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本征求修改意见的《村志》书稿中，看到一篇《回忆三年“非常时期”》的回忆录。文章还没有署名，但显然是一位亲身经历了那个时期的农民的个人回忆。作者的文章开头写道：
“1959年6月，我初中毕业。因没有被推荐升学，返乡务农了。返乡后，正赶上公共食堂吃大锅饭，三年过渡时期。正是风华正茂的我，正需要成长发育，但深受了过渡时期的艰苦生活，亲身体验了‘非常时期’的艰苦岁月。三中全会一声春雷惊醒了祖国大地，改革开放人民生活一步登天，吃、穿、住、行上了天堂。美好的日子里，由然想起了三年‘非常时期’，触起一段难忘的回忆。那还得从1958年说起……”
作者至少要比我大五岁，对于当时的社会形势明显比我看得和理解得清楚得多。我与作者是同一个人民公社，两村相距十二三里。当时我只是“初小”毕业，因病休学一年后，正准备要上“高小”。对当时的社会形势只有一些懵懵懂懂中的影影惑惑的感觉。在我的记忆中，“非常时期”只是一些发生在身边的虽不太明白但却终生不忘的亲闻亲睹和亲身感受的影象片断。作者写1958年大跃进的社会形势是：
“1958年是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工农业生产、国民经济必须大跃进，追赶世界先进国家水平，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超过英国，赶上美国。这就是高举‘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向前奋斗的伟大号召。”
我听到过也看到过墙上写着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等口号，但不懂得那是当时的社会形势，只是看到村里的父辈们每天都在紧紧张张地忙乱着。只有学校老师教唱的两首大跃进歌，当时不但小学生在唱，而且大人们也都会唱，至今我仍可一字不掉地唱出：“跃进，跃进，大跃进，快马加鞭向前进，向前进。十五年内要赶上英国，中国人民有信心。”“我们的人民公社呀，真真是了不起呀，放了个小麦大卫星，一亩地打了九千七。一亩地，九千七，消息传到美国去，美国鬼气破了大肚皮。”作者的回忆从大跃进前夕农村的生产形势写起：
“1957年秋后，社员们正在处理秸秆搞积肥运肥，接到了政府通知，号召开展防旱抗旱运动。每个生产队必须打50眼旱井，一月内完成。在打旱井基础上大搞积肥运动，推广屯留‘小闷荒’（下面挖个坑，加柴火上面围土）。这两项工作，社员们很弄不通，感到‘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但又顶不住上级天天催，日日查。
折腾了一冬天的社员们，到过年了，该松口气了。可又来了个什么‘开门红’，辛辛苦苦劳动一年，连一顿安然的年饭也吃不上。春节那一天，中国人的传统节日，还得照常上工。从初一到初六，正是串亲访友的时间。想串亲还得天不明起来就挑肥，完成定额才可去办。
1958年春节刚过，春耕开始，上级又来号召要每个生产队深翻土地30亩，全村深翻180亩。每队要建有‘卫星试验田’，必须深翻一米以上，每亩施肥200担。强调‘密垅密植多打粮’。一亩小麦试验田要下种120斤麦种子。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海阔天空地想，势如破竹地干’，社员们人心慌慌，不知所措。”
