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2年2月29日下午，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时任上海市第三书记的刘长胜代表上海市委宣布：“市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纪律，违反党的政策方针，在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虽历经教育仍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至于其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局局长和税务局长等职，建议有关方面一并撤除。”1一同被撤职的还有时任市委委员兼市委秘书长黎玉等几人。当刘长胜在台上宣布时，顾准就坐在台下听报告，此前，没有任何人告诉他犯有以上错误，也就在此前一天──2月28日，上海《解放日报》的头版报头还刊登了签有税务局局长顾准名字的二则公告，顾准本人也还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代表市委作了关于“五反”的广播讲话。一觉醒来，就被撤职了。顾准感到完全“突然”。2
更让顾准感到“突然”的是公布他被撤职的“罪状”明显与“三反”运动的宗旨不符，但却在“三反”斗争的名义下撤掉了他的职位。1952年3月2日，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以“为更进一步展开”三反“斗争中共上海市委举行党员干部大会”为标题的文章，宣布了对顾准等人撤职处分的消息，并说明这次大会是为了更进一步地展开“三反”斗争，争取胜利的大会。3“三反”运动是1951年11月由中共中央发动的，其主旨是“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这场运动大约在1952年7月左右结束。据杨奎松教授的研究，这场运动实际上是以反对贪污受贿和腐化堕落为内容的政治运动。4无论是对照发动“三反”运动的原旨，还是它的实际操作内容，上海市委列举顾准的错误──无论事实与否──都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就是说，就算上海市委列举顾准的“罪状”是属实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都不属于“三反”运动要反的内容。实际上，在此会前，顾准在本单位的“三反”运动中已经安全过关了，怎么这时又因“三反”而撤掉顾准的职务呢？或许正是顾虑到了这一点，在《解放日报》上公布处分顾准等几个人的消息时，标题上列出的原因是“思想恶劣阻碍三反被撤职”。
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纪律，违反党的政策方针，在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的“恶劣”思想与行为又有哪些具体证据呢？1952年3月2日《解放日报》上的公告上没有写，在1952年2月29日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宣布顾准撤职时是否有具体说明呢？从顾准“自述”中的材料看，是没有的。这样，顾准因“三反”被撤职应该说存在著未解之迷，这不能不令人去“猜测”和探讨。
（二）
当时上海工商界就曾有不少说法，如认为顾准是因“功高震主”、个人野心膨胀等等而被撤职的。5不仅如此，当时处于“海外”的香港也有人对顾准撤职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猜测。1952年11月，香港一个叫华明的人出版了一本《三反五反的剖析》的小册子，在书中，华明认为顾准（包括黎玉等）在“三反”运动中被撤职的原因是：“第一，上海『五反』不力，离财政目的太远。第二，杀鸡儆猴，向干部与工商界示威。第三，内部派系斗争，借题发挥。逐摭拾『莫须有』的罪名，在这几个人的头上开刀了。”书中并没有具体说明以上内容，如顾准在“五反”中如何不力？派系斗争是甚么派系之间的斗争？而作者之所以说顾准的罪名是“莫须有”，就是把《文汇报》公布顾准的“罪状”与公布张子善、刘青山的确凿罪证相比较而言的。6据我所掌握的资料看，这本书可能是最早谈到顾准下台原因的书。但作者提出的三点原因过于空洞，没有用更多的材料来证明，显然有较多的猜想成分。它与上海传闻的“功高震主”之类的说法一样有点“大而不当”，难以视为顾准被撤职的真正原因。
迄今为止，关于这一问题最为人所熟知的分析是顾准本人的分析。作为当事人，顾准对自己撤职原因当然有更大的探究动力。顾准本人分析认为：“三反”运动中他被撤职的原因是与“税收方法”之争有关的。这里所谓的“税收方法”之争，是指顾准任上海财政、税务局局长时，拒绝实行当时中央财政部主张实行的“民主评议”的税收方法，7而坚持在上海实行“自报实交，轻税重罚”以及其后改进为“专管、查帐、店员协税”的税收方法。8为此，在1949年10月至1951年3月间，顾准与中央财政部进行了几个回合“激烈”的“对抗”、理论，并和主张实行“民主评议”、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进行了面对面的争吵。虽然，上海在中央财政部的压力下从1950年3、4月起开始实行“民主评议”，但实际上到8月后全面实行的是“专管制度”，“民主评议”只是形式上存在而已。据顾准的回忆，在1951年12月中央的一次会议上，陈云肯定了他的作法，并说：“税收方法争论中『顾准的方法』是对的”，还说毛泽东肯定了陈云的这一说法。9
