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林所思所论，以天下苍生为念，给后人以亲切的感觉，不能不肃然而起敬。我以为亭林的学术里头已经包含有“历史社会学”或“经济社会学”的神韵，其议论重心在民间，在平民百姓，较之今日某些阔气的经济学精英，更多普世关怀、菩萨心肠。
乡先贤亭林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博大精深”四字，当之无愧。兰州的赵俪生先生从不轻许于人，但对亭林的学问，尤其是古音韵学（《音学五书》），赞誉有加。我个人特别崇拜的，是亭林先生的思想境界。先生把思想阐释与实证研究的工夫做得非常精巧，虚虚实实之间均显精神。乾嘉的考据学近由先生一脉递接而来，但不少只是偷得技艺而缺少精神。亭林的史学考据，包括实地调查，就像在给外甥徐元文的信里所说，是秉着“体国经野之心”，“济世安民之识”，将历史反思的灵气赋予考据，与虫鱼之学器局狭窄相较，犹江河之于涧溪。今天都在讲学问家要有思想，思想家要有学问，亭林两方面都做到了。他的学术有一种超凡脱俗的风骨，大学问映照出的是大关怀，高见卓识流徜于实证文字之间，熠熠有人文光彩。
亭林的文字，尤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亡国与亡天下有别之论，最震烁人心，三百余年传诵至今。这里，透出的是先生寓有深意的一种思想创造，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站在政权立场发言的传统“国家观”，所以我把它称之为“天下观”。
脍炙人口的亭林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原话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寓意更为深刻。一个政权拥有领土，称为“有土”；能让老百姓衣食有余而知荣辱礼义，是谓“保民”。有土且保民，方可称之为“保天下”。先生经历的晚明，士风浇漓，汲汲于功名，不以民生为念，遂致“仁义充塞，以致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明之所以亡，与其说是为清人所占夺，不如说大明君臣自身丧失“保天下”责职，以致中国“土崩瓦解”，千里饥馑，血肉横飞。故“甲申之变”，在先生看来，不只是政权易手的“亡国”，实乃祸国殃民的“亡天下”，真正遭难的是无辜百姓（《日知录·正始》）。
因此，亭林“天下观”的核心是“以民为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以人为本”。先生《文集》卷三，有一封《与友人论学书》，说得再清楚不过。他说：“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在先生看来，使“匹夫匹妇被其泽”，是“圣人之道”的根本；“士而不先言耻”，不为生民着想，就是“无本之人”，离“圣人之道”会越来越远。
先生的历史地理巨著《肇域志》，书名取之于《诗·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中国”一词，追溯其发生学，论实物证据，迄今以周成王时器《何尊》为最早，铭文内曰：“余将宅兹中国。”见之于文献，则为《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而上述《玄鸟》的一段话，从词义上说，正是同时期对“中国”一词古老意义阐述的组合。关键词应为“维民所止”，意谓能安顿好民众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由核心“邦畿”（中央都城所在）出发，放之四海皆被其惠，就有资格骄傲地称自己是代表“中国”。由此亦见“以民为本”为中国治国之本，实源远而流长矣！
亭林著作十分富厚，两地理书、文集七论（郡县论、钱粮论、生员论、军制论、钱法论、田功论、形势论）和读史札记《日知录》，都是为研究“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而作。亭林非常看重《日知录》，自许此书“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先生与黄宗羲无缘谋面，然心灵呼应，相互视为“同志”。黄宗羲托人相赠《明夷待访录》，文内有“待王者起”之语。故先生致书曰：“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两先生坚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寄希望于后世“王者起”，以民为本，“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与黄太冲书》）
