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从知道胡适，连一直仰慕着的鲁迅，也根本不知其所以。
记得刚上小学，还是个不知世事的孩子，就听到过胡适这个名子，好象说他是个反动文人。大概是出于对文人的崇尚和对反动的好奇，很想知道文人是怎样反动的，胡适的名子便一直活在心里。往后无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只要听到或看到胡适的名子，便就想弄个究竞。
我仰慕鲁迅，始于上初中时在二年级学过的他写的《友邦惊诧论》那篇语文课文。那时我才14岁，鲁迅已离世26年。前些年回想鲁迅时，回忆当时学习那篇课文，除了一直记得的题目《友邦惊诧论》和文中有“国将不国”四个字外，其余，只能想起当时使我对鲁迅产生强烈仰慕之情的印象是他竞能直面揭露、挖苦、讽刺、抨击国家最高的政府当局。文章记述的实际事件、表述的具体内容和老师教我们抄在本子上的中心思想全想不起来。为此，专门买来一本中学语文必读《鲁迅杂文精选》，翻开一看，除了从没忘过的题目和那四个字，其余全然陌生。因此，我想，我对鲁迅的仰慕，不是出于对他和他的文章的理解，而是一种出自骨子里的天然情感。我仰慕的不是他和他的文章，而是他写文章秉笔直书，无视权势的气质。的确，自那时起，我是凡能见到的鲁迅的文章必读，而至今也没有能够明白读懂弄通鲁迅文章的能力。
没有辜负新中国对我的启蒙教育。我初中毕业，响应号召，学习董加耕，放弃学校读书，满怀豪情回到了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在倾国学《毛选》运动中，我从《新民主主义论》一文里第一次读到毛泽东说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那段名言，其中他说“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一句，即刻与我骨子里的仰慕鲁迅之情产生了强烈的共呜，使我似乎真正感悟到了毛主席的伟大、英明和正确。因此，我倾心要充当一个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鲁迅式的革命派。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到我的家乡时，我参加的第一个群众组织便由我起名为鲁迅战斗队。我用大字报革命武器毫不留情地向直接管束我的小官僚们和我认为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行为开火，并把他们挂靠于刘邓路线。直到被革命的棍棒伤筋动骨，象阿Q一样被不准革命，驱出革命队伍。如鲁迅曾经过的，我在不得革命的人生路上彷徨徘徊。
此前将近20年里，我只有胡适是跟国民党跑到了台湾这一点点记不清怎么产生的模糊印象。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国民党文人。据说，鲁迅和胡适是中国左右两个敌对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我虽然末能从鲁迅文章抨击的对象中查找到胡适的名子，可也的确有几篇提到过个胡博士。注释说文章是瞿秋白写的，包含有鲁迅的一些观点。以我的理解，胡博士可能就是胡适。文章象骂他是一个卖身投靠国民党政府的御用文人。
不得革命后，我的头脑禁不住自己胡思乱想：革命是什么？革命要干什么？鲁迅怎么没有参加共产党？他希望的“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是什么？我困惑。胡适究竞干了些什么? 鲁迅倒底怎样敌对胡适? 我茫然。鲁迅如果还在世会怎样？鲁迅如果再活20年、30年会被怎样？我疑惑。鲁迅是文学家么？我非常欣赏鲁迅的小说，尤其是《孔已己》、《狂人日记》、《阿Q正传》和《祝福》。其中《祝福》对我感染最深。因为我在祥林嫂的影子里清晰地见到了我本已记不清的外公和姥姥。他们佝偻的形体，襟缕的衣衫，憔悴的面容,凄楚的言语，苦涩的笑颜。他们在非常的时期死于饥饿。因此，我想，鲁迅如果不是把他的笔墨文字当作投枪匕首与中国的权势们肉搏，而能象曹雪芹一样十载批阅他的小说，或许会在中国文学史上建起继《红楼梦》之后的第二座文学高峰。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年月，报刊上公开发表了毛泽东1954年10月16日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我从中第一次看到了胡适的名子。信中说“胡适派唯心主义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了青年三十年”。关于胡适的文字仅此而已。从信的标题和内容看，胡适和《红楼梦》有关。20世纪70年代的评《红楼梦》运动提到胡适，只是说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早被批倒；找不到关于胡适的更多文字，《红楼梦》也被禁。倒是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看到鲁迅说：“经胡适考证，使人们知道了《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雪芹的身世很和书中所叙内容相合，由此可知《红楼梦》一书大部分为作者自叙最为可信”。鲁迅肯定胡适的《红楼梦考证》。
