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鹿为马，是一桩著名的历史事件，发生在秦朝末年。此事的记述有两个版本，一是陆贾的，一个是司马迁的。

陆贾在《新语•辨惑》记述：秦二世之时，赵高驾鹿而从行。王曰:“丞相何为驾鹿？”高曰:“马也。”王曰:“丞相误也，以鹿为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愿问群臣。”臣半言鹿，半言马。当此之时秦王不能自信自而从邪臣之说。

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者。

不难看出，两个版本的场景与情节颇有差别，但中心事件指鹿为马是相同的。两个版本的描述都很生动，究竟哪个更接近事实，咱们也无法考证；不过，可以肯定指鹿为马已然发生。实际上，指鹿为马虽由赵高首创，却不是一次偶然或孤立的事件。古今中外，不知有多少人步其后尘，制造各种各样类似指鹿为马的事件，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只要类似的事件尚未消失，我们就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的反思。

在此，不妨先探讨一下指鹿为马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个问题，主要是站在赵高的立场而思考。从赵高角度看，制造一次指鹿为马事件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其目的与动机所使然。司马迁指出：“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赵高的为乱，就是“欲专秦权”，独断专行。当然，他的为乱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更不是盲目乱来，而是一步步得陇望蜀，有了足够的本钱和基础。秦始皇病死之后，赵高伙同李斯篡改诏书，逼死其长子扶苏，让胡亥（秦二世）即位。由于拥立有功，赵高得到秦二世的宠信和重用，地位和权势不断上升；整死对手李斯之后，他取而代之，成为大秦帝国的丞相。秦二世智商不高，只是一个菜鸟，对老奸巨滑的赵高言听计从。随着个人野心不断膨胀，赵高并不满足于做丞相，决意要做掌控皇权的无冕之王，必要时再黄袍加身。不过，赵高也心知肚明，他若凌驾皇帝之上，朝中大臣未必都买账。因此，有必要以指鹿为马做幌子，进行一次现场测验，看自己的粉丝有多少，支持率有多高。

从表面上看，指鹿为马明显颠倒黑白、是非不分，但对于赵高来说，此举倒可以辨别“是非”、区分“敌友”。在赵高眼里，凡是附和自己的说法认鹿为马的，即为“是”、即为“友”；凡是不赞同自己的说法认鹿为鹿的，即为“非”、即为“敌”；凡是保持沉默不表态的，处于中间地带，即为模棱两可的似是而非、似敌非敌、似友非友。根据测试结果，对不同人员采取不同的措施，拉拢一批，消除一批，打击一批；通过重新洗牌，壮大自己阵营的力量，提升自身的威望，这就是指鹿为马的重要性。

其次，探讨一下指鹿为马的可行性。鹿就是鹿，马就是马。对于心智健全的小孩来说，如果让他们学会识别鹿与马，便会习以为常。一旦遇见马，他们就会认作马；遇见了鹿，他们就会认作鹿；绝不会睁眼说瞎话，认马为鹿，或认鹿为马。一个连小孩都不能蒙混的问题，居然拿到成人当中做测试，是非表明赵高很弱智？不，答案是否定的。赵高这么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他精通权术，洞察人性。他心知肚明，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有所不同，有些事情在儿童那里不可行，在成人这里却具有很大的可行性。

简而言之，指鹿为马的可行性至少基于三点：其一人都是政治动物，尤其是朝廷官员大都为政客，他们懂得从政关键是依附权势，哪个权势最大，就无条件地紧跟他，唯其马首是瞻，他说黑就是黑，他说白就是白，绝对盲从附和。名义上，秦二世为皇帝，赵高为丞相，其实前者只是傀儡，后者却更有权势。因此，赵高周围聚集了一批死党，他们绝对紧跟赵高，不分青红皂白，惟命是从；赵高指鹿为马，他们绝对认鹿为马；赵高指马为牛，他们绝对认马为牛。其二人倾向于趋利避害，尽管人们都有良知良能，根据常识或常理可以明辨是非、识别真伪，但是在利害攸关或生死攸关的时候，人们往往趋利避害，为此不惜违心行事，违背常识或常理。经过一场焚书坑儒运动的洗礼，士大夫大都见识了权力所产生的恐怖能量，儒生和文化在强权面前是那样苍白无力，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赵高破例指鹿为马的时候，亲历者会看到他的笑脸下蕴藏着杀机，若不顺从附和他，势必遭受无情的打击。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他们只好违背良知和常识，无奈地随声附和，认鹿为马。其三弄假可以成真，依常人的思维逻辑看，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两者不能混淆或颠倒。但赵高不这样认为，只有足够的权势，就能藐视皇帝挑战常识，就能弄假成真混淆是非。不消说，对于趋炎附势的人来说，认鹿为马似乎自然而然，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对于趋利避害的来说，认鹿为马只是委曲求全，还有一些心理负担；最终结果一样，弄假成真，鹿马不分。还有两种人，他们都坚守良知和常理，并不认同指鹿为马，其中有人说出真相认鹿为鹿，有人保持沉默不置可否。对于后两种人来说，想要弄假成真，恐怕一定的难度。

