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年林彪日记陆陆续续见诸于世。应该说林彪日记是林彪心灵的真实写照，随着时间的推移，真实度更会被确认。因为恢复和反省历史真相是中国真正现代化所不能回避的社会课题，也是国人精神重建的大问题，对林彪这样一度被神化接着被丑化被妖魔化的人物，就有一个让他回到真实化常态化过程。最根本上说，一个人被神化或被丑化被妖魔化都是基于人性（符合某种隐秘愿望）的弱点，这对局中人还是局外人都是一样的，但由于具体的政治和文化情境，则有不以人主观意志能把握的力量相裹挟或者相催化，以政治集团的发言形式出现，这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力量，简单说就是意识形态。林彪同样如此。
林彪矛盾着的、有着激烈思想冲突的精神世界也应该属于历史真相的范畴。
林彪出于私利私欲，在许多时候，他以其特有的位置，一味迎合最高当局毛泽东，在国民经济连续遭遇重挫的情势下，利用军队这个极为有利的条件，推动了毛式也就是极权式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扩大，他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根据政治需要，对毛进行神化，对毛的和他自己的政敌进行丑化和妖魔化，也就间接神化了自己，同时他也是历史的人、现实的人，相当了解毛的治人术和驭人术，而且能不断洞察毛心中的黑暗，熟悉对外宣传上的冠冕堂皇（革命，阶级斗争，解放全人类，共产主义）与官场争权夺利、凶狠倾轧、满足私利虚荣的极大反差。他不时生发“伴君如伴虎”（古代君臣关系的再现）的恐惧，他的日记就真实地记载了这一过程。他的日记不期然也展示了如此意识形态最终遭到抛弃的最内在的颓丧（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不情愿也要去做）。从这个角度“认识”林彪日记，既还原一个真实的林彪，也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情境，也说明当今的时代和人挣脱毛式意识形态的一种努力。
之所以这么说，也说明我们当今社会的意识形态仍被罩在毛的阴影之中。
二
意识形态与国人相纠结久矣。我们不妨先在学理层面认识意识形态。
这个名词是舶来的。正如美国哲学家、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指出的：从字面上看，意识形态就是“意识形态”这个词所指的东西：它是观念的逻辑。它的题材是历史，“观念”被应用于这一历史，如此应用的结果，不是关于事物是什么的一套陈述，而是展开一个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的过程。意识形态对待事件之过程的态度，是认为事件之过程所遵循的法则，就是事件之“观念”的逻辑展开的那个“法则”。意识形态假装知道整个历史过程的秘密——过去的秘密、现在的困惑、将来的不确定性——其依据就是它们的各自观念中内在的逻辑。
汉娜·阿伦特又说：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把事物全部组织进一种绝对的逻辑过程，这个过程从不加反思地接受的前提开始，从中推论一切事物。[笔者注：本文所引用阿伦特的文字出自她的专著《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第13章，具体内容却是采用了新译文（《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冬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 http://www.aisixiang.com )]
经由列宁斯大林的阐述，世界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就成了苏维埃的意识形态，移植在民族的“土壤”，就成了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霸权思想，或者叫殖民思想。中苏交恶时，我们就把对方定为“社会帝国主义”进行批判，以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另一种意识形态。其实两种意识形态所演绎的都是“观念的逻辑”，跟具体的事物并没有实在的联系，也就是跟真实的社会生活、真实的个人没有联系。因此，意识形态化的思维必定有“假想敌”，一定会把敌情、敌对方（包括那些寻常弱小的个人）按“观念”逻辑想象成“那个样子”，所收集的相关材料也“去伪存真”地成了“那个样子”的特征和内涵，把与“那个样子”不符的材料通通去掉，于是中性意义即求真意义上的“去伪存真”恰恰成了“去真存伪”。这就是意识形态化运作的必然结果。