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体现。一个国家公民参与政治的程度和水平体现了其政治发展的程度。政治发展就是从少数参与到扩大参与再到大众参与的过程，也是从无序参与到较低的制度化参与再到制度化参与的过程。广泛的政治参与既是民主政治的标志，也是政治现代化的体现。然而，政治参与是有条件的，也是有成本的，必须汇合有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的人，还必须以个人资源为基础、以制度为载体和保障。
一、政治参与以资源为基础并通过制度来保障
经济与社会发展总的趋向是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政治发展，但是，这与大众广泛而有序的政治参与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既受到人们自身的资源占有状况、政治制度化水平以及社会组织化发育程度等方面的制约，又受到人们的政治意识、价值取向、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其中，人们的资源占有状况是政治参与的基础，政治制度化建设是政治参与的保障。
1.资源占有是政治参与的基础性驱动力
资源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涵盖了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政治资源等诸多要素，其中经济资源是第一要素。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因要从经济方面去寻找，正是经济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的形态。马克思赋予了经济在社会中的基础地位，“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1]。人是社会的人，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是由所拥有的经济状况、政治地位和文化程度等资源状况决定的。
（1）经济地位决定政治参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其政治活力也高。经济离不开政治。在社会中，个人的经济地位越高，对政治就越关注，参与政治生活就越积极。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组织，雄厚的经济实力保证其有充足的财力去花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去从事各种与政治有关的活动，从中获取预想的利益。美国学者维巴和尼通过对美国各种社会群体的研究表明，在美国，社会经济地位比其他任何单一因素更能说明参与水平差异的原因。[2]维巴和尼在对政治参与的研究中，提出了“社会－经济地位模式”，表达了社会经济与政治参与的关系，认为经济地位高的人会更多地选择政治参与，履行政治义务的态度较好，政治参与的输入更多地向经济地位高的人倾斜。[3]阿尔蒙德和维伯通过对五国公民政治参与的调查分析，认为：“最积极的公民不成比例地来自富有者，而最不积极的来自贫穷者。”[4]显然，经济地位决定了政治参与的热情程度。
经济地位是从事其他活动、获取他方资源的重要基础。有了经济地位，也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和实力去谋取政治利益和政治权力。达尔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其政治活力也高。他还认为金钱与财富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资源，有财富的人去谋求政治地位是对资源的位置确立，从而奠定自己在社会中的权力与地位。在工业社会时代，“财富日益增加了权力的筹码，并逐渐成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5]。在现代社会中，财富是权力、声望、权威和信誉等方面的源泉和强有力支撑。
（2）教育增进政治参与的效能。教育是塑造人的第一变量，也是维系社会精英循环的纽带。教育作为培养各种人才的摇篮，是推动政治社会发展的前提。涂尔干将教育上升到制度的层面，认为教育、宗教和经济代表了各个社会中主要的制度形式，这些方面的制度为社会提供了指导规范和法则，其中，教育具有核心地位，因为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以某种方式和准则教育人，奠定了其行为方式和规范的最早期的基础。[6]现代政治参与必须汇合着关心政治、并且有政治知识和有政治见解的人，教育提供给人们这些基础性资源。
教育使人增进政治知识，提高政治意识和政治素质，为提升政治参与能力和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仅政治知识丰富，而且政治意识也会更强，很多人把参与政治作为生活和工作不可或缺的部分，把参与政治看成是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于是，他们会主动地参与政治。阿尔蒙德等学者在对五国公民的受教育程度与讨论政治的比率与频率的研究中发现，对于接受较高的教育层次的阶层来说，人们可以安全地与他们讨论政治，他们既谈论政治，又感到相对不受限制。对国家和国际事件感兴趣并有认识的情况是与受教育水平成正比的。同样，通过调查和统计，一个相似的模式也浮出水面，在受教育的阶层中，教育层次越高，关于政治传播自由感的频率就越高。[7]阿尔蒙德等还对受教育的程度与政治参与的相关度作了比较研究，证实教育与政治参与成正相关。
