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的中文译本问世，基于两个理由，我们应该重视与推介。第一，这是一本极为出众的著作，问题意识精准明晰，论证结构紧密犀利，也涵盖了丰富又扎实的内容，对当代政治哲学的全局发展提供了准确深入的介绍，值得一切对政治和哲学思考有兴趣的人细读。第二，政治哲学本身的发展，关系到政治究竟能不能成为一种有理性可言的活动，值得社会上具有实践意识的公民们积极涉猎，本书堪称是他们最得力的入门津梁。
一、政治哲学的兴衰
在今天，读者会对政治哲学这个学术领域感到兴趣，不能说是意外。这个时代，政治势力所掌握的动员能力和资源，以及支配社会各个领域、各种活动的压倒性优势，堪称睥睨古今，或许只有当年兴建金字塔的政教权威稍能望其项背。可是今天的政治权威，在一个致命的方面，又享受不到旧日政教权威的安逸：它已经无法藉助一套具有绝对威信的宇宙观∕价值观君临整个社会，巩固自己的正当性。这种情况之下，一方面，政治权力的需索与控制无所不在，即使无意过问政治的人也无所逋逃，另一方面，政治权威的正当性所仰仗的原则与价值观却又捉襟见肘，不仅无法获得普遍的认同，甚至于必须不时面对诘疑与挑战。既然政治已经成为众人的身边事，而政治体制的正当性根据又众说纷纭，那么大家会开始注意政治哲学，希望透过哲学的探讨，找到妥当的政治原则与政治价值，毋乃是很自然、正常的事。
这个情况，充分反映在学术浪潮的起伏演变上。在当前学术界，政治哲学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学术领域，西方世界固然如此，在台湾乃至于中国大陆，它也开始有所发展和成长。本书作者在书中〈第二版序〉里，惊叹英语政治哲学界新创期刊的蓬勃景象，可以为一佐证。即使在台湾，近年也正有学者与民间出版机构合作，开中文世界之先河 ，自行创办了《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这份学术期刊，足以窥见这个学门的生气。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在1950、1960年代，政治哲学在西方曾经途穷路尽，甚至有人担心它业已死亡。而在中文世界，「政治哲学」原本是无声无息、乏人问津的一个学门；它成为研究主题、进入大学课堂、甚至借着著作或者翻译的形式进入书市，也不过是近十年才发生的新鲜事。
众所周知，政治哲学在西方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盛名固不待言，单就近代而论，十七世纪的霍布斯、洛克，十八世纪的卢梭、康德，十九世纪的黑格尔、马克思、约翰·密尔，都曾经撰述经典著作，共同界定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面貌，进而引导、影响西方（以及东方）历史的进程与方向。可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这个曾经有过如此显赫成就的领域，一时却显得虚脱羸弱无精打采，原因何在呢？
化繁为简地说，二十世纪的政治社会生活里，有两个特有趋势，对政治哲学的萧条要负一些责任。第一方面，意识形态在二十世纪国家化、政权化之后，在极权国家成为官方教条、在民主社会成为垄断性的舆论主流、甚至成为热战冷战的焦点，支配力量和僵化效果均为前所未见。思想一元化的趋势一旦成形，针对政治原则和政治价值要作批判与评比，也就不再可能，政治哲学当然无所施展。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声望与势力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快速膨胀，逐渐构成公私领域「治术」的一环，于是循因果、结构与功能角度（甚至以统计的相关为已足）说明社会政治现象蔚为风气，取代了规范性与评价性的取径。进一步，从社会科学的「科学主义」角度来看，由于评价之举似乎总是陷身在主观、相对的泥沼中，而科学则可以得到客观、确定的结论，甚至产生明确的政策以资治理社会（委婉的说法谓之「服务社会」），那么关于制度安排、政策选择的思考与决定，当然也不容政治哲学置喙。
论者有谓，一直要到1971年罗尔斯《正义论》(1971/1999)一书出版，二十世纪西方才产生了一本足以与上述思想家并列的经典著作；在本书中，作者也视罗尔斯这卷巨著为当代政治哲学一切争论的原点(gr·und zer·)。表面看来或许属于巧合，但是1970年代初期，正好也是西方社会开始检讨冷战局面、批判既有学术格局与社经文化体制的高潮。闸门一旦打开，老旧意识形态的僵峙逐渐松动、各种社会议题逐渐暴露、弱势群体开始发出声音，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一反先前弥漫的同质化与自满姿态，进入了一个以质疑、对抗、解放为主调的多元时代。罗尔斯的著作能够赢得规模惊人的回响与瞩目，就时代精神而言，应该不是偶然。
