一定的滋长空间。20世纪60年代中期蒋介石又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强调不但要加强“内修自律的工夫”，而且要“把伦理道德涵泳于日常生活教育之中”，以使每一个人“自进于正人君子之域”。［20］这些政策都与蒋介石个人的想法和做法相互配合。
蒋氏此一思想倾向不但源于梁启超所开创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调适传统”，同时也与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新儒家思想有亲近性。港台新儒家如唐君毅、牟宗三与钱穆等人对蒋氏的支持，即源自双方在思想上的亲近性。综上所述，蒋介石的省克生活不但表现出以传统理学为基础，并加进中国与日本近代的阳明学，以及基督教信仰而抟成的思想特征，更反映出1949年之后他以伦理、民主与科学三者作为治台基调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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