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所抗日战争时期设立在昆明的综合性大型，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组成，其在办学的八年时间里，培养出了2名诺贝尔获奖者，176位院士和无数个人文学科的大师，这所大学就是蜚声中外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在诸多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中，有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有从教育学的角度出发，有从西南联大的精神出发，有从革命历史出发，有从制度方面出发，也有从文学史的角度出发，凡此种种，著述颇多。而我只想从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上与课后的互动关系这样一个角度出发，阐述我对大学教育的看法，从西南联大出发，反观今日的大学。

当时的西南联大教授可谓大师云集，从一段介绍西南联大教授的文字便可以简单窥视教授的背景：“当时联大教授180人左右，有156人在国外留过学，留学七八年以上的不少。其中留美97人，留德、法38人，留英18人，留日3人，在其他国家留学和在多国留学的21人。联大常务委员会的3名常委中两人留美，蒋梦麟是教育学博士，梅贻琦的工学硕士；5名院长都是留美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文系外，皆为留学归来的教授” （王喜旺：《学术与教育互动：西南联大历史时空中的观照》，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第87页）。

而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多是北大、清华与南开的肄业生，学生素质较高，这样的学生质量在国内范围内都可以说是名列前茅的。在那样一个战乱时期，无数的学子在交通困难和经济窘迫的情况下毅然奔赴大西南，报考西南联大，而不少转学生也是奔着西南联大的学术水平而转投联大。

氛围自由的课堂

1、通识教育

在梅贻琦的《大学一解》中就表达了对通识的看法：“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陈平原 谢泳著：《民国大学——遥想大学当年》，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第336页）。

“所谓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也称（Liberal Education），是近代西方大学所普遍推行的教育方针和思想体系，简要说来，该思想主张一个大学生，不仅应有专门的知识，无须接受普通教育，此普通教育并非专门知识的准备，而应渗透在整个大学课程中。普通教育的目标是在共同的文化中培养具有共通理想的公民。大学四年的课程，至少要有三分之一课程属于普通教育，每个学生对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种，都应该融会贯通”（黄延复 钟秀斌著：《一个时代的斯文》，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第160页）。

联大的课程包括共同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三部分，而体现通识精神的是共同必修课。“全国性的共同必修课主要集中在一年级，包括：国文、英文、三民主义、伦理学、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一门社会科学基础课目（可任选：社会学概论、法学概论、政治学、经济学）和一门自然科学基础课目（可任选：地理学概论、普通心理学、普通地质学、普通生物学、普通物理学、普通化学、普通数学、普通微积分）”（西南联大研究所编：《西南联大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第108页到109页）。

这样的课程设计和现在美国大学里的核心课程很类似，旨在让学生拥有一个广博的知识，同时学会独立地思考，学会综合性地看待问题，能够将知识融会贯通，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国内的通识教育进行了一些年，各种讨论应接不暇，但无论讨论如何的繁多，根本上还是要向回看，就像许纪霖所说的：“中国的大学教育，不必学西方，只要回到民国的传统就可以了。不必和世界接轨，先和传统接轨，我看已经大有希望了。你看西南联大，虽只存在短短的8年多时间，但培养出2名诺贝尔获奖得者，176位院士，无数个人文科学的大师。世界上还有第二个这样伟大的大学吗？”（许纪霖：《读书人站起来》，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1，第78页）。

赵瑞蕻在回忆中写到：“联大实行‘通才教育’，即‘自由教育’，强调基础教育和锻炼，十分重视基础课程，许多名教授担任基础课（比如说，中国文学史、西洋通史等），也有配合助教进行教学的。必修课外，开了许多选修课，甚至一门相同的课由一至二、三个教师担任，各讲各的，各有其特色，这就有‘唱对台戏’的味儿，起着竞赛的互相促进作用了。每个教授必须担任三门课，而且上课时很少照本宣读，主要讲自己的专长、研究心得”（赵瑞蕻：《离乱弦歌忆西南联大作者》文章来源：《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2期）。

在﹝美﹞易社强著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中也写到了当时的通识教育：“联大以美国的通才教育为楷模，它的课程设计有意放宽口径，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按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不过可以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地质学中任选一门，而两门必修的社会科学可以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中选择。每个学生都得学习哲学入门和科学概论。即使是所有学生必修的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等核心课程，在不同班级和教师中也有相当大的选择余地，而且在头两周可以自由补选或退选而不受惩罚”（﹝美﹞易社强著 饶佳荣 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第111页）。

