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城研究院”“留学”期间，通常情况下是可以读《人民日报》和听新闻联播的。可是1989年12月下旬的一天，我既没有见到报纸，也听不到广播。后来得知，那天的重要新闻中，有两条是“院方”认为不能让我知道的：一条是有关我自己的假消息，一条是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毙的真消息。他们既怕我知道前一条消息后会以某种方式提出抗议，也怕后一条消息会助长我的“嚣张气焰”。从那以后，我一直密切关注着“苏东波”的消息，因为中国与苏东国家本是同根生，他们各自的发展结果如何，不仅关系到世界的前途，也直接关系到我个人的命运。但是，从官方媒体上，只能看到前苏东国家的经济如何下滑，人民生活如何困难，根本看不到有深度的报道与客观的分析，再后来，干脆看不到多少有关东欧国家的消息了。在这种知识极度饥渴的情况下，我读到金雁的《新饿乡纪程》一书，感到非常解渴，立即记住了金雁这个名字。后来，我又根据《社科新书目》订购了金雁的《火凤凰与猫头鹰》一书。这虽然是一本很薄的小书，但是书中有关东欧的论述，对我很有启发。到金雁与秦晖合著的《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结集的时候，我与他们伉俪已经成为好友，在纸质本问世之前，我就拜读了全书的电子文本。收入手头这本《从“东欧”到“新欧洲”》中的文章，最初在《经济观察报》发表的时候，我就已经先睹为快。这次重读一遍，仍然有一些新的感受。
一、“社会资本主义”vs“官家资本主义”
金雁2009年重游东德，对于那里的变化之大，甚为感慨：“易北河畔的德累斯顿是前东德第三大城市，在古代原是萨克森选帝侯的宫廷所在地。萨克森在古代曾是德国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而后来靠‘铁血’政策统一德国的普鲁士，相对于萨克森而言，不啻是落后的‘蛮族’，当年德累斯顿的古城要比普鲁士占据的柏林华丽、典雅得多，可惜却在二战末期著名的‘德累斯顿大轰炸’中完全被夷为平地。冷战时期，前东德领导人醉心于工业，不喜欢‘旧社会’的那一套，位于东德版图内的德累斯顿因而完全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工业中心。所以我最初没有将德累斯顿列入考察日程，后来列入，也只是想看看那里的‘国企转制’的情况，以及这个‘民主带头羊’（该城是1989年东德首先爆发民主示威、地方领导层首先转向表示支持民主的城市）二十年后的政治生态。听说要游览景点，我还想这个东德的‘铁西区’会有什么可看的？无非是发发‘思古之幽情’而已吧。没想到车一开进城我就吃了一惊：没看到什么‘私有化的大工厂’，更没看到街头民主的遗风，看到的却是活脱脱一整座当年的萨克森王城。美轮美奂的巴洛克式‘古’建筑：圣母大教堂、茨温格宫、阿尔伯特殿、森佩歌剧院、塔什贝格宫、宫廷教堂、王家城堡……座座有古风，以黝黑的大石为材质，似乎饱经风霜，很多雕塑都被精心‘做旧’，有点‘风化’的模样。其实除了森佩歌剧院复建于剧变之前，其余多是剧变后这20年间复建的。圣母大教堂甚至是前不久刚刚启用。如果没有介绍，谁会想到这一大片‘久历沧桑的古城’其实不久前还是‘东德的铁西区’？德累斯顿如今已经以旅游、金融服务等为主业，有人说，这个当年被盛称为‘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的城市，如今比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本身还显得古雅。”
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专家，把苏东剧变称为“资本主义复辟”，可是一位东德的工程师却说：“过去我们过的是‘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柏林墙一倒，我们倒进入了‘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指高福利制度）了！但我们唯一没有体验到的就是‘资本主义’，因为西边的资本家宁可去‘剥削’土耳其劳工，也不愿来这里‘剥削’我们。”
