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观点，就是认为大城市之所以越长越大，完全是经济规律在起作用，通过规划来调控城市的规模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所以，当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提出对大中小城市实行差别化落户政策，即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时，迅即招来了许多学者和媒体的质疑。
北上广深这样特大城市的畸形生长不仅与市场有关，也与政府资源人为配置的不均等有关。故中国城市的合理发展，首先政府要消除人为的资源分配不均。除此之外，从经济学理论看，市场的力量很重要，但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城市病不仅有计划的因素，也可能是典型的市场失灵，有市场失灵就需要政府来调节，而规划就是政府调节市场的一种手段。
为什么政府的规划一再失灵？笔者以为，不是规划没有作用，而是规划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回过头来再看看国务院提出的“差别化落户政策”，如果仍然与以往一样，规划只停留于纸面而缺乏有效的配套改革措施，那么，到头来这一政策恐怕也还会沦为政府的一厢情愿而已。那么，到底需要哪些配套措施呢？
第一，要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现有政策下，公共服务的筹资主要由地方政府负责，小城市公共财政收入少，公共服务水平自然无法与大城市相提并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凭什么要选择在小城镇落户？所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仅要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在城市与城市之间，特别是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也要均等化。可行的解决办法就是要提高公共服务的统筹层次，比如养老、医疗、教育等问题，最好实行全国统筹。
第二，要做好产业布局。在经济发展模式上，过去的几十年，中国讲究“县际竞争”，大城市有丰厚的财力，可以对大企业实行巨额财政补贴，其结果就是大城市的产业越来越强，而小城市无法与其抗衡，就容易进入恶性循环。时至今日，我们应该对“县际竞争”的“招商引资”模式进行反思，政府要对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功能定位。
第三，要处理好小城市与大城市的关系。我们现在在城市发展思维上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老把中小城市的发展与大城市的发展切割开来，以为只要把更多资源、更多资金给了中小城镇，它就发展起来了。这是错误的，事实证明，脱离了大城市，小城镇的发展就没有了动力源。所以，最重要的是推进包括诸如社会保障制度的打通和公共服务的接轨，比如建设大城市与周边小城市之间的高铁或高速路连接，推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跨区域覆盖等等。
第四，要处理好“逆城市化”问题。如果一个北京市民想把户口迁到武汉或者迁到农村怎么办？按照现在的政策，这种想法的实现很难。市民要把户口迁到武汉，按理说这既符合资源自由配置的经济原则，也符合国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规划要求，是应该提倡的。但是这里存在两个障碍：一是武汉未必愿意，因为武汉更希望对进入人口进行筛选；二是市民本人也不一定愿意，因为他要考虑各种养老、医疗、子女入学能不能顺利迁移到武汉。而城里人要想到农村生活，恐怕会更难。因为现在政策规定，农村的宅基地和房子不能卖给城镇居民，既不能自己盖房，又不能买房，城里人到农村去住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