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不仅仅体现在了课堂的教学与课程设置上，也体现在西南联大教授的知识背景与学术背景上。如果只有“通”的课程设置，而教授们没有“通”的背景，通识教育也是难于实施的。“所有教授都是科学、文化、学术素养很高的专家”，而在这些教授中，很多人都是知识面非常广的，可以说是中西古今兼通的。比如“闻一多精通中国古典文学、西洋现代文学，又是诗人，画家、书法家”（西南联大研究所编：《西南联大研究》第一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第51页），而梅贻琦则是“听音乐、看评剧、鉴别书画、欣赏诗词，都有极高的修养……平时看书的范围很广，除最新物理、工程等书报都经常研读以为，本来就四书烂熟，五经时常引用，史地、社会科学的基础一点儿不忽略；最忙的时候，床头仍有英文《读者文摘》与王国维《观堂集林》”，而两度出任教务长的潘光旦也可以说是学术上的通才：“他开过家庭教育、优生学、人才论、中国社会思想史等课程”，“陈寅恪是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等贯通的大家……除此以外他还精通中国传统医学”（王喜旺：《学术与教育互动：西南联大历史时空中的观照》，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第89页）。

其实通识教育的意义不仅在课堂之上，课下学生也要增加阅读量，多参加学校里的学术活动和讲座。国内的通识教育的问题就在于虽然科目繁多，却只有表皮而没有内涵。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科目也很多，但其课程的核心还是西方文明，在繁多的课程中保留了一些核心课程作为人人必修的课，就像当年西南联大里的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当然在我们的大学里，核心课程，尤其是大一必修的核心课程同样是有的，但却没有核心课程背后的核心的精神，也就是一种文化，一种文明，可以延续几千年的内涵。或者是有了这样的课程，也有了诸如国学课一类的课程，却成了一种概论课，从头拉到尾，拉一遍，课程之中少了教授个人的精华与思想，更少了学生的参与和讨论。

在甘阳的《文明•国家•大学》一书的大学部分就针对通识教育以及国内大学通识教育的种种问题开展了论述。我想在这里简要区分两个概念，也就是区分General education 与Liberal education的概念。General education可以译为通识教育或者八十年代以前译的通才教育，一般教育，普通教育，而Liberal education 可译为博雅教育，人文教育，或者自由教育。这几年一直有人在提通识教育，大学也在推行通识教育，但这样的通识教育制度学习的还是美国大学的教育制度。而美国的通识教育的出现是因为受德国模式的影响，过分强调专业化，而中国实行通识教育前，则是受苏联模式影响，强调专业化，分工化，重视自然科学，实用性，因此如果照搬美国的通识教育制度则多少不妥。美国的通识教育的出现，是为了让学生能够获取广博的知识，融会贯通，根本还是为了让学生掌握西方文明的内涵，学会独立思考，拥有判断力。前面提到的Liberal education 则起源于古希腊，培养的不仅仅是知识广博的人，而是培养一个自由的公民，拥有优雅的气质，说白了就是知识界的精英。Liberal education的大学在美国主要是存在于文理学院中，不分专业，或者专业化不强，旨在培养一个可以继续深造的人。而General education 存在于美国综合类大学的头几年，先博后专。今天在中国，通识教育仅停留在表皮，而博雅教育，或者说自由教育，人文教育却还没有真正开始。

2、教授的授课方式

无论是从西南联大教授的留学统计来看，还是他们所涉及的领域，都体现了一个‘通’字，体现了兼容并包的精神，这也是西南联大的精神之一。在这样一个兼容并包的环境中，容纳了古今中外的种种知识和种种思想，并不强调某一方面，各种知识与思想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形成了一种开放而自由的环境，自由的氛围也就多来自于此种开放并包的精神。“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学生思路开阔了，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不一定非要同意老师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何兆武：《上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1，第110页到111页）。

“联大教授授课风格各异，但一般都反对照本宣科，而重视讲授自己研究所长”，教授课前都做了非常认真的准备，“例如外文系的吴宓教授，他所讲授的最精彩的课程是欧洲文学史，文学与人生，英国浪漫诗。讲课时，他自己完全融入于作品之中，他的课极富感染力。他备课极为认真，每讲授一次欧洲文学史，总要尽力重读他已十分熟悉的从荷马史诗，直到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的原著”（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57页）。