古代学人论史，大多被人物、事件的评论占尽风光，斟酌民生者实寥寥可数。亭林论著迥异于此，对各地土宜物产、工商货币、交通运输、经济收支、赋役负担等资料均用心搜检，一生无有暇息，而于原委与得失处，溯古论今，详加甄别和针砭，掉书袋者望尘莫及。再从经济史论考察，管子、商鞅不论，杨晏、王安石、张居正的论说向被学者推崇，却有较浓的“财政”味，难脱“国家主义”的立场。为民生痛苦呼号者，晁错、董仲舒开风气之先，而以明中叶丘?为转折枢纽，至亭林才生气磅礴，触目惊心。转入近代，始开大局面，由包世臣《安吴四种》、郑观应《盛世危言》，直至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一脉相传。
中国之大，古称君临天下，皇恩浩荡，实则布衣百姓的日常生计不离乡镇聚落，国家行政管理的最后一站在州县，那里才是社会的根底、民生的基础。亭林对各地府县“方志”资料的搜集整理蔚为规模，堪称翘楚，究其实质，表明先生“史眼”已经从京城大都转向府县乡聚，从君臣权宦下移至平民百姓。
《郡县论》是亭林政论最有代表性的力作，辛亥前后一度被“地方自治论”者奉为圭臬。细绎原文，亭林的政制改革没有一切推倒重来的意思。然而先生的考察别具匠心，把议论的重心放在了府县一级政府的讨论上。由封建而变为郡县，然而再寓封建于郡县之中，通盘论析滴水不漏。全文一以贯之的则为中国特有的变易史观，承认合理性总是“历时性”的，生生不息的“恒变”才是治国之大经。因此，他既不是反对封建变郡县的“旧保守主义者”，也非固守郡县制不可变易的“新保守主义者”，折射出亭林求实精神的客观和冷峻。
《郡县论》的中心，是讨论地方政府的责职权能，以及如何提高地方行政管理的效率。亭林坚定地认为：地方政府的职能必须为民谋利，“何谓称职？曰：土地辟，树木蕃，沟洫修，城郭固，仓廪实，学校兴，盗贼屏，戎器完，而其大者则人民乐业而已。”自孟轲提倡“民为贵”与“仁政”以来，此类宗旨在皇帝诏书与臣僚奏疏中屡见不鲜，如同科文条制，耳熟能详，却也容易顺风吹过，习弊依然。亭林论“郡县”的独特处，在于对郡县制度的各种弊病决不轻易饶过，眼力犀利；而其用力处，则在为构建除弊去害的改革方案，费神费思。
我们不能期望亭林能为民国以来的政制改革提供切实可行的预案，那是对他的过分苛求。先生身逢的时代，还不到世界开放、沐浴民主思潮的时候，自不得不往旧家“衣钵”里寻觅假借的资源，虽有推陈出新的苦心，不免捉襟而见肘。
然而，这种时代的局限，有时却更能映衬出贤者“先知先觉”的智慧。在《郡县论》里不难看到许多有别于传统教条的思想火花。例如，先生认为追求私利的原则是人类行为的出发点，“圣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如果县令能够为民众的利益着想，把有利于民生的各项服务事业做好，民众也必然全力支持你的事业，把你看作是全县“公”的化身或代表，县令职务给你带来的“私”（俸禄）也就得到了保证。同理推论，成全各府县之“私”，而天子之“公”不期而然，“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先生进而论证，什么样的县令最能成就民众之“私”呢？当然首推本乡本土人士，全县经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县令家族、亲友、睦邻、乡亲的利益，就可以避免来自外地“流官”的“短期行为”，或只对上级负责、不为地方利益着想的“官僚主义”。最后，他和盘托出自己的改革方案：需要纠正中央过度集权、过多干预的习弊，“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所谓寓封建于郡县之中，而二千年以来之敝可以复振。后之君苟欲厚民生、强国势，则必用吾言矣”。
民国以来，学者见识渐广，不乏新鲜政治资源输入，然有些人目光专注向上，空论虚理，忌触时弊，忘了“天下之患，莫大于贫”，冷落农村，把百姓痛痒置之脑后，与三百年前亭林相比，真不知进步抑或退步？庆幸的是，就在先生的桑梓之邦，他的后代子孙，心有灵犀一点通，改革开放后，主要靠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踏出了一条繁荣家乡的改革之路，面貌为之一新，被世人誉称为“昆山模式”。我想先生若地下有知，必含笑于九泉！
亭林引《论语》有子之言：“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表明他在财政问题上所持的是“以民为本”立场。他反对厚敛重赋，主张“藏富于民”。以“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为例，不仅《日知录》列有专条，地理书也备录东南各项赋役，痛陈不胜正税、杂税、增耗、加派等繁冗负担之苦。先生说江南农家最勤，“然有终岁之劳，无一朝之余”。吴中百货所聚，市面繁荣，但粮役之累，“富室或至破家”（《肇域志·松江府》）。考核古今财政，先生正色而论：“古者藏富于民。自汉以后，财不在民，而犹在郡国，不至尽辇京师。”晚明以来，尽反常态，刮郡国之财于皇帝内帑，而户部外库却因国家开支浩大，屡告匮乏，“自此搜刮不已，至于加派；加派不已，至于捐助，以迄于亡”（《日知录·财用》）。