2.制度为政治参与提供保障
现代政治与社会体系中，人们的一切组织或集体行为都要求在一定的规范或制度框架下进行。人类所出现的一定社会行为最初是自发的，逐渐过渡到自为阶段，自为阶段就需要组织和规范。无论是实现集体目标还是个人目标，组织的力量都是巨大的。为实现各自的政治目标，社会便形成各种不同的政治化组织，按照不同的政治信仰、政治派别、阶级阶层进行政治活动，这就将不同的社会成员、群体和阶级阶层深深地卷入到政治中。各种政治集团、阶级阶层为获取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进行联合、争鸣与斗争。然而，社会各个政治组织的诉求多种多样，如果让其自由发展，必然导致社会的无序，这就需要制度来保障。
（1）现代政治参与建立在规范的制度基础之上。在政治发展的进程中，凡是有规范的民主制度保障，就有有序的政治参与，政治也就具有明显的有效性，政治民主化进程相应较高。制度规范的重要性在于规范了政治过程中参与者的角色。“制度安排所创造的角色，决定了任何可能占据该角色的人的适当行为。”[8]有了规范的制度安排，人们在政治参与中就会有自己的角色定位，从而就有理性的政治活动或行动。在帕森斯看来，制度是为了实现功能性需要来定义角色的，占据一个角色，就是以“合理预期”和社会利益的方式来行动。[9]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有了规范的参与制度才会出现有序的政治参与。
（2）政治制度化需要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制度变迁促成社会阶级阶层、团体和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变迁，变迁着的社会力量作用于政治参与，并呼唤着政治制度化不断演进。一般而言，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发展假说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更高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导致更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并且必然由动员参与过渡到自动参与。平等假说认为，更高水平的社会-经济平等导致更高水平的政治参与。”[10]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来说，这两个假说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现代化初期，这两个假说不可能同时实现。在这个时期经济发展常常被视作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资本的地位凸现，经济实力雄厚的阶层和群体社会声望剧增，随之而来的是较多的参与机会和高度的政治参与热情。在社会发展中经济地位衰落、社会声望陡降的社会阶层与群体则很快失去政治参与机会，随之而来的是政治冷漠。在急进的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制度化没有形成，政治参与路径狭窄，政治参与水平不高。“如果社会必须维持高度的共同体制，那么，政治参与的扩大必须伴随着更加强有力的综合的而且具有自律性的政治制度的不断发展。”如果政治制度化无法适应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政治参与的扩大，将导致政治参与的无序，会危及社会政治稳定。
二、资源贫乏状态下的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人作为政治人的基本追求，但参与必须以个人所拥有的资源和特质为基础。资源贫乏者与资源富有者相比，在政治参与的效率和影响等方面处于明显的弱势和被动地位，使得资源贫乏者的参与路径狭窄，参与机会有限或者不参与政治。即使有机会参与政治，由于在参与中政治能力和公共能力都缺乏，难以把握机会有效影响政治，往往被动式或者消极参与。在参与能力缺乏、制度性参与受到挤压的状态下，在有诉求的时候，往往选择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对社会的影响和破坏较大。在政治参与中影响力越小和效能越弱者越有可能在制度性政治参与之外寻求非政治性参与。
1.资源贫乏导致不参与或消极参与政治
政治参与以资源为载体，既包含着经济资源、政治资源、知识和社会声望等自身的和社会性资源，也涵盖了参与能力的提升对政治的融入。那些财富、知识和文化缺乏的社会成员显现出资源的贫乏、信息的闭塞和参与能力的低下，在政治参与中被边缘化，导致他们不参与政治或者政治冷漠。即使参与了政治，对政治几乎没有影响，离政治渐行渐远。
