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事件给全党和政坛带来强烈震动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于0时32分不顾警卫部队阻拦，疾驶山海关军用机场，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途经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林彪集团的余党或自杀毙命，或束手就擒。林彪集团的灭亡，客观上宣告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也给全党和政坛带来了强烈的震动。4天后，即1971年9月17日，周恩来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稿报毛泽东审查，这个通知稿的主要内容是： 一、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二、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三、我们党是从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四、当前全党必须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敌人破坏，必须继续加强战备。五、林彪叛党叛国问题，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后来根据中央指示，这个通知逐步扩大了传达范围。毛泽东看后，批示“照发”。

9月18日中共中央以57号文件发布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10月6日中共中央以65号文件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传达林彪事件的通知》。

10月24日中共中央以67号文件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

12月11日，中共中央又以七十七号文件概述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经毛泽东批示同意， 1972年1月13日、7月2日，中共中央又相继转发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之一)》、《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之二)》。下发这些文件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这个事件的影响。

林彪事件之后的9月15日，在北京西郊空军学院“联合舰队”的秘密据点发现于新野起草的《“571工程”纪要》。《纪要》共分九个部分：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在“可能性”中写道：“九·二(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和国外‘571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571’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在“必要性、必然性”中写道：“B一52(指毛泽东)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在“时机”中写道：“敌我双方骑虎难下。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战术上时机和手段：B一52在我手中，敌主力舰(指江青等人)均在我手心之中。”“属于自投罗网式：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先斩爪牙，既成事实，迫B一52就范。”“逼宫形式：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一种武器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在“实施要点”中，将“工程”的实施分为三个阶段：一、准备阶段。包括计划、力量、物质准备、情报保障等方面。二、实施阶段。提出“先联后斩”，“先斩后联”，“上下同时进行”等方案，并强调：“一是奇袭。二是一旦开始，坚持到底。”三、‘巩固阵地、扩大战争阶段。分为“军事上固守”、“政治上进攻”、“组织上扩大”三个方面。这个政变计划记于一个拉链活页笔记本上。后由中央专案组收入《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证》中下发。

《“571”工程纪要》下发后，为了消除林彪事件影响的目的并未达到，反而造成许多思想混乱，地方的干部都存在着畏难情绪，认为《纪要》“毒性太大”、“欺骗性太大”，担心“原原本本地传达，群众识别不了，听了会引起混乱”，“起副作用”。各地普遍反映遇到了几个共同的“难点”、“难题”。如《纪要》中攻击干部下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工资冻结”等三个“变相”，是不是说到了我们的短处，利用了我们的黑暗面?钢铁十年徘徊与国民经济十年停滞不前是不是一样?怎样批判《纪要》中所说红卫兵“被利用”、“当炮灰”、“变成替罪羔羊”等问题?另一方面，广大干部群众所了解的林彪的言论，大多数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狂热鼓吹个人崇拜、颂扬“文化大革命”和煽动极左思潮的，要从这样一些方面批林，很容易引发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

毛泽东的一封信加重了人们的疑问

为了总结交流半年来批林整风运动的经验，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军兵种负责人共321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在会议所列文件中，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被当作是“最重要的一篇”。 毛信全文如下：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5月21日，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介绍会议文件，说明和林彪集团斗争的过程，对林彪等人进行批判，周恩来在讲话中着重说明了毛泽东给江青的信的情况。他说：

