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为古川的《梁启超时代》作序。这篇序想要阐明的是：梁启超是新中国第一人，梁启超时代是新中国的第一个时代。梁启超时代，思想有准绳，建国有方略，变革有动力，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五四运动后，中国随着世界潮流的转向，走上了专制、极权的邪路。现在，是全面拨乱反正，回归梁启超的时候了。
一、新中国第一人
多年来，官方媒体一直把1949年以后的中国称为“新中国”。但是，早在四五运动时期，思想敏锐人士就已提出了质疑。四五运动的一句著名口号是反对“现代秦始皇”，而毛泽东本人则盛赞“百代都行秦政制”。1949年以后，虽然有许多现代化的设施、硬件，但骨子里的东西却是韩非、李斯、嬴政那一套法家学说。“大共同体”的秦政制，只实行了秦汉两代，到魏晋南北朝就逐渐瓦解了。宋代以后，家族等“小共同体”萌生，土地私有化成为主流，明清社会已然是“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共存的社会。1958年的户籍制度，类似于秦汉的“名县爵里年”，而按照陶希圣、尚钺、王仲荦、何兹全、唐长孺、王思治、日知、赵俪生等学者的“魏晋封建说”，秦汉属于奴隶社会。也就是说，实行“人民公社”这一类“大共同体”的举措，是恢复“秦皇汉武”的“旧旧中国”，是比晚清久远得多的“旧中国”。考虑到在“主义指导”、“党专政”、“计划经济”等方面的“全盘苏化”，与其说是“新中国”，不如说是“新苏联”。用毛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上是“斯大林加秦始皇”。毛的三十年，对于我们所说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倒退。
于是，有人写了《谁是新中国》，为中华民国争取“新中国”的名号。在我看来，这是在朝代史的狭小范围内来争正统了。如果说中华民国是新中国，那么清朝立国，是不是也可以叫新中国了？我们所说的新中国，是跨越朝代的大变局——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产物。中华民国成立时，新中国不是刚刚呱呱落地，而是已在颟姗学步了。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光绪维新成功，也不会妨碍新中国的发展，就像明治维新与新日本的关系。本文将依据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来阐释什么是新中国。
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写道：“叙述数千年之陈迹，汗漫邈散，无一纲领以贯之，此著者读者之苦也，固时代之区分起焉。”“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统一，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频竞争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之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别为一时代。实则近世史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按照梁启超的三段论，秦皇汉武以前的中国，是“旧旧中国”——“中国之中国”；乾隆嘉兴以前的中国，是“旧中国”——“亚洲之中国”；建设新中国，就是要建设“世界之中国”，用梁启超在其他地方的话来说，就是要建设“世界的国家”、“世界主义的国家”。
鸦片战争之后，度过了“浑浑噩噩的二十年”（蒋廷黻语），然后是“同光中兴”的二十年。虽然有了洋务运动，但目标还是传统的“中兴”。所以，从旧中国到新中国，有一个令人心焦的过渡期，日本正是利用这个空档，一举超越了中国。要到维新运动，才是自觉建设新中国的开端。我们不妨把1888年定为建设新中国的元年。在这一年，刘铭传启用台湾巡抚关防，台湾省正式成立；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唐山胥各庄铁路，延伸至天津；清廷任命丁汝昌为水师提督，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边海疆建省、铁路、海军，都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最关键的因素，还是明确地提出了变法维新。
我把新中国分为四个时代：梁启超时代、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毛、邓时代只针对中国大陆而言），每个时代大致上都是三十年。后三个时代的命名，可能争议不大；而将新中国第一个时代命名为梁启超时代，或许会有不同意见。有资格与梁启超竞争的人，还有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本节只对梁启超和康有为做一个比较，为什么不以袁、孙来命名时代，将在后两节说明理由。
