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室，夫妻科，侄子打水叔伯喝，孙子开车爷爷坐，兄妹办公桌对桌。"

这是目前最为流行的一个段子，形象地反映了目前中国社会权力世袭的现状。权力世袭是一剂毒药，对社会的良好运行百害而无一利。首先，权力世袭是公平正义的对立面。这样的做法极大地阻断了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空间，这是和社会主义理想背道而驰的。社会主义虽然在很多方面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批判，但在反对世袭制这一点上，两者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如果实行世袭制，这是比回到资本主义还严重的历史倒退（此处权且借用一下主流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本家的子女可以不劳而获地获得祖辈的遗产，继续对工人进行剥削。这是一种经济资源和社会地位的双重世袭。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样的世袭必然转化为政治权力的世袭。因为政治权力是社会公器，即使是保守主义的思想家，对权力世袭也是持批判态度的。而我国目前的世袭现象，就是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力的双重世袭，这是任何现代社会都不能够接受的。一个出身于底层的公民，无论你拥有什么样的才华和能力，都无法实现垂直的社会流动，长此以往，社会结构必然被固化，社会活力必然被禁锢。其次，这样的社会安排是非常危险的。社会学家帕累托曾经提出"精英循环理论"。他认为，一个社会要正常运行，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出生于精英阶级的平庸之辈必须向下流动，进入被统治阶级；其二，出生于社会底层的精英人士，必须向上流动，成为统治阶级。如果精英流动被阻断，社会革命的大门就可能被打开。分析一下中国现代史上的两次革命，就会感到帕累托说的还是有道理的。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49年的国共内战中，与被革命的一方相比，革命的一方的成员更多地来自于社会底层；革命者的能力与才华也往往高于被革命者。我们比较一下三大战役中双方对阵将领的能力与才华，这种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因此，权力世袭与阶层固化，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当然，目前的权力世袭与中国古代的权力世袭，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首先，秦汉以后，中国唯一能够世袭的职位只有皇帝和衍圣公（衍圣公同时兼任曲阜县令）。虽然王公贵族的头衔也可以世袭，但仅仅是爵位的世袭，这些职位是不附带民政权力的。中国古代也有所谓的"父荫"制度，但并不是父亲原有职位的世袭，而是父亲曾经为官的人，在谋求官职时享有一定的优先权。当然，在中国古代，官员的子孙在职位晋升上显然比平民弟子拥有巨大的优势，但这样的优势并不是合法的，而是谋职者利用自己父祖营建的关系网，徇私舞弊的结果。从这一点上看，中国古代的权力世袭和当今的权力世袭，都是阶层的世袭，而非职位的世袭。但是，中国目前的权力世袭更甚于古代的权力世袭。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为官，获取功名是一项前提条件。虽然官员的子弟也可以在考试环节舞弊，但整体上说，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还是相对公正的。有学者研究发现，中国历代获得进士身份的人，来自平民家庭的，要占到一半以上。但是反观目前，当代的官员子弟，比古代的官员子弟为官似乎要容易得多。在目前的教育制度下，获得一个起码的大学学历，几乎是人人可以办到的事情。更何况，很多官员子弟拿得出来的往往还是大专、函授大学、广电大学、自学考试等等学历。还有，古代的官员数量是非常有限的，以县衙为例，正式的皇家官吏可能只有县令和主簿二人，其他人（用现在的话来说）都不是国家正式编制。因此，因为官员职位有限，获取功名的人获得实任还要等上许多年，就更不用说那些没有功名的人了。现在就不同了，一个县可以有十几个副县长，另外还可以增设各种各样的临时或固定机构，以增加干部编制。可以说，目前中国官员子弟违规为官的途径，是畅通无阻的。

从根本上说，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都是观念问题。从表面上看，造成目前权力世袭的首要原因是制度，但实际上不是这样。中国的干部考察制度中，绝不会有"考虑任职对象的父母的职位"这一条。制定制度的人不会无耻到这样的地步。但是，为什么一旦涉及官员或前官员的子弟任职或升职的时候，所有的决策者都不敢怠慢，不敢秉公办事呢？这说明了一点，中国目前的社会观念是分裂的。在正统的意识形态层面，一个人的家庭背景是不应该作为任职参考的。在正统意识形态中，这样的做法贴有"封建主义"的标签。但是，这样的标签，也只能做到不把"考虑任职对象的父母的职位"这一条写进正式的制度条文之中而已。任职对象的父母的地位，在讨论干部任职的会议上，是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也就是说，"干部子弟优先为官"，已经是官场不合法但却公开的话语。这就是很多违规任职的干部子弟，在很多制度约束面前一路绿灯的原因。其实，被发现的违规任职都是那些"人心不足蛇吞象"的人干出来的傻事，因为即使完全按照规则行事，一个极度平庸的人也可以升至"领导人"的级别。这些违规提拔自己子弟的官员的肆无忌惮，恰恰反映了官场潜规则的猖狂程度。大多数的违规提拔和任命都会顺利过关，只不过他们现在遇到了倒霉的互联网。我相信，即使在互联网时代，被揭露出来的违规任职仍只是九牛之一毛。况且，如果你权势足够大的话，互联网上沸反盈天的任职丑闻，不也是"帝力于我何有哉"嘛？

