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作为儒家经典，是孔子及其弟子思想的凝练，是华夏轴心时代最重要的文化典籍，其内容博大精深，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从译本来看，利玛窦早在16世纪就翻译了《论语》拉丁文版本，是向西方介绍“四书”的第一人，引起了欧洲对儒家思想的关注和研究。此后，欧洲传教士和思想家受到儒家思想影响，《论语》被翻译成西方的各种语言，法译本、德译本、英译本等译本相继问世。孔子思想传到西方后受到思想界重视，对欧洲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孔子与儒家经典《论语》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他是儒家学派创始人，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伟大思想家。相传他为了复兴周礼，曾积极整理历史文献，建立一套系统理论，并且广招弟子，成为中国古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论语》是儒家最为经典的著作，由孔子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整理编撰而成，是一种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集。全书共20篇492章，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制度文化以及教育原则等。《论语》中蕴含了治平为本、仁学、和为贵以及和而不同等重要思想。其中《论语》中多次提到“仁学思想”，并应用到多个领域，如做“仁人”需具有“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以及“仁”的自学性“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等。除此之外，《论语》在教育方面也提出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孔子认为人们应该持虚心的实事求是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还认为一个人要求获得知识，不但要取得直接经验，也要善于吸取间接经验，“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再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是他重视启发和推理的教育原则，对现代教育都影响至深。同时，《论语》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源泉，如在认识论上的“生而知之”的先验论，思想方法的“中庸”思想，以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的文艺理论等。
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篇名取自每章开头的几个字，并无深刻含义。《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博大精深，其思想精华影响了后世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古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立德树人都需要熟读《论语》，并以《论语》的思想为修身、齐家、治国的指导思想。东汉时期《论语》被列为“七经”之一（七经：《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孝经》），南宋时朱熹把它和《大学》《中庸》《孟子》合为“四书”，北宋的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反映出《论语》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作用。今天，《论语》已是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载体之一，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西传推动人类智慧传承
明清之际，欧洲派到中国的传教士已达800人左右，这些传教士在传教布道的同时，也将中国的典籍带回国翻译出版。利玛窦在16世纪就已翻译《论语》拉丁文版并在本土传播，是向欧洲系统译介“四书”的第一人，译本虽然已不幸失传，却引发了西方教育界、学术界对“四书”的兴趣，因此欧洲早期的译本都受到了利玛窦译本的影响。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拉丁文的《中古哲学家孔子：用拉丁文解释中国人的智慧》是最早的西文版，书中包括《大学》《中庸》《论语》等的拉丁文译本。该书的作者是耶稣会会士殷铎泽（Intorcetta）、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鲁日满（De Rougemont）、恩理格（Hendtricht）和中国教徒沈福宗。此书在当时算是对《论语》的较完整的翻译版本，是在利玛窦的译本的基础上，再经过至少17个不同国籍的传教士经过长期的研究和修订，最后由殷铎泽、柏应理等五人编著而成。此后，《论语》被翻译成西方的各种语言，并在欧洲广泛传播。