现在确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这个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过，在座的你们各省市的，还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没看过。就是在“九?一三”以后，今年印的吧?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河北厅讲话以后，林彪讲话经过多次改动，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总是有点不安，里头有些话过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但是当时是为的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众之气，要打击、扫除那种修正主义的风，所以说话有些过。但是当时的中央修改以后，还是请主席批。主席觉得不批，这篇东西不能发表，不是等于给群众泼冷水了吗?因为大家希望看到这篇东西嘛。实际上这里头有毛病，有些极“左”的话，有些不恰当的。现在大家回想回想恐怕就会看出来。林彪那篇东西是不是可以作为参阅文件印给大家?刚才政治局会议没有讨论，再看一看。毛主席这封信一针见血。主席写这封信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武汉写的，我是七月十一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那个信可写的深刻，现在大家想想看，那简直是完全看到了这些问题。当然了，当时不是说林彪这个人了，也可能想着利用右派来搞。那封信指的林彪那些极“左”的话，这个极“左”，就形“左”实右，就落在林彪身上，是个右派。主席说七、八年后，结果六年就出现这个事了。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预见到这么清楚。这封信贯穿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大家可以看一看。当然了，那封信可能有些事情大家不大懂的了，将来我们参加政治局的作日常工作的九个同志分到各组里，还可以加以解释。这个大概明天可以印给大家。非常深刻的一封信。前天，我们政治局决定要请示主席，我昨天去请示主席，原来主席还说等一等，昨天一请示说可以。这个我们当然先印给到会同志看了，先不外传了。这是会议文件之五。以上这些文件现在有的已经发了，有的明天要印发。

根据周恩来的解释，这封写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私人信件，在此之前只有两三人知晓。到会者学习了这封信，政治局九人分别到各组解释了这封信。江青在参加华东组、中南组讨论时，俨然以最权威的身份解释、宣讲毛泽东的这封信，说林彪从当抗大校长至当国防部长，就一直搞山头、结死党、搞阴谋诡计，而毛泽东则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些论点在当时很难令人信服的。江青的解释刊登在会议简报上。

毛泽东同意在这次会议上公布这封信，除证明林彪远非一贯正确外，更重要的，似乎在于说明他对林彪其人早有觉察，但这并没有能完全解释清楚他何以把如此危险的人物指定为接班人。这种做法也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不仅没有消除人们对批林的疑虑，反而增加了人们的疑问。

当年，就有人怀疑此信是经人篡改的。1998年1月，此信，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全部收录，其信末(独立于注释部分)注有下列文字“据修改件刊印”。这就说明，这封信不是原件，那么这封信是谁修改的，是什么时间修改的，是出于什么目的修改的，最初的原件又在哪里?现在还是个谜。

《周恩来年谱》也有相关记载，可以肯定当年确有这么一封信，而且也给林彪看过，是否和1972年发表的一样就不得而知了。《周谱》是这样记载的：“(1966年，笔者注)7月11日、12日 到毛泽东处谈话。看了毛泽东7月8日给江青的信后，建议找林彪谈谈。经毛泽东同意，7月14日，从上海飞大连与林彪谈话，转达毛泽东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京后修改5月18日的讲话。15日，周恩来返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

周恩来晚年的一个心病

更为耐人寻味的是：1972年6月10日至12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汇报会上作了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六次路线斗争的报告。在讲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时，周恩来作了自我解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6月23日在结束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事件”真相》的报告，中共中央又发出文件予以说明，并附若干原始材料传达至高级干部。毛泽东当时说，这样做的用意是：让党内高级干部了解事情真相，不允许任何人今后在这个问题上诬陷周恩来。可是会后，并没有下发周恩来的报告。江青在华东组和中南组会上的讲话却作为会议文件下发。

“伍豪启事”事件，实际并不复杂。周恩来一生用过很多化名和笔名，如大鸾、翔宇、周翔、周少山、飞飞、复生、冠生、铁人、大美、维思、赵来、林庚汉、胡必成等。伍豪这个名字是五四时期在天津成立和领导觉悟社时，社员为了便于进行革命活动，一律用化名。于是，大家用号码抽签，所抽到之号数，则各自照号数取一谐音的代名。周恩来抽到的是“五”号，所以就取“伍豪”作为化名，发表文章也署“五”。 “伍豪”之名，周恩来曾较长时期在党内使用，他在上海领导中央特科时就常用这个名字。当时的特科红队经常进行营救同志铲除叛徒等行动，代号即为“伍豪之剑”。1931年4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叛变，周恩来采取断然措施实行地下机关的转移，并派红队将顾处死。事后国民党对周恨之入骨，由中统特务张冲、黄凯等人牵头伪造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以此来瓦解共产党及污蔑周恩来。此事发生在1932年2月，而二个月前周恩来已前往了江西苏区。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即采取了各种措施反击国民党的污蔑，当时的负责人康生和陈云对此事都是清