为什么东德的民众没有感觉到“资本主义”来了，却说“共产主义”来了？金雁指出：剧变之后德国政府采取一步到位的“输血”政策，以庞大的财政支持包揽了整个东部地区的经济改革，从1991到1999年，西部向东部“输血”高达7740亿马克，为东部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前东德公民的个人存款可以按1：1的比率兑换成西德使用的马克，这为前东德提供了其他东欧国家所无法企及的优势，于是仅用了五年时间就全面实现了经济转型。前东德因为由统一后的德国政府包下来“买断”，因而成为整个前苏东阵营中转轨代价最小、复苏最快的一员。其他转轨国家在“阵痛期”，都曾有过民众收入一度降低的情况，但在前东德地区，虽然在“剧变”后的第一年里，大批工厂的关闭导致产值下降，但仅仅东部与西部的马克按1：1的比率（统一之前是4:1）兑换一举，就使前东德居民的腰包一下子鼓起不少，购买力大大提高。前东德生产的低档（在“东欧”算是高档）“卫星牌”轿车曾经满街都是，在剧变之后，一下子就被西德的高档车淘汰掉了。在二十年之后的今天，就人均收入水平而言，德国东部与西部差别并不大，其主要原因是，全德统一的社会福利制度和东部人去西部工作，这两个因素使得人们的收入趋于平衡。
西德朝野出于同胞情谊，慷慨地同意东德人民与他们自己“共产”，享受统一的高福利制度，却造成了“资本”不肯来东德“剥削”的后果——“前东德现在并没有经历制造业的复兴，工业就业率也不高，转轨的这两个结果影响了东部人的情绪”。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发现，在前东德地区，1990年居民对生活的满意度为6.59（1代表“完全不满意”，10代表“完全满意”），2005年则下降为6.32。金雁说：“在许多前东德人看来，虽然这西德式的‘共产主义’似乎确实比东德式的‘社会主义’富裕，但许多人还是对此深表遗憾。不过他们遗憾的究竟是什么？是想回到过去的‘社会主义’去呢？还是不满于如今的‘共产主义’而希望更深地融入‘资本主义’？这是耐人寻味的。”
金雁设想了另外一种转型模式：假如20年前东德没有民主化，而是原来的执政者忽然羡慕起市场经济的“花花世界”来了，他们完全可以用行政手段来“招商引资”，不搞什么高福利和1：1马克兑换，更不搞西方式的自主工会，而是充分发挥廉价劳动力和随意圈地的“优势”，以铁腕手段“减员增效”——如果是这样，西边的制造业资本不一窝蜂地涌进来才怪呢！土耳其人、巴尔干人也都不用雇了，东德的“农民工”比谁不好使唤？如果是那样的话，东德没准早发生“奇迹”了，制造业大暴发，廉价产品充斥西方，都不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德累斯顿也会多出十倍的烟囱，而不是像如今这样多出许多哥特式、巴洛克式的尖顶！——只是，如果这样干，如今的东德人会更加满意吗？”
秦晖曾依据上述转型模式提出“东德统一西德的昂纳克寓言”。他说，如果柏林墙倒塌前的东德执政者像今天的中国执政者这样搞，“东德将会以最佳的要素成本，大量地吸引西部的资本，同时向西部输出廉价商品，这样一来一回，就会在东部造成经济奇迹”，而“西德将会出现严重的就业危机，福利制度将会崩溃，强势工会也不复存在，西德将会出现严重危机。这样一来，西德只有三种可能，第一种是搞贸易保护，也就是说它来树立柏林墙，但是这样一来，在道义上它很快就会付出非常大的代价。第二种，如果继续这样搞，它只有向东德学习，降低福利，学习血汗工厂，否则就没有办法跟东德竞争。但是如果真的这样做，实际上已经在制度上被东德统一。第三种就是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它这样做要引起极大的社会冲突，如果一定要学东德，在西德会引起社会爆炸。这样的话，东德就有用强制手段统一西德的机会。”秦晖在访德时与东德最后一任共产党总理、现在德国左翼党的议员莫德罗谈起这个寓言，并问他对这种“血汗工厂战胜福利国家，野蛮资本主义战胜人民资本主义或者说战胜民主社会主义的统一方式”没有实现是否感到遗憾？对德国现状持反对派批评立场并且夸奖过中国的莫德罗先生王顾左右而言他，但明确表示德国不可能这样做，因此东德只能被西德统一。