老师在课前不仅认真备课，课堂上也用一种引导的教学方式，而非灌输。

“社会教条的宣传是‘教育’，一切公式的灌输都是‘教育’。如果这一类的措施是教育，北平便宜坊中填鸭子的勾当也不失其为教育了。因为凡属经过‘填’的鸭子，确乎在短期之内会有长足的发展，而可以派一种特殊的用处，就是任人宰割，大快朵颐”（ 陈平原 谢泳著：《民国大学——遥想大学当年》，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第314页）。我们都知道这种灌输式的教育是一种填鸭式的教育，也是一种失败的教育，就像是工厂流水线上被加工的产品，出来的都是一模一样，而缺乏的是特点和多样性。反观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比如小学教育，老师对学生的要求是一样的，无法因人而异，那种最听话的，做的和老师所要求的最一致的学生便是公认的好学生，而那些淘气的，调皮的，或者有想法的学生往往被认为是不合格的差学生。学生被从小就要求上课背手、挺直腰板地听课，也要求按照老师所讲的，老师的笔记去回答问题，偏离一点就被认为是上课不认真。这样的问题甚至发生在现在的大学里，一些老师会要求学生完全按照老师上课的内容回答问题，言外之意就是，你的回答越是接近老师讲的，你就越是在认真地听课，这种类似小学生教育的课堂，对于检测学生是否听课了不失是一种手段，但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难道教育的目的就仅仅停留于此吗？是老师把学生弱质化了，低龄化了，还是学生在这样长期的死板僵化的教育之下也习惯了低龄化？

其实大学自由氛围的产生，除了外部环境的原因，最重要的就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一所大学，在资金短缺，设备简陋的情况下，并非就不能成为一所优秀的大学，比如西南联大，因为大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在教师和学生。纵观早期的欧洲大学，在现代大学成熟以前，其实就是学生找老师，一群志同道合的学生寻找老师，然后才组成了一所大学，或者是老师找学生，因此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应该是互动的，是一个有机体，在共同理念的支撑下，便可以形成最好的大学教育的雏形。

在这样一个教师引导学生的环境中，是应该包括各种观点的碰撞，也应该是鼓励不同观点的。

在金岳霖的课堂上：“只记得有一个湖北的同学，年纪很大了，课堂上总跟金先生辩论，来不来就说：‘啊，金先生，您讲的是……’我们没有那个水平，只能听他们两个人辩。我觉得这样挺好，有个学术气氛，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思想；如果什么都得听老师的，老师的话跟训令一样，那就不是学术了”（何兆武：《上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1，第112页）。

“自由的教育是与‘填鸭子’的过程恰好相反的一种过程。自由的教育不是‘受’的，也不应当有人‘施’。自由教育是‘自求’的，从事于教育工作的人只应当有一个责任，就是在青年自求的过程中加以辅助，使自求于前，而自得于后”（ 陈平原 谢泳著：《民国大学—遥想大学当年》，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第314页）。可见在这样一种引导而非灌输的教育里，老师的角色更应该是一种能够引导学生自求的角色，那么就不应该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而应该是思维的启发者，老师给予学生的是思维方式的展现，引导学生跟随自己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学到的是不一样的思维方式与思考问题的角度。当然思考问题的角度也应该是多元的，是并非唯一的灌输，而是多种角度出发，不论学生赞成哪一种角度，只要合理，就应该允许其存在。

在美国哈佛大学里有一门非常热门的课程叫做“正义”，其教授是著名的政治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在他的课堂里，没有定论，没有一种角度的灌输，只有不断地发问，不断地让学生提出看法和认识，然后进行辩论，随着问题的提出，回答，再辩论，再提出新的问题，再回答，再辩论，层层深入，便会越来越接近真理，其实这也是一种“苏格拉底的方式”――不断地诘问、应答、反驳和再追问。

传道、授业、解惑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教师应该有的责任，而当时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将传道、授业、解惑这样一种引导式的教学任务统一解决于课堂之上并深受学生欢迎的教授要算是雷海宗教授了。在一篇名为《回顾西南联大人物历史，启示当今高等教育方向》的文章里作者就回忆了雷海宗教授上课的情形：“他教学认真，讲授富于计划性和条理性，语言生动声音宏亮，上课堂不带片纸只字，但对历史人名、历代重要人物的生卒年月、地名、年代、参考书目，娓娓讲来如数家珍。随手板书，从无错漏。在三尺讲台上，凭三寸不烂之舌和大脑积存的学问与智慧，把传道、授业、解惑三项教学任务统一解决于课堂之上深受学生的欢迎。授课精湛的名声迅速在学生中广泛传播，以至在他讲课时闻风前来旁听的学生或校外人土，趋从若骛。在他上课时，能容纳约200人的大教室，熙熙攘攘坐满了人，座无虚席，临教室外走廊的窗户打开，窗外也站满了旁听人众或迟到没有找到座位的选课生。真是名噪一时之盛。那时在联大学生中好似有个说法，上了联大，名师如云，真是幸运，但是如果没有上过雷海宗潘光旦的课，这联大就白上了。这就以实例说明了‘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雷海宗的例子，是联大名师授课的典型和特色，极具‘启示’价值”（申泮文：《回顾西南联大人物历史，启示当今高等教育方向》，文章来源：中国网 2004年09月14日）。