在台湾，政治哲学能够萌芽，也受惠于类似的历史转折。在党国主宰社会的年代，台湾虽然有一些零星的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不过并没有所谓的政治哲学探讨。异议的声音诚然依稀可闻，但是要对政治原则与价值进行批判性的反省，就那种封闭的环境来说，显然太过奢侈。一直要到1990年代，到了解严之后，台湾社会面临政局的动荡、体制的紊乱、权力斗争的激烈、尤其是族群与身分的挣扎撕斗，在一片喧嚣声中，政治哲学才开始有存身的可能。可以想象，随着政治经验的累积，随着政治课题从简单粗暴的敌我斗争，被迫转向复杂细致的合作共存，台湾社会对于政治的理解和期待，必须相应地有所调整。这个局面里，政治哲学将不得不承担更积极的角色。
如果是这样，我们对政治哲学的思考角度和论证途径，就需要有更深入的理解。
二、一本杰出的教科书
过去三十年间，英语政治哲学以罗尔斯《正义论》为基础，在西方学界发展与茁壮，进而引领、灌溉社会上的公共讨论，构成一段深刻、丰富的哲学故事。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立志讲述这个故事，于1990年出版本书的第一版，甚受好评。如今第二版大幅度地扩张了章节篇幅，并且由刘莘先生译成中文，有兴趣的读者总算找到了一位可靠的导游。这本《当代政治哲学》自称教科书，可是我们要知道，它是一本很特出的「教科书」。它的学术水平、以及可望提供给读者的助益，都超过了我们平常对于教科书的期望，即使浸淫已久的教师和学者也可以受惠。确实，书肆中不难找到类似的导论书籍，不过恐怕没有哪一本书像本书一般，深入地呈现当代政治哲学的活力、复杂与广阔，同时又生动地反映了学院政治哲学与历史、社会现实结合的趋向。
一般而言，教科书旨在引导初学者进入一个领域，总会力求系统与客观地报导现状，结果往往变成静态地展示一幅解剖图，五脏俱全、罗列有序，独独不见了其间生机运作的搏动。打开本书目录，作者将当代主要学派分章陆续交代，似乎正好落入一般教科书的这种窠臼。可是如作者所言，他认为当代政治哲学的学派虽多，却都在处理几个共通的问题、面对同样的现实，从而也就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意识贯穿其间。问题与环境既然共通，各个学派之间的对话与互动也就格外频繁紧张。本书章节的推进，其实可以看作一系列接续不断的辩证攻错，对于该一根本问题应该如何陈述、理解、以及处理展开论争。这种绵密起伏的争论状况，确实是当代政治哲学的实况。本书有意识地去反映这种实况，是它的第一个优点。
其次，教科书为了保持客观，往往不愿意对于所介绍的各家说法表示太多的臧否意见。就政治哲学而言，这个态度容易坐实了一个流行的误解，就是认为政治思考纯粹是立场的表达，而政治立场本质上属于主观意见，只有是否同意其结论的问题，至于论证本身的周全与对错，并不是需要深究的。等而下之的教科书，遂不免充斥着条列「某主义∕某思想家主张…………」的陈套，仿佛各家主张都一样妥当，结果学说取代了思考，原则沦为牙慧口号。但是本书不然。在书中，作者不吝针对各家说法进行严密的分解，检讨其间的疏忽与矛盾，追究论证的一贯与完整。换言之，这是一本以哲学「实作」的方式介绍政治哲学的教科书，读者不仅可以认识「学说」，更可以目睹学说背后的思考运作与批判门径。作者本人在当代政治哲学界便是一位场子上的人物，立场明确（即所谓「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在几个题目上也卓有建树。由他来着手品评当代各家的长短得失，无妨看作示范演练，不时可以见到精彩之论。
第三，本书还充分反映了当代政治哲学的一大特色，即理论与现实的密切关连。政治哲学本质上必须就着时代、社会的是非议题──并且通常涉及大是大非──发言，自古即无例外。因此，虽然当代一般哲学的学院化、抽离化趋势不时遭人诟病，不过，就政治哲学而言，即使它想隐遁到最客观、最抽离的概念分析，也无法摆脱介入争议与表达态度的宿命。过去三十年间，在东、西方社会，都有许多潜伏已久、或者新近生成的议题挑起了公共议论，令政治哲学受到深刻的冲击与启发，相应也有独特的回应与反省。可以说，学院政治哲学与社会现实议题的相互渗透，目前正处于高峰，并且不可能退潮。本书作者本人在这个环境里成长，他的学术工作与学术关怀，也在这个氛围里成形，所以他所叙述的故事，基本上可以看作政治哲学这个学门，对于西方几十年来重大社会政治争议的回应。读者会注意到，书中对每一套政治理论的探讨，都以该理论的「政治」──即政治意义与可能促成的政策──结尾，是教科书中很罕见的写法，适足以彰显政治哲学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系。