1980年的春风刚解冻时，我终于寻得一部四卷本的《红楼梦》，便使劲咀嚼品味起来。一晃梦过三年。就在我迷恋于红楼时， 在一个削价书摊上买到两本由两位红学家同于1980年成稿、1981年出版、内容大致相同、观点基本一致的红学史著，让我读到了评说胡适的成篇文字。两位红学家都肯定胡适考证《红楼梦》的成果，说他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及其身世和《红楼梦》的成书过程都是历史事实；却否定胡适研究考证《红楼梦》得出的结论，说他曾鼓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抵制马克思主义，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科学考证方法是资产阶级唯心论，他研究考证《红楼梦》是为了宣传反动的实验主义，所以他研究考证得出《红楼梦》是作者自叙的结论是反动的自然主义。史书介绍了1954年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批判胡适的政治运动。运动中批判胡适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最主要的、集中的代表者；他的科学考证方法是资产阶级唯心论；他研究《红楼梦》和其它古典文学是从美国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实用主义观点出发的，不可能作出正确科学的评价。显然，两位红学家对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相同一致的矛盾观点都是经这场批判胡适运动决定了的。史书对胡适的评说使我知道了胡适的反动主要有“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两项罪证。这时的我已到不惑之年。我从我所能想到的这两句话本身的所有含义中，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胡适是怎样反动的。因此，我觉得，胡适这个人恐怕不是一顶简单的反动帽子能将他完全掩没了的。
又过了20年，偶然读到一本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将我60年的所谓知识荡涤净尽。没想到还能忽然发现两本多位学者专论胡适鲁迅的书，我如获至宝。几乎想一夜之间填起60年的虚空，一口气连读几遍。两年多时间里我被埋在书中，读着书上褒贬不一的字句，想着60年身历眼见的事理，一点一滴，慢嚼细品。算是间接弄出个胡适的大概究竞；对鲁迅有了些初浅的认识。
胡适是一位学贯中西、著述等身的学者。1910年留学美国，1917年学成回国在北京大学教书。他与和他同时代的鲁迅、陈独秀、李大钊彼此敬重，朋友交往；在学术上相互请教、切磋、讨论、商榷。他们的身世背景相差不多，个人自由的价值取向一致，一般文化的选择也相同或相近。胡适首倡，他们共同发起、相互配合、成功推动的白话文运动，在中国文化史上开创了以“五.四”思想解放为标志的一个全新时代，都被尊为中国新文化革命的主将和导师，在那一代人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和声誉。在他们的周围有一个人格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关心国计民生，评论时事政治，提倡民主科学，反对专制独裁，千方百计用西方之火点燃照亮中国从古代型走向现代型道路黑暗的蜡烛；充分发挥着公共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他们共同的追求是在中国建立一种保证个人自由的前提下实现尽可能对弱者有利的广泛社会平等的公正秩序。对争取实现这个理想目标的主张，即具体解决中国现实的问题的方法，意见不尽一致。
胡适认为，一切的理论都不过是一些假设而已，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五.四”之后，国内倾向于谈主义。他预感到这个趋势的危险，1919年7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警告，说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只可认作一些假设待证的见解、参考认证的材料和启发思想的工具，切不可认作天经地仪的信条、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和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若要知道一种主义在何国何时适用，何国何时不适用，需先知道这种主义发生的时事情形和社会的政治状态是什么样子，然后可以有比较，下判断”。8月，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提出与胡适不尽相同的见解，认为“问题与主义不能截然分开。研究实际的问题与宣传理想的主义是交互为用、并行不悖的”。他们都把“主义”作为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论争是如何看待“主义”。其实，胡适虽未轻易信奉马列主义，却也并非要专门抵制马克思主义。此前此后，他从未发表过一篇批评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而在1926年，他曾一度发表文章和给友人写信，热情赞扬“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一场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幻想过苏联“依此趋势认真做去，将来可以由狄克推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他曾写文章主张国民党政府把东北让给中国共产党去试验搞共产主义，试验好后再行推广。他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与他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的学术主张一致。
他的学术主张是把近代西方社会学方法与中国古典学术和史学方法相结合的一种系统的思想方法，即：困惑疑虑导致思考、指定疑难点、假设种种解决疑难问题的办法、在所有假设中选择一个可能解决疑难的办法、证实这个可以解决疑难的办法。他将这种系统的思想方法归结为“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事实”；说科学的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这种治学的方法使他在中国哲学、文学、史学、古典文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版本学以及历史、地理等诸多领域的研究、考证方面都取得了开创性成就，并启迪了一批又一批的有为青年。因此成为现代中国学术和思想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堪称一代宗师，桃李满天下。