顾准之所把他在“三反”运动中被撤职原因与“税收方法”之争联系起来，很可能是在顾准看来，公布顾准被撤职的罪名──“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纪律，违反党的政策方针，在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与“三反”宗旨无关，却大致符合他在跟中央财政部、潘汉年等进行“税收方法”争论时的表现。更何况，就在宣布顾准撤职大会的前几天（2月25日），“税收方法”之争的另一方──中央财政部的负责人正好以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身份来到上海具体指导“五反”运动。10
顾准在1969年4月多次向党组织的交待个人历史材料中把以上推测写了进去，1974年，在与其弟陈敏之交谈中也告诉了他自己的推测。陈敏之在〈我所知道的顾准与“三反”〉一文中采信了顾准的说法，随后，两个版本的顾准传记作者罗银胜和高建国也都引用了这一说法。基于此，这一说法最为人所知晓。
但问题是，这一说法可靠、真实吗？其一、顾准凭甚么认定首先主张撤掉他职务的人是财政部的负责人而不是其他的人？其二、财政部的负责人有可能把已结束了的“税收方法”之争作为理由提出来撤掉顾准的职务吗？据顾准自述的交代，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是对处理顾准有意见的，他是在十分勉强的情况下同意的。11作为当时上海的最高掌权者陈毅都不认可的事，怎么还可能做出决定呢？显然，只有握有中央的“尚方宝剑”的人才有可能做到。这就是顾准为甚么会认为他的撤职与正好在上海指导工作的财政部领导有关的一个关键理由。但是，是甚么理由让陈毅由不同意转为“勉强同意”呢？按顾准的分析，“税收方法”之争是他被撤职的根本原因，但这肯定是“内在”的原因，而不可能是“外在直接”的原因，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是用来说服陈毅同意撤掉顾准职务的理由。因为，按顾准本人的说法，陈毅在“税收方法”之争中是较坚定地站在顾准这一边的，更何况“税收方法”之争已经有定论了，中央最高层毛泽东和陈云都认为顾准是对的。那么，财政部的负责人是以甚么为理由说服陈毅勉强同意撤掉顾准的职务呢？顾准在留下的材料中没有说明。
（三）
看来，就算顾准被撤职与“税收方法”之争有关，但肯定还有其他的、更直接的原因在起作用。从顾准自己所写的材料看，在宣布顾准被撤职的大会上没有说明顾准被撤职的具体原因，但从现今所查到的档案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看，大会后还是有过说明的。就在顾准被撤职后第三天，1952年3月3日，当时在上海负责指导“五反”工作的薄一波给毛泽东及中央的一份简报中就说：“上海少数同志（如顾准等）有趁此机会把大资本家而且是比较靠近我们的大资本家，……一齐打掉实行'社会主义'的想头”。简报中，薄一波把顾准作为这一不正确的“想头”的代表列举出来。12在顾准被撤职后一个星期，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在市政协的报告中，也提到顾准被撤职是因他在执行政策时“过左”。13而这一点，在刚出版的中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的日记中也可以得到佐证。顾准在1956年11月到1957年11月间曾任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竺可桢先生。顾准在1957年8月被划为右派后，竺可桢先生在1957年9月5日的日记里有如下记载：“和谢〔副〕秘书长〔鑫鹤〕谈顾准事，知渠于1935年入党，曾作过几本书，过去随潘序仑、徐永祚工作，解放时曾任上海财政部部长，计委副主任，税务司司长。在1952年的三反时期走左倾路线，主张以没收方法来消灭资本主义，被批评撤职……。”14
这些资料明确显示：顾准被撤职的原因是他对资产阶级有“过左”的“想头”和行为！解放初期，顾准对资产阶级有“过左”的态度和行为吗？回答是肯定的。15我们可以从顾准的日记和自述中找到他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态度。顾准在自己的日记中就曾表明，在1949年时，他对党的联合资产阶级政策是表示怀疑的。16从工作实际上看，在他主管上海财税工作期间，他更多地是主张利用税收来与资产阶级进行限制反限制的斗争。如在“税收方法”之争中，顾准特别强调，他反对实行“民主评议”一个重要理由是这种税收方法“绝不使税收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限制反限制的斗争的武器”；17而且由于“民主评议”以工商联为主，这样，“这种民主评议，既使资产阶级在应交税额上得到照顾，又使它们的阶级组织──工商联和各业同业公会操持税收大权”；“应用民主评议方法时，征税权实际上操在资产阶级手中，必定会造成大量的合法逃税”。于此，顾准说这个税收方法当然就得到了上海资产阶级的欢迎，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的。18
而顾准主张实行的“自报实交，轻税重罚”则使税收成为对付资产阶级的有力武器。“自报实交”在实行中的确存在资方为提供逃税漏税的方便的可能，但是，由于有“重罚”一项，在实施过程中，就随时可以从严入手，严厉制约资产阶级。这在1950年2至4月的“公债税收运动”中就充分得以运用。1950年1月，中央为了平衡财政，稳定币值，要求上海税收完成三千亿（万）的任务，如果按正常收税方法是根本无法完成任务的，于是顾准便在“轻税重罚”的“重罚”上做文章：派出工作人员查帐，查出问题，从严解释税法，从重处罚。结果，不少逃税户因重罚而破产。为此，当时不少工商业者便通过工商联、协商会议等提出抗议，甚至还给顾准写匿名恐吓信。19而后来顾准提出的“专管、查帐、店员协税”的税收方法，更能有效地对付资产阶级。1950年4、5月间，顾准曾对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解释过“专管方法”的好处。顾准用了“在大房子里找针”的比喻说明“专管”能更好的管理工商业逃税漏税问题，黄炎培说“这个方法太厉害”了──显然是认为对资方太厉害了，表示不同意使用此法。20