若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教授讲课讲的好，自然是不会有什么点名答到的，因为强制式的教育是教不出优秀的学生来的，同时好的教授也应该是允许学生旁听的，而非是关着门，不允许其他人进来的。在这样开放自由的环境下，学生能够更加主动地学习，也拥有了更多选择的余地。

西南联大正是在这样一种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环境下，才能培养出后来那么多的大师与院士以及诺贝尔奖获得者。

关系紧密的课下

1、课后从游

“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此则于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这段话出自梅贻琦的《大学一解》之中，表达了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从游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课后教师以身作则，学生在潜移默化之中增长学问和学会做人。

现在的大学里，教授除了在课堂上讲述课本的内容外，很少找时间和学生进行课后面对面的讨论，交流，甚至很少将学生请到家里或者组织一些小型沙龙。殊不知，很多知识，很多学问与很多道理，尤其以身作则的学问却是在平时潜移默化中才能学到的。也就是“使学校教师学生二者之间，皆为人的关系，而非物的关系……如此则教育不至为‘机械化’，不至为‘凡庸化’”（陈平原：《大学何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0页）。

在《联大教授》一书中就记录了一个关于雷海宗当年的故事“雷先生关心青年学生的成长，和蔼可亲，不仅在讲堂上认真讲课，循循善诱地引导研讨班学习讨论，而且课外悉心尽力地指导他们读书写作，并热情地关怀照顾他们的生活”，而在回忆张奚若老师的文章里写到“每逢春节，他都要我到他家过年，和他一家人一起吃晚饭，无拘无束”，同样是张奚若，回忆的文章里就写到“张先生本人就是一位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同情心的老师，既言传又身教，感人之深自不待言”。（杨振宁 汪曾祺 冯友兰 吴大猷等著：《联大教授》，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第79页和第119页和第116页）。

李赋宁在《回忆我在清华和西南联大的八位老师》中回忆到张奚若先生和吴宓先生时，这样写到：“因此吴先生常带我去张先生家喝午茶。张先生在欧美留学和工作多年，熟悉西方社会风俗，习惯，乡土，人情。张夫人杨景仁女士早年留学英国，习文学。张先生和夫人都好客，健谈，且都喜欢在中国话里夹杂英语。我从他们的谈话中学到了许多有用的文雅的英语词语和有关西方文化的背景知识”（杨振宁 汪曾祺 冯友兰 吴大猷等著：《联大教授》，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第86页）。很多时候学知识未必要在课堂上才能学到，也未必要通过书本，若是有心好学的人，从生活里的点点滴滴中去发现，去思考，从所遇到的每个人身上，谦虚好学，都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时间长了，潜移默化，便会把别人的东西吸收进去，变成为自己的东西。而接触的人要是是一些拥有渊博知识的老师，那么所吸收的东西必然也会格调高雅，意境超凡，起点也就高了。

赵瑞蕻也回忆到：“师生之间可以随意接触谈心，可以相互帮助和争论；在春秋假日的假期中，师生结伴漫游或喝茶下棋，促膝聊天，海阔天空，无所不谈” （王喜旺：《学术与教育互动：西南联大历史时空中的观照》，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第127页），在当时的很多学问与人品俱佳的教授身边总是聚集众多的学子，大家一起谈经论道，师生的关系平等而自由。而当时在星期五、星期六上中国通史课的钱穆在这两天都住在西南联大的宿舍里，因此学生都去拜谒与请益，常常是络绎不绝的，无论学生询问的问题是否简单，钱穆都一一作答，没有倦意，“老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福建：福建出版社，2010，第40页）。