梁启超虽然是康有为的徒弟，但是他的名气，很快就超越了师傅。比他年长的黄遵宪在1902年说：“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精神吾不知，形式既大变矣；实事吾不知，议论既大变矣。”与他年龄相仿的孙宝瑄在同一年也说，梁启超“于我国文字之中，辟无穷新世界”；其“闳言伟论，腾播于黄海内外、亚东三国之间”，“凡居亚洲者，人人心目中莫不有一梁启超”。比他小一辈的梁漱溟说：“当梁任公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我们简直没有看见过任何一个人可以发生像他那样广泛而有力的影响。康氏原为任公之师，任公原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但是不数年间，任公的声光远出康氏之上，而掩盖了他。”
罗志田说，在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和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以称作“新的崇拜”。“英文的modernism，今日是译作‘现代主义(或近代主义)’的，在那时却译为‘从新主义’，极具象征意义。对‘新’的歌颂在‘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之《新民说》和《少年中国说》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但更为简单明了的，则是《杭州白话报》1902年6月的一段话：‘因为是旧学问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学问；因为是旧知识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知识。千句话并一句话，因为是旧中国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中国。’”从维新运动到五四运动，梁启超一直是“从新主义”的鼓吹者和急先锋，而康有为在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就成了保守主义的代言人。康支持清廷复辟，梁则“再造共和”、“三造共和”；康发起孔教会，梁则支持新文化运动。师徒二人分道扬镳后，显然，是徒弟更能代表新中国的精神。
二、思想准绳
本来，袁世凯作为清季新政的主要功臣，作为以逼宫方式推翻清王朝的幕后推手，作为民国的首任正式大总统，是有资格成为新中国第一人的。清朝倾覆前夕，梁启超致友人信中说：“吾自信，项城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以拨乱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如果袁世凯甘于做一个华盛顿式的大总统，放手让梁启超、宋教仁等人去推行政党政治，他是很有机会成为“中国华盛顿”的。梁启超在袁死后叹道：“以他从前的地位，清末的地位，假使稍知世界大势，国民真意，要建设强固国家，并不是不可能；但是他在作临时大总统时已经在作当洪宪皇帝的梦，着着预备，都不外想满足他个人的野心，我们觉得这个人可惜，又觉得这个人可恨。”
梁启超在评论李鸿章时说：“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何在而无时势？故读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鸿章其人之英雄者，车载斗量焉。若夫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此吾中国历史，所以陈陈相因，而终不能放一异彩以震耀世界也。吾著此书，而感不绝于余心矣。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李鸿章晚年之着着失败，皆由于是。”这些话也完全可以用来评价袁世凯。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写道：“我们在二十世纪所需要的，是一个认识新时代而又能领导我们向近代化那条路走的伟大领袖。袁世凯绝不是个这样的人，他不过是我国旧环境产生的一个超级大政客。”
在二十世纪初能够“认识新时代”并给国人指明前进方向的，惟有梁启超。他在《新民说》中指出：“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助。”在前一个方面，有他对王荆公（王安石）的“立宪”理想和“中国之武士道”的尚武精神的挖掘；在后一个方面，有他对西方政制道德学问的广泛介绍。时人和后人显然更重视他在“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方面的贡献。