《论语》法译本的出现，是在利玛窦的拉丁文基础上翻译而成的。1688年，法国学者佛朗索瓦·贝尼耶为法国王室作法文本《论语导读》。此外，用法文撰写的《关于孔子道德信札》和让·德拉布吕纳出版的法文著作《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箴言》出版，这两本著作对于《论语》的传播可谓是抛砖引玉。1711年，《中国典籍六种》由布拉格大学刊印，其种就包括了《论语》。该时期可以说是《论语》法译的肇始。随着传教士们入华对儒家文化和典籍的研习，“汉学”也成为了学术名词正式出现，《论语》的影响和地位也得到了大幅提升。1814年12月11日，法国的法兰西学院第一次设立“汉学”讲堂，汉学家雷慕莎成为法国的第一位汉学教授，自此，法国的“汉学”专业研究正式成立。这段时间，汉学在巴黎遍地开花，因此，巴黎也获得了“西方汉学之都”的美誉，雄踞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地位。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批享誉世界的汉学家，他们在《论语》的译介和研究方面也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开启了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世纪，形成了以巴黎为中心的法国汉学主流学派，担任法兰西学院首席汉语教授的汉学家雷慕莎用法文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书经》等，雷慕莎对《论语》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传达出了汉籍的本意”，这是“由于他具有一种近乎神奇的直觉的判断”。雷慕莎的代表作《四书札记》阐述了孔子和儒家学说，提供了远比耶稣会士陈旧肤浅的译文更为准确的概念。雷慕莎去世后，其得意门生儒莲接任了汉学讲席，和他的弟子毕欧一起继续儒学的传播和研究，促进了《论语》在法国的传播。1895年，法国汉学家、耶稣会士顾赛芬在巴黎的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包括《论语》在内的《四书》法译本。他是这时期汉学家中用法文翻译、研究中国典籍成绩最为卓著者之一。法国汉学家戴密微评价说：“顾赛芬的法文、拉丁文准确优美，无可挑剔，他的翻译严格忠于当时中国官方推崇的朱熹学派的诠注，没有做任何独出心裁的解释或个人评论的意图”，“顾赛芬的译文是可靠的，至今仍有很强的实用价值”。他的译本被多次再版，是《论语》众多法译本中最经典的译本之一。1981年，法籍华裔知名学者程艾兰出版了《<论语>翻译及简介、笔记、地图和年表》。《论语》法译本的传播为《论语》在世界的传播开辟了新天地。
英语是当今世界使用最为广泛的语言，《论语》英译本也遍布全球。1809年，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歇曼（Joshua Marshman）节译并出版了《论语》（The Works of Confucius），内容包括第一章至第九章，由原文、译文、注疏和文字诠释四部分组成，这是《论语》最早的英译本，也是在利玛窦拉丁文版本上转译而成。1828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柯大卫（David Collie）出版了《四书译注》，此为《论语》的第一个英语全译本。1861年，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出版了《中国经典》第一卷，这是《论语》的第一部学术版译本，也是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译本，成为《论语》英译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1938年，英国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韦利（Authur Waley）在伦敦初次发行《论语》英译本The Analects，这是目前英语世界较为通行的译本之一，也被认为是理雅各译本之后的最高水平译本。韦利在翻译时非常强调语言的叙述性，译文简洁流畅，风格接近原文，在涉及含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词汇方面，也注意细节的传译，使译文更细致入微。该译本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注释丰富，不仅每页平均有八条注释，译本后还有附加注释。1950年美国翻译家庞德（Ezra Pound）翻译了《论语》（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这是《论语》英译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该译本句式简单，多以对仗、排比等形式追求与原文结构的相似，体现了简约经济、注重格式的特点。此外，该译本使用拆字法强化汉字意象，用明快的语言传达原作简约的语言风格，呈现孔子及其弟子鲜活的个性形象。1998年，著名汉学家、哲学家安乐哲（Roger Ames）与罗思文（Henry Rosemont,Jr.）合译了《论语》，竭力采用异化方式传达思想，在行文上则尽量使用归化方法。总的来说，该译本删译、漏译和增译现象较少，行文十分流畅，读者接受度较高，西方学者对该译本的评价不乏溢美之词。此外，有影响的《论语》译者还有澳大利亚汉学家西蒙·利斯（Simon Leys），美国汉学家戴维·亨顿（David Hinton）、森舸澜（Eward Slingerland）等。