当代政治哲学的这种实践取向，是它一项值得特别注意的特色。这项特色提醒我们，关于社会与政治的思考，原本就有其由价值意识引导的实践一面，政治哲学的本质如此，它在当代文化环境里的发达与困局也系于此。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稍作反省。
三、政治哲学是甚么？
哲学所关心的，可以总结为「我应该相信甚么」和「我应该做甚么」这两大类分别涉及认知与实践的问题。不过，面对这些问题，哲学的主要责任倒不在于提供实质、具体的答案，告诉我们去信任这种或者那种知识（例如应该相信感官知觉、还是理性推论），或者去根据这种原则或者那种原则行动（例如应该追求最有利的后果、抑或不必理会结果而是严格遵循规则），而是追问：一种有关知识性质或者行动原则的主张，因为甚么理由才是「对」的或者「好」的，是应该相信或者遵从的？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乃是一种后设性兼评价性的思考：面对一个问题，与其说哲学要提供实质的正确答案，不如说它更关心这个答案为甚么是「正确」的、是应该认可的、是讲理的人所不得不接受的。
哲学接连上政治，管道即在此。在政治领域，一个极为根本的问题，就是要求对各种现实的（或者理想中的）体制、政策进行排比评价，做出好、坏、对、错的分辨。即使最功利现实、最讲求机巧策略的政治人物，只要他还需要为自己的作为找理由（所谓找理由，当然就是认定所找到的理由是「对∕好」的），就不得不介入这种涉及比较与评价的思考。评价当然需要标准，标准就是各种政治原则与政治价值。可是这些原则与价值为甚么是对的？是大家应该接受的？是政治制度与政策之所以成为「正当」的好理由？这些考量，构成了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
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不仅界定了这个核心议题，处理这个议题的方式也有其独特处。一般而言，古典政治哲学预设了人的生命有一个应然性的目的状态，或者来自本性（自然）、或者来自某种超越的旨意（天、神），代表一种终极的理想目标，人的完成(perfecti·n)在焉。政治生活在人生里有其位置，正是因为政治生活跟达成该一目标有某种特定的关系。在这样的思考架构里，政治体制、政治价值的正当性，可以由政治生活与该一目标的关连导出。古典政治哲学的任务，即在于发现这种关连、进行这种推导。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奥古斯丁的哲学和政治观点虽然迥异，却都体现了这个思考架构。简单地说，这是一种用「目的」来检讨政治体制与政治价值的思考架构。目的论式的思考要有说服力，当然取决于它所标举的目的状态能不能取信于人、是不是算是对的。而目的状态的说服力，又取决于有关人的天性或者超越的旨意的说法，能不能取得说服力。不过，目的论的实践性格，是很明白的：以它为典范的政治哲学，始终关切着政治与人生的价值关系。
到了近代，这套思考方式逐渐丧失力量。近代人不再用目的论的角度去思考政治问题，因为近代人不再敢预设一个明确、客观、完美的目的状态，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可以直接回答政治领域里的评价问题。奠定近代政治哲学基础的霍布斯，一口断言没有所谓的终极目的或者最高善可言，人的幸福不过在于欲望的不断满足。而欲望所指，自是由个人自行判断的。我们不必接受霍布斯的极端说法，不过到了今天，事实上人类已经没有理知资源，去主张一套完美的目的状态；人类在利益、理想、与认知上的多元化，事实上也已经无可挽回。不敢面对这样雄辩的历史事实，甚至妄想加以改变，当然有失政治哲学的切事踏实职责。
但是在近代，哲学的评价责任并没有解除。随着目的的个人化与主观化，政治哲学如果还想善尽原先的评价职责，势必需要另辟蹊径，改而诉诸程序：政治体制与政策，无论其建立的方式、或者其运作、分配的方式，须要在程序上满足某种标准，即使人们各自的目的与利益不同，却都会同意这些制度与政策是对的。可以想象，要找到并证明这种关于程序之正当的标准，并不是很容易的事。近代政治哲学的复杂、丰富与多样，尽在于此。但我们会发现，这种从目的到程序的转折，并没有改变政治哲学对于政治与价值之间关系的关切。
四、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
以上所言似乎表示，到了现代，政治哲学陷入了一个难局。一方面，它存身在一个价值与认知都日益多元化的环境中；它不但不能逃避这个环境，其实它本身便需要这种环境才能生存。另一方面，它又需要找到能够获得普遍接受的标准，以便对于政治制度和政策提出评价。这两方面的要求，不是有些矛盾吗？