那么，权力世袭背后的观念根基是什么呢？是家族主义和血统主义。我们为什么认为官员的儿子比平民的儿子更应该为官？可以有两个理由支持上述的主张。其一，官员职位属于私人所有；其二，官员职位虽不属于官员个人所有，但官员的儿子比平民的儿子更有资格为官。我们知道，第一个理由即使在传统中国也是不能成立的。那么，第二个理由的观念基础是什么呢？这个理由的观念基础就是，把家族或者是血统，而不是个人，作为价值评价的单位，进而成为权力义务的承担者。一个人的老子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我们为什么要认为，他的资质平平的儿子也应该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呢？因为我们把他们父子看成是一体，个人的资质被转化为家族或血统的资质，在为任命儿子的时候，又把家族的资质在转化为个人的资质。这样，父亲曾经拥有的权力，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转移到儿子的身上了。我们在邻国的权力世袭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观念逻辑。他们一直在宣传所谓的"革命血统"，这一"革命血统"的成员，不论其本身资质如何，都有权力继承所谓的"道统"。最近，他们甚至在纪念金太祖的祖母的137周年诞辰。他们的国家节日中间，超过一半的节日是这个"革命家族"的祖先的生日。他们想通过这一切措施来表明，优秀的并不是这个家族里某个特定的个体，而是这个家族本身。在这里，家族和血统的资质，与领导人的个人资质之间，可以进行游刃有余的转换。家族主义和血统主义是一切权力世袭的观念逻辑。

但是，这样的逻辑是违反常识的。我们知道，虽然智力具有某种程度的遗传性，但聪明的人生出聪明子女的概率，仅仅是比平均值高一点点而已。而且，绝顶聪明的人生出痴呆子女的概率并不比普通人低，甚至更高（民间俗语说：精三分、傻三分、留下三分给子孙。说的就是这个现象）。中国历史上的晋惠帝就是明显的例子。但是家族主义和血统主义观念可不管这样的常识。中国古代就有"传嫡不传贤"的古训。越是传统的社会，家族主义和血统主义的观念就越是根深蒂固。我们看到，在那些传统的国家，即使建立起现代民主制度，世袭制仍然可以通过现代民主制度借尸还魂。例如，印尼女总统梅加瓦蒂、巴基斯坦女总理贝娜齐尔•布托、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等等，都是明显的例子。在一个传统社会里，民众的传统观念还是家族主义和血统主义的，他们往往倾向于把政治人物的个人资质追溯至这个人的家族的资质，而这个家族的资质，往往又是家族名望的创立者的个人资质转化而来的。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我们的社会观念是割裂的。普通民众对权力世袭深恶痛绝，但一旦自己幸运地进入了特权阶层，又自觉不自觉地认同于家族主义和血统主义观念。这种现象可以用心理学的"认知不协调"理论加以完美的解释。从社会层面上来说，这是我们国家社会转型期的外在表现。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的失范，而失范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社会上同时存在两套相互抵牾的观念形态。这给人们在两套观念之间各取所需提供了机会。人们往往援引对自己有力的那一套规范，这必然导致持有不同的社会规范的人们之间的利益争斗。另一个社会现象虽然和权力世袭无关，但却是社会失范的典型例子：无权的人对贪污受贿恨之入骨，有权的人却拿贪来的钱财极尽炫耀之能事（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

还有，这样的逻辑违反"责任自负"的现代道德原则。笔者个人认为，康德的道德哲学，可以作为现代社会的道德基础。康德的道德哲学可以总结为两大原则：其一，每个人都只能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加以对待；其二，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即autonomy，中文译为"自律"或"自主"）。在西语语境中，责任（be responsible to）既包括消极责任，也包括积极责任。所谓消极责任，就是一个人要为自己行为的消极后果承担责任。比如，杀人偿命，借债还钱。所谓积极责任，就是个人享受自己行为的成果。比如，一个人的工资属于他自己，一个人获得的社会职位也属于他自己。而家族主义和血统主义却与个人责任原则正相反。在家族主义和血统主义占主导的社会里，一个人所获得的成就必须和他的家人分享。人们甚至认为，一个家族的成员，拥有道德权利去分享另一个家族成员的个人成就。这就是权力世袭的道德基础。当然，一个人行为的消极后果也必须和他的家族成员分享，这一观念的典型外在表现，就是存在于东亚的株连制度。