除了英译本和法译本以外，《论语》的德译本也不可小觑。将《论语》翻译为德语的第一人是威廉·硕特（Wilhelm Schott）。1826年，威廉·硕特在德国哈勒出版了《<论语>第一卷》（Erster Teil），只囊括了《论语》的前十篇；1832年，在德国柏林出版了《<论语>第二卷》（Zweiter Teil），是《论语》的后十篇。威廉·硕特将其整理命名为《中国智者孔子及其弟子的著作》（Werke des tschinrschen Weis-en Kung-Fu-Dsü und seiner Schüler）。在此之后陆续有十多部德译本出现，如80多年后久负盛名的卫礼贤（Richard Wilhelm）译本《孔子——生平与事业》（Kung-tse, Leben und Werk）。德译本的译介主体除了德国汉学家以外，还有奥地利汉学家，如恩斯特·施瓦茨（Ernst Schwarz）1985年的译本Meister Kung sparch: des Konfuzius。其中卫礼贤的译本是德译本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其译本一版再版，依然拥有大量的读者，无论是德译孔子思想学术研究还是要了解中国哲学，都绕不开对卫氏译本的参考。德译本是将《论语》传播到海外的重要媒介之一，自威廉·硕特将《论语》介绍到欧洲之后，对十八世纪后的哲学思想起到积极作用，如著名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盛赞孔子为“中国哲学者之王”。
如今，《论语》不同语言的译本已多达几十种，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就总印数而言，《论语》在当今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圣经》。《论语》的翻译推动了中西文化的相互理解。随着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论语》为西方世界提供了更深入的了解中国思想传统的途径，促进了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鉴。此外，《论语》中蕴含的深刻哲学观点为世界哲学家提供了启示，推动了对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等领域的思考。《论语》西传成为推动人类智慧传承的重要纽带。
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
《论语》不仅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而且辐射周边各国乃至西方国家。美国学者克里尔认为西方十七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和孔子思想影响有很大关系：“一是启蒙运动思想的一些很重要的方面，与其说和当时教会的思想相类似，不如说和孔子思想的立场更相类似；二是这一事实已为启蒙运动的领导人物所承认和广泛宣扬。”
启蒙运动是一场由以卢梭、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为代表的杰出启蒙思想家发起和领导的资产阶级和广大民众的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解放运动，重点理念为理性崇拜，反对宗教狂热及中世纪以来的封建专制，倡导自由民主平等和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思想观念。18世纪正是欧洲启蒙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当时的法国启蒙运动者们试图以儒家思想中哲学、理性的权威来代替基督教神权的权威；与此同时，在与西方遥遥相望中国正处于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的全盛时期。欧洲启蒙运动掀起的“中国热”席卷着西方各个国家，令欧洲各国思想家和政治家将目光转移至来自古老东方的神秘帝国，纷纷探索研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等中国内容，特别是来自法国和德国的思想家们均从儒家思想中汲收养料，进而变成他们抨击旧欧洲、反对神学与宗教的有力思想武器及追求理性与现实生活结合的理论依据。以孔子文化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为启蒙思想家们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料和极有力的思想武器，他们极度信奉“理性”，对于在欧洲存在已久的封建专制统治和神权提出质疑并进行抨击，倡导建立不顽固保守的开明专制制度。
经过传教士们翻译到欧洲大陆的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为反宗教论者提供了攻击宗教文化的有力武器。正如学者朱谦之（1985）所言，“孔子所代表的儒学乃18世纪欧洲各国的一个思想标杆，他提出的道德伦理、哲学理性思想等成为彼时欧洲进步思想的一个源泉。他的影响延伸到法国、德国和英国。即便每个国家受到的影响并不一样，但是把异端孔子当成自己反对宗教主张哲学的挡箭牌是相同的。”其中受儒家思想影响最深的是百科全书派和重农学派。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指出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它通过比喻形象地说明了只要施行以道德教化治理国家的国策，即“德政”，国家就会有强大的向心力，百姓就会像众星环绕在北极星周围一样环绕在施政者周围。孔子这一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儒家“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在中国沿袭了数千年。这一治国理念随儒学经典传入欧洲后，受到18世纪众多欧洲启蒙学者的追捧。法国百科全书派领袖霍尔巴赫（Paul Heinrich Dietrich）对孔子的儒家思想和文化赞叹有加，主张借鉴孔子依据道德治理国家的政治观点和理论，而且他又提出“德治”主张，向大家号召说“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百科全书主编狄德罗也极力推崇儒家思想。在他眼中，儒家思想和文化中没有虚无缥缈的神学色彩，满是理性的真理，因其属于伦理学与政治学范畴，故其只要通过运用理性的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总之，孔子成了18世纪启蒙学者们的保护神。