在那时的西南联大，虽然物资上是非常简陋，学校设备亦是简陋，资金不足，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课后的关系可以如此亲近与融洽，大家生活在一起，为了同一个目标努力。在战乱时期，在每日都要跑警报的日子里，却能为了学术的目的而努力，是非常难得的，这也是现在大学所不具有的。那种如同中国传统社会里书院式的学习方式，每日耳濡目染，亦是师亦是友，这也是构成大学自由氛围的一部分。大学的氛围不仅仅来自于课堂，更多的也是来自于课后。

西南联大在昆明时期，联大的教授多居住在文林街和青云街等地，因此在这些地方时常举行一些小型的沙龙和茶会，参加茶会的除了老师也有学生。在汪曾祺回忆沈从文先生的《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里就写到：“文林街文林堂旁边有一条小巷，大概叫作金鸡巷，巷里的小院中有一座小楼。楼上住着联大的同学：王树藏、陈蕴珍（萧珊）、施载宣（萧荻）、刘北汜。当中有个小客厅。这小客厅常有熟同学来喝茶聊天，成了一个小小的沙龙。沈先生常来坐坐。有时还把他的朋友也拉来和大家谈谈。老舍先生从重庆过昆明时，沈先生曾拉他来谈过‘小说和戏剧’。金岳霖先生也来过，谈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金先生是搞哲学的，主要是搞逻辑的，但是读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江湖奇侠传》。‘小说和哲学’这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他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也不是哲学”，又写到：“沈先生对学生的影响，课外比课堂上要大得多。他后来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空袭，全家移住到呈贡桃园，每星期上课，进城住两天。文林街二十号联大教职员宿舍有他一间屋子。他一进城，宿舍里几乎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客人多半是同事和学生，客人来，大都是来借书，求字，看沈先生收到的宝贝，谈天。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碧’的名字。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员’，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

在美国有这么一类大学：“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是美国高校的重要种类之一，以本科教育为主，特征是注重全面综合教育”，“同时，由于文理学院的规模小，师生间互动密切”（来自百度百科），这样一种大学的特点就在于人数少，但教授人数比较多，因此小班上课的同时，多名教授可以带少数学生，学生老师之间的互动与接触较多。同时这样的大学远离城市，大多数远在郊区甚至乡村，有一个较为清静而非功利的环境，非常类似当年的西南联大，对今天的教育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

2、教师鼓励学生自学

课上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而学生真正能够学到的大量知识还是来自于课堂之后。这样的学习除了与教师日常生活中的接触中学到教师做人的一言一行，同样也来自于课后的大量闲暇时间去自我学习。而西南联大的老师除了课堂上的讲授外，也是鼓励学生在课后自学的，在这样的鼓励之下，才形成了很好的学习风气，对学生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具有很大的帮助。也就是说，教师除了抓学习，拉近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和开展各种学习互动外，也要放手让学生大胆自学与独立思考。

学习中在遇到问题时除了可以向老师请教之外，最主要的是要学会自我学习，也就是自学。自学是带着问题地学习，学会如何带着问题去查阅资料，如何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逐步解答问题。甚至往往刚开始问题都会比较大，但大问题地提出一定是好事，虽然这样的问题难于一时解决，但却可以用问题激励自己用一生的时间去探寻。同时自学要学会忍受寂寞，忍受孤独，往往问题的提出是没有人可以解答的，只能自己寻找答案，也是没有人可以交流的。

“往重自修，灌进去的知识学问是没有多大用处的。真正可靠的学问都是从自修的来，自修的能力是求学的唯一条件。不养成自修的能力，决不能求学问”（陈平原 谢泳著：《民国大学——遥想大学当年》，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第175页）。学生自学，老师也要明白自学的重要性，因此要给予学生充分的闲暇时间，同时在课堂上要启发而非灌输：“理智生活之基础为好奇心，与求益心，故贵在相当之自动，能有自动之功，斯能收自新之效，所谓举一反三者，举一虽在执教之人，而反三总属学生之事。若今日之教学，恐灌输之功十居七八，而启发之功十不得二三”（陈平原 谢泳著：《民国大学——遥想大学当年》，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第332页）。

当时在西南联大有一个关于自学看书学习的例子：“有一位姓陆的学生，是学校的泡茶馆冠军。有一个时期，他整天在一个熟识的茶馆里泡着，干脆把洗漱用具也带了过来，一起床，就跑到茶馆来洗漱，然后坐下来，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就开始读书。午饭后进来，又是一碗茶。晚饭后亦如是，直到灯火阑珊，才抱着一摞书回去睡觉，一时被传为笑谈”（《西南联大逸事》,文章来源：http://www.luobinghui.com/wyzx/xnld/200411/712.html）。

