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从洋务运动开启国门以来，民主和专制的矛盾就逐渐成为支配我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基本矛盾。在民主和专制的矛盾与斗争中，启蒙运动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近现代的世界历史表明，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由封建专制向民主的变革，首先需要社会意识的转变。欧洲的三大革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宏扬人性、人本主义，提倡自由、平等、博爱，使人们的思想从神权和王权的枷锁里解放出来，从而为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创造了必不可少的社会条件。

中国民主革命的成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同启蒙运动的兴衰密切联系着的。洋务派和维新派关于西方政治制度、工业文明和先进理念的介绍，对于清王朝统治走向的探索，都带有启蒙的性质。虽然启蒙的对象主要是王族、士大夫和少数知识分子，但它推进了我国最早的民主主义革命——百日维新和君主立宪运动，在民主革命的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五四运动”是比维新运动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启蒙运动，它提出的“德先生”、“赛先生”，就是民主革命的两大旗帜。可惜的是，它还没有深入发展就被暴烈的革命打断了，“民主”和“科学”被革命弃如敝屣。没有经过充分的启蒙运动，是我国近百年来只能在“民主革命——专制复辟”的怪圈里循环的重要原因。

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是现阶段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它的主题是革除经济的垄断和政治的专制，代之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与启动改革开放相伴随，恢复大学教育，大量翻译出版西方的理论著作，为新时期的启蒙运动敞开了大门。尽管专制维护者采取各种措施加以阻挠，如禁止“西单墙”、批判《太阳与人》、批判人道主义、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但十年启蒙还是培育了一代民主公民。1989年春夏之交飚兴的民主运动，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它主要是十年启蒙的成果。

1989年对民主运动的暴力镇压及随之而来的清查运动，把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一网打尽。专制压倒了启蒙，但它同时也种下了新的启蒙种子。“89 镇压”唤醒了老中青三代人的良知，使九十年代成为思考的十年，觉醒的十年，酝酿着新启蒙的十年。

进入新世纪后，许多从迷思中陆续省悟过来的长者或著书立说，纵论是非，或撰写回忆录，把自己一生的体验和感悟，记录下来，流布于世；还有更多关心国家前途的中青年，从不同的角度指点江山，臧否人物。这一切构成为当代启蒙的重要元素。虽然由于当局厉行文化专制主义，大量具有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的著作和文章，不能正式出版或在报刊上发表，只能自费印刷或送到境外出版，大大限制了这些思想成果的传播；另一方面，却又由于有了互联网，人们得以在这个自由的园地上畅叙自己的见解，交流彼此的观点，实现真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网络已经越来越普遍地成为启蒙的重要工具，这是当代新启蒙的一大特点。

当代新启蒙的另一大特点是群众性的相互启蒙。欧洲的启蒙运动，得力于一批启蒙大师。而在我国，由于文化专制主义扼杀了孕育文化大师的生机，60 多年没有产生出一位可以称之为文化大师或思想家的人物，维新运动有康有为、梁启超，五四运动有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李大钊，现在有谁呢？因此，当代的新启蒙只能是相互启蒙。所有忧国忧民、心怀民族复兴大业的仁人志士，都应该积极参与，把自己的所得所见，公之于众，贡献给社会，让涓涓细流，汇入新启蒙的大潮。

没有一场群众性的遍及体制内外的启蒙运动，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完成的。所谓启蒙，既包含启封建主义、专制主义之蒙，也包含启假社会主义、假马克思主义之蒙，更需要启唯上、唯权的奴隶主义之蒙，以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现代观念，取代一切僵化停滞的落后观念。只有经过广泛深入的启蒙运动，民主主义才能在同封建专制主义的矛盾与斗争中，由劣势逐渐转变为优势，最终取代封建专制主义。

杨十郎在2000年出版的《玩死人头集》和这一本《赌活人头集》，都是他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的观察、思考的结晶。它虽然只是汇入新启蒙大潮的细流，但也有着不可忽视的社会意义。我们都知道“滴水穿石”的成语，经久不息的水滴可以把坚硬的石块滴穿，对于“穿石”这个成果来说，每一滴水都是不可缺少的。这就是杨十郎的杂文集的意义所在。