对儒学推崇最甚者当属伏尔泰（Voltaire），他被称为“西方的孔圣人”。伏尔泰被认为是最早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法国人之一，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推崇备至。伏尔泰赞扬孔子是“唯一有益理智的表现者从未使世界迷惑，而是照亮了方向”。他认为孔子的哲学是一种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的新的“理性宗教”，与欧洲盛行的那种基于迷信的“神示宗教”完全不同。他精读儒家经典并称扬甚多，倡导法国须借鉴儒家的治国理念并施行德治。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文明程度如此之高，势必和儒家思想的影响有着密切关联，伏尔泰把孔子的道德规范作为其自然神论的思想基础，赞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理性的、人道的原则，与牛顿地心引力原则同样具有普遍性，伏尔泰吸收了孔子思想中的很多重要观点。
第一，伏尔泰敬重孔子思想，首要的是敬重孔子带有朴素无神论倾向的天命观，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继承和发展了世纪英国的唯物主义和自然神论。伏尔泰和孔子虽然相隔两千三百年，又分处东西两半球的法国和中国，但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却都是神学天命论极为流行的时代。他们又都相似地虽然表面上没有与神学彻底决裂，而在实质上却举起了反对神学的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旗帜，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孔子一生很少谈论天、天道、天命。整部《论语》涉及天、天命的只有二十二处。在这些论述中，只有很少的话把天理解为主宰世界的神，如“获罪于天， 无所祷也” （《论语·八佾》）、“夭生德于予”（《论语·述而》）等，而更多的论述则把天理解为自然规律，如“夭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等。他虽然没有彻底否认鬼神的存在，但讲到祭鬼神，只是假设性说“祭神如神在”。他让人们“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对于学生请教他如何祭奉鬼，他则不耐烦地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孔子这种天命观显然极大地启发了伏尔泰，使他坚定了反对神学宗教的勇气。伏尔泰面对当时法国独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勇敢地继承和发展了世纪英国的唯物主义和自然神论。他承认客观世界的实际存在，否定上帝创世说，但他又说上帝的存在是可能的，上帝只是在世界万物没有运动之前提供了牛顿力学所说第一推动力。客观物质世界一旦运动起来，主宰世界万物的则是自然规律或法则，上帝就无事干了。显然，伏尔泰既吸收了牛顿力学的成果，也接受了牛顿学说的局限性，尽管如此，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这种表面上承认上帝的自然神论，“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
第二，伏尔泰推崇孔子思想中以“仁学”为中心的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思想，并将其概括为“德治主义”。他坚定地主张法国应该实行“德治主义”。伏尔泰的整个社会历史观，明显地受到孔子思想的影响。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它贯穿于哲学思想、社会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思想和教育思想之中。整部《论语》中，“仁”出现的次数最多，在五十八章中多达一百零九次。“仁”的核心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这里所说的“人”，是指人民大众。孔子从人性论的原则出发，认为人的本性在未涉世时是相近的，而不同的社会地位和人生经历，才造成了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差异。“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由此就产生了孔子以“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政治思想。他提倡“仁政”即“德政”。 他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论语·雍也》）。他猛烈抨击“苛政”，提出了“苛政猛于虎”的名言。“仁”表现在道德上， 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仁”表现在教育上就是“有教无类”等。孔子的思想体系之博大精深令伏尔泰敬服。而令伏尔泰特别感动的是孔子的实践。孔子终生在不懈地、彻底地实践着自己的学说。孔子思想的“仁学”的现实性、理想性、广博性和深刻性，孔子“身教”的严肃性和示范性，深深地启发和鼓舞着伏尔泰。伏尔泰称赞孔子的思想“使普遍的理性抑制了人们利己的欲望，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法则铭刻在每个人心中”。他还认为，孔子比基督高明得多，基督只是禁止人作恶，孔子则把人性论作为他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主张自由平等，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实行“德治主义”，反对封建政权和教会的专横和苛政。他认为社会生活应该遵循符合自然规律和正义的合理的法律准则，应既不在于使别人痛苦，也不在于以别人的痛苦使自己快乐。
