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从事的革命政治运动因“四·一二”政变而陷入低潮，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受挫，相反这一年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取得“话语权”的开始，而这个“开始”是始于“史学”的——1927年始的“中国社会性质及中国社会史论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成为中国历史学的基本“范式”。
这一结论是阿里夫·德里克著的《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以下简称《革命与历史》，引文凡出自此书只标明页码）书中得出来的，该书1978年在美国的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2005年1月，由翁贺凯翻译的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国内对这两次论战的研究较早，在1935年，论战还在进行当中，郭湛波著的《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再版时改为《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就已列出章节进行论述了；1937年，何干之先生又出版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二本专题研究的小册子，这两本小册子是最早研究这两次论战的专著，也是至今最有份量的研究成果之一；在1949年以后到1980年代以前，国内对这二个主题进行研究并产生较大影响的应该算是李泽厚的《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
这一次发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学术上的论战（由于两次论战互相交差难分彼此，可以视为一次论战，在国内学术界往往会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来统称），由于它的论战起因明朗、参与论战的各方态度清晰、论战的资料又保存齐全完备，这在客观上就造成了关于这一论战的研究难度加大。这是学术研究中的一种悖论：一个研究课题的资料愈清晰、愈多，这一课题的研究难度愈大。原因很简单，在相同的资料面前，前人的研究成果具有“永恒性”，后人就难有突破了。具体到这一论战来说，何干之1937年得出的结论具有“永恒的有效性”。既然这一论域的空间不大，中国几代学人又对此问题都有研究，那么，德里克的论著有什么新意呢？
在讨论之前我们必须先明晰两个问题。一是这本书是为英语世界的学术思想界服务的；这就决定了该书必须对“中国社会史论战”作一个清晰的梳理，显然，作者在这方面是作得比较好的。二是它写作及出版的时代是在冷战时期。
冷战期间，美国中国学所关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共产主义为何能在中国取得胜利？这本书的研究同样也朝着这一问题而去的。正如前面所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实际上是从中国史学领域开始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何以会在中国史学界取得胜利并成为中国史学的“范式”呢？围绕这个问题意识的探讨就形成了德里克这本书的一大特征。相比较而言，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是关注论战中的三派——代表国民党反对派（或叫国民党激进派）的“新生命派”、代表中国共产党的“新思潮派”和代表托派的“动力派”的观点是什么？进而得出代表“真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思潮派”获胜这一结论。德里克对论战的三派观点同样也用了相当篇幅进行说明，但他更关注的是何以论战的各派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自己的分析研究的工具？当论战的各方都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工具时，这已清楚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即唯物史观已成为各方的共识，也就是说成为了这一学术领域的并新“范式”。那么，这个共识是如何形成的呢？
德里克主要是从学术知识传播与转向来解释这一问题的。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了一翻学术上的梳理后，他指出，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也在中国史学界开始运用。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以胡汉民、李大钊、戴季陶等人为代表，而最多产和最有贡献者为李大钊。不过，此时唯物史观并没有成为知识人的共识。但到了20年代中期，当城市群众运动、中国社会革命化都显现得激进的时候，无论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还是激进的知识分子都关注社会问题，并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即社会变革应该是政治变革的前提。这一共识促使中国思想界发生了社会学的转向。这一转向对马克思在中国的传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在西方马克思被公认为是与马克斯·韦伯、涂尔干并列的社会学三大创造人之一，要运用社会学理论就必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更何况马克思主义的要旨不仅是关注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改造社会，而这正是五四后中国知识界所要努力去做的、去实践的，这样较马克斯·韦伯和涂尔干而言，中国思想界更愿意接受具有改造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于此，对于这一学术思想的转向，作者给予了相当重视，他认为正是思想界的社会学转向，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唯物史观通过“社会学”这一“媒介”得到了广泛传播，并融入中国社会思想中，形成了1920年代政治岁月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所共同认可的共享知识。（P27——31）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各派的成员大都是属于这一代知识分子。正是源于相同的思想学术理论背景，尽管各派目的指向不一，但运用的理论工具却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何况对中国社会史进行研究讨论，“历史唯物主义，比其时任何一种历史理论程度更甚地将社会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P5）。