我们可以看到，在康德道德哲学的两个原则中，价值评价和道德评价的单位都是个人。这就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中的个人主义的源头。一个现代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社会主义语境中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逻辑上并不矛盾。毋宁说，社会主义语境中的集体主义，就是建立在个人主义观念的基础之上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社会主义语境中的集体，是由共同理想团结在一起的社会群体。这一社会群体的组成者，首先必须是自由平等的个人。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集体，首先是一个自愿群体，其次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群体。在这样的群体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民主的而不是威权式的。而家族群体则相反，一个人的威权地位是先天地决定了的。因此，从家族中走出的个体，必须放弃家族群体中的威权习惯，才能进入一个以平等、民主为原则的自愿群体中间。也就是说，他必须首先成为一个个人主义的个体，才能够成为一个自愿群体的合格成员。在一个社会主义集体中，最重要的素质是合作，而在一个家族主义的群体中，最重要的素质是服从。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进入中国农村之后，首要的任务就是消灭乡村的宗族组织和宗族势力的原因。这一方面是因为，不同的社会群体总要为争夺个体对自己的忠诚而进行争夺；另一方面，一个人只有具有了某种程度的个人主义资质，才能够成为自愿组织的合格成员。虽然，传统社会中的社会主义政党都或多或少地异化为了威权组织，但反对家族主义和血统主义的旗帜是不能丢掉的，否则就无法和其他威权组织争夺其成员的忠诚。

中国目前的权力世袭，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根深蒂固的家族主义和血统主义的遗毒。要斩断权力世袭的裙带，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运用家族主义和血统主义的解毒剂--个人主义，才能够奏效。个人主义的定义其实很简单：个人是价值评价的单位，个人行为是道德评价的单位。首先，我们对人进行价值评价的时候，只能以个人为评价对象。一个人的善恶妍媸，和他的父母无关，和他的家族无关，也和他拥有什么血统无关。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现代社会的社会职位是因事设置，而不是引人设职的。一个人是否应该获得某个职位，唯一的评价标准是他的能力、德性和业绩。如果在选择候选人的时候，考虑了候选者父母或其家族的资质，其实就是把评价的单位由个人扩展为了家族。其次，我们在对人进行道德评价的时候，我们唯一的判断依据是该个人自己的行为。某人的亲属犯了罪，他本人不应为此承担任何道德责任。如果我们因为某人的亲属的行为而对他进行任何惩罚，就是把道德判断的单位由个体扩大为了该个体所在的家族。任何基于这种判断而进行的惩罚，都是野蛮而卑鄙的株连行为。权力世袭之所以横行无忌，就是因为人们容忍把家族作为价值评价的单位，容忍把某个人的行为看作是它所在的家族的行为，从而进行集体奖赏或集体惩罚。

在所有的社会因素中，社会观念的变迁是最慢的，但却是最有效的社会变迁。袁世凯之所以自不量力复辟帝制身死名辱，就是因为他没有看到这种变迁。令人忧虑的是，直到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教育和宣传组织，仍在对个人主义进行不遗余力的批驳。这种批驳只能导致我们社会中名与实的分离，而这种名实分离是撕裂社会的罪魁祸首。从本质上说，我们的法律和主流意识形态都是个人主义的。例如，中国现代法律废除了株连制度，中国目前的财产制度是以个人而不是以家族为单位的，中国的干部选拔制度是个人能力取向而不是出身取向的，等等。但我们的宣传机构却在批判个人主义。长时间的对个人主义的批判，使我们失去了在对抗家族主义和血统主义时最有力的武器。如果说权力世袭是蛇毒的话，个人主义就是抗毒血清。除了个人主义，没有其他利器可以对抗家族主义和血统主义。仅仅把个人主义隐藏于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下是不够的，必须公开地把它说出来并宣扬出去。一方面，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下隐藏着个人主义，另一方面，又公开地批判它，就好像抓着自己头发试图离开地面一样，是无比愚蠢的。当然，当权者不愿意彰显个人主义的另一个理由是自己的个人利益。如果每个人都追求个人权利，当权者就失去了追求个人特权的空间。因为个人主义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个人平等。只有在集体利益和工作需要的幌子下，当权者才能够享受特权。可以说，集体主义是特权最后的避难所（参见拙文《一个人主义与每个人主义》）。

观念的改变虽然缓慢，但却无法阻止。目前，民众对于权力世袭的喧嚣的民意，就是明证。我们的目标是，不但不享有特权地位的普通民众认同个人主义原则，那些享有优越社会地位的人们（主要是官员）也服膺个人主义原则。在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这已经成为现实。甚至，他们已经把反对世袭的目标指向了个人遗产，因为本质上，遗产世袭和权力世袭的逻辑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为政府权力是社会公器，更不能够私相授受。只有当所有社会成员都认可社会评价的个人主义原则时，权力世袭才能够真正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式微，直至最终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