以上种种言词上的混乱与纠结，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些19世纪的概念已经概括不了21世纪的现实了。“资本主义”已经全球化，连古巴、朝鲜也开始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了。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也已经走向世界，只是各国的社会福利高低和保障范围大小不一。在当今世界，教科书上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谁也比不上君主专制的海湾产油国对本国国民实行的高福利。金雁、秦晖所比较的两种制度模式，我认为更贴切的命名是：“社会资本主义”对“官家资本主义”。
波兰尼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最具创造性的著作”，波兰尼在该书中指出：整个近现代文明的历史，是“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的社会“双重运动”。资本和市场试图从社会中“脱嵌”，全面地凌驾于社会之上；社会则试图保护自己，将市场重置于社会掌控之下，让市场“嵌入”于一个民主社会从而超越自发调节的困难。在20世纪，市场和社会都在扩张，受到压缩的则是传统的“共同体”，同时，市场和社会又在相互碰撞和相互制约，构成一种“双重运动”。事实上，从1950年代起，西德人就把自己的制度模式称为“社会市场体制”，这是“社会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说法。
过去，中国理论界有一种“官僚资本主义”的说法。其实，自从韦伯对于“官僚”作出定义之后，它已经成为一种“中性”概念，意味着循规蹈矩，依法办事。而眼下的“中国模式”则带有强烈的不循规蹈矩，不依法办事的特征，因此用“官僚资本主义”来概括并不贴切。我主张用吴思的“官家资本主义”来取而代之。吴思说：官家这个词，在古汉语里有三个意思：一是指皇帝，二是衙门，三是官吏个人。在秦汉以后的历史上，立法定规的，就这三个主体。皇帝立的是王法，衙门立的是地方法规或者部门法规，官吏个人立的是潜规则。这三个主体，不管内部怎么相互争夺地盘，但是当家作主、说了算的，始终是官家集团。在今天的中国，官家仍然包括三个层次：最高统治者，各级政府或部门，官吏个人。在“社会资本主义”里，官僚是社会的公仆，他们通常站在社会一边来制约市场。在“官家资本主义”里，官家是社会的主人，他们热衷于权钱勾结、权钱交易、以钱谋私，社会和市场都拿他们没辙。因此，也可以把“官家资本主义”称为“共产资本主义”，在这种体制下，所有权是没有保障的，官家想“共产”谁就可以“共产”谁，想占谁的房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占，想拿谁的地就可以随随便便地拿。现在的中国官员已经抛弃了世界革命、一统天下的打算，因为他们并不愿自己的家产也被“共产”，所以他们宁可在“共产资本主义”国家当“裸官”，而让老婆孩子带着财产到“社会资本主义”国家去“安家立业”。
二、“政治人”vs“经济人”
金雁在书中一再指出：“在‘冷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格局之下，波、捷、匈、斯这些第一方阵的国家都表现得很‘亲美’，匈牙利为要求美国在其境内建立反导系统和雷达站而与波兰、捷克展开竞争”；由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所形成的“新欧洲比老欧洲更亲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我们知道，在人性里面既有“经济人”的一面，也有“政治人”的一面，由于历史与地缘的原因，“老欧洲”人现在更多表现出“经济人”的特征，“新欧洲”人则更多表现出“政治人”的特征。
所谓“经济人”，即假定人思考和行为都是目标理性的，唯一地试图获得的经济好处就是物质性补偿的最大化。“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就是典型的“经济人”思维。“老欧洲”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框架和美国核保护伞下已经舒舒服服地生活了60多年，他们现在处理对美关系上，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保护和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