充当穿石的滴水，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不可推诿的责任。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分子以自己的知识为资本，独立地在各个领域发挥才能，在养家糊口的同时，也为社会作出贡献。他们已不再是必须附在其他阶级身上的毛，而是肩负着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责任的先进阶级。这个阶级的社会特点，决定了他们必然是中外历史和文化的承接者和传播者。在承传的过程中，他们有必要过滤、清除落后的糟粕，吸取、宏扬先进的精华，同时也有责任面向社会，开蒙启智，引领整个民族的发展和进步。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当代知识分子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把一生的体验和感悟贡献出来，汇进相互启蒙的大潮，为滴穿封建专制主义的顽石而齐心合力，共同开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二）

在这本《赌活人头集》里，第一部分的10 篇是批判“三个代表”的文章。“三个代表”只不过是三句偈语式的套话，理论上站不住脚，实践中了无新意。但经过不断吹嘘，如黄菊恭维它是“新世纪的《共产党宣言》”，江泽民自己把它吹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官方媒体和一些无耻官僚更是不遗余力地加意逢迎，给它戴上“重要思想”的桂冠，最后居然写进党章、宪法，把耻辱柱当做功德碑，成为世界性的笑柄。人们对这个无聊的把戏嗤之以鼻，但敢于公开批判的却很少。杨十郎写了十篇文章来批判“三个代表”的假、大空、谬，反映了他的胆识和勇气。他是用理论思维来衡量“三个代表”的，“这不是‘内心激动’的成果，而是十分冷静思索的产儿。”他指出：先进生产力包括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掌握这种工具和先进技术的人，它的发展要求有它自身的内在规律，共产党不是科学党，不是技术党，“它历史上不曾、今后也不能充当生产力或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全世界也没有任何政党具有任何科技的品格”。至于文化，它多姿多彩，有着自己的历史品位，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尺度判定它们孰先进孰落后；文化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和特征，谁也不能说我代表它的前进方向。

对于第三个代表，即“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杨十郎主要是用历史事实来揭示它的虚妄。他特别指出：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其中有许多人是被残酷迫害致死的。“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短期拘留的达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更令人愤慨的是，就在大量饿死人的1960年，我国却向阿尔巴尼亚提供5万吨粮食，援助几内亚大米1万吨，刚果小麦和大米1万吨。又据解密文献，当时苏联决定援助我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毛泽东却一口回绝，甚至大言“哪怕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一粒粮食”。1962年2月，美国提出允许中国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500万吨小麦，而且硬通货可以在情况好转后再结算，也被毛泽东拒绝，理由是中国人民“不会拿原则做交易”。在毛泽东的眼中，他的原则比人的生命更重要；而失去了生命的人，还有什么根本利益可言呢？杨十郎列举当局草菅人命的例子后说，这是打在“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上的几记耳光，所言不虚，他有理由自豪。

十几年来，歌颂“三个代表”的文章书籍成千累万。我刚才搜索百度，关于“三个代表”的信息竟有6140万条之多，从2000年2月提出到现在，平均每月有将近40万处提到“三个代表”。可见对“三个代表”的歌颂是何等热烈。杨十郎从大量吹捧“三个代表”的作品中，选取了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历史可以作证》，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批判。我无意重复杨十郎的批判，却很愿意选几句本书引用的经典谀词，与读者“共享”。

《历史可以作证》序言：“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崭新的世纪，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些成就正是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取得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时期中国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新世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然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指导思想。这是人民的心愿，是时代的必然、历史的必然、发展的必然。”

《历史可以作证》正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我们时代理论创新的最高成果，作为我们时代的最高真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吸收了中国历史上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世界上其它国家、民族历史上优秀的文化成果，以及当代国内外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

“‘三个代表’……内容博大、精深、深刻、丰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科技、教育、党建等方面的内容。”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这三位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人……”

好啦，够啦！在六千多万条谀词里，前面引的这些连零头都算不上，但窥一斑可知全豹，看了这几条，大概就不难想象那六千多万条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废话。六千多万条信息，该有多少书籍文章在论述“三个代表”？为了宣扬这个假、大、空、谬的“最高真理”，吹捧一个“无尺寸之功”的庸才，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啊！

本书的其它文章，我就不加评述了。杨十郎在他自己写的序言《希望以后不再赌什么》里说：“我对当前统治思想提出了质疑，但我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我只是站在体制内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的角度，从一般常识出发，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出发，顽强地不愿在谬误面前低下我理智的头。”这几句话反映了他写这本杂文集的意旨，也体现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品格。希望读者能从他的这本书里，得到一些启发，引起一些思考。我相信这也是作者所希望的。

2013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