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们很难回避灾难话题：从波士顿的恐怖袭击、美国德州化肥厂的爆炸，到H7N9疫情扩散、大学生投毒事件、四川雅安地震等，许多灾难接踵而来。在看清苦难的狰狞后、为受难者祈祷之余，灾难还启示我们去思考和寻找幸福。幸福和苦难看起来像遥不可及的两极，但其实是硬币的正反面。
切莫轻言财富与幸福无关
很多人觉得拥有更多的财富，在经济生活上得到更大的满足才能幸福。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经济学家用许多实证研究证明，发达国家的人民的确相比贫穷国家总体来说要更加幸福，同时一个国家的高收入人群的确要比最低收入人群总体更加幸福。所以，我们切莫轻易宣称物质、财富与幸福无关，从而落入“虚无主义”的窠臼。
但是，经济学目前也只能粗浅地回答某些“幸福”的问题。因为主流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如何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以及人们的行为选择，而对“经济人”的心理以及由此心理决定的幸福的主观感受的研究却涉及较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注意到由此形成的只见物质不见人，只见财富不见幸福的“经济学的穷困”，由此大声呼吁，经济学应该回到它的出发之地——人应该怎样活着？这是因为，经济学在“童年”时期，不仅研究物质、国民财富，也相当关注人们的心理和幸福。但后来的经济学却偏离了其出发点，主要侧重于关注财富及相关行为。客观地看，经济学之所以比较多地研究财富，也有其合理因素，大概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财富与人们的幸福有很大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幸福对物质和经济方面的因素的确有较强的依赖性，所以经济学关注财富，其实也是在间接地关注幸福。
幸福悖论
从本质上说，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要增进全社会的福利，增进全人类的幸福，然而对于“幸福是什么”，经济学却又没有做出清晰的解答，因此经济学也难以清晰地回答如何能让人更加幸福。
但经济学已经发现，经济、财富与幸福程度并不是完全的正相关关系，也不是简单的相关关系。对一个国家作持续的研究会发现：很多时候，财富增长了，但人们的幸福并没有增长；或者某个阶层的财富增长到某个程度后，财富的继续增长对于幸福带来的益处其实也是边际效率递减的。
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企业家通常代表着成功、财富和幸福，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家有时或时常出现“烦燥易怒”症状的占70.5%，“疲惫不堪”的占62.7%。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有1200多名企业家自杀。企业家们一个个变成“两院（法院和医院）院士”，企业家这个行业在中国甚至被戏称是“高危行业”。
此外，中国普通民众对收入增长与幸福增长的关系如今也有了更切身的感受。我国大陆的民意测验和社会调查机构中国社会调查所2005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GDP增长了几十倍，人均GDP也增加了十几倍，但中国人的幸福感显然并没有同步提高，有些方面甚至还下降了。相比经济收入的高增长，中国民众的幸福感似乎增长缓慢。中国民众由此越来越认识到：未来的发展理应走出幸福经济学所讲的收入增长不带来幸福增长的所谓“幸福悖论”。
什么才是增进幸福感的良方？
在过去50年中，虽然全球的科技、经济及医疗卫生状况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而且GDP、家庭收入、长寿水平等指标始终在增加，但是诸如抑郁、焦虑、自杀、药物滥用等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提高幸福水平的压力是空前的。2008年，英国政府的前瞻计划项目（UK Government's Foresight Project）研究了世界各地400多名科学家的跨学科工作成果，试图建立一套有事实依据并可以增进幸福感的行为指南。项目试图凸显出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可以增进幸福感的简单行为。项目报告《心智资本与幸福（Mental Capital and Wellbeing）》建议我们：第一，经常与他人联系、保持健康的人际关系；第二，培养业余爱好、坚持适当的运动；第三，留心周围的环境、发现生活中的美丽；第四，不断地学习、保持一颗向上的心；第五，乐于奉献，为邻里和社区多奉献。这五条建议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幸福的实操方法。
笔者认为，要获得真正的幸福，有3件事情可能是比较重要的：建构幸福的能力、追求生命的成长、保持终极的关怀。首先，真正的幸福需要幸福能力的建构，这既包括外在能力的建构，也包括内在能力的建构，而真正的幸福最终体现出来是一种内心深层的实际感受。
其次，真正的幸福需要追求生命的成长。这意味着，不断对自己消极负面的情绪和行为进行否定、反思、改进是经历真正幸福的开始，借助经常吸收积极正面的“营养”就能找到内心喜乐的源泉。不断地经历这个过程，生命就能一点点地成长，我们就能在生活中逐渐展现出人性美德的方方面面。
最后，真正的幸福还需要保持终极的关怀。终极关怀会带来更美好的人性追求和更高尚的价值观，就如温家宝总理曾经讲过的，“我们需要比黄金更宝贵的诚信，比大海更宽广的胸怀，比高山更崇高的道德，比爱自己更多的爱别人的博爱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