这就能解释，1940年代共产党在野时批判执政的国民党“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专制”、“独裁”，等到共产党执政，依然运用意识形态这一利器向公开和隐秘的敌人宣战，敌人越打越多，敌人的反动阴谋无时不在，我们也就成了比国民党更甚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专制”、“独裁”。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泽东的格局越坐越大，开始是党内、国内称雄，接着是要在亚洲和世界称雄（其实是付出了巨大钱财物人的代价），向帝修反宣战，意识形态的内核是一样的，毛更是加入了中国帝王权谋佐料。作为时代的过来人，我们都能见证，我们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同样陷入“观念的逻辑”，对一个怀疑和认定的敌人，不会去根据当时当地主客观情况，不会根据人性人情意义上的“存在状况”进行分析，而是依据“这人坏透了，是凶恶敌人”的观念逻辑去套这个活人。对所认定的“好人”“亲密战友”，就用“好”的观念逻辑进行宣扬。中国情境的悲剧更在于，被认定是坏人、被打入另册的人，绝大多数也是接受了这种意识形态，根据意识形态“观念的逻辑”对照自己而否定自己。
我举印象深刻的一个例子，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我所在的学校斗争气氛热火，这样的紧张气氛其实还不是来自刚传达的中央“五一六文件”，而是源于几年前就开始的“四清”运动，源于1957年反右经验和做法，学校领导当然希望有“一个又一个阶级敌人被揪出来”的重大成果，自己的权力不会受到威胁，从而掩盖自己的不光彩之处。因为这是在学校党支部领导之下，斗争矛头所向，不会是当权派，而是那些平时说了跟“大好形势”不一致的话，就是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所质疑和不满的老师。（他们大多是私下交谈，在课堂上还是说“三面红旗就是好”，“敌人一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这天学校组织全校师生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电影，一个50岁左右的老师下意识地下了眼镜（老花镜）揩眼睛，接着继续看。全场情绪热烈，对毛更加崇拜了。过了几天，这位家庭成份不好的老师就受到激进的革命学生的大字报批判，说革命师生看了《东方红》都以欢欣鼓舞，而他公然揩眼泪怀念国民党蒋介石，真是“人还在心不死”。原来学校党支部已暗中布置共青团员监视一些牛鬼蛇神老师的一举一动。这样他被揪了出来示众。他开始做了辩解，可谁也不相信（有人心里相信这是生理原因，可这样的老师同样附和大家认可的“不相信”），说他顽固狡辩，坚持地主反动立场。接着，学校公布了他的档案材料，也就更加坐实了他今天的“顽固反动”由来已久。他只能保持沉默，后来也是一次次做检查，自我丑化，承认那次揩眼泪是严重的错误，出自反动的地主立场。尽管如此，他还是成了“阶级敌人”。这是意识形态“观念的逻辑”演译的最普通的事例。
从林彪日记，我们知道林彪只是提醒而没有否定自己。
时至今日，都说我们在搞市场经济了，也否定了“三面红旗”和文革，但在宣传场合，我们同样还能常常耳闻目睹那种意识形态化“观念的逻辑”的演译，让天真的人们在头脑中植入某某国家某某人是坏人的印象，即使某某国家某某人有善举，我们也毫不迟疑地认定他们虚伪，黄鼠狼拜年没按好心眼。
三
当今世界，也许只有中国仍起劲地遮蔽和掩盖过去的历史（人物），更起劲地遮蔽和掩盖当下刚刚发生的历史（人物），这已形成了一种控制社会的基本方法，究其实质，就是政治意识形态依然是驾驭我们社会的重要一环。因此，对林彪的“真实”，对我们社会有过的真相依然为国人所关注。自然我们也发现，数十年来主流媒体根据意识形态要求所报道（正面/反面，肯定/否定）的人和事，一开始就是扭曲、歪曲——失真的，拿现在时髦话来说就是“维稳”—— “维稳”成了今天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它必定涵盖着“什么叫稳定”、“为谁维稳”和“怎样维稳”这些为权力服务的基本认知，可它同样只能在“观念的逻辑”中自圆其说，它报道的“真实”与现实中的“真实”差距甚大，甚至互相对立。
回到林彪日记。林彪这种真实度体现于几个层面，一是林彪自己写的；二是他想写又怕泄露而招来不测，心里非常警觉，但还是直抒胸臆，一吐为快，显示他憋不不住——与唯唯诺诺的高层文职官员不一样的性格，从而见证了那个年代表里不一的让人窒息的政治生态和精神生态；林彪的真实心理折射着中国那个年代普遍的精神状况（在媒体上看到的倒是团结战斗意气风发一类形势大好的字眼）。
当今主流媒体上的林彪当然是符合政治意识形态的“真实林彪”，跟70、80、90、00年代的“真实林彪”相比较，其“真实”在变化，可见还是意识形态化“观念的逻辑”的演译，也显示慢慢逼近一个本真意义上的真实林彪的趋势。这也说明社会真相是不可能被抹杀的。