“五.四”运动时期，胡适和陈独秀是青年毛泽东心目中的楷模。毛泽东胡南一师毕业后第一次到北京，专请胡适与他的新民学会会友进行了学术及人生观的谈话。之后，他在湖南投入“五.四”运动，宣传胡适的思想，介绍胡适的书籍，拜访请教、争取胡适的支持，接触交往甚密。胡适也赞扬他写的《民众的大联合》文章眼光远大，议论痛快。1920年7月9日，毛泽东致信胡适，说“将来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他从事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后，从未放弃过争取胡适的合作与支持。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知识分子分化为所谓左右两翼。胡适被认为是右翼的代表。鲁迅倾向左翼。鲁迅没有参加共产党。胡适没有参与国民党。各自坚守不依傍任何政党、不迷信任何成见的独立精神，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研究当时中国的问题，用负责任的言论发表各自的思考结果。
鲁迅倾心革命，但一向对把革命当饭碗的人保持着警惕。他认为：革命是并不稀奇的，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正是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他始终站在被压迫者的立场上用文学的眼睛审视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他看到革命在中国的历史，只是“暂时做稳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交相更替”；“革命创造的新世界只不过是花样翻新的老中国“；“专制换了人和招牌，奴隶又成为奴隶的奴隶”。他看出中国历史怪圈中的统治者全是奴隶主，奴隶主统治的实质是“吃人”； 识破了专制制度是专为奴隶主既得的“吃人”的权力和利益而制服被吃的奴隶的奴役制度，奴隶与奴隶主之间没有可以调和的余地。因此，他横眉冷对一切权势，怒视任何形式的奴役关系。拿笔墨文字当武器，无情地暴露着现实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丑陋，掷统治者以投枪匕首，讽顺从的奴性以刺；坚决要彻底摧毁奴役中国4000年的奴隶主专制。革命就是要“创造一个既没有奴隶又没有奴隶主的第三种时代”。
鲁迅的存在令中国的权势们不安和恐惧。国民党政府不断发出着对他的逮捕通缉；同一阵营中有对他的暗中监视和背后袭击。
“五.四”时期，毛泽东与北京大学的许多人有接触，但与鲁迅没有任何往来。红军长征前，毛泽东在江西瑞金与瞿秋白、冯雪峰一起喝酒时，第一次听他们谈到过鲁迅。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鲁迅请美国朋友史沫特莱托人向中共中央表示祝贺，说“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次年10月便与世长辞，年仅56岁。
胡适认为暴力破坏不会产生任何进步，社会的进步是许多渐渐的改革积累起来的。他始终以社会的独立一员、用哲学的理性思维、从世界范围分析中国；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渐进改革。他终生不倦地倡导着世界上已有共识、已经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了的制度化的民主社会，即：政府的统治需得到被统治者同意、公民言论、结社和集会自由、合法批评、反对和制裁政府的民主政治；老百姓对自己辛苦血汗所得有所有权、全国人都靠两只手一个头脑建设而不是靠几个政府官吏替全国人计划的自由经济；限止政府统治权利、保证公民个人权利不被政府侵犯的法治制度。他最早从思想深处剖析了孙中山学说中以民众素质低拖延宪政、以民权否定人权、以集体主义否定个人自由的独裁主义成分与国民党打着孙中山思想招牌实行专制主义的关系。他用毫无顾忌的言论纵论时局、点评国是，指出国民党的运动始终是保守的极端民族主义；批评国民党以党建国、以党治国、以党专政的极权专制；指责国家主义者打着国家的幌子肆意剥夺个人自由，依靠专制主义手段欺压人民以掠取既得利益；批评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不配称为民国；要求将蒋氏父子不受限止的行为诉诸法庭辩明是非。他用明白畅晓的道理催发民众觉醒，呼唤民众和平抵制专横压迫，说“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残人的个性不使其自由发展”；“若要国家政治清明、贪污绝迹，只有一条路，就是每个小公民都得挺身而出管管闲事”。
国民党屡以“侮辱本党总理”、“抵毁本党主义”、“散布毒素思想”、“阴谋煽惑民众”、“颠覆国民政府”等罪名要求逮捕拿办胡适。蒋介石屈于胡适的威望，一面说胡适反党，是思想敌人；一面邀其家中作客，私情交易。多次请求胡适从政，担任教育部长、行政院长、总统候选人等。胡适每以友情应约，不亢不卑，态度从容。他力辞做官，拒绝从政。谏蒋以诤言，直斥政府弊端。促其立宪，实行法治。劝其约束政府权力，放弃连任总统，改变一党专制，走民主道路。他以他对西方民主社会的理解和他以为蒋介石亲美的倾向，期望借助政治力量推动中国改革。
鲁迅看不怪胡适与蒋介石专制政府的暧昧关系，对其进行过无情的嘲讽、批评和抨击。胡适提倡宽容，从不排斥异己。在他的文章和书信中一直把鲁迅、陈独秀、李大钊作为终生纪念的老朋友。
我觉得，鲁迅认为的革命，正是胡适说的改革积累。胡适主张的渐进改革，就是我们通常以为的非暴力的革命。用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的学说理解，应该说胡适主张的改革是人类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手段，鲁迅认为的革命是社会经过一系列改革发生的质变，是社会的进步。他们表达的情感不同，而改变阻碍社会进步的中国专制统治的实质一致。胡适思想，鲁迅精神，呈现出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和尊严；是改变中国落后命运的宝贵财富。