《革命与历史》所体现出的第二个有价值的新意是，它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运用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表现了相当“了解之同情”的态度。这种“同情”首先表现在对论战各方参加者的“争论动机和理论能力”上的同情与尊重，如前所述，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各派人马，都有不同的政治倾向，李泽厚所说，这场论战其实“主要是场政治斗争”，此话不假。既然是政治斗争，无论在论战中还是论战后，“你死我活”、“你谬误我真理”式的话语激烈对抗就一直存在着各派言论之中：“将问题归咎于理论对手的教条主义或是修正主义甚至是意识形态的不诚实，指责对手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而歪曲中国历史或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又坚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的理解是绝对的真理。”（P186）这段话不仅概括了当时论战各方的态度，也大体符合后来国内学术界对论战的评介。对于这种态度和方式德里克是不认可的，但对于论战中各派各自运用马克思理论去分析革命、历史所得出不同结论而引起激烈争论这一事实和现象，德里克却是充满了“同情”，在他看来，这既有他们之间不同政治倾向的原因，当中更有长期以来忽视对唯物主义的概念准确理解和把握的原因，而这些都并存于各派之中，并非只有代表国民党反对派（或叫国民党激进派）的“新生命派”和代表托派的“动力派”才有。（P67-68）
观点相异而又激烈的争论，在德里克看来它还显示了具有“普遍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实际”上运用的复杂性，这也是“理论”在与“实际”相结合时所处的两难问题：“那些把源于欧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直接运用于中国历史的人，要么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概念简化为一些不能与中国历史实质产生有机关联的有名无实的范畴，要么虽强调普遍性，却掩盖了中国社会发展中最显著的一些细节。而在另一方面，那些以确定中国历史的复杂性而见长的史学家，却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变形走样，引致同侪严重质疑他们的分析是否信守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P185） 尽管作者自己并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普遍性”，中国史学两难困境的出现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中国历史的适用度的问题。”但他并没因此就对中国史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化给予了“无情批评”，相反评介甚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不仅创造了新的研究“范式”而且促使了中国史学更深入和广泛的研究。（P186）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因革命而把历史“革命化”的动机和行为也给了“同情之了解”：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普世法则”的肯定是与革命激进主义的诉求是相对应的，正是出于现实的革命的诉求，中国历史也就被“革命”了——使之符合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普世法则”。
当然，“了解之同情”并不意味着作者价值和立场上的认可。相反，他对把革命与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研究意图持否定态度。他说：“1927年，经历了革命失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转向历史研究，试图以此证明自己的革命出发点是正确的。结果是，史学能够证明所有不同的革命策略的合理性。事后看来，他们显然掉进了自己设置的同义反复的陷阱；”即“特定的革命目标决定了历史的阐释，而后者又反过来使隐含于这些革命目标之中的革命行动的具体过程合法化。”显然，这样的“结果对于历史研究是有害，对于革命事业也鲜有帮助。”（P205）这就是德里克的结论。为了证明这一点，德里克以革命领袖毛泽东为例。他认为，毛泽东正确革命策略“并没有从历史中获益多少，毛泽东却用它走向了胜利。”（P205）
从《革命与历史》一书的书名，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此书研究视野、领域和论述的重心，应该说，正是把“史学与革命”作为一种互动的关系进行考察是本书的特色及价值所在。虽然，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国社会史论战”时也注意到“史学与革命”的关系，但更多的是把史学置于革命之下来论述，1927的“史学革命”只是被看着一个被动反应事件，完全从属于政治革命；对于“史学革命”后产生的革命史学对革命的冲击和影响则关注甚少。德里克关注到了革命史学对革命的影响，但他却并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应该说，作者否定“革命史学”——以历史来论证革命——在学理上是极有价值的，但是说它对革命事业“鲜有帮助”的论断，我认为是难以成立的。固然，不同派别的“革命者”，用相同的理论却都能从历史中找到证明有利于自己的“历史证据”无疑是既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不利于革命事业。但是，正如作者自己所指出的那样，对立的派别都在使用相同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样，不同的革命者虽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却并不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传播，相反，学术争论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了。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正是有利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吗？
此外，作者说毛泽东的革命策略“没有从历史中获益多少”断语也有待商榷。毛泽东的革命理论著作中不仅充分体现出他对历史的了解并不比他对现实的把握少，而且，在毛泽东的革命策略理论背后支撑他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我们始终不要忘记，正是对共产主义的向往，相信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一步步向高级社会发展的正确性、科学性，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才走上革命道路，才探索出一套中国特色却又符合这一“普遍性”历史规律的革命策略。革命史学不是对于革命事业少有帮助，而是大有帮助，它广泛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它所建构的一套革命史叙事，使中国革命者、普通民众相信了中国革命是正当的，相信中国革命是人类奔向大同世界——共产主义世界的正义事业。
尽管德里克忽视了革命史学对革命的作用，但《革命与历史》仍是一本值得认真阅读的著作，尤其是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时：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占领”中国的？共产主义是怎样在中国取得胜利的？1927年，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不仅在井冈山，同时也在史学界播下了革命的“星星之火”。阅读德里达的《革命与历史》，你会更多地了解到学术界的革命“星火”。
来源：《二十一世纪》（香港）2006年12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