潘光旦也提出了当时教育的弊端，就是过多的提到群体关系，提到社会化，提到集体，却少有提到“自”来，因此说到：“说自发、自动、自得，以至于自制，自治，我们必须承认他总得有些能尽量自营单独生活的余地和余闲，否则便无从‘自’起。目前推行的教育也违反了这个原则，动不动讲社会化，讲用体生活，真像是一离开所属的群，便绝对不可能生活似的。其实健全的生活，一种得以充分运用一个人的才能智慧的生活是两方面的，群的方面与独的方面”（ 陈平原 谢泳著：《民国大学——遥想大学当年》，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第285页）。其实这样的问题何曾没有发生在今天的大学里，甚至愈演愈烈。今天的大学里过分强调所谓的集体感，从大学入学的军训开始，到后来的种种团队活动，院系活动，这些各种活动充斥在大学生活中，很多是与学术完全不沾边的，却要学生必须到场，还要点名，要是不参加，则被冠以不热爱集体之名，此大名是非常可怕的。从小到大，从幼儿园到大学，都要强调集体，好像是集体完全大于个人，甚至发展为集体利益高于天赋的人权，为了集体利益可以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每个人在集体中其无法发挥各自的特长，更无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每个人在集体中并不代表自己，而成为了集体的一种缩影，人人一样，就好像大学入学军训一样，人人一样，穿的一样，走路的姿势一样，动作一样。若是一个人表现了一点不一样，或者是远离人群与喧闹，都会被集体的力量所压制，所扭曲。一个人一旦提出不同的观点，就会被大多数人的歧视所吞噬，因为集体是不需要个性的。因此在这样的氛围之中，哪怕是以学术为重的大学里，学生都被培养成为没有个性的所谓“群众”，而非一个个完整独立的“公民”。

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社会里，大学生活的节奏也是非常快的，四年转瞬即逝，很多人毕业以后或者毕业时都在感叹时光荏苒，四年却难于学到多少真正的东西。我想，最好的办法便是在有限的条件下暂时停止前进的脚步，缓一缓，否则跟随社会如此快的发展，急功近利，最后几十年一晃，却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那么停几年，独自一人，远离人群，远离大多数人地自学，是非常有利的。只是今天难有几人明白这样的道理。但在当时，潘光旦便提出了这样的看法：“我认为高中生卒业以后与进入大学以前，或紧接着考取大学以后，一个青年应该有一两年的时光，完全脱离学校，以至于离开日常的社会，而自觅取一种不随流俗的生活途径与方式。向远处旅行，走边疆到田间，入山静往，为人雇佣，一人独往可，两三同志结伴为之亦可，目的总使对一己蕴蓄着的智慧与能耐，有一个充分探寻与试用的机会。我们明知生活不假人力是不行的，完全的离群索居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必须设为此种实验，才得以充分的测试自己，了解自己，与管制自己”（ 陈平原 谢泳著：《民国大学——遥想大学当年》，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第287页）。

3、 怀疑精神

西南联大的教授多是引导学生，同时每个教授之间也是有争鸣的，并不拘泥于一方认识，强调某一种观点的绝对正确，这对学生养成怀疑的精神和独立的思考是很具有帮助的。因为每个教师对各自研究的角度不同，认识不同，于是形成了相互唱和甚至相互在课堂上辩论的局面，从多个角度论述问题，让不同的问题相互碰撞，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不局限在一个地方，而这恰恰体现了一种自由的思想来，例如任继愈回忆到：“百家争鸣成为西南联大的学风。北大中文教授罗庸讲‘唐诗’课，第二年清华中文系教授闻一多也开‘唐诗’课。闻一多讲选修课《楚辞》，第二年罗庸也开《楚辞》。两人讲授的风格、内容各异，同学受益很多”（任继愈：《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散记》）。

在《上学记》里就写了几个学生与教师观点不同的例子：“记得有一次数学系考试，有个同学用了一种新的方法，可是老师认为他做错了，这个同学就在学校里贴了一张小字报，说他去找这位老师，把某杂志上的新解法拿给他看，认为自己的没有错。这在解放后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何兆武：《上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1，第111页）。现在的学生考试，除了背诵老师课堂上所讲内容外，多难有自己的发挥和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更难有这样大胆怀疑老师课堂所讲内容的精神。