作者写的1957年冬到1958年春的农村生产劳动情况我还不清楚。那时，我影影惑惑地好象听大人们说是在打旱井。他们把井打成后，再用石灰与土和成泥捶起井壁就可不漏水。后来长大上地劳动，见到许多地里都有塌陷的土坑，老人们说那是当年打的旱井。也有些旱井没塌，里面填满柴草。这些土坑后来在学大寨运动中大都填平。我记得我的我母亲参加了作者写的那个翻地运动，好象就是被调到作者的那个村里去翻地的。当时我妹妹还不满周岁，母亲每天五更起床走，把妹妹锁在家里，半夜里回来才要奶奶孩子。父亲是饲养员，使唤牲口在村里劳动。晌午由我和父亲喂妹妹吃些饭。妹妹每天在家里嚎哭，种下了一身的病痛终生难癒。后来我大了上地劳动，种麦子时，老人们说，那年播种小麦时，要反复种两三遍才能把要求种足的120斤麦种下进地里。我们这里气候寒冷，历来不种小麦。农业合作化后，上级号召种小麦，让社员改善生活。最好的地里亩产不过200跨零斤。一般都只能打100多斤。作者写的“开门红”我不清楚，但我知道大年初一上工搞“开门红”，是农业集体化生产时经常搞的一个形式。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文革后期的学大寨运动中，每年傍住立秋，上边就要下命令，说是“今年的秋势已定，为争取明年的大丰收，农田基本建设要立即上马，掀起学大寨运动的 新高潮”。所有的劳力便都转向了“刮荒压蒿”的运动。待到大秋一收，便全民总动员，家家“清晨一把锁，晚上一盏灯”，人人“一天两送饭，起早黑搭干”。掀起了“拦河、劈崖、推土、垫地”学大寨的农田基本建设运动，直干到来年春耕前。春节期间不停工，正月初一到初六，都要上工劳动，年轻劳力往地里运肥，搞“开门红”。作者继续写道：
“春耕还没结束，又抽调民工到晋城、高平修铁路。到县里的东、西两条大河修水库。我的婶母两只小脚也被调往高平修铁路。我母亲和几个小脚妇女也被抽调到公社黄河滩水库挑土填坝。到安锄时只剩下生产队长和十几个60以上的老壮年。”
公社修黄河滩水库的事作者可能记忆有误，时间应该是在1959年的冬天。黄河滩水库就在我们村的西河滩。河两岸的山沟里挖的净是土窑。沟外的土地都劈了垫坝。我们村也住着修水库的人。父亲每天赶着牛车到水库工地拉土。我记得我还去替父亲赶过一次车，早晨赶车到工地，拉一车领一个票，傍晚点过票，完成任务回来。第二年春天水库修成完工，夏天一场雨在正河床上冲开了一个顶底大豁口。又误了一冬天补修起来。整整十年后，1971年夏天一场大雨，水库的大坝又从这里决口，下游村庄河边的房屋被卷，有人被冲走。这次被冲垮后，水库没有再修。至今，断口的大坝仍横在那里。水库存在十年，对我村来说，村民上地或是到公社开会赶集必须多绕五六里的路程；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益处，就是一河两岸的庄稼十年防止了被霜冻。至于被劈掉和淹没的耕地，已经公社化了，没有人在乎。水库被冲后，被淹没的耕地又还原了，而公社水库指挥部所占用我村的约二三十亩耕地却成了公社的土地。公社先后在此经营起了拖拉机站、林场、牧场。听说1984年上级曾有过对大跃进中平调农村集体的土地归还农村的政策，不知道公社、大队两级主脑达成了什么交易，土地没有归还，至今仍由镇政府占着。作者回忆到1958年的大炼钢铁运动说：
“在正耨地时，大搞钢铁运动又来了。每个生产小队都领到了炼铁任务，每队一张炼铁炉，公社在本村也办起了铁厂。整个村中沸腾了，一切军事化行动，牛拉人担运矿运炭，满山遍野火光冲天，人来人往不分昼夜，开展了大战钢铁运动。由于劳力缺少，想方设法挖掘劳力投入运动，当时传着几句话：“上至八十老公，下至八岁玩童，左至扶着拐棍，右至坐着板凳。”惨无人道的工作作风。就连小脚的妇女劳力，也得到往返十里的公社的石棚底、吕祖堂煤矿坑下抬炭。
经过几个月的折腾，一点钢铁也没炼成。为完成炼铁任务，就向社员开展了家家交废铁，户户摔锅灶的收铁运动。有的干部还派民兵半夜闯入民宅强行把灶具、农具、箱柜上的合页收去，顶了公社炼铁任务。”