所谓“政治人”，即亚里士多德最先指出的“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说：“由此可以明白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政治”(Politis)就是由“城邦”(Polis)一词衍化而来的，“人类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这个假设也就可以解读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福山引申黑格尔的观点认为：“人和动物一样，对食物、饮料、住所以及所有超出自我保存所必需的但自己没有的东西有自然的需求和欲望。但是，人与动物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人对别人的欲望也有某种欲望，即人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特别是，人强烈要求获得作为‘人’的认可，即作为一个具有一定价值和尊严的人而被认可。”正是由于“人强烈要求获得作为‘人’的认可”，他才会“甘愿冒生命危险”去“为自己的名誉而进行战斗”，因为“只有人才有能力战胜最基本的动物本能，尤其是自我保存的本能，追求更高级、抽象的原则和目标。”“城邦”或者说“政治共同体”的存在，是一个“政治人”的自尊得到满足及得到他人认可的前提条件。因此，“经济人”总是在斤斤计较利益“多少”问题，“政治人”则首先考虑权力和权利的“有无”问题。
金雁说：“许多人说由于这些国家经历过斯大林模式的伤痛，所以走向另一极端，因仇俄而亲美。不能说没有这个因素。但从更深层来说，即便没有恐俄的因素，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国家其实也是不太相信老欧洲的，1938年在慕尼黑，捷克被出卖，1939年波兰被德苏瓜分，匈牙利、罗马尼亚成为希特勒战车上的小伙伴，战后搞得灰头土脸。”“上述国家在历史上多次经历过动荡，受尽了大国的欺辱，遭受了被侵略、被外国占领、军事失败、政治幻想覆灭、付出的努力得不到回报等挫折不断的历程。他们自称‘小民族’。小民族的概念不是数量上的人多人少，而是指一种命运多舛的民族悲剧。米兰·昆德拉说：小民族的概念‘是指一种状况，一种命运，他们在历史的这样或那样的时期，都曾从死亡的前厅走过，永远面对强大者的傲慢，永远看着自己的生存被威胁或被质疑，因为他们的存在是问题’。因此他们习惯性地认为自己是受害于大国的‘小国’，苏联制度和慕尼黑阴谋都是以牺牲东欧国家为代价的，他们的历史就是在纳粹和苏联的交替恐怖中延续下来。”罗马尼亚的埃米尔·齐奥朗说，这些民族随时担心可能突然被从地图上抹去，谈论一个国家的死亡或者消失，在西欧人看来只不过是一句空洞的话，因为要想要消灭、征服、或者同化，在一天之内发生的政治灭亡只不过是一个夸张的比喻，而对东欧国家而言则是明摆着的事实，他们都曾经面临从地图上暂时或永远消失的窘况，近代被欧洲出卖的教训使他们认为“布鲁塞尔没有能力保护他们，只有美国才能帮助这片旧大陆”。“1947年波兰当时就是否要搞社会主义进行过全民公决，只有7%的人投了赞成票，哥穆尔卡也说，波共在1945年以前影响不大，缺乏社会基础，‘波兰不能是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但是1948年强制推行的‘莫洛托夫计划’根本就不顾及东欧国家的利益和他们自己的探索。”捷克人至今还记得，“1968年当每个捷克政治局委员身后都站着一名手持武器的苏联红军”的情景。比“老欧洲”更直接地面对着政治方向尚未最后确定的俄罗斯，“新欧洲”人不积极靠拢美国，才是对自己的国家不负责任。“再加上美国作为移民国家，波兰、捷克、匈牙利乃至塞尔维亚历史上都有大量人移民美国，剧变后他们也成了入籍国与祖籍国的‘桥梁’，有利于拉近关系。这一切就造成我们说的新欧洲比老欧洲更亲美。”