胡适在1933年指出：“在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对于所谓‘新’，决没有我们今日这样的迟疑与矛盾。当日虽然也有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争论，但在他们的想象中的西洋文明，却没有多大的疑义。试读梁任公先生的《新民说》，他那样热烈提倡的新民的新德性，如独立、自由、自治、自尊、自立、冒险、进步、尚武、爱国、权利思想，……无一项不是那十九世纪的安格鲁撒克逊民族最自夸的德性。那时代的中国知识界的理想的西洋文明，只是所谓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当时的知识领袖对于西洋文明的认识本来还没有多大异议，所以当时能有梁先生那样热烈的、专一的信仰崇拜。”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写道：“天生人而赋之以权利，且赋之以扩充此权利之智识，保护此权利之能力。故听民之自由焉、自治焉，则群治必蒸蒸日上；有桎梏之戕贼之者，始焉窒其生机，继焉失其本性，而人道乃几乎息矣。……故夫中国群治不进，由人民不顾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顾公益，由自居于奴隶盗贼使然也；其自居于奴隶盗贼，由霸者私天下为一姓之产而奴隶盗贼吾民使然也。”由此，开人权说和自由、自治在中国之先河。
胡适在上述引文的后面写道：“梁启超先生还不曾受到此种反个人主义的熏染，另一位中国领袖孙中山先生却已从亨利·乔治的著作里得着此种社会化的理论了。……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的时髦了”。虽然梁启超比孙中山更早就向国人介绍了社会主义，但他终其一生，不认为社会主义适用于当下中国。1906年，他在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辩论时说：“私有制度虽谓为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可也。”“我中国今日欲解决此至危极险之问题，惟有奖励资本家，使举其所贮蓄者，结合焉，而采百余年来西人所发明之新生产方法以从事于生产；国家则珍惜爱护之，使其事业可以发达以与外抗”。他批评“以排斥资本家为务”的社会革命论，是“与国家全体利害相反的”，是“不适于国家生存”的。1920年，他写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长文，支持张东荪与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论战。他指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即无产阶级）”。“欧美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在如何能够使更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此劳动者指新式工业组织之劳动者”）。即便“以社会主义运动之立场而论，欲此主义之传播与实现，不能不以劳动阶级为运动之主体。劳动阶级不存在之国家，欲社会主义之实现，其道无由。而劳动阶级之发生，恒必与资本阶级相缘。故必有资本阶级，然后有劳动阶级，有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凭借”。在苏联计划经济成形之前很久，梁启超就预言：“即行社会革命，建设社会的国家，则必以国家为一公司，且为独一无二之公司，此公司之性质，则取全国人民之衣食住，乃至所执职业，一切干涉之而负其责任。”从新世纪回眸，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家和政治家中，最坚持私人资本主义而反对国家统制经济的，惟有梁启超一人，连胡适在这个问题上也曾一度动摇。
梁启超“兴学会，开议院”的尝试始于维新时期的湖南。后来他在总结湖南新政时说：“南学会实隐喻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局实隐喻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喻中央政府之规模”。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1899年4月，他写出《各国宪法异同论》，对宪政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何为君主立宪政体？何为共和政体？何为三权分立？为什么要分立？国会有什么权利？君主或总统有何权力以及怎么制约？公民有什么权利与义务？通过这些思想与理论的介绍，奠定了梁启超作为中国第一个宪政学家的地位。
在清季新政期间，梁启超一手为出国考察的五大臣起草考察报告，提出“一、两院制，二、司法权独立，三、责任内阁，四、地方自治，五、再颁宪法及确定修改宪法之原则”的宪政实施方案；一手策划成立政闻社、国会期成会等政治组织，从民间推动宪政运动。由梁启超起草的《政闻社宣言书》，其中心内容是动员国民，请愿速开国会，改造政府，废除专制，实行立宪。“立宪政治非他，即国民政治之谓也……故遍翻各国历史，未闻无国民的运动，而国民的政府能成立者；亦不闻有国民的运动，而国民的政府终不能成立者；斯其枢机 全不在君主而在国民。”由此可见，梁启超是中国宪政民主运动的元勋。