不过，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赵高乃整人高手，修理后两种人，于他只是小菜一碟。前任丞相李斯、冯去疾可谓位高权重，能耐也很大，而赵高略施小技，玩一些阴招，就置两人于死地。史书并没有详细记载赵高如何修理后两种人，司马迁只简短写了“诸言鹿者以法”一句。也就是说，赵高将认鹿为鹿的第三种人全部法办处死，让他们永远闭上嘴巴。看到第三种人惨遭极刑，保持沉默的第四种人即便不被吓破胆，内心也会受到极大震撼。可以想见，如若赵高派人请他们去“喝茶”，在威逼利诱之下，多半会转变过来，认鹿为马；谁要是固执己见，不肯认鹿为马，就让他“躲猫猫”或“喝开水”死去吧。所以，经过修理之后，弄假成真完成成为可能。

陆贾的版本中只有两种人，一半言鹿，一半言马。实际情况绝不是简单的对开，司马迁的版本更接近真实，但到底有多少人言鹿，有多少人言马，有多少人沉默，只有赵高及其亲信心里清楚。不管怎样，经过这次指鹿为马之后，“群臣皆畏高”，再没有人敢对他说“不”。如果再搞一次指马为牛测验，肯定会出现一边倒的局面，赵高指马为牛，所有人都会认马为牛。然而，无情的历史却没有给他第二次机会，所以我们也只能如此猜想而已。赵高虽为整人高手，但缺乏治国才能，不能洞察局势，更不能掌握局势。当王朝遭到各路反抗力量打击而危在旦夕之际，赵高害怕秦二世发怒问罪，以生病为借口而不朝见，试图推卸责任。后来他使人逼死秦二世，立子婴为秦王。但是，子婴并不甘做傀儡，用计将赵高诛杀，并夷其三族。

从生物意义看，赵高的血脉已然断绝，后继无人。但是，他所发明的指鹿为马术，却不因为他的生命终结而失传。可以说，后世很多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指鹿为马术奉为法宝，并作为保留剧目在关键时刻演绎，上演了一幕幕五花八门而又万变不离其宗的戏剧。在官方史书里，在文人笔记里，类似指鹿为马的故事屡屡出现，真是令人目不暇接。不过，或许有人质疑，史书或笔记的记载未必可靠，还是眼见为实。作为当代人，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应该亲历过类似指鹿为马的往事。比如说，大跃进年代，全国到处放“卫星”，湖北麻城制造亩产水稻36000斤的新闻，还居然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文革”时期，许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被冠以“莫须有”罪名而挨整，刘少奇被划为叛徒、内奸、工贼，邓小平被划为死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张志新作为反革命被处以极刑。所有这些，与指鹿为马岂不异曲同工？！

说实话，指鹿为马虽为赵高首创，但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现象。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凡是处于极权专制时代，都出现过指鹿为马的现象。欧洲也曾有过黑暗的中世纪，宗教裁判所一度拥有生杀大权，以掌握终极真理自居，致力于镇压反封建、反教会的异端分子，反封建人士、进步思想家、科学家都是他们打出的对象，伽利略、哥白尼、布鲁诺、伏尔泰等人因为传播新知识、新思想而遭受迫害，中布鲁诺死于火刑。布鲁诺之所以被处死，就是由于他坚信哥白尼的“日心说”，而有悖于教会所信奉的“地心说”；历史证明，宗教裁判所以“指鹿为马”而定罪。经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照耀欧洲大陆，各国陆续走上民主宪政道路，逐渐摆脱了强权即真理的桎梏，指鹿为马再没有什么市场。但是，地球上仍有个别国家信奉强权即真理，无所顾忌地指鹿为马。最典型的当属朝鲜，这个国家名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其实名不副实。所谓民主主义，就是人民拥有参与国事或对国事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的主义，朝鲜人民拥有这样的民主权利么？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一切权力由人民赋予；共和政治表现为，国家各级政权机关的领导人不是继承的，不是世袭的，而是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产生的；朝鲜什么时候举行过一次自由而公正的选举呢？准确地说，这个国家应该叫朝鲜金氏专制王国，打着“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标签，纯粹是指鹿为马，挂羊头卖猪肉。