亭林虽生于富庶之区，看重东南经济开发对中国全局的意义，但并非是一个偏狭的“地方主义者”。先生“上下五千年，纵横一万里”（阎若璩赞语），晚年长期寓居山陕，对西北经济尤详加考察。
先生认为，西北经济的贫困，只有靠发展生产才能缓解。除建议政府招抚流亡、开辟旷土外，还想到了植棉纺织。他举延安一府为例，“布帛之价贵于西安数倍，既不获纺织之利，而又岁有卖布之费，生计日蹙，国税日逋”。他强烈反对西北“民惰”的传统舆论，认为这是政府不予提倡、不予资助的借口；举《盐铁论》、崔?《政论》实例，说明“古人有行之者”，实非不能，乃不为也。他建议由地方政府派发机具、资助基金、延聘“外郡能织者为师”，扶植农村纺织业的发展，“其为利益，岂不甚多！”（《日知录·纺织之利》）
与亭林不谋而合，上海人徐光启也力主在北方开垦荒地、发展棉纺等业，为民众脱贫开拓生计。他说：元初便有人声称“木棉种陕右，行之其它州郡，多以土地不宜为解”，纯为欺人之谈，实际是“种艺不谨”、“不得其法”，地方政府不肯用力推广技艺，为民谋利。进而申论，北方“不便纺织者，以北土风气高燥，棉毳断续，不得成缕；纵能作布，亦虚疏不堪用耳”，然而河北肃宁（今沧州地区）就发明在下深数尺的“地窖”内，“就湿气纺织，便得坚实，与南土不异”。光启先生当时便敏感到，为摆脱经济困境，北方棉纺织业的发展已迫在眉睫，势不得不如此；而素以棉布擅雄全国的苏松地区，不预为之防，改进技术，提高质量，必致市场缩小（《农政全书·蚕桑广类》）。果然如此，入至清朝前叶，均被先生言中。直至海通，始因外贸机遇，东南棉织再掀高潮，然不到五十来年，因政府腐败无能，不思改革，竟遭受到了日本棉织业的竞争打压，眼看好不容易争得的国际市场优势丧失殆尽。
亭林对明中期以来朝野上下热衷白银收贮，多有非议。今天的学者很容易认为是不懂得市场经济规律，视亭林的见解为陈腐保守。但其中也确有可为之辩解的地方。先生感触来之于实地调查，他说：“往在山东，见登、莱并海之人多言谷贱，处山僻不得银以输官，丰年而卖其妻子者，唐宋之季所未尝有也。今来关中，自?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钱粮论》）先生询问当地人士，始知“所获非所输，所求非所出”，农民须卖谷换钱，再由钱折银交纳赋税，银贵钱贱而谷价大跌，几进几出，农民大亏血本。亦见市场、白银都不是万能的，得失或因人而异。中国地域广大，贫富差距悬殊，影响到商业贸易、货币流通，获取白银难易程度不一；而白银于官宦、商贾、粮农之利害，更是大异其趣，亭林的感受是真切的。若怀“饱汉不知饿汉饥”的特权心态，推行划一不二的政策，王安石发明以钱代役的“免役法”，即有司马光起而抗诉，谓山西穷民宁服力役；明代的白银政策，行之于东南沿海尚可，施之于西北或山东等穷乡僻壤，不亦重蹈了临川介甫不知权变的覆辙？惜乎现代学者何以见识反不如亭林，竟视白银神通广大，以为所到之处，必民生发达？
亭林始终对西北征收白银赋役耿耿不满，直至临终仍心中不安。二十多年前，初读先生临终前夕《病起与蓟门当事书》，刚通世情，似懂非懂；此次再读，由先生人格伟大所引起的心理震撼，更觉强烈。书信内称“于公”，张（穆）谱、吴（映奎）谱系于康熙20年九月大病之后，对接收者未加说明，我以为就是当年擢任直隶巡抚、被康熙帝誉为“清官第一人”的于成龙。于公为山西人，或因至友之介，慕其为人而偶有交往。原信发出时间失考。次年正月初九，先生即道归山西曲沃，享年仅七十。谨恭录书札片断，以纪念先生逝世322周年：
今日者拯斯人于?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故一病垂危，神思不乱……今有一言而可以活千百万人之命，而尤莫切于秦陇者，苟能行之，则阴德万万於于公矣（以下建议政府赋役征收粮食本色，贮藏于官库，待来年青黄不接时出售于民，略）何也？目见凤翔之民举债于权要，每银一两，偿米四石，此尚能支持岁月乎？……然恐不能行也。《易》曰：“牵羊悔亡，闻言不信。”至于势穷理极，河决鱼烂之后，虽欲征其本色而有不可得矣。救民水火，莫先于此。
总之，亭林所思所论，以天下苍生为念，给后人以亲切的感觉，不能不肃然而起敬。或许因乡贤缘故，多有偏爱，我以为亭林的学术里头已经包含有“历史社会学”或“经济社会学”的神韵，其议论重心在民间，在平民百姓，较之今日某些阔气的经济学精英，更多普世关怀、菩萨心肠。此说虽不无拔高的嫌疑，若论其精神，我以为还是可以切身体味得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