胡适在留学日记中评论道：“梁任公为吾国革命之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所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工日，全球革命时'，此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梁启超作为“新的崇拜”的开山祖师，这是胡适、陈独秀等人一致承认的。也正是由于他的鼓吹过于成功，导致他自己在五四运动后成为这种崇拜的最新牺牲品。梁启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民间外交代表到巴黎和会上去游说，感受到了欧陆思想界的新动向。1920年9月，他在《改造》发刊词中宣称，“同人确信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这可以说是梁启超时代的谢幕词。梁启超本人，凭借他在思想界的权威地位，成为梁启超时代的掘墓人之一。我们所说的梁启超时代，起始于维新变法时期，终结于五四时期。梁启超还活着的时候，他的时代就已经结束了。尽管在新的时代中，他仍然在政界、思想界、学界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他已经不是主角和明星。
三、建国方略
孙中山是同盟会和国民党的创始人，是中华民国开国时的临时大总统。在他去世后，国民政府尊他为国父；共产党执政后，虽然不再称其为国父，但仍然把他的像在天安门广场与新领袖像相互映照。邓后的中共领导人则有“一个世纪以来”的“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三次伟大革命”的说法，钦定“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但是，由于孙中山在“建立什么样的新中国”和“国家本位还是政党本位”的问题上大节有亏，我认为他对于新中国的贡献，远比不上梁启超。
梁启超是把nationalism引入中文的第一人，他有时译为民族主义，有时译为国家主义。鉴于nation具有“民族—国家”的双重含义，当初如果把nationalism译为“国族主义”就更好了。上述各词均转译自日文，日本大体上说是单一民族国家，所以不会引起歧义，而在多族群的中国就不同了。梁启超很快就觉察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他说：“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并断然下结论说：“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1907年，杨度在梁启超首倡“中国民族”、“中华民族”的基础之上，进而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皆是中国之国民”。他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写道：“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必使土地如故，人民如故，统治权如故。……人民既不可变，则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
当时，孙中山、章太炎等人是以排满革命论来批判和反对梁启超、杨度等立宪派的。孙中山解释同盟会纲领中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时说：“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塘、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他所谓中国人是不包括满人的。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从种性发出来的”，说“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根本”。光复会宗旨说得更明白：“光复汉族，还我山河”。而且，革命党人还把梁、杨等鼓吹“合五为一”之“中华民族”的人，指为石敬塘、吴三桂式的“汉奸”。
据日本学者村田雄二郎研究，“在南北和议上北方代表们提出的五族共和之方针，是以代表清朝政府立场的杨度的想法为根据的”，而“与杨度结成国事共济会并效力于南北妥协的汪精卫的存在……可能要比杨度作用还重要”。这样，才有了《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所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并决定中华民国的国旗为“五色旗”，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各自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孙中山即便是在接受“五族共和”、“五族一家”口号之后，仍然与从梁启超到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之正宗观念不相吻合。譬如说，他当了临时大总统之后仍然鼓吹“黄汉民族”；直到1923年，他还在说：“汉族号称四万万，或尚不止此数，而不能真正独立组一完全汉族的国家，实是我们汉族莫大的羞耻，这就是本党的民族主义没有成功。由此可知，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