综观中外历史，指鹿为马的发生机理无不源于权力。当权力主宰一切、拥有一切的时候，指鹿为马、翻云覆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都能成为家常便饭，久而久之便习以为常，整个社会充斥着谎言与欺诈。在一个指鹿为马的国度或时代，人们不敢真实地生活，生活始终在别处，没有或很少有人敢于面对现实，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真理。这也是情势使然，因为当权者像赵高一样乐于将意志强加于人，喜欢别人盲目附和顺从，如果你竟然提出异议，必将招致残酷的打击，使你丧失自由和尊严，甚至丧失生命。经历了因言获罪、文字狱、整风批斗等形式的折腾，很多人不得不选择沉默或装聋作哑，以便明哲保身。与此同时，也有精明的人选择另一种生存策略，干脆将良心良知全然抛弃，死心塌地投向权力的怀抱，为权力歌功颂德，为权力涂脂抹粉，为权力摇旗呐喊，从而得以参与权力的盛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有权力撑腰壮胆，他们随心所欲无所顾忌，能够把“指鹿为马”办成铁案。

有一种流行说法，人生有三重境界：“其一，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其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其三，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意思是说，一个人的人生之初，是纯洁无瑕的，初识世界，一切都是新鲜的，眼睛看见什么就是什么，人家告诉他这是山，他就认识了山；告诉他这是水，他就认识了水。正如安徒生在《皇帝的新衣》里所描述的，成人看见皇帝一丝不挂，说他穿的是新衣；而孩子实话实说，说皇帝根本没穿衣服。这便是人生的第一重境界。随着年龄渐长，尤其是步入社会以后，他就发现这个社会与书本上所描述的迥然不同，生活中总是充满矛盾，很多事情似是而非，甚至是非混淆，颠倒黑白。进入这个阶段，人是激愤的，忧虑的，疑惑的，不再轻易地相信什么。看山不再是山，看水不再是水。这便是人生的第二重境界。不过，也有人终究恍然大悟，认识到世间人生的真相，进入心如明镜的第三重境界，即便眼前雾霭弥漫，却依然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实际上，人类社会大致也经历这三个阶段。第一，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上古时期，人类比较质朴纯真，即便是部落首领也类似于尧舜，虽然部落或群体之间也有争斗或厮杀，但人性却天真自然，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进入阶段社会，或者说出现家天下之后，统治者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一方面用暴力应对，另一方面以谎言忽悠。最高统治者以天子自居，美其名曰“受命于天”、“君权神授”，实质上是吴思先生所揭示的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谁的权势最大，谁就是王者。汉字“理”是“王”字旁，亦即与帝王沾边才是“理”，所有“理”都出自帝王，帝王号令或言语都是圣旨，都是最高法令，都是终极真理。所以，哪个权势最大哪个说了算。他说红就是红，说白就是白；他指鹿为马，你就得认鹿为马。如果你说他鹿是鹿马是马，对不起，你将遭到修理，弄不好性命难保。处于这个阶段，很多事情往往似是而非，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随着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人类进入民主宪政时代。进入这个阶段，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当权者只是作为代理人行使职权，其权力为人民所赋予，在阳光下运作，必须受到制约与监督。或者说，权力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可以无法无天，不可以为所欲为，不可以指鹿为马。即使你指鹿为马，人家也未必附和，你也不能修理人家，因为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受法律保护，不能随意被侵犯；人们拥有信仰自由，拥有言论自由，拥有免于恐怖和匮乏的自由。没有奴役，没有恐吓，人们都可以真实而自由地生活，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这样，可以凭借良知和理性感知世界，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