另外还有个故事“还有一个理学院的同学，姓熊，他对所有物理学家的理论都不赞成，认为他们全是错的，周培源先生那时候教力学，这位熊同学每次一下课就跟周先生辩论，周先生说：‘你根本就没懂！你连基本概念都没弄通！’可是这位同学总是不依不饶，周围还有很多人在听，每次路过理学院都看见他们站在院子里辩，都成了南区教室的一景了” （何兆武：《上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1，第111页）。我们今天在大学的课堂上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老师在讲完课后总是问学生几遍有没有不懂的地方，或者是不赞成的地方，往往学生们都哑口无言，长此以往，老师就不再多问。每次下课，学生一哄而散，老师也匆匆离开，很难出现这样一种学生与老师辩论的情况。因此现在的大学，学生与老师的关系也就多止于下课铃声响。

有学生在回忆自己的老师张奚若时写到：“他并不要求学生的答案符合他自己的见解，哪怕同他的见解相反，只要持之有据，言之有理，就不影响分数，”（杨振宁 汪曾祺 冯友兰 吴大猷等著：《联大教授》，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第116页）。我们今天总是说，分数是学生的命根，大学里更甚。分数和很多东西相挂钩，因此学生学习，不是真正为了求知，不是为了对真理的追求，而是为了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而学生下课与老师聊的也少了学术上的探讨，而多了对考试内容的问东问西，希望能够探探口风。而在当时的西南联大，老师可以这样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是非常难得的。

“我清楚记得，1939年秋，有一天上午，我在联大租借的农校二楼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我一看就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与学生，我认得是涂贤修和钟开莱。这两位学长后来都在美国大学当教授，成了著名的学者专家（徐后曾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他们就在黑板前几把椅子上坐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演算起来，写了许多我根本看不懂的方程式，他边写边喊，说：‘你们看，是不是这样？……’我看见徐贤修（清华大学算学系毕业留校任助教的温州老乡，当时教微分方程等课）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他就上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瘸地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他们越吵越有劲，我看着挺有趣，当然我不懂他们吵什么，最后，大约又吵了半个多钟头，我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这事足可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学风。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它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所以直到如今我仍然牢记在心” （赵瑞蕻：《离乱弦歌忆西南联大作者》文章来源：《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2期）。

西南联大的老师鼓励学生提出不同观点，鼓励学生具有一种怀疑的精神，这也是西南联大之所以培养出如此众多的大师级的人物的原因。任继愈回忆的：“历史系王玉哲在北大历史系二年级时，对傅斯年研究《齐物论》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在刊物上反驳。傅斯年在西南联大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招研究生，王玉哲想报考研究生，又怕傅老师对他有芥蒂，后来壮着胆子报考了，并被录取，师生相处得好”，以及“杨振声指导大学本科四年级学生写论文，这位学生是研究曹禺的题目，迟迟写不出，杨约学生谈话。原来学生的观点与杨先生不尽一致，怕导师通不过。杨振声告诉他，只要认真研究，掌握原始材料，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尽可写成论文，师生完全一个样，学术怎能发展？学术面前，只重证据，不论资格。听说这位青年后来成了中山大学的名教授，并经常以此精神教导下一代”（ 任继愈：《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散记》）。

4、课后的讨论

在西南联大的课后，经常能够见到各种学术的交流与讨论，这样的讨论不仅存在与学生与教师之间，也见于学生与学生之间。

人是想要交流想要讨论的，思想更是如此，在交流、讨论与辩论中才能碰撞出思维的火花来，才能审视自己的内心，重新检验自己思考出来的问题。

说到西南联大的茶馆文化，这可是传为佳话的。沈从文就说过：“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可见茶馆出人才，茶馆成了学生辩论与讨论的好场所。

“那时，还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就是‘泡茶馆’，因为坐得很久，所以叫‘泡’。‘泡茶馆’也成为联大师生（尤其是学生）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了。那时，学校附近如文林街、凤翥街、龙翔街等有许多本地人或外来人开的茶馆，除喝茶外，还可吃些糕饼、地瓜、花生米、小点心之类的东西。许多同学经常坐在里边泡壶茶，主要是看书、聊天、讨论问题、写东西，写读书报告甚至论文等等。自由自在，舒畅随意，没有什么拘束；也可以在那里面跟老师们辩论什么，争得面红耳赤（当然，我们经常也在宿舍里或者在教室里就某件事，某个人，某本书，某个观点展开热烈的辩论，争个不休）”（赵瑞蕻：《离乱弦歌忆西南联大作者》文章来源：《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2期）。

