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的广场革命以及早先的格鲁吉亚广场革命等，形成为一股广场革命潮。进入21世纪，随着自由、民主、人权观念的深入人心，随着威权主义体制动用武力镇压民众的行为受到越来越大的国内外压力和国际舆论谴责，对和平示威的武力镇压日益减少，因而反对派鼓动民众通过广场示威抗议方式迫使当政者下台的和平革命，将成为未来转型期社会政治变革的主要方式。

所谓广场革命，是指转型期社会中特别是威权主义体制下的反对派利用当政者的合法性危机、利用经济或其他因素引发的民众的普遍不满、或者当政者不能满足民众的不断增长的政治热望而引发民众的不满，或者利用人们对大选中舞弊行为的不满，广泛煽动支持反对派的民众在广场示威抗议，通过占领首都或其他重要城市的中心广场、国家电视台、议会和总统大楼等方式，迫使当政者下台，从而实现政权移交和政治变革的一种政治现象。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前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剧变，例如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等，也包含广场革命，只是有更丰富的内容与前奏，有一个渐进过程。由于意识形态的因素，人们一般称其为“和平演变”。现在的广场革命，没有以往那样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也没有很长时期的酝酿，与前东欧国家、东亚威权国家中反对党长期斗争才实现政权转移和政治变革的情况有所不同。现在的广场革命，短时间爆发，短时间见效。现在比较普遍地称其为“颜色革命”，其实，这只是一种表象，而不是其特征，它的特征在于通过占领广场、包围总统府和议会大楼和平地实现政治变革和政权移交。

新一波的广场革命，主要在威权体制国家和转型期国家。自由民主国家不需要广场革命更换当政者，它们都有合法有序的途径。而在极权主义国家，或者广场被严格控制、或者因为恐怖而暂时没有人敢于示威，因而也难以出现广场革命；只有当它走进后极权主义时期或“退化”为威权体制时，才可能出现广场革命。广场革命有其基本的社会背景：执政者的威权主义统治、政治腐败、经济危机、大选舞弊等引发民众不满导致出现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或者政治、经济发展正常，但由于执政当局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政策未能满足民众不断增长的期望。亨廷顿早就指出：“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治动乱在很大程度上是渴望和指望之间差距的效应，而这一差距是渴望升级造成的，这一点在现代化早期阶段尤其如此。”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开放、自由度的增加释放了被一直压抑的政治热望，同时由于经济差距的扩大、政治的腐败等因素又激发了新的不满，而新兴阶层对政治参与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说，威权体制的执政者有点“冤”，与他们之前的统治者相比，他们更开放、更宽容、更温和，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也比以往好，极权统治下数千万人死于饥荒而没有革命，知识精英被摧残而没有反抗，而传统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低下但因为没有导致结构变动的因素，统治者也安然无恙。此外，发展也有风险，发展可能出现经济不平等的扩大、也可能出现新的经济危机，或者经济发展速度因为各种因素而减慢，导致民众的期望落空。蒋经国时代的台湾地区，无论经济与社会发展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同时，反对力量也在这个时候更加大胆，民主进步党成立并只用了不到15年的时间就将国民党赶下台。幸运的是，台湾的民主有了一定的基础而可以通过正常的民主程序而不需要通过广场革命。发展中的、转型中的社会，都有广场革命之虞，并且可能没有来得及考虑应对就已经被迫下台或流亡了。

观察现在的广场革命，还有值得注意的一些特点。一是社会精英的分化、特别是执政集团内部的分化，一部分政治精英从执政集团中分化出来成为反对派，这些反对派与原体制外反对力量相呼应，汇聚力量。从执政集团中分化出来的人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人脉，有丰富的政治资源、广泛的知名度，国际社会对其有所熟悉。因此，这些人号召力、凝聚力强。乌克兰等国的反对派首领都曾经担任过总理或担任过其他政府要职。二是军队的民主意识增强，军队保持“中立”。面对强大的民众抗议，具有一定民主和人权意识的军队对采取镇压手段表示坚决反对，至少犹豫不决、态度消极而使反对派更加无所畏惧，决不从广场撤退！今日的广场革命的途径非常简化：指责政府、制造舆论——示威抗议、占领广场——包围总统府、议会大楼——国际社会干预和施压、国内其他地区响应——迫使当政者下台或逃亡。

后工业社会或消费社会，广场的政治功能可能已经被很大地消解，但在那些发展中的或转型中的国家，广场的政治功能正在不断得到开发。广场具有独特的政治信息和政治能量的集聚、中转、扩散和放大的效能。广场能够消解统治者施加的恐怖，使人勇敢，这非常符合勒庞的群众心理学。

美国的学者以及今日的美国政府认为，判定一个国家或政权是否具有民主自由，就看是否存在在广场自由表达的权利，因此，广场革命将会得到美国的支持、鼓励与推动，而新近几次广场革命的成功又将极大地鼓舞那些转型社会中的反对派。

在全球范围内，广场革命还将风起云涌！

2005，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