（1）不参与政治。达尔将资源贫乏者认定为无政治阶层。他们不知道政治为何物，几乎从不过问政治，把参与政治看成是一件多余的事情，甚至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因而逃避政治现实，躲避政治参与。他们对政治参与的认识与富人截然相反，认为参与政治与从事其他活动相比所得到的报酬极低，或者参与其中没有一点乐趣，完全是枯燥乏味的事情，有时甚至是痛苦的事情。“许多人认为，政治介入所产生的感情、收入、安全、尊重、兴奋或其他价值大大逊于工作、看电视、读书、钓鱼、逗孩子、观看足球比赛或装置一个新的高传真音响设备。”因而，资源贫乏者成天忙于为生计奔波，干着所谓的“正业”，而这种“正业”的收益往往有限，无法带来额外的收益。
（2）被动和消极参与政治。被动和消极的政治参与形式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民主制度的发育不成熟的国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阿尔蒙德看来，这些人属于政治依顺者。他们虽然参与了政治生活，也能认识到政治体系对他们施加的影响，但是不积极地通过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去影响政治体系或政治权威，而是与现实政治随波逐流，即是说，他们持被动的态度参与政治，是政治过程中的旁观者。这种参与属于动员型政治参与。虽然被动员起来参与投票和游行等政治活动，但仅仅参与而已。
在政治制度化程度较低的社会中，很多人认为不能因为他们的政治参与对选举、政治生态或者政治体系产生多大影响，因而在参与中没有政治行动，也不表达政治见解，对政治不产生任何影响。以参与选举为例，他们认为选举只是一种形式，一个程序而已，而对参与选举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当选票分发给选举人的时候，很多选民连选票也不愿意填，交给他人：“你拿去看着填吧，你想选谁就投谁的票，我无所谓。”这样，自动放弃自己的民主权利。在坎贝尔看来，如果你认为你的所作所为无足轻重，无论如何也不能有效地改变政治过程与结果，那你就不大会介入政治了。很多研究显示，对个人能有所作为的信心与一个人政治介入的程度有密切的关系。个人的“政治效能感”越弱，就越不会卷入政治。
2.资源贫乏与政治不平等导致非制度性政治参与
非制度性参与是政治参与的另一种重要形式。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源于资源贫乏与政治不平等。一是制度性参与艰难。对于资源贫乏者来说，制度性的政治参与渠道很狭窄，参与的机会很有限。二是政治能力和影响力低下，很难在参与中影响政治，其政治愿望难以实现。三是资源贫乏者对政治和公共事务的关注度较低，参与热情不高。“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心系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四是社会关系网发达。血亲、上下级、同乡、同事、同学、战友和朋友等诸多社会关系编织起了严密的关系网络，使得有关系和没有关系达到目的的差异很大。于是，资源贫乏者只好另辟蹊径，选择非制度性参与。
（1）院外活动。一是非正式接触。“个人或团体通过与政府官员和政治领导人进行接触，而在涉及许多人的问题上试图影响政府官员和政治领导人的决定的活动。”个人和团体通过与政府有关官员或政治领导人接触，表达其政治愿望，阐明其政治见解，以此影响官员、政府的决策和政策的制定。政治沟通可以避免一些矛盾和利益纷争。二是个人与单位或政府单方面博弈。如果社会组织化程度较高，资源短缺者在无法借助于群体力量的情况下，可以借助于组织的力量（单位、工会、协会等）实现参与目的。在组织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要实现其政治与利益诉求，无法借助于组织的力量，通常单独行动，采取个人与领导、组织或者政府博弈的方式。通过个人与相关领导和组织接触、交流、协商、讨价还价，甚至采取威胁和利诱等形式来表达个人政治与利益诉求，影响政府或领导人的决策与决定。但要提防的是，如果出现了个人为了某种政治、利益目的而和政府官员或政治领导人达成某种政治或经济交易，那么这种参与是不合法的，属于政治丑闻。
（2）激进的政治参与。资源短缺者通过静坐、游行、抗议、示威、罢工、阻拦交通等形式，也表现在遇事行贿解决，有事越级上访，或者与干部对抗、报复干部等，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冲击国家机关或政府部门，以此表达个人和群体的政治愿望与利益诉求，实现参与的目的。还有的农村，在经过正常的程序表达诉求受挫之后，迅速转向宗族活动，有的甚至以暴力相对抗。在很多情况下，“穷人影响政府的举动，会招致政府的镇压，也会遭到由于穷人自行其是而使私人利益受到侵害的人的迅速报复”。然而，在政治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像游行、示威和罢工等形式较为常见，也得到法律的许可和保护。激进的政治参与对政府和领导的决策影响非常深刻，很多决策和政策在遇到一些激进的政治参与之后就会作出适当的让步。这样的参与如果处理得当，可以实现参与者的愿望，缓解社会冲突；如果处理不当会引起更大的社会冲突和矛盾。