大炼钢铁运动开始时，正是我“初小”毕业，暑假后上了“高小”。大跃进中，我所在的乡里办起了“高小”，离我村五里地，我属于这所“高小”的第一批学生。刚开学不久，我因病休学，父亲到学校为我办了休学手续，带我回家的路上，看到各处的山坡上有一簇簇修炉炼铁的人们。在村上，还见到有人赶着一群羊，每只羊身上拖着两块记不清是铁矿还是炭从我村经过；也听人们说过到吕祖堂煤窑底抬炭的事情。挨家挨户搜铁的事，我记得我们村开始是村干部们半夜里敲着锣鼓到家中叫开门搜的。至今清楚记得有一天夜里我醒来后，发现我的母亲在我躺的炕下放煤的洞里挖着什么。我以为是父亲又和母亲生气，心里惊慌害怕。原来是我父亲不久前才为家里买来的一架铁蒸笼不愿让被搜去，埋在了炕洞下的煤里。这天晚上母亲被叫去经过动员，回家挖出来自动去交了。有意思的是，后来这架铁蒸笼在我的邻居（村干部）家里一直用到了改革开放前夕。当时收铁那会儿，我还听说过有一个老党员，把从别人家里搜到的一把铁茶壶藏在了自家的侧所里。以下，作者从大炼钢铁运动写到了农村公共食堂的产生和食堂起初的生活景况：
“这就是1958年大跃进、大战钢铁，平调民工的紧张形势。为适应劳力外调，让更多劳力投入运动，随年八月，农村公共食堂产生了。
公共食堂刚开始，那真是‘公共食堂万岁！’光总结大锅饭好处，不按计划生活。每天粗粮细饭，顿顿玉米馍、玉米包、玉米饸饹、玉米面条，大吃大喝地过了一段，队里仓库空空，吃粮标准开始下降。 由于大战钢铁抽调人力太多，时间又长，回队收秋太迟。一场大雪将全年的血汗冻结在雪地里。出现了冰天雪地中寻粮现象，糟蹋的粮食无法计算。造成了人为的灾难。”
我们村的公共食堂成立时，粮食是从各农户家中收起来的。农村中过去的中农户，一般都比较殷实，家中每年积攒下来备荒的存粮都被没收。我的一个本家伯父，与姆姆老俩过活。本人被送到乡政府禁闭起来，姆姆一人在家，粮食被全部没收。伯父放回来见棚上的粮食没了，急得大骂一通。无奈，后来就一直是见人就骂，骂过又笑笑。姆姆1961年死了。伯父则一辈子就那样阴阳怪气，直活到改革开放前夕。公共食堂才成立起来时，确如作者所说，社员们吃得非常好，虽然没有大米白面，但以当地的玉米、小米、豆类，麻油等，不断花样改调。晚上到雪地里去抢粮的劳力，回来还有加班饭。我们队的食堂安在我家的院子里，我家的两间闲房就是事务处。我在家养病吃药，不能吃食堂的饭，看到人们吃着食堂里的饭，还非常眼馋。秋天过后，食堂里从各家收起来的粮食基本上就折腾光了。到了冬天，不知是因粮食不足，还是要杜绝社员在家中安小灶，又进行了第二次搜粮。和搜铁一样，村干部们半夜里敲着锣鼓到家户叫开们，对各家的老柜、缸底进行清扫。记得父亲为了我吃药养病让留下些谷子，对收粮的干部们进行了抵制。第二天父亲到乡里找到邻居一个在乡政府当秘书的人说情，才留下了二斗谷子教我养病。第二年刚开春，上级开始号召要计划用粮，节约粮食。有一次食堂开饭时开会，大队干部要求炊事员要把打完饭后的锅巴留下干起来，当作面条调剂改善生活。紧接着，作者的回忆就从公共食堂进到了三年的“非常时期”：
“1958年，原本是一个大丰收年却变成了减产欠收年，社员生活标准每天平均0.8斤粗粮。但原来自留地的点滴粮食还能在家贴补点。59年---60年，连着二年遭灾，自留地回收，平均每人每天0.4斤粗粮。经过一年多喝稀饭，社员们确实到了艰难时期，也就是‘非常时期’，也叫，过渡时期’。有个别队领导还采取了向社员户收粮措施，严禁社员在家安小锅（吃补贴），便派民兵夜里巡夜，到社员门外偷听，发现安小锅，连人带锅揣到大队管委会处理。把社员们仅存的一点渡荒粮食也没收去，归集体所有。甚至于连社员收集的山上野生的千穗谷和榆皮面都收去了。那时的社员真是有苦难言呀！
上级各级政府也很重视社员生活，提出了‘低标准、瓜菜代，节约用粮，计划用粮’的号召。开始用玉米包皮、玉米棒、玉米茬造淀粉。（把这些料打成浆，过罗后，用石灰澄清食用）由于标准低，队长、事务长、炊事员多吃一部分，轮到大锅里更没多少粮食了。一大锅饭全队70口人，才下18斤谷子面，完全是槐树叶、榛子叶。吃完了树叶啥也没有了。社员肚里空空，饿得面黄肌瘦，去到地里只能消极怠工，坐下晒晒太阳，根本无力干活。生产队长常在食堂转，把社员哄到地算了事。那时有句话叫：‘队长坐炕头，社员坐地头，肚饥不能干，管它欠与收。’”