可是对那个年代过来的一般民众，“一个真实的林彪”又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会觉得，至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假面林彪陪伴我们这一代几代人多年，我们在热烈而虚假的政治意识形态氛围中沉浸得太久了。一个是关键时刻总是力挺最高当局毛泽东、粉饰毛泽东，服膺毛的意识形态，帮毛肃清大小政敌，从政坛“边缘”迈入权力中心，成为毛钦定的接班人，红得发紫的林彪；一个是想做国家主席，阴谋谋害毛泽东的野心家林彪；一个内心也对文化大革命（对毛起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不满，目睹糟糕局面想拨乱反正的林彪（有早已公开的“571工程纪要”为证）。林彪这三个假相的先后登场，完全是受制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其中包括林彪自己吃透意识形态的种种刻意伪装。最高当局、行政机关（包括各类媒体）、被报道的本人（如林彪）和大大小小的受众所共同上演的一幕幕也就成了“历史的真实”。
当历史艰难地翻过一道坎，曾经的“历史的真实”立马百孔千疮了，自然有着“假的就是假的，假的不能久远”——时间的检验，还有一个重要的推手，就是后来的最高当局——主流意识形态有意的“拨乱反正”——建立新意识形态统治的需要。最热烈最起劲拥护的恰恰是内心最反对的，这就是“完全正确”“热烈拥护”假相下的内在真实。现在又有林彪日记为证，他对毛看得很透，对毛的阴暗心理把握很准，而且敢于把这种认知记下来。当然，毛从延安开始成为说一不二、别人只可顺他而不能逆他的皇帝，是党内的制度安排（凡事由毛说了算），那些主张这种党内制度的高层人士都先后吞食其恶果，在几十年动荡中，毛的政治权威和意识形态树了起来，连握有枪杆实力的林彪对他既恨又怕，在日记中每每用B52替代或不指明所言对象。
林彪日记的价值也是很明显的。林彪是个武将，很长时间对毛、对中国政坛时局是“隔岸观火”，用心琢磨。事情吊诡的是，对毛敢于表示不满的往往是武将（如彭德怀），而不是那些文职高官。那些文职高官（对大多数高官而言）难道就没记过日记一类的文字，对毛不断清除异己就没有一点属于自己的看法吗？对一拨拨“人祸”的发生和蔓延就没有自己的思虑吗？就没留下哪怕是少许对毛不满的言词吗？也许有人像林彪那样有所记载，只是现在尚未面世——档案尚未解冻，更普遍的，像林彪说的，“勿讲真理而重迎合。”“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由于恐惧，什么也不记，让它沤在肚子里，带进坟墓。《国际歌》唱的“要为真理而斗争”只是唱唱而已。高官也是人，此时的官员都在考虑如何保住自己的政治利益和与一般百姓差距极大的生活利益，其次就是韬光养晦，逆来顺受，以屈求伸。当然，大小官员的人格委顿明哲保身会在“组织纪律”、“顾全大局”——意识形态化号召之下掩盖，由此形成一条不自然到自然、自我安慰的精神退路，因而他作恶也不会认为是作恶，就像一般群众把“阶级敌人”大打出手往死里整是“伟大光明正确的革命行动”一样。立场（有没有站错队上错船）才是最为关键的。
对高官来说，能跻身高层就说明有一定的思想精神素质，以林彪“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为例，就透露了这样几个事实：他们知道什么是真理，但真理与意识形态相扞格，足见意识形态与真理无缘，却又要在民众中造成“真理在我”、“我代表唯一的真理”的印象。许多民众果然就以此建立真理的概念，成为既定意识形态惯性力量的组成，明明是过时意识形态作祟，他们却是一付“真理在身”、“真理在我”的高昂姿态。中国民粹派和民粹派代表人物就是这样一路铿锵行。
然而，我从林彪日记，想得最多的倒不是官员们当时的心态和心境，而是想到这数十年来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如何炼成的，又如何成了禁锢后来者心灵不变的规训。决议不好也同意，种种“决议”也就充实和成就了政治意识形态，心里曾有看法的局中人倒把这样的意识形态神圣化，虽没肯定“两个凡是”那样明显，沿袭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化运转成了好些官员的不思之思。我相信，在当今政治生活中，那种“林彪心情”仍大下量存在，也就确证意识形态自身及其转化暗藏巨大的危机。
四
在大讲特讲阶级斗争年代，“意识形态”一词颇为神秘和威严，它当然指的是政治意识形态，而不像近些年把它细分为市场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家庭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形态等“板块”，这也就显示在现实生活中，政治意识形态由全能性覆盖全社会回到它原有的“政治疆域”。但大家都明白，政治意识形态仍然是上层建筑，“库房重地触电危险”的威耸继续存在。