遗憾的是，鲁迅的匕首投枪没有削弱中国专制的淫威；他过早倾尽了自己的生命，中国的专制仍在变本加厉。胡适的肝胆诤言未能软化中国专制的铁心；他为求民主挣扎到了生命的最后，终带着对到台湾岛上继续专制的蒋介石的大失所望而长逝。
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为中国的专制提供了合法口实；因而摧断了“五.四”一代先进知识分子开创的中国民主和科学之路。
鲁迅逝世后第二年，发生芦沟桥事变。胡适肩负国难出任中国驻美大使为抗战争取援助。毛泽东在延安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第一次谈鲁迅，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用鲁迅精神号召中国知识分子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抗日。之后又在他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为鲁迅盖棺定论，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说“鲁迅的骨头最硬，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托人在美国“代问老师胡适好”。日本投降后，胡适从美国致电毛泽东感念旧好，并要求中共放弃武力，准备作中国的反对党。第二年在一片欢迎声中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国共谈判失败，中国人又被拖入内战。解放军包围北平，共产党劝胡适留下来作图书馆长，胡适没接受。与此同时，蒋介石请胡适到南京出任行政院长，被胡适拒绝。蒋介石败逃台湾后，胡适流亡美国，与在台湾的朋友雷震等人创刊《自由中国》，继续为中国的民主和自由疾呼。
与新中国同生的人，几乎都把毛主席高度评价的鲁迅一直作为自己敬仰崇拜的偶像。而在新中国刚建立不久，却有经历过鲁迅时代的人问“假如鲁迅还活着的话，党对他怎么安排？”，有人说“鲁迅如果活着，也要看他的表现，再分配适当工作”。还有人说“鲁迅如果活着，就没有胡风集团而是鲁迅集团”；“鲁迅若在，难免要当右派”。毛泽东说“以我估计，他要么是关在牢里还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在美国的胡适说“鲁迅如果活着，也是要被砍头的”。鲁迅著作编辑委员会的负责人竞扣压了鲁迅的一千多封书信。毛泽东临终前还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圣人，古代的圣人是孔子，现代的圣人是鲁迅”。
胡适鲜为中国的普通百姓所知。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批判胡适时，仍说胡适对新文化运动有功劳。胡适在美国看了批判他的200多万字资料，想解开而始终没能解开一个迷：他从没有发表过一篇批评或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什么会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他仍说“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之后，毛泽东至少曾又两次通过胡适的朋友劝胡回国，说批判是针对他的思想，不是他本人。胡适说“除了思想外，什么是我？”。在台湾，《自由中国》的言论经常触犯蒋家父子忌讳，被指责为“思想走私”、“为共党统战铺路”，受到国民党御用报刊围剿。蒋政府的国防部说“胡适名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 此时的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在怀疑美国人要扶胡反蒋。毛泽东说“如果胡适上台更不好办”。而早在1950年，美国远东司确曾有过一个暗杀蒋介石由胡适取代之的计划，遭到胡适的拒绝。胡适在美国居住20余年，从未申请过绿卡。1958年，落叶归根，回到台湾定居。 在就职中央研究院长典礼仪式上与到场颂扬他的蒋介石发生正面冲突。1960年9月，《自由中国》因刊载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的文章被禁，雷震等人被以涉嫌叛乱罪逮捕判刑。胡适营救受挫，不久心脏病猝发。1962年2月24日在被围剿声中倒下，终年71岁。在他的遗嘱中，让将他遗留在北京的102箱书籍、文件捐赠北京大学；留在美国的手稿、书籍、文件捐赠台湾大学。清点他的财产，除了书籍、文件，只有余款153美元。两年后，毛泽东至少还有一次谈到胡适，说“对《红楼梦》的观点，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起，脑海里沉浮着许多模糊难辩而又驱之不散的影象。有时似觉象自己的幻影，因而深感不安。当我涉入鲁迅和胡适的思想世界时，这些东西异常活跃起来;形象渐渐清晰，情状使我脸红。有的鼓唇舌嘴皮动状如泥胎，有的弄笔墨四肢舞形似木偶。他们与鲁迅胡适形影不离，却不知都何名何姓。我想，他们可能就是鲁迅说的那些帮闲的文人或奴才？鲁迅说帮闲的文人“主子闲时是帮闲，忙时就是帮忙，倘若主子作恶便就是帮凶”。至于奴才，鲁迅说一个奴隶争扎没有成功，不过还是奴隶；倘若还要“从奴隶的生活中寻出美点来加以赞美抚摩，那他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胡适则说极权主义造就的是“完全丧失独立人格的奴才”；“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2008年7月5日于陋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