19世纪末的时候，全球共有五个多族群、多宗教混合的军事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英国人统治下的）印度帝国和大清帝国。到20世纪末，只剩下大清帝国的继承者基本上保持了疆域的完整，而这个底子是在梁启超时代奠定的。梁启超是建设中华国家和中华民族（或统称中华国族）的第一功臣。
中华民国建立后，梁启超撰写了《中国立国大方针》一文，开出了“世界的国家”、“保育政策”、“强有力之政府”、“政党内阁”四个条目，指出：“以上所论，以使中国进为世界的国家为最大目的；而保育政策，则期成世界的国家之一手段也；强有力之政府，则实行保育政策之一手段也，政党内阁，则求得强有力之政府一手段也。而所以能循此种种之手段，以贯彻最高之目的者，其事纯系之于国民。”
1913年9月，梁启超在为熊希龄“第一流人才内阁”起草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中说：民国“破坏之时告终，建设之时方始”；并本此精神对外交内政作出了全盘的规划。梁启超指出：欲确保中国在世界之地位，其枢机首在外交。自前清之季，往往用小智小术以对外；今政府务反其道，维持国际上之正义。一曰开诚布公以敦睦谊，二曰审势相机以结悬案。求外交上不复有重大问题发生，乃得集全力以整顿内政。
“内政之根本，厥惟财政。”“为今之计，惟有治标治本两策。”梁启超提出了治本之策三条：“一曰改正税制，二曰整顿金融，三曰改良国库。”“实业交通二政，为富国之本。我国产业幼稚，故宜采保护主义。我国资本缺乏，故又宜采开放主义。”他主张政府“不垄断”，不与民“争利”，开放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政府“但尽其指导奖励之责而已”。“外商投资于我境内者，所生之利，彼得其三四，而我衡得其六七，故政府愿与国民共欢迎之。”随着工商之勃兴，则回馈于农业，“一面设法普及农业银行，一面以国力兴修水利”。
宣言书指出：“今之稍知治体者，咸以养成法治国家为要图”。为达此目的，梁启超提出下列办法：一是实行军政民政分治；二是废省，仿汉宋之制，改定地方行政，以道为第一级，以县为第二级；三是行文官考试之制，官以资升，职缘能授；四是定地方自治团体为两级，县为上级，城镇乡为下级，治安警察与团练保甲相辅；五是司法独立，严定法官考试甄别惩戒诸法；六是发展一般国民教育和高等教育，“一面严行监理诸（法政）私立大学，一面奖励工商诸学，实当务之急也”。
由于政府实权掌握在袁世凯、段祺瑞等军阀手中，梁启超两次入阁都未能一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他还是做成了一件有功于国家的大事。梁启超在一战结束后说：“去年吾侪力排众议，主张对德宣战，固逆料欧战之结果必有今日，以此为增进我国际地位之极好时机，岂料双方皆利用此为政争资料，而置国家大计于不顾，因此而倒阁，因此而发生督军团围国会，因此而复辟，磋跎光阴，已历半载，及段阁再现，吾当时以本已厌离政界之身，而毅然入阁者，徒欲贯彻宣战之初志，求能出兵欧洲，当时尽一分义务，即将来享一分权利，吾在阁数月中，无日不提此议，谓无论如何必须赶今年春间决战以前，有数万人到西战场，则将来和平会议之发言权，我国必不在人下，吾之入阁几为此一事而已。”正是由于中国参战，才有资格在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才能在两年后的华盛顿会议上收回日本从德国手中抢去的山东权益。
张朋园评论说，当时主张参战和反对参战双方，有如意大利“建国三杰”中加富尔之主张参加克里米亚战争，马志尼则坚持不可。梁启超曾以加富尔自况，呼吁“我国之与马志尼自命者”抓住“所遇机缘”，像意大利那样通过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取得英法支持而“创建新国家”。张朋园叹道：可惜“当时之反对者未为任公说服，但自事后观之，任公的见地是正确的”。
孙中山正是反对中国对德宣战最力之人，不仅如此，他还拿了德国人的钱在中国重开内战。唐德刚在《民国前十年》中写道：“那时交战双方对中国所使用的金元外交，和银弹攻势，从公开借款和半公开的酬劳、佣金、手续费用等等，到干脆的秘密贿赂，是千奇百怪的。历史本来比小说有趣，我们如把它详细的纪录下来，其故事之惊心动魄，就不下于福尔摩斯侦探案了。最难想像的是，连一代圣贤的孙中山先生，也变成他们帝国主义者银弹攻势下的受害人。为着‘反参战’，他老人家也曾接收过德国政府秘密奉送底两百万马克的酬劳。虽然他实际上只收到一百万马克，另外一百万，被何人打劫了，或中饱了，至今还是个天大的疑案。”一说是被经手人曹亚伯所中饱，一说是由德国经纪人直接送给另一反参战巨头岑椿萱了。孙中山用他收到的一百万马克收买了海军南下，凭借这一武力在广州建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并出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联系在此前后，孙中山屡屡为了一党之利益与日本、苏俄等外国政府交易，不惜以牺牲东北和外蒙为代价，如此“国父”实在有负于民国。