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没有意识形态的说法，但不等于它不存在，在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社会就会有意识形态，有社会的意识形态，有国家的意识形态，有政党意识形态，在我们国家里则是执政党意识形态成了国家和社会的意识形态，所谓国家的和社会的自身（边界）在其意识形态中就被政党意识形态掩盖或消解了，所谓“大政府小社会”、“讲大局小个人”就是这种意识形态运行的结果。这对建设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是不正常的，恰恰在我们国家成了正常。
因而在好些国际国内场合，对说同一件事同一社会现象，都是“各说各话”，有在外国生活的资深学者为了某种利益就把自由、人权等国际主流意识套中国现实，不由自主地拓展了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路子，正中国内权力下怀。在政治意识形态内核不变，又在向全球开放的情势下，权力是很乐意见到诸如“我们中国早就是民主国家”、“我们中国向来就尊重人权”、“我们中国早就是开放国家”等一类“华丽转身”的词藻，对过去的罪错不用经过认真反思，“团结起来向前看”就是了，可现实生活的逻辑倒是，团结起来向钱看，金钱也开始进入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机构成，正是跟社会没有“认真反思”有着必然的联系。
阿伦特说：“极权主义教育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培植信念，而是摧毁形成任何信念的能力。”意识形态化的教育也可作如是观。于是在中国我们能够看到意识形态常演常新的各种情形，看到腐败横行人心溃散，当然也看到了趋于多元的现实生活向它挑战的一幕幕。
比如近来四川什邡民众为环保诉求，发动了游行示威反对钼铜建设项目，90后也参与了这次社会运动。这一个案，从环保维权、社会建设角度无可非议，可是从我们政治意识形态迁延的历史——有所变更有所不变的历史，就能很容易发现，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看似苦口婆心，但仍然不是培植信念，而是继续着摧毁形成任何信念的能力。说得明白一点就是，现在不是继续高唱“红歌”——少年先锋队队歌么？“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不怕困难，不怕敌人，顽强学习，坚决斗争，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向着胜利……”现在不是仍在宣扬中国苏维埃时代（1930）的“少共国际师”——未成年人勇敢上战场的伟大革命精神么？唱归唱，提倡归提倡，可极力打造新意识形态的一些帮忙或帮闲者，如《环球时报》就呼吁“不应鼓励中学生走上冲突一线”。过去的“战争”置换成了“冲突”，等于说，过去发动未成人参战永远正确，无须再反省，而现在未成年人以游行方式表达家乡环保信念却是不能容许的。《环球时报》在宣扬意识形态上的尴尬可见一斑。
从中还以能体味出《环球时报》炼就新意识形态的一种努力。
按照“政治正确”为首选，《环球时报》所承载的意识形态重任，或者叫炼就新时代政治意识形态，就显示两个方向，一就是坚持苏维埃——共产主义方向，在现实生活中就顺延出现的，倒是每当大灾难临头，置小学生不顾而“让领导先走”。就说这次什邡环保运动，难道唱着少先队队歌长大的90后学生走上街头参与环保运动，就跟这一方向相违——脱离了既有意识形态的樊篱么？二就是当今“以人为本”的宣传，环保诉求正是以此为基础的呼吁，可《环球时报》却绕弯子，以政治意识形态自居发出的规训，必定包含“那是西方乱我中华的反动阴谋”的观念推理。可见，《环球时报》这类打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高级智囊团，已经在为炼成新情境中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殚精竭虑了。但是，难以自圆其说是他们的处境，也是莫大的困境。
与其说《环球时报》在炼就一种新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不如说它在慌不择路地拼凑一种新型意识形态，就差它没说出“人类博爱”、“生命诚可贵”这类普世价值的空话了。但它决不会这样说的，它会说的依然是灾难面前“正确”的政治话语，它的主编们更有着类似林彪日记中的“存在心理”，因为它植根于数十年形成的政治意识形态内核，就像林彪，心里不认可，“勿讲真理而重迎合”，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内在生命力的匮乏不是很明显吗？
在新形势下如何炼成政治意识形态确实横着一道不容小视的难关。
2012年7月9-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