“政治人”意识与“经济人”意识的分野，不仅存在于“新欧洲”与“老欧洲”之间，也存在于东亚国家的“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在韩国，对于韩战尚有记忆的老年人，大多对于北朝鲜怀有戒心，不相信“金家王朝”的言辞，在选举中投右翼政党的票；对于韩战没有切肤之痛的一些青年人，则对北朝鲜更有好感，向往金刚山旅游，在选举中投左翼政党的票。在中国谈到“文革”，50岁以上的人首先想到的是“红海洋”、“血腥八月”和“牛棚”，想到吴晗、老舍、刘少奇、遇罗克、严凤英、张志新等人的命运；2、30岁的人则可能想到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水，想到河南红旗渠、山西大寨田。
作为中国的“政治人”，我们应当牢记储安平在60多年前撰写的《中国的政局》中的一段话：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是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而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能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我的这番意见，我不认为仅仅是一种消极的批评，毋宁说是一种积极的建议。
三、“建设性反对派”
1994年我第一次“保外就医”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就是自我称谓的问题。虽然我参加过1976年的四五运动，1978年的民主墙运动，1980年的竞选运动，1989年的民主运动，但是我们这批人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称谓。外国记者称我们是“异议分子”或者“民运人士”，但我们自己并没有以此自居。在八十年代，我们自称“民主派”或者“自由派”，但这种称谓没有把体制外的我们与体制内的“民主派”或者“自由派”区别开来。
在1994年和1995年的几篇文章与讲话中，我提出了“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概念，指出“反对派责无旁贷的任务就是批评、监督、制衡政府”，同时也要有“建设性的态度”，“主张对话代替对抗，主张全民和解”，“把国家利益置于派别利益之上，高举民族大义和社会正义的旗帜”。我当时写道：“建设性政治反对派是中国国内一批积极关心政治、热心参与政治的人士。他们不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任何一派，也不是中共敕命的所谓‘党外人士’，而是对现行体制持强烈批评态度的、有独立政治主张的人士，也就是说，是与中共领导集团政见不同的反对派人士。他们并不局限批评执政党和政府的现行政策，而且要提出自己的成系统的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对案，因此可以称之为建设性政治反对派（简称建设性反对派）。建设性反对派以民主、自由、公正、发展、和平为基本诉求。建设性反对派人士早已是中国政治舞台上客观存在的一股力量，只不过以前人们没有这样称呼而已。”看了金雁的书，我才知道，波兰团结工会的瓦文萨在1989年就提出过“建设性反对派”。
所谓“建设性反对派”，有两层涵义。第一，是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治力量，但并不急于夺权、掌权，反对派什么时候能够执政，取决于大多数民众的意愿与他们手中的选票。第二，要充分展现出“建设性的态度”，我在《1995年的中国政治反对派》一文中，曾提出反对派“可以做以下五个方面的事情：政治对话、时政批评、立法倡议、历史撰述和筹备参选”。
迫于国内外形势，波兰当局于1989年终于承认团结工会合法，并签订圆桌会议协议，举行“半自由的”大选。“这一大选规则本来仍是要在一段时间内维持现体制的：它规定国会大部分议席分配给执政党联盟，但具体人选须经选举确认；只有小部分议席与新设立的参议院（席位较少）同反对派实行自由竞选。两院议席总数中分配给当局的席位仍占多数，即使自由选举失败，当局仍然可以在两院稳获控制权。瓦文萨在大选前公开表示，团结工会不可能在这样的选举中掌权，他们只想做‘建设性反对派’。政权轮替只有指望下一届实行真正的竞选才有可能。”