有人说“弱国无外交”，事实上，弱国才最需要外交。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站在了胜利者一边，是中国在20世纪实现国家复兴的一个基本条件。梁启超顶住方方面面（从民国大总统到各省督军，从师傅康有为到政敌孙中山）的压力，一手促成了中国加入协约国方面参战，从而使中国跻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这是在他的精彩人生中，对于国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四、变革动力
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都是最高执政者，而梁启超虽然先后担任过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却离权力核心——军权相距甚远。梁启超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以一介布衣身份指点江山、塑造历史的。用梁启超来命名一个时代，恰恰揭示了那个时代的一种特质：变革动力来自民间，来自社会，而不是来自“极峰”，来自官府。
梁启超在民国二年曾说：“我国人民平均负担之轻，为万国之所无，故以四万万人之国，而岁入仅及三万万。”弱财政只能维持小政府，因此当时民间人士能够有宽广的活动领域和施展空间。等到政府把资源统统掌握到自己手里，变革就成为“伟大领袖”们的专利。现在人们谈到“改革开放”，说的都是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的事；回顾五四时期，则必定涉及胡适、陈独秀、鲁迅这些平头百姓，至于当时的大总统和总理们，早已被大多数国人遗忘。
斐迪南·滕尼斯在理论上区分了“共同体”与“社会”。他说：共同体是古老的，社会是新的，不管是作为事实还是名称，皆如此。人们说语言的、习俗的、信仰的共同体，却说职业的、旅行的、学术的、商业的社会（协会和公司）。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为产物。共同体的意志形式表现为信仰，社会的意志形式表现为公众舆论。家庭、部族、城邦、封建领主区、村社都是共同体，而社会的则意味着大城市的、民族的、国际的。“在大的文化发展中，两个时代相互对立：一个社会的时代紧随着一个共同体的时代而来。”马克思憧憬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以“社会”为前提的，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或“自由人联合体”，不是“大共同体”的回归。
晚清学者从日文引入“社会”这个词的时候，是包含了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与“社会”双重含义的。“社”源于“社稷”、“祭社”、“书社”、“里社”，先是血缘共同体，后来转化为乡缘、地缘共同体。“会”是南北朝以后因水利、佛事和丧葬互助而兴起的人为团体，在城市中则有行会、会馆。晚清的人际关系主要包括“四缘”：血缘、地缘、业缘、学缘，此外还有合法的与地下的宗教团体；其中既有“小共同体”，又有滕尼斯意义上的初级“社会”。但是维新学者在了解欧美情形后，认为中国“群”的程度还不够。梁启超说：“群之道，群形质为下，群心智为上。群形质者，蝗蚊蜂蚁之群，非人道之群也，群之不已，必蠹天下，而卒为群心智之人所制。……群心智之事则赜矣。欧人知之，而行之者三：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而议院、公司，其识论业艺，罔不由学；故学会者，又二者之母也。学校振之于上，学会成之于下，欧洲之人，以心智雄于天下，自百年以来也。”初步掌握了群学（严复曾把社会学译为群学）原理的梁启超，成为中国人“合群立会”的启蒙者和实践者。
在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发起成立强学会、保国会，在他们的带动下，保川会、保浙会、保湘会等相继成立。梁启超、汪康年等创办了《时务报》，严复称梁启超“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最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
在清季新政时期，革命党人成立了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等革命团体，立宪派成立了政闻社、预备立宪公会、宪政讲习会、国会期成会、咨议局联合会等政治组织。各种民办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学校、学会、教育会、商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辛亥革命时的武昌起义，最能体现出新旧两种民间组织的活跃程度以及二者之间的并行不悖。以蒋翊武、刘复基等人为骨干的文学社，原名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是一类新型的军人团体；以孙武、刘公等人为骨干的共进会，则是在联络长江两岸旧式会党的基础上成立的；两个团体共同策划了新军起义，迅即获得湖北立宪派团体的认同和支持。在民国初年，新社团的涌现并不排斥传统小共同体和旧式会社。譬如说，我所知道的《海宁渤海陈氏宗谱》，进入民国后继续修订补充；家族的学田也仍在发挥功能，为族内贫穷子弟提供学费。