与对资方施以严厉的措施相比，顾准总是积极地去做把资本主义企业通过购买、合营改造为社会主义性质企业的事。1951年6月，在他的再三努力下，市财委地方工业处成立，顾准兼处长，管理公营合营的企业，至1952年间，有新裕第一纱厂、光中染织厂、永新化工厂、关勒铭金笔厂等企业通过购买等手段变为国营企业。21顾准之所以如此，是与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相关的。他相信社会主义的实现将极大的推进中国的发展。正因为如此，1955年，当中国全面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日记中顾准兴奋之情跃然纸上：“今天报载毛主席找工商联执委会谈话，又据张双城同志谈，资本主义存在不会超过1959年。昨晚十分兴奋，到2点多才睡著。”22 他还很自豪地认为，全国私营工商业的全面改造，追根溯源，应该是源于他早在1951年就进行的把资本主义企业改为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作。23
顾准这种对资产阶级“左”的态度使他在“五反”运动中实行较为“过头”的行动是完全有可能的。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是紧随“三反”运动之后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的。由于上海是当时中国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的中心，其生产、税收等经济状况的任何变化都对整个国家产生极大影响。毛泽东对上海“五反”运动是采取较谨慎的态度，甚至明确提出“上海迟一点发动'五反'对整个经济有利。”24但实际上，1952年1月，上海就开始了一场反对资产阶级的“四反”运动，即所谓“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税漏税”。虽然在1月份，上海“四反”运动只是流于“形式”，小打小闹；但到2月5日随著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做了“五反”动员报告之后，上海的“五反”运动就激烈地开展起来了。25大、小工商业者、资本家受到了冲击，据资料显示，从1月底到2月19日一个月里，上海工商界因“五反”而自杀者，就有49人（未遂16人）。其中，“五反”运动发动起来后，即从2月12─15日不过4天时间，就有22人自杀。整个2月份自杀死亡的有73人，而1月份自杀死亡仅有3人。26此时自杀者还是小企业主，但随著运动的继续，一些大中型企业的资本家也走上了自杀之路。与此同时，风风火火的“五反”运动搞跨了资本家和店主，但工厂企业商店也随之停工歇业，工人店员也就没有饭吃，据统计，2月中旬，大约有13万职工失业。27基于此，工人店员“五反”的热情消退。这样，上海经济不仅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之中，“五反”运动也陷入了尴尬处境。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毛泽东指示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来到上海具体指导“五反”运动。
从2月初始，上海“五反”运动归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工商组统一领导，其直接负责人是许涤新，但由于许涤新生病住院，时任华东局及上海的主要负责人谭震林便指定顾准负责“五反”运动。28也就是说，上海在2月份开始的较激烈的“五反”运动的具体负责人之一正是顾准。2月25日，薄一波来到上海。经过两三天的调研，薄一波在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上海“五反”存在的问题是，对“五反”反甚么，不反甚么，概念混乱，内容不清。因此建议一方面要明确“五反”内容，确定“五反”界限；另一方面，要按政治态度、“五毒”罪行大小等因素，把资本家分成“应予保护的、一般保护的和坚决打击的三大类”，分别对待。为甚么要有这样的规定呢？薄一波就说出了我们前面曾引用过的话：“上海少数同志（如顾准等）有趁此机会把大资本家而且是比较靠近我们的大资本家，……一齐打实行'社会主义'的想头，所以必须有此规定。”29
由此看来，顾准在“三反”中被撤职是因为他在“五反”运动中有“过火”的思想与行为。30可是，为甚么不直接公布这个原因呢？现在无法找到具体的档案材料来进行详细说明，但是，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来分析，不如实公布很可能是顾虑到正在全国轰轰烈烈进行的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
注释：
1 〈为更进一步展开“三反”斗争中共上海市委举行党员干部大会黎玉、顾准等四人思想恶劣阻碍三反被撤职曹漫之、程万里等四人品质极坏被开除党籍〉，《解放日报》，1952年3月2日，第1版。
2 顾准：《顾准自述》，收入陈敏之、顾南九编：《顾准文存》第4册，，页209。
3 《解放日报》，1952年3月2日，第1版。
4 杨奎松：〈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始末〉，《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5 当时上海工商界传闻：顾准曾有“三年之内当市长，五年之内当总理”的话（顾准间接否认了此说）。参见顾准：《顾准自述》，页209-211；高建国：《执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页329-330。
6 华明：《三反五反的剖析》(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1952)，页111-113。