作者回忆他们村的情况，我记得在我村我们生产队有一次开会撤换生产队长，一位公社下乡干部在会上说的是：“队长坐食堂，社员坐路旁”。在我的记忆中，真正饿肚子是从1959年的秋天开始的。村里的生产队进行了调整，食堂已不在我家院了。正是农忙出力的季节，有一天，我为父亲犁地牵牛，中午从地里回来到食堂吃的饭，是煮着一多半红萝卜圪瘩的小米稀饭，我心中感到很不是嗞味。我至今对当时手里端着的那碗红萝卜稀饭记忆犹新。从那以后，就再没吃过一顿饱饭。秋后，我复了学。公社化后，我原来所在的乡撤了。我村上“高小”的学生又被分到了离村五里的另一所“完小”。从1959年秋天到1961年秋后，是人们对饥饿最难忍难挨的两年。直接饿死和因饿导至后来死人的情况大都发生在这两年。我家中还存有一份那时候的粮食卡片，记录着当时人口的吃粮标准。（因不懂电脑操作技术无法复制到文章里，只能用文字介绍在这里）
卡片是一张8开纸，一面的右边上方印着“粮食卡片”字样，下方是户名、年份，盖着管理区委员会的公章；左边的上方是一个小方匡表格，印着人口的吃粮标准，按年令分为一至三岁、四至六岁、八至九岁、十岁以上四等。还有一行是劳动日分粮。标准栏格空着没填。下方是注意事项：一、不准私自塗改；二、有计划用粮，节约归己；三、严格保存，遗失损坏及时声名（明）。另一面是“粮食消耗”表格，分年、月、日、摘要、借方、贷方、结余等栏（斤两单位）。改革前，农村中年度粮食分配结算都是从上年秋后的阳历10月1日算起。表内填写着我全家1960年10月到1961年2月的吃粮数，是1961年度的吃粮标准。摘要栏写着“11碗应吃”和“饲养员多吃”字样。我的记忆中一直是当时按大小口吃粮，分为5分、8分、10分三等，10分算大口。不料现在一看才是分着四个等级，最低为3分。在食堂吃饭，饭是按碗领的。每顿3个吃粮分领一碗饭。每月的吃粮数多少分农闲农忙不一。我家共三个大口，一个小口，妹妹三周岁，吃粮分为3分，全家吃粮分共33分，每顿11碗饭。10月份是秋收农忙，全家共吃粮95.4斤（市斤），大口10分为29斤。11月份66斤，10分为20斤。12月52斤，10分为15.8斤。元月份55斤，10分为16.6斤。2月份87.2斤，10分为26.4斤。每个成年劳力农忙时最多每天可吃粮9两，农闲时每天只能吃5两。妹妹3分每天只有1两半。父亲是饲养员，冬季每天赶车早出晚归生活重，五个月共多吃粮33.6斤。卡片是供年终分配结算的数据，记的都是粗粮。我记得在食堂吃饭标准最低时是每人每天三两八钱谷子面。晚上从食堂打出饭来，全家11碗饭如一锅清水，照得天上的月亮在锅里摆动着。在食堂里按碗领饭，正如回忆录的作者所说，经过大、小队两级干部、事务长、炊事员几层手，社员们真正落到肚里的粮食就更少了。
这两年我正在上“高小”。同学们吃饭每人都是一个大碗，一个小瓢。每顿打上一碗饭，先捞吃完菜叶，再喝完水，留在碗底的玉米圪糁半就只有一、两小瓢，不足一大口吃。宿舍在楼棚上，同学们从石阶梯上楼都只能爬着，站不起来。有的父母到学校里给孩子送干粮，等父母亲一离开学校门，同学们就围上去片刻分吃一光。刚收过秋后，每天下午的课后活动时间，同学们都到村边的地里寻找丢失的玉米和豆子颗粒，有时能寻到一小撮十几二十粒。晚上自习时，四人一盞小煤油灯，都用针头扎着在灯头上轮着一粒一粒烧吃。有一个同学为赢吃别人的一斤饭票，竟嚼咽了一截煤油灯的纸稔。星期天回到家里，同学们都要吃饱一肚，再带上干粮。大都是榆皮和糠面加少许玉米面烤的小饼子。不知道父母们是怎样弄到这些吃物的。也许是偷的。那个时候偷吃食物是普遍的公开的秘密。被抓着遭批斗甚至被捆打的大有人在。非常时期过后，社员们在饭场常常议论。邻居有一位比我父亲要大几岁的老农常好说的“这是社会造成的”、“太平年间贼杀贼”两句话，我当时印象虽深却不太理解，还感到有些诧异。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生活苍桑，我才渐渐地体会到了那位不识字的老农说的两句话含意的深刻。在学校最多到星期三，有的同学就忍不了饥饿要往家里偷跑，好多因多次偷跑被除名辍学的。作者最后写出了他们村的人们被饿的情况和饿死的人的姓名：