楚的。而江西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也发表政府公告，公开斥责了国民党的造谣行径。

1967年初夏，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1932年2月上海《申报》上载有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当他们知道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后，于5月12日将载有这一伪造启事的报纸抄件送与江青。江青收到信后，不作任何调查研究，采取突然袭击手段，于17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面对挑衅，周恩来断然予以反驳。19日，他在江青的信上写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243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同日，周恩来查阅了上海各旧报，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给毛泽东。信中说：“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

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

毛泽东看到周恩来送去的信和材料以后批：“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并在“存”字旁边重重地划了令人醒目的两道杠。

1967年底，北京有一个学生写信给毛泽东重提此事，毛泽东于1968年1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这一批示只是小范围内知道，并没有传达给广大党员干部。对于非常重视自己晚节的周恩来来说，这仍然是一块心病，是捏在政敌手中的一个可以致他于死地的把柄。

在全国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又根据毛的指示莫名其妙的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可以看出当时党内斗争的微妙，这是否可以看作毛对周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为其证明致江青的信的一种回报。

按照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此会的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稿要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存档。会后这件事却又搁置了下来。据《周恩来年谱》介绍，1975年9月20日，癌症扩散的周恩来在“进手术室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周恩来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下手术台的最后一刻，处理的是“伍豪启事”之事，可见这件事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是多么的痛苦。之后，躺在平车上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邓小平即上前俯身问候。周恩来握住邓小平的手，用力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在进手术室时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周恩来在这种场合当着邓小平、汪东兴等人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此意深长，耐人寻味!这时，只有邓颖超理解丈夫的所思所想。

围绕“批林”问题，在党内形成了两种意见

林彪事件后，围绕“批林”问题，在党内形成了两种意见。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的意见是：批判极“左”思潮，在各条战线纠正“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江青一伙所代表的是靠极左路线起家的“文革”新贵的意见，即：批判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极右实质”，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错误理论和实践。

周恩来领导的恢复旧秩序、批判极左派的努力，引起了江青等文革派的惊恐不安。他们担心发展下去将不可避免地触及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思想和组织基础，因而极力阻挠周恩来的各项部署实行，在教育、外交和舆论宣传领域展开了交锋。

斗争的焦点，集中表现在主导全国走向的中央舆论宣传领域，也就是当时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1972年7月至8月，周恩来多次批评姚文元分管的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

8月1日、2日，周恩来向回国述职的大使和外事部门的负责人作长篇报告，系统阐述对国际形势、内外政策、批林整风、政治与业务关系等问题的看法。在讲到国际形势和外事、宣传工作方针时，指出：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的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驻外使领馆也有。如果在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作。又说：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有几年，他利用“二月逆流”要把老干部都打倒，把所有政治局的老同志都搞掉，都换上他的死党。他们打倒一切，破坏主席的威信和威望。林彪用极左的方法破坏主席的威信，把主席说过了头，什么“顶峰”呀，“一句顶一万句”呀，“第三个里程碑”呀，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假的，结果是要谋害主席。这样的人暴露出来是大好事。强调：极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谈，不实事求是;就是;形“左”实右、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关于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提出：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运动和业务不能对立，如果真正懂得运动就要懂得政策，政策就是要落实在业务上。如果真正考察一个干部，说这个干部运动好，但业务不好，说明还没有落实。在讲到解放干部问题时，指出：各部门应该把老干部解放出来。有些地方解放老干部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讲话中，还回答了驻外大使在学习批林整风文件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提出：要历史地、辩证地、发展地看问题。我们认识林彪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对林彪要作一个分析，他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要以为说他坏，从头到尾都是坏的;林彪摔死了是偶然性，但他失败是必然性。这些意见，在外事部门及其他有关单位产生了重要影响。报告还对毛泽东1971年在南巡沿途向地方党、政、军领导人讲的党内历史上十次路线斗争作了具体阐释。