7 1948年在中国共产党在自己控制的济南等大中城市中实行了一种“民主评议”的税收方法，它的做法是：（一）规定一个时期全市应纳工商税总额；（二）由城市税收机关会同市工商业联合会把这一税额分摊到各行业；（三）各行业通过内部“民主评议”再把应交税额分摊到各税户的头上。这一方法被中央相关部门肯定，进而要求各大中城市均按这一税收方法来执行。顾准：《顾准自述》，页150-151。
8 “自报实交，轻税重罚”的办法是：各工商业主自报多少就交多少，税务部门组织人员实行查帐，如发现有少报现象，则实行重罚。“专管、查帐、店员协税”的税收方法是：把税户分为大、中、小三大类，分别由市、区县税务机关设立税务专管员进行“专管、查帐”和“专管”，一个税务人员专管一定数目的税户，同时，实行“店员协税”（协助税收工作）。这一套专管税收制度和方法是顾准在苏联列宁格勒州的财政厅长阿尔希波夫的启发下，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制定出来的，1950年8月后，实际上就使用了这一方法，这一方法后推广至全国，并沿用至今。参见顾准：《顾准自述》，页150-169；罗银胜：《顾准传》(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第36部分；高建国：《顾准全传》，第26章。
9 顾准：《顾准自述》，页153-167。
10 陈敏之：〈我所知道的顾准与“三反”〉，载陈敏之：《我与顾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11 顾准：《顾准自述》，页211。
12 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 / 1 / 2481 / 1-5。转引自杨奎松：〈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始末〉。
13 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 / 1 / 573 / 84。
14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1957年日记）(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
15 建国后，中共对资产阶级从原来团结利用的方针，迅速转向了“利用、限制、改造”的逐步消灭资产阶级的政策。在党史界，一般而论，凡主张急于完成这一“逐步消灭”过程、过于强调对资方进行限制等等，就被视为“过急”或“左”的态度。本文讨论顾准的“左”就是这个界定。但是，杨奎松教授研究认为，实际上，1949年前后中共对资产阶级的政策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而所谓“过急过快”，不仅是一种必然，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多半也是一种客观的进程。杨奎松：〈建国前后中共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2006第2期。
16 顾准：《顾准日记》，页16。
17 顾准：《顾准自述》，页151。
18 顾准：《顾准自述》，页163-165。
19 顾准：《顾准自述》，页156-157。
20 顾准：《顾准自述》，页343。
21 顾准：《顾准自述》，页187-188。
22 顾准：《顾准日记》，页12。
23 顾准：《顾准自述》，页344。
24 《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处理不法工商户的报告的批语》，1952年2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页247-248。
25 参见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等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下册 (北京：中共党出版社，1993)；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1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杨奎松：〈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始末〉。
26 上海档案馆藏档，B182／1／573／39。
27 这个数目超出了1950年“二？六”轰炸所造成的失业人数。“二·六”轰炸，是指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轰炸上海发电厂造成全市供电中断，使许多工厂因此停工或倒闭，影响所及，近12万职工失业。
28 顾准：《顾准自述》，页196-197；亦参见高建国：《执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页320。
29 四川省档案馆藏档，建康 / 1 / 2481 / 1-5；转引自杨奎松：〈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始末〉。
30 高建国在他写的顾准传记中简单地否定了这一说法，他说：“还有一种说法，顾准被撤职，是代某些领导对『五反』中的一些过火承担了责任。可是，顾准从未写过一份有关检查，可见这一说法也难以成立。”（高建国：《执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页330）高的这一理由显然是难以成立的，顾准是否写过有关检查，与他是否有“过火”行为没有必然联系。
来源: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7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