“但选举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当局在自由选举中竟一席未得，创下了世界竞选史上执政势力得票的‘零的纪录’。而且在分配给当局的议席中，当局的候选人绝大部分也在第一轮就被选民否定。团结工会不得不出面呼吁选民第二轮投票让他们过关，使他们得到按圆桌会议协议分配给他们的议席。在这种难堪局面下‘当选’的执政方候选人为维护个人名誉，纷纷在大选后宣布退党，执政联盟中的盟党也宣布与主党分手而与团结工会结盟。于是‘半自由选举’保证执政者得到的多数议席便失去了意义。旧体制下最后一任总理基什查克放弃组阁，雅鲁泽尔斯基总统宣布由团结工会方面组织政府。于是剧变‘意外地’提前发生，从此开始了连续四届‘团结工会政府’执政时期（1989—1993）。”
所谓“东欧剧变”，所谓“天鹅绒革命”，其实在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发生多少流血事件。波兰1989年的“变天”发生得尤为平和。本来，团结工会是准备当“建设性反对派”的，然而在真正意义上的选举过程中，执政党的候选人变节了，“执政联盟中的盟党”（即原来的“花瓶党”、“鼓掌党”）反水了，于是，团结工会一下子获得了议会多数议席的支持。
团结工会“意外地”上台执政，给波兰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中国官方媒体过去讲了很多坏话，给人留下了“一团糟”的印象。金雁的书告诉我们，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波兰经济在1991年下半年就出现回升，在整个前东欧地区仅次于被西德接管的前东德，是最早回升的国家，从1992年开始，年度经济即转为正增长，1995年底超过剧变前水平，这些也都是东欧最早。如果按购买力平价标准（PPP），则转轨的经济成效更明显。制度转轨前波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计算约为4000美元，到2001年已达到9000美元左右，翻了一番多。1989年，波兰职工月平均工资为25-38美元，现在是400-600美元，增加了约16倍。当然一般消费品物价也提高了约7.5倍，但收入增长还是远远高于物价增长。波兰人的生活水平无疑是提高了。1989年波兰居民家庭平均食品支出占收入的46%，而到1996年只占37.8%，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剧变前波兰平均每10人有1辆家庭轿车，1996年每10人已有2.1辆。到1999年波兰2/3的家庭有轿车，其中35%的家庭不止一辆。波兰人的消费水平已由剧变时的电视普及时代跨入如今的轿车普及时代，提升了整整一个档次。由于生活改善，波兰人均寿命也普遍提高。剧变前男子平均寿命为69岁，到2001年已提高到74.5岁；妇女平均寿命也从73岁提高到78岁。”“波兰的贫富分化程度在转轨国家中是较低的。从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来说，1987-1988年度到1998-1999年度，波兰历经11年转轨，基尼系数只提高了0.02，而俄罗斯提高了0.23，捷克提高了0.07，匈牙利也提高了0.025。至于我们中国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
团结工会“意外地”提前掌权，对于波兰的整体转型与发展并无大碍，但对于执政准备不足的团结工会自身，却是有伤害的。1993年9月，波兰举行了第一次“完全西方式的自由选举”，“结果再次让人大跌眼镜：当初在‘半自由选举’中本来不指望上台而指望在这次‘自由选举’中成功的‘团结工会派’，四年前‘意外地’提前上了台，这次却‘意外地’大败下台。而当年在半自由式选举中输得极惨的‘前共产党人’，这次在纯西方式竞选中反而获胜，使波兰出现了东欧第二个（此前只有立陶宛）‘左派复兴政府’。”金雁指出：现在不少波兰人认为，1993年大选的意义不下于1989年导致剧变的那场选举。这不仅因为它是1945年以来第一次完全意义上的“竞选”，更因为它使左派看到：原来民主并不可怕，只要尊重民意，认真办事，靠票箱掌权比靠枪杆子掌权心里踏实得多。事实上，由于“前共产党人”组织资源、人才储备与行政经验毕竟更为丰富，在绝大多数东欧国家剧变以来近20年的民主政治中虽然时有上下，总的来说还是共产党的“后继党”占优势的。这种情况同样也出现在东亚，1986年台湾政治转型以来，在大多数年份中还是国民党处于执政地位。