（3）关系网络参与。关系网络参与者为获取社会资源、实现或维护自身利益和目的而采取的参与形式，是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生活在社会中必须进行生产与社会交往。关系网络的边界对于任何个体都是开放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尤其是中国社会，各种关系早已把整个社会编织起来了。资源短缺者在其利益受损和诉求得不到回应时，利用关系网络进行广泛动员。这种动员往往不是理性，为了实现目标会采取很激进甚至违法的行动，抗议和示威是比较温和的，更可能的是与相对方发生暴力冲突，很多时候发生流血事件或者命案，这对社会的影响和破坏都是很大的。
三、政治贫困背景下的政治参与
政治贫困就是不能保障所有的公民平等地参与政治，使得一些公民和社会团体在政治参与和决策中处于被动和被排斥地位，其政治主张难以表达、政治权益受到损害。政治贫困的终极原因是政治制度贫困，尤其是在政治制度供给滞后的情况下，一部分社会阶层和群体基本上被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此外，资源短缺也会导致政治贫困，出现政治排斥。
1.制度性贫困
政治制度化是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现代政治制度基本上形成了制度化，但还需要长期的制度化建设。就政治参与而言，在现代化初期，政治制度化程度较低，不能保证广泛的政治参与和充分的政治对话与协商，政治参与形式和过程以精英政治为主。如果政治制度化无法适应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将导致政治参与的无序，会危及社会政治稳定。在政治现代化的发展阶段，虽然政治参与在不断扩大，但仍难以满足社会各阶层、群体和派别的需求，不能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出现制度性贫困。
（1）一般公民难以参与政治。在政治制度化程度较低的条件下，一般公民很难直接参与级别的政治，政治意愿的表达渠道往往受阻。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员构成为例，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2978人，民营企业代表16人，农民代表13人，官员和公务员代表2491人。真正是工人和农民身份的代表屈指可数，而干部代表或者说职务代表占了绝大多数，工人代表被董事长和企业主等“代表”了，农民代表被县长、局长和市长等地方官员“代表”了，这些构成了代表人民的官员俱乐部。政府领导本身就是被人民监督的对象，他们当人大代表就变成自己监督自己了。“当不平等到了将部分团体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的程度的时候，它们就侵害了一个主要的公共性条件：公民对有机会影响协商的一般期待。”这就使得富有效率的政治自由得不到真实地体现。
（2）民意较难直接表达。“民主理论中的‘政治平等’，是指平等的普选权，以及存在着对领导者施加影响的机会平等。”从制度设计的形式上看，政治参与和沟通渠道的种类比较多，有代表民意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执行机构，有代表各民主党派和团体的各级政治协商会议等，但这些政治参与方式和沟通渠道运行的原则性很强，实际效率不高。即使参与了上述政治生活，在很多情况下是在解读上级的政策和政府的决策。参与者也可以表达民意，但是被采纳和影响有限。一方面职务代表们与选举他们的人没有多少联系，对民意的收集和关注程度往往很低；另一方面，长期的强国家弱社会状况决定了民意以服从政府的意志和决策为前提，对民意的尊重大多限于程序意义。同样，政府官员权力的取得与代表的选举只有理论上的联系强，没有实质上的契合，选谁不选谁主要由组织意图决定，因此，实际的运作当中程式化因素较突出。这样，在民意表达困难的状态下要做到对民意的尊重就显得更困难。
（3）权力任意介入民主之中。这是在制度贫困和制度乏力状态下权力对民主制度的侵害。就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而言，很多地方近年来都在进行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形式的政治体制改革，改革无疑丰富了农村的民主形式，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推进了农村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然而，受体制的影响，民主的结果受到上级权力的干预和制约，损伤了一些农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造成了一些人政治参与的受挫，从而使一些村民出现政治冷漠心理。突出表现在乡镇政府权力过大，随意否决村民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村级领导人。一是任意撤换经过村民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组成人员；二是村民按民主程序罢免村官受阻。村主任虽然是村民选举产生，但是乡镇的主要领导实际上掌管着村主任的官帽。如果村主任出现滥用职权、贪污腐化和营私舞弊等严重违纪和腐败行为，村民理性地和符合程序地行使法律所赋予的对村主任的罢免权较困难，乡镇领导往往介入其中，将其“卡住”或者“压下来”。