张春桥、姚文元立即在8月8日召见人民日报社负责人，针对周恩来的批评说：“在批林时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批判“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都是“过头”的例子。同时，他们还不顾多数干部的强烈反对，极力维护他们在人民日报社的亲信鲁瑛的领导地位，借此控制人民日报。9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国庆社论，写道：“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姚文元审稿时删去了这句话。

10月6日，北京大学负责人、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在学校中，基础课的教学工作一定要做好，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这篇冲破江青集团设置的重重阻力的文章的发表，使备受压抑的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和启发。

周培源的文章发表后，张春桥、姚文元等公然宣称：“不管周培源来头多大”，都要追查、反击;“那些口口声声说要重视基础理论的人，其实最不懂得马克思主义”。随后，张、姚等还指使《文汇报》连续发表文章，对周培源的文章进行围攻，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根据周恩来8月初以来多次强调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精神，《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1972年国庆社论《夺取新的胜利》，号召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10月14日，根据周恩来关于极左思潮要批透的思想，《人民日报》以一个版面发表了三篇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纪众言的《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点体会》和李定的《一个阴谋家的丑史——读〈巴枯宁〉》。这些文章虽然难免带有某些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却以鲜明的立场、犀利的语言，尖锐辛辣地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谬论。特别是文章告诫人们要警惕现存的极左思潮“重新表现”，实际上已把揭发、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江青集团。这组文章是自林彪事件以来在党报上首次发表的集中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其深层意义在于它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提出了质疑和否定。正因为如此，三篇文章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

为此，江青等极为不满。姚文元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不要批到群众头上，不要混淆两类矛盾”。江青说，这版文章“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江青等还一再追查文章的“背景”，组织批判会和批驳文章。

11月30日，周恩来审阅并同意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将报告送毛泽东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次日，张春桥阅后对报告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提出异议，批道：“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使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12月2日，江青也阅批：“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迫于江青等人的压力，12月3日，根据12月2日政治局讨论意见，外交部对原报告作了修改，删去了“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内容。

王若水的一封信把周恩来和张、姚的矛盾挑开了

12月4日，人民日报社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一段时间以来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周恩来与张春桥、姚文元之间存在不同看法，王若水表示同意周恩来关于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王若水信的全文是：

毛主席：

现在报纸宣传面临一个困惑的问题，就是反“左”还是反右，我想向您汇报并请示。

总理在八月一日的讲话中，说到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并指出，“‘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这个指示很重要。虽然总理说的是外交部、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单位的内部工作，可是我觉得也完全适用于宣传。

在总理讲话一周之后，八月八日，春桥、文元同志对报社领导小组讲话。在谈到宣传上批“左”的问题时，春桥同志说：“林彪的一套，是在我们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搞出来的。……由于林彪利用批判刘少奇，搞出了一套形‘左’实右和过了头的东西，流毒很广。因此，批林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不要重复过去批刘的错误。”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到底批“左”是批过了头，还是没有批透?

我觉得总理的指示是正确的。对春桥、文元同志的讲话，我有些想不通。批“左”刚刚开始，就提出不要过头，这是给批“左”泼了冷水。春桥同志为了说明批“左”中出现的过头问题，举了批“精神万能论”和批“唯意志论”的例子，说主席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说“林彪是唯武器论，不是唯意志论。”我不懂为什么因为主席讲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就不能批“精神万能论”;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我还认为，林彪既有唯意志论又有唯武器论;这两个东西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兼而有之，如蒋介石和希特勒就是这样。文元同志说，林彪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右。我想，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反对党的领导可以从右的方面来反，也可以从“左”的方面来反。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是从右的方面反对党的领导;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是从“左”的方面反对党的领导。《红旗》第十一期上有一篇文章，说了这样的话：“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文元同志的话，把这篇文章的正确观点也否定了。