当时学生和教授在茶馆里讨论也是常有的事情：“我还记得当时哲学系有个朱南铣同学（我跟他较熟悉）书念得很好，真有个哲学头脑，常常异想天开，也会写很不错的旧体诗。他戴副高度近视眼镜，背有点驼。我经常看见他跟他系里沈有鼎教授（数理逻辑专家）泡茶馆，一泡泡半天，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有时候也辩论起来，各不罢休。朱南铣有次告诉我他的一些学问是从沈先生的‘信口开河’里捡到的”（赵瑞蕻：《离乱弦歌忆西南联大作者》文章来源：《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2期）。

而杨振宁回忆到茶馆时说：“有一天几位同学在茶馆里谈到物理学中‘哥本哈根学派’。到底这一派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同学们争论不休，没有结果，回到宿舍不睡觉，还争。都到下半夜了，有人爬起来。点火照明，查书，才得到结论。他说，同学们在一起探讨的机会多，更容易求得学问”（李国涛：《西南联大与茶馆》，文章来源：http://www.luobinghui.com/ld/?jdfwkey=h2uzh2）

在姚丹所写的《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一书里就记载了当年在西南联大的精神盛宴：“1938年9月以后，联大文法学院从蒙自搬回昆明，男生住在原昆华师范学院。3斋11舍，一间最大的教室里，住了31个同学；他们中有将近一打的未来经济学家，每天晚饭后就一些时事话题争论不休，像汪精卫要不要被杀掉拉，或者在这国难当天的时候还在学文学史多么滑稽的事拉；被大家称为‘年轻的诗人’的赵瑞蕻，常常会像疯子一样陶醉于诗歌当中，刚刚在欧洲文学名著选读课上听钱钟书讲的荷马史诗，他就急匆匆地拉住同宿舍的四年级的周班候，说：‘荷马真是太伟大了！’然后就开始不停的宣讲赫克托的英雄业绩和阿克琉斯的暴怒，从傍晚持续到晚饭后；昆华师范学院的操场，后来是联大新校舍的操场上，几个年轻人在一圈圈地围着操场走，薄薄的棉布长衫，短短的夹克，或者半旧的西服，本来已经勉强可以抵挡亚热带冬夜的寒意，现在再加上激烈的争吵，简直都让人燥热起来了。他们迫切地热烈地讨论着技术的细节，高声辩论有时伸入夜晚。无论是操场上的‘精神漫步’，还是办刊物，都是出于对智力活动的高度兴趣，出于对对话的需要，他们的许多灵感，都是交流激发的”（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96到97页）。

这几年一直在关注甘阳就大学问题的一些论著，其中也提到讨论的问题，并且认为应该在大学课堂里增加必要的小班讨论课，由助教带领，针对教授所授的课程进行讨论或者安排一些问题讨论。当然在西方的大学里，也是有这样的小班讨论课的，但我认为讨论的氛围能够形成，仅仅靠外在的形式是完全不够的，如果没有学会如何讨论，如何平等的交流与对话，那么哪怕安排再多的讨论课都是本末倒置的。

而这几年，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崔卫平写了几篇关于讨论的文章，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今天的年轻人思维活跃，也比老一辈人有更多的见识和想法，也能够提出不同的观点，但却在一些讨论中，实则讨论，最终却成了一种吵架，成了一种人生攻击、信仰攻击和学养背景的攻击，而没有回到问题本身，没有能够学会平等、开放、公平而有道德的讨论。而那些形式化的讨论课的设置，虽然用心是好的，但若是在讨论期间，没有将一种正确的观念告诉学生，或者引导学生在讨论之外学会一种讨论背后深藏的文化与观念，那么是绝对不够的。形式化是很容易开展，但观念的引导乃至观念的深入人心确实是非常难的。

结语：这几年看书颇多，也一直向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活，在这样的大学生活里能够学到东西，能够自由地学习与独立地思考，这样的大学中能够容纳各种思想，能够给予学生充分的闲暇时间。但在体验了一年的大学生活后，发现了太多与自己向往的生活不一样的地方，心中充满了疑问和怀疑，问题多了就要想办法找寻问题的答案和解决办法。这篇关于西南联大教师与学生互动关系的文章，就是想从一个小的角度切入，将自己对大学教育的思考融入其中，想将自己对大学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思考在文中体现出来。其实提到民国，可以研究的方向很多，而我则想从和我自身体验最紧密的大学教育出发，从中窥视出民国大学教育兼容并包、自由独立的精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