“到了冬天，有好多人出现了脬肿病，全身上下痛肿，四肢无力，连家门也出不去了。各村也采取了杀羊渡荒，喝羊汤。但杯水车薪，不解决大问题。从60年冬到61年春节前后，全村饿死了八、九口人。有：李老高、李二高（李志星祖父、叔祖父）、李金龙（又名老嘴）、赵存方（李冯富之父）、赵来连（赵新兴祖父）、王道平（王香儿祖父）等。”
我在学校，对我们村里人们忍渡饥饿的情形印象不深，只知道村上的树叶全被吃完了，就到远处山上去采摘野山树叶子。从来没人吃过的如槐叶、臭椿叶、榛子叶等都吃了。谷糠、野菜和上级号召的“瓜菜代”、“玉米轴、包皮、根茬与麦桔制作的淀粉”算高档的食物，要由干部分发，不是人人都能随便吃上。我父母把捡到的玉米轴和牲口吃草剩下的玉米杆圪截干了碾成面，蒸成小馒头，看着象红色的糕点，吃到嘴里却不是味，嚼不烂，难咽下。父亲得了脬肿病，隔几天能领到一碗羊汤喝。有两个老羊工和父亲年轻时都算是“哥们”，大队杀羊后，他们把丢下的羊蹄捡上送给父亲。父亲从来不食肉，可他却把那些羊蹄烫了毛，将骨头煮上，有时还可刮几小块肉，连汤带肉喝着吃着救了他的命。妹妹在幼儿院，一次不知怎么在厨房里没人时见有一碗饭便抓着吃，被发现后害怕，到厕所里躲藏，下半身掉进了茅坑，上身被茅梁石卡住哭叫，才被人听到救了出来。最惨的是我的外公姥姥。星期天我回家，和母亲给姥姥往家抬水。外公卷缩在炕上，一见到我竟有气无力地笑着摸出个小糠饼来说：“给小外甥。”当时我除了和平常一样觉得亲近外，没有什么异样的感受。不久，外公姥姥在不到一年里先后死了。我对外公姥姥的形象一直是模模糊地记不清。自从读了鲁迅的小说《祝福》和看过同名小说的电影后，不知怎么，祥林嫂使我对外公姥姥的形象越来越清晰起来。不但几十年难忘，而且至今，想着他们佝偻的形体，襟缕的衣衫，憔悴的面容,凄楚的言语，苦涩的笑意，回想当时在那个灰暗的小屋里的情景，就如同是在一处古墓穴里。
作者回忆录的结尾说：“1961年党中央发布了六十条，强调办食堂必须群众自愿。一个自愿原则，使很多人都不想进食堂了，所以自1961年春天，宣布食堂解散，告别了吃大锅饭的历史。”
从我家的那张粮食卡片上的记录可知，公共食堂的解散是1961年2月份以后不久的事。公共食堂解散后，人们自然有了许多渡荒生存的自主性。不过，由于吃粮标准无法提高，饥饿问题并未解决。就在解散公共食堂的那年冬天，人们悄悄地传播着一首“黄牛黄，黑牛黑，明年土地各归各”的民谣。村上家家户户都用玉米面或白面，包一颗桃核，捏成桃子蒸熟。每人必吃一个这样的“仙桃”，以保闯过饿死关口。1962年，通过贯彻中央“六十条”，“ 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缩回到了以村为基层政权（生产大队），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农业集体劳动组织。农村中被允许试行除“集体耕种收获、统一分配”以外的不同形式生产承包责任制，允许社员种少量自留地，之后的形势才有所好转。人们渡过了饿死人的“非常时期”，但却没有能从根本上消除饥饿的威胁。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夕，农村人口每年的基本口粮标准最高不超过280斤粗粮。丰收年成劳动日分粮可高点，欠收年成基本口粮更低。人们每年都是寅吃卯粮。春天就开始月月向大队集体借吃粮食，到秋天分粮时扣掉借粮，有的户口就不开秤。大队开仓放借粮时，还要看每个社员平时的思想表现和上工多少。人们基本上一直处在半饥饿的状态。
2013-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