由于这两个讲话精神不一致，在报社编辑部已造成了思想混乱。我在十月十四日编发了一整版批“左”的文章，主要的一篇是龙岩(黑龙江省委写作组)写的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文章。十一月四日，《文汇情况》第312期登出了上海工人座谈会的意见，这些意见是一面倒的，而且很尖锐。这是从批判《海瑞罢官》以来，文汇报第一次在内部情况上批评人民日报，而文元同志又特别嘱咐我们讨论，所以我觉得不同寻常，值得严肃地深思了。

对这份情况，我们感到很难讨论，因为是工人意见。就在我们讨论期间，文汇报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提法。十一月六日的一篇评论说：要反对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过了几天，又有一篇文章说：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了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十一月二十四日，《文汇情况》(第335期)再次批评了人民日报。这一期的内容是人民日报反对无政府主义文章对各地报纸的影响，其中包括某些地方报纸提出的有关论点。《文汇情况》没有直接批评这些论点，但实际上是把它们作为反面论点拿出来示众的。其中有一条是“刘少奇一类骗子是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还有一条是“反对无政府主义是批修整风的一项内容”。我想，如果这样的观点都错了，那就不是龙岩这一篇文章的问题，而是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能不能批的问题了，不是龙岩的文章有什么缺点的问题，而是人民日报是不是又犯方向性错误的问题了。

这些天，我反复思索了这个问题。我想，刘少奇和林彪的实质都是极右，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就表现形式说，刘少奇有右的表现也有“左”的表现，主要表现为“左”。林彪在实际工作中的主要流毒也是“左”。根据报社记者汇报的情况和来稿的情况看，在实际工作中，“左”的干扰和右的干扰都有，但“左”的干扰是主要的。将来在适当时候，可能需要强调反右，但目前还是需要强调反“左”。只有克服了“左”的倾向以后才能有力地反对右的偏向。林彪煽动极“左”思潮，流毒很广，批林就要批极“左”思潮。中央所批发的好几个省的批林整风文件中，也是强调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就是极左。因此，我认为批左是中央的精神。但是，文汇报的观点是不是有什么“来头”呢?如果不是中央精神，文汇报怎么

会有那么大的胆子?反过来说，如果是中央精神，为什么人民日报不知道?

我不相信文汇报的观点是来自主席，因为我想，主席如果有什么新的指示的话，是不会不向人民日报传达的。正因为这样，我才向主席写这封信，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示。

敬祝

万寿无疆

王若水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四日

6日，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王若水的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提出由他们一起找王若水谈话，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王若水的信把周恩来和张、姚的矛盾挑开了，逼迫毛泽东摊牌。究竟林彪、江青等文革派的实质是极左还是极右?12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召见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在谈话中更明确地作出了结论：“批极左，还是批右?”“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呢。”“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毛泽东的结论成为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纠正“左”的错误的转折点。

12月19日，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约人民日报社鲁瑛、吴冷西、崔金耀、王若水等谈话，传达毛泽东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的指示。江青在讲话中称，王若水12月4日信“客观上对中央起挑拨作用”，提出要批一篇文章(指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文)，批一个版面(指10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龙岩等文章的第二版)，批一个部门(指人民日报社理论部)。周恩来在讲话中提出：我们内部极左思潮要批透，但不是讲林彪整个的路线。并表示：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工作的同志。周恩来在讲话中承担了《人民日报》发表批极左思潮文章的责任，并且委婉批评王若水是分裂中央。

在两种意见形成尖锐对立时，毛泽东注意到党内外日益增长的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倾向，担心“文化大革命”被否定的忧虑日益加重。

“九一三”事件后，在清理林彪有关材料时，发现他藏有一些孔孟言论的卡片，又在床头挂有“克己复礼”的条幅，于是认定林彪与孔子一样，都是搞复辟。

1973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在批林的同时要批孔的意见。此后，他反复强调，要抓路线方向，防止出修正主义，在中共十大召开前，“批孔”成了他经常谈论的话题。明确否定了党内“批林纠左”的路线。

197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筹备十大的工作会议。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驳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提醒政治局，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要学一点历史，要批判孔子和尊儒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