2.资源贫乏导致的政治贫困
参与者由于受到个人资源短缺的限制，直接影响到参与能力的发挥和参与效能，使参与者处于政治上的不平等。政治贫困或者公共能力的缺乏，使得政治上贫困的公民不可能全然参与到公共领域之中。资源不平等直接影响到政治过程和结果不平等，出现政治贫困。政治贫困使得一些公民和社会团体在协商决策中处于被动和被排斥地位，其权益受到损害。
（1）资源贫乏导致公开的政治排斥。政治资源和能力的不平等限制了在参与中公共话语权的行使，使得个人由于政治资源累积的贫乏而出现连续的失败，这样，不可避免地出现政治贫困现象。政治贫困使公民和团体没有能力有效地参与民主过程。其结果表现在两方面：公开排斥和政治包容。一方面，政治贫困的公民和团体无法避免公开排斥，他们不能够成功地开展联合的公共协商活动；另一方面，也无法体现政治包容，因为他们是协商一致的合法接受者，只是他们对这种协商一致缺乏真正的控制和影响。在政治参与中，一些公民虽然被纳入政治对话体系中，但由于资源的累积性贫困与能力的贫乏，使他们无法同资源与能力优势的群体和个人展开平等而有效地辩论，其政治观点和政治诉求不可能充分地表达，对他人或政治团体产生的影响力非常有限，从而无法影响政治决策，导致政治参与和协商的失灵和变异。最终，被政治公开排斥。
（2）资源贫乏遭遇包容性政治排斥。资源贫乏者在政治协商和辩论中所表述的观点和见解很难受到他人的重视，无法有效地影响最终的决策，只能将政治强势者的决策视为同意。“当有政治纳入而无有效参与或者发言的情况下，贫困公民常常别无选择，不得不服从政治决定。”因此，在这种政治贫困的境遇中，资源和能力缺少者虽然参与了政治协商和讨论，形式上不被排斥在协商之外，但是实质上被强势者的决策所同化。虽然形式上被政治民主所包容，但这是一种包容中的排斥。
综上所述，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很好的形式，但在实际参与中受到政治权力、社会声望、资源状况和个人能力等多方面的影响和限制，使政治参与出现资源贫乏和制度性贫困的困境。资源贫乏者虽然参与了政治，由于其政治观点和政治诉求得不到政治强势者的重视和认同，使其在政治参与中出现连续失败和制度性公开排斥，这种排斥是将资源贫乏者纳入政治体系中形成的，具有政治包容性。最后，资源贫乏者只能将政治强势者主导的政治决策视为同意，出现政治参与中的包容性排斥。
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是增加制度供给。最迫切的是改变参与制度，改变职务代表和资本强势者占政治参与绝大多数的局面，让真正的基层民众有一定的参与高层政治的机会，倾听他们的诉求，而不是由政治官员去唱颂歌和监督自己，也不是让资本强势者去作为获取资源和提高声望的工具。二是提高自身能力。增强政治参与效能最好的方式是提高公民的政治能力，促进参与者政治意识、政治见解和政治辩解能力的提升。三是提高参与者参政议政能力。使参与者能够客观地反映社会的实际状况和表达群众的呼声；对事关国计民生、经济与政治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能够向高层决策者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主张，为决策层科学决策提供依据、思路和方法，这样才能有效地促进和实现政治平等。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2页。
[2] ［美］罗伯特·A.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页，第133页，第135页。
[3] Geraint Parry，George Moyser and Neil Da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Britain, Cambe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0.
[4] ［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39页。
[5]邓伟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稳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6] ［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72页。
[7] ［美］加不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伯《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134页。
[8][9] ［美］杰克·奈特《制度与社会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第15页。
[10] ［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第13页，第125—126页。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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