五四前后，是滕尼斯意义上的“社会”大放异彩的时期。五四运动的发起者是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协会理事是当时均为在野人士的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运动的急先锋是北京大学，该校学生中有《新潮》、《国民》、《国故》三个著名团体和期刊，教授中则有陈独秀、胡适领衔的新文化运动旗舰《新青年》。在运动中，北京学生联合会率先成立，紧接着就成立了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各界联合会等界别、地区联合会。1919年11月10日，全国各界联合会在上海成立。
此时，梁启超正在欧洲从事民间外交游说。他一归国，即在政治上发起“国民制宪运动”、“国民裁兵运动”，在文化事业上发起共学社、讲学社。共学社在1920—1922年间共计出版百余种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文学等方面的书籍，涵盖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各种不同的前沿思潮；共学社丛书的第一种就是陈溥贤译考茨基著《马克思经济学说》。讲学社则陆续安排了美国哲学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哲学家杜里舒、印度文学家泰戈尔等人来华讲学访问。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化”的顶峰。国民党政权实行“党治”后，自治“社会”就日渐萎缩。抗战时期，中国政府（既包括国民政府也包括中共领导的地方政府）推行高强度的动员体制，但那与社会的“自组织”已经不是一回事了。中共建立全国政权后，对于晚清以来所形成的民间社会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建立了“一元化领导”下的“总体性社会”。必须指出，这种“社会”已经与马克思所谓的“自由人联合体”毫不相干，而是“秦政制”即“国家奴隶制”的翻版。毛泽东动不动就掀起几千万人乃至几亿人的“群众运动”，与秦始皇修长城、修阿房宫如出一辙，或者用毛自己的话说，超过秦始皇百倍。在毛的时代，个人既没有自由，也没有自尊，更没有选择的权力；他（她）在“大跃进”、“文革”中的命运就如同生物实验室里的小白鼠，任凭政治实验者的摆布。梁启超早就说过：“蝗蚊蜂蚁之群，非人道之群也”，这种“群形质”而非“群心智”之群体，不可能有社会创新活力，只会“蠹天下”而不会“利人类”。
五、回归和超越
不可否认，“新中国”的四个时代——梁启超时代、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有历史的进步，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稳步地获得提升。梁启超时代，中国在近代以来首次以战胜国身份跻身巴黎和会，但日本成为国际联盟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而中国被排除在外，使国人深感耻辱。蒋介石时代，由于全国军民的浴血抗战（尤其是前四年的独自抗日），中国得以参加开罗会议和敦巴顿橡胶园会议，成为联合国发起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被罗斯福称为“负责维持和平的四大国之一”或世界“四警察”之一。毛泽东时代，拥有原子弹的中国虽然还不能与美苏两个核霸主平起平坐，但是“四两拨千斤”，中国的份量放在哪边，哪边就能占据优势。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闹翻，与尼克松握手，是苏维埃帝国从扩张到收缩，从兴盛到衰亡的一个关键因素。邓小平时代，由于苏联的瓦解和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正在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大国。从小于五到四到三再到第二位，这是中国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一条曲线。
但是，如果用现代性这把尺子来衡量，中国现代化是绕了一个大弯子的，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机会和时间。所谓现代性，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取代神本主义的历史转折。现代性的第一个特征是人的主体性，或者说人的解放；如果以压制人权、扭曲人性、牺牲人的自由为代价，来追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些表观性的现代化成果，就是典型的“反现代性的现代化”。现代性的第二个特征，是从“共同体”到“社会”；不允许自由迁徙、自由择业、自由结社的“总体性社会”、“单位社会”，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第三个特征，是从“主—奴”结构的帝国秩序到主权国家的世界体系。现代性的第四个特征，是世界化、全球化，从一国文明、地区文明到人类统一文明；无论是康德还是马克思，康有为还是李大钊，都已经阐明了这一点，而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和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违背老祖宗马克思的离经叛道之说。