东欧国家的一些前“异议人士”在政坛上匆匆而过，或者从来就没有执政经历，与他们在“建设性”方面的欠缺不无关系。金雁以索尔仁尼琴和哈维尔为例，指出“他们以宗教和后现代作为思想谱系，对彼岸的追求高于此岸，重视超验精神胜过主体的客观”。索尔仁尼琴在1973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中就认为，苏联当前面临的危机“都是学习西方惹的祸”，包括列宁倡导的世界革命和斯大林推行的苏联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都是在步西方已经走向没落的“现代性”的老路。而以弘扬“普世价值观”为宗旨的萨哈罗夫则认为，根本不应区分什么“西方的”与“俄国的”思想，而只有正确的与错误的、先进的与落后的区别。在旧体制“破”的进程即将结束时刻，“索-萨争论”的焦点便凸现出来，虽然他们同为旧体制的“掘墓人”，但是各自不同的价值追求直接影响到俄罗斯将要“立”什么样的制度。是要现代化还是后现代化？是要搞市场经济、宪政民主还是追求一个原教旨东正教“神秘性与爱”的乌托邦？“剧变后索尔仁尼琴以少有政论文体发表了‘俄罗斯时政三部曲’：《我们如何安置俄罗斯》、《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和《倾塌的俄罗斯》，但遗憾的是他延续了自己一贯的‘批判的武器’，论述中批评多而建设少，或者是根本无法操作的主张，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索翁在经济上完全是外行，面对首当其冲的经济转轨问题并无任何具体良方。对一切都看不顺眼的索尔仁尼琴，又一次成为了新俄罗斯的‘持不同政见者’。……人们对他以居高临下的‘道德优势’批判一切的态度逐渐不耐烦起来，索翁这三本针砭现实批判性的论著销量都不足5000册，万众争看《古拉格群岛》的时代过去了，索尔仁尼琴的作用完成了。”
“捷克的哈维尔与索尔仁尼琴也有些类似，哈维尔虽然不是天主教徒，但是他多次说过，‘我从小就感觉到有一种高于我的存在，那是意义和最高道德权威所在’，这个意义就是自我拯救的‘绝对地平线’。他在《无权者的权利》、《反政治的政治》等书中表述了一种典型的后现代思想：他认为，旧体制的罪恶不是中世纪的残余，而是现代化的恶果，不是‘东方的罪恶’，而是‘西方的罪恶’，不是农民社会的罪恶，而是市民社会的罪恶。旧体制与现代社会都是把深刻的东西浅显化，就像浮萍一样漂在表面。他当总统的几年间对捷克的变革实践也由于建议少批评多，被讥为‘高高在上的道德教师’，而他自己则陷于‘理想主义者的孤独之中’，所以捷克经济转轨时期，哈维尔声称自己与在共产党时代一样，仍是个‘持不同政见者’。”
金雁在肯定索尔仁尼琴和哈维尔的知识分子情操的同时也指出，对来自于这种道德层面的批评，不可避免的两种缺陷：第一，由于像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人参考资源主要来自前近代，对待现实一直采取一种“永远说不”、“骂倒一切”、或者只有批判没有建设的态度。他既否定布尔什维克式的垄断，也反对剧变后的经济转轨方向，可以说，他看到了后共产主义下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缺陷，但是提供的理想模式却是无法操作的。第二，类似于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物，曾经以普罗米修斯的苦难体验为人类充当“盗火者”的“道德光环”继续环绕着他们，回到尘世享受到的巨大荣誉，使他们很容易形成一种道德强势的居高临下的自傲，往往会忘记自己的知识局限，喜欢在并不内行的领域里到处发议论、摆导师的架子，随意指责他人，最后反而落入十分尴尬的处境。
所以我们说，不论现在还是未来，中国既需要有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和“道德批评家”，也需要有“建设性的政治反对派”。
2011.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