前面提到，近代政治哲学只能以程序为着眼点，回避这里可能的矛盾；以程序意义下的正当性，保证评价标准的正当性。可是「程序正当」这个概念，在加以分梳之前，意思并不是自明的。举例而言，倘若我们肯定了种族主义的正当性，事先便用种族之间不平等的位置来界定他们的互动程序，那么不同种族之间许多不堪闻问的压迫关系，极可能都是符合程序正当标准的。
种族主义当然违反我们今天的道德直觉；可是你又如何确定，我们今天的道德直觉没有类似的其他盲点与成见呢？其实，当代政治哲学所采取的程序观点，并不是仅仅涉及形式意义下的程序，而是更带有一些明确的价值认定，其目的即在于预防类似的盲点。这种价值认定，套用本书作者的话来说，可以表达为「所有人（以及某些动物）的利益都应该受到平等的考量」。读者读进本书不久，就会发现，「如何才算是对各个主体的利益作平等的考量」，构成了本书最占篇幅的主题，也是作者眼中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这项价值认定，为当代政治哲学各家所接受，从通称的左派到通称的右派皆无例外；各家的差异，完全来自大家对于这项认定有不同的诠释罢了。
一旦我们澄清了当代政治哲学用程序观念所肯定的价值认定，就能了解为甚么当代政治哲学似乎很难摆脱自由主义的论述架构。简言之，当代政治哲学肯定了个人的抉择自由（因此价值多元）、个人的道德地位平等（因此每个人的利益同等重要）、以及制度须公平地对待个人（因此才能既尊重自由而又维持平等），而这些价值，乃是在自由主义这个历史性的论述里才能同时并存的价值。如果本书的自由主义大架构令读者感到不自在，甚至怀疑作者的公正客观，居然将放任自由主义（中文简体字版译作自由至上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中文简体字版译作女权主义）、社群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中文简体字版译作文化多元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旨在挑战自由主义的学说，也套进自由主义的架构来陈述批评，读者应该追问当代政治哲学本身，为甚么必须以自由、平等与公平三项价值作为政治思考的基本参数(parameters)，发展各家的理论。我想，政治哲学之所以必须在这套架构里工作，并不是因为自由主义具备了甚么绝对的、普世的正确性，而是因为这个时代与文化已经设定了──接受了──这几项根本价值。你尽可以对它们提出与众不同的诠释，却无法全盘否定或者放弃它们。
像这样的价值意识，距离古典政治思想已经很远了。可是用这样的价值意识去对政治体制和政治价值进行评价，却是常青的问题。本书各章，分别探讨各家对这些价值所提出的不同诠释、检讨各家眼里落实它们的时候所要倚靠的制度。终极的答案分明没有出现；坦白说，在人类历史的有限条件之下也不太可能出现。不过这个冗长繁复的追寻过程，已经使我们更清楚这些价值在制度与理论上的涵蕴。这些认识，将是政治哲学继续发展的动力。
五、结语：追求政治理性
最后我要提醒读者，在今天，并不是没有人在怀疑政治哲学是否有其可能。毕竟，哲学自许为一种说理的活动，而政治则以权力为关注的焦点。莫怪乎有人说，权力容不下哲学的说理，因此所谓「政治」加「哲学」，乃是一种不可能的组合，注定流为学院里的袖手清谈。果然，保守派指责这种清谈纵情于某种抽象的普遍理性，破坏社群传统、颠覆原有的伦理秩序；激进派指责这种清谈蹈空编织一套美好的理想，企图掩饰现实中的压迫关系、痲痹人们的反抗意志；政治人物则指责清谈误国偾事，妄想用道德规范取代权力的独特逻辑，若非幼稚即属傲慢。换言之，政治哲学受到怀疑，是因为保守派、激进派、实务派殊途同归，一致地怀疑理性在政治领域是否适用、政治理性是否还有存在的可能。
这是一个真实、棘手的问题，在此无法深入讨论。毕竟，我们这个时代和文明，在虚无与纵欲之间摆荡跌撞已经有了一段时间，连「政治理性」这个概念本身都已经显得腼腆生涩了。但是回顾之下又可以发现，在虚无的时刻我们无所信仰，现实权力自然成为人间的最高权威；在纵欲的时刻我们认真地信仰，现实的权力僭称道成肉身，依然发挥着权威的功能。因此我们不能不问：权力之外有更高的权威吗？权力可能受到理性的节制吗？
答案其实不用远求。如果政治理性的要求，即是用说理去探讨政治原则、政治价值，用说理的方式对政治体制与政策进行对错好坏的评价，那么落实政治理性，不外乎就是让政治本身产生一个说理的动力，让权力承认说理的必要性。制度上，这要依赖公共领域。观念上，这需要将政治带向公共化的方向。可是政治理性本身的重建，也就是发展说理与评价的资源与能力，关键的助力应该来自政治哲学。在这个节骨眼上，与其奢侈地怀疑政治哲学的可能，让政治沦落为非理性力量的刍狗，不如正视当代政治哲学的诸多见地与反省，试着给政治理性一个发展的机会，或许才是更积极、更踏实的态度。
2003年仲秋于南港∕汐止
来源：思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