历史已经证明，那些为了“赶超”而选择“反现代性的现代化”的国家，不论是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上，最终都竞争不过坚持现代性的国家。即使前者能够在短时期中占上风，也不是这些国家多数国民的福气。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不论是德国、日本，还是俄国、中国，都上演了一出三部曲。先是向现代化先行者学习，因为步履维艰而怀疑而放弃；然后是选择“反现代性的现代化”，成为“世界革命者”；最后是撞了南墙不得不回头。区别在于，德国和日本现在已经完全融入了主流；俄国和中国则在回归途中，还不那么心甘情愿，还在走走停停。
受一战以后世界思潮转变的影响，尤其是受苏俄的影响，蒋介石时代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五四以后，走上了“反现代性的现代化”道路，先后经过了列宁化、斯大林化、毛泽东化三个阶段。列宁化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世界革命论、党国制、党内集权制、恐怖政治。斯大林化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两个阵营论、计划经济、领袖独裁制、克格勃与古拉格。毛泽东化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论、战时经济、人身依附制、群众专政。国共两党曾经在列宁化的道路上携手而行，到了斯大林化的阶段，则是由中共独自担负了历史责任。至于毛泽东化，则是在毛排除了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党官僚的反对之后，依靠军队和红卫兵，孤注一掷地进行的“社会实验”。（详细分析参见笔者《五四与四五：中国现代化的两个转折点》一文，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407.html。载陈子明等著：《四五运动：中国二十世纪的转折点——三十年后的回忆与思考》，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年版。）
如果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发展道路是对梁启超时代的一种“否定”，四五以后的邓小平时代则是“否定之否定”。但是到了1980年代末，又出现了一个历史拐点。中共十三大认可的“全面改革”缩水成了“片面改革”，到后来，自上而下的“改革工程”蜕变为“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集权敛财的工具。如果说梁启超时代的标志“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那么“后89”时代只承认打了折扣的“私人资本主义”和半拉子“爱自由的个人主义”。一方面是对经济自由主义、生活方式自由选择乃至对“性自由”的放松；一方面是继续打压“政治自由化”。对于“代议政治”，当局仍然是斩钉截铁的拒绝。
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尤其是政治现代化这么难，梁启超本人也是有责任的。他在梁启超时代告别辞中，将“代议政治”视为应当抛弃的“旧式政治”，以他在思想界的权威地位，助长了否定“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思潮。一直要到1957年“五一九”民主运动，中国大陆始有再度呼唤代议制的声音。到1989年春天，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曹思源、李曙光）、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陈子明、王军涛、陈小平）等民办研究实体，积极开展民间修宪的院外活动时，才明确提出了“发展议会政治”的政改方向。到1990年代，国人才从新出版的《顾准文集》中，了解到他在1970年代中期对于议会政治的全面肯定。他说：“现代民主只能是议会民主”；“广土众民的国家……，若不是苏联、中国型的，只能是议会与行政权并存，有政党轮流执政的民主国家。在这样区域辽阔的国家里，若‘利用’直接民主的口号，搞苏维埃式、代表大会式的，一党制的民主的招牌来掩盖‘时代的智慧、荣誉和忠心’对全国人民实行领导的国家，说干脆一点，独裁国家，别的国家是不可能的。”总之，议会政治是“民主政治唯一实现的途径”。
超越梁启超晚年在代议政治上的思想动摇，是全面回归梁启超时代的一个必要条件。在21世纪头二十年，我们一定要坚定方向，加倍努力，争取实现梁启超一辈人在百年前的梦想，建成一个宪政民主、强盛文明的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