此外，由于中国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所以中国历代儒学研究者皆给予农业充分关注。以魁奈（Quesnay）为领袖的重农学派对此深为认可，在他们眼中农业才是国家财富的真正源泉。重农学派于欧洲启蒙运动发展旺盛之际诞生，并且于18世纪50至70年代兴起，但是在之后又因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而渐趋瓦解。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法国工农业面临衰亡，这为重农学派的诞生埋下伏笔。直至18世纪中期，在欧洲大陆上响起的穷困和饥饿的哀嚎催生了重农学派。在这一危机和“中国热”的大背景下，为适应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魁奈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大力推赞孔子学说，将《论语》作为经典准则，仿照中国儒家学派组建法国重农学派。他对中国崇拜至极，于其眼中，中国文化与哲学远高于西方，儒家学说使中国人文科学领先于欧洲。他将儒家学说与古希腊圣贤加以对比，认为《论语》中所有问题皆与道德品性、如何妥善处理工作、怎样有效实施统治等相关，几乎均是德性箴言警句，希腊七贤之语与其相比显得黯淡无光。魁奈给予儒家思想的推崇与赞许之情令其享有“欧洲孔夫子”之名，且在他的倡导下，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于1756年举行亲耕籍田仪式。另一位大师便是杜尔哥（Turgot），他从来华传教士和中国留法学生手中得到许多关于中国社会及思想文化的经卷典籍、记录等，阅读了《论语》《中庸》等儒家经典。通过阅览研读这些丰富的材料，他汲取了诸多优秀思想内涵，带领重农体系迈向崭新巅峰，让重农学派在欧洲启蒙运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可以说，儒家思想是给予法国重农学派启示最为直接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而儒家经济思想便在其中发挥了较大的影响作用。
结语
《论语》作为儒家学说和中国典籍文化的核心著作，蕴含丰富的思想精髓和言论思想，其影响不仅限于中国本土，而且在世界舞台上也具有深远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自16世纪利玛窦首次将《论语》翻译成拉丁文并引入欧洲，这部经典就开始在西方教育界和思想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随着《论语》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它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广泛传播。特别是在欧洲，其“德治”和“仁学”等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思想家们。这对于欧洲启蒙运动具有重要意义，为思想家们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去批判旧欧洲的体制，反对神学与宗教的束缚，同时追求理性与现实生活的结合，推动了现代理性主义的兴起。在欧洲启蒙运动中，百科全书学派的代表人物如霍尔巴赫、狄德罗、伏尔泰等受到儒家思想的启发，大力推崇孔子学说，并吸收了《论语》的思想精华。同时，重农学派的代表魁奈等人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将孔子的理念融入到他们对农业和社会组织的理论中。这表明，《论语》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在欧洲启蒙运动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为当时思想的演进和社会变革提供了深刻的理论支持。
当前，《论语》已经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而儒学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已经跨出国界，成为世界人文科学的一部分，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本文系2023年度江苏省教育系统党建研究会课题（2023JSJYDJ2038）、2023—2025年度南京师范大学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重点课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外语课程思政研究”（DS2023A008）的阶段性成果】
邵晨 董晓波（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