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存在着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彼此割裂、相互对立起来的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观点以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另一种观点则以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这一论断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关系，澄清错误观点，正本清源、凝聚共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实践，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遭遇了不少挫折。“文革”结束时，人民群众生活依然贫困。这种状况距离社会主义的理想相去甚远。与此同时，我国周边的东亚“四小龙”已经开始实现经济起飞，世界经济、科技快速发展，我国发展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邓小平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那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基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认真反思，我们党及时把工作重心调整到经济建设上来，毅然决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广泛深刻、波澜壮阔的巨大变革，使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社会生机活力得到空前释放，使社会主义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改革开放实现了我国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的大幅跃升。从1978年到2012年，我国GDP由3645亿增长到47.21万亿，年均增长9.9%，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位。作为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超大经济体，保持30年以上的高速增长，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改革开放使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据统计，从1978到2011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21810元，实际增长9.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6977元，实际增长9.6倍；农村贫困人口大大减少。群众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水平明显提高，改革开放前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状况得到根本改变。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制度在兴利除弊中自我完善和发展。30多年来，我们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各项社会事业均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人民意气风发，发展日新月异，社会充满活力，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这一切都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如果我们党当初没有果断地实行改革开放，并在牢牢把握正确方向的前提下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临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严重危机。
二、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改革开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基础，没有这些基础和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
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我们实行的改革开放，也是在一定基础上、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改革开放，这个基础和条件就是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积累的思想、物质、制度基础和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
新中国刚成立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建设环境极度恶劣。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我们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953—1978 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速度6.5%，这也是个不低的发展速度。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挫败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孤立、封锁、干涉和挑衅，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起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国防力量，为改革开放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和安全环境。这一时期我们发展了具有高度普惠性的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学龄儿童入学率从解放前的20%增至1976年的97.1%，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加到68岁，在发展中国家中几乎处于最高水平，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有人把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探索实践归结为亦步亦趋地效仿“苏联模式”，从而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除对资本家的改造和采取赎买而不是剥夺的政策外，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我们党更是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局限，开始独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要标志，我们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自己新的重要认识。这一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独创性理论成果，对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比如，毛泽东同志多次号召全党破除对苏联的迷信，主张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强调“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我国的计划经济即使在最高点，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这些打破极端僵化的苏联计划体制的努力，为改革开放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利转型奠定了一定基础。邓小平同志还说过：“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中国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与苏联不同。”（《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此外，鉴于苏共的腐化蜕变，我们党特别强调社会平等和党的纯洁性，尽管存在种种偏差，但客观上看，这种扁平化的、不存在强大“分利集团”的社会结构减少了后来改革开放的阻力。
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过程中，也发生了种种“左”的偏差，包括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甚至“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尽管如此，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段历史时期还是“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当然，这些挫折和失误也为后来的实践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在客观上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即极“左”的那一套是行不通的，促使全党全国同心同德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与此同时，我们要注意把这些错误实践本身，同老一辈革命家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良好愿望，同捍卫社会平等和正义、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动机区分开来。
总之，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
三、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两者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应当承认，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混淆这种差别，就看不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但这两个历史时期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后来的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和发展。
首先，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当时没有真正落实，改革开放后得到了真正贯彻。这些正确主张包括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等。我们党本来已经得出了这些被后来的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结论，但由于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加之上世纪60年代以后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过于严重的、脱离实际的估计，把防止出现修正主义、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作为头等大事，导致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落实。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对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提出的正确思想的贯彻、深化和发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还有着共同的本质特征，这就是两者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都是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探索，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探索。回顾历史，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的实践探索，无论世情、国情、党情如何变化，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没有变；坚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脉相承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没有变；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没有变。应当看到，社会主义建设作为一项“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及时总结、调整。但是这其中变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策略，不变的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坚持和追求。
那种以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的错误观点，质疑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并借此反对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这种错误观点的滋生，主要是基于当前贫富差距明显以及党内外存在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等社会现实。它的根本错误在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看不到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从而因噎废食、有失公允。但这种错误观点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需要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消极腐败等问题引起高度警醒，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摆上更为重要的议程，用对官僚主义、消极腐败和奢靡享乐等不良作风的不懈斗争和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只要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切实捍卫社会公平正义，早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这种错误观点自然就会逐渐失去市场。
那种以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的错误观点，把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妖魔化，把我们党在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过程中出现的挫折与失误无限放大，对这一时期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视而不见，否定中国革命史和新中国历史，否定毛泽东同志。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持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立场的人，其根本目的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虽然肯定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福祉，但却竭力把改革开放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改革开放。这是对改革开放的曲解，它迎合了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正如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是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只要中国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要西强我弱的国际总体格局尚未得到根本扭转，这种错误观点就不会自动销声匿迹，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
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经验给予我们的根本启示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虽然有着重大区别，但归根结底是一脉相承的，统一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经验给予我们的根本启示。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必须毫不动摇、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并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完善。
邓小平同志说过，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关键在于我们把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始终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立场、有方向、有原则的改革开放，其基本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不论怎么改革、如何开放，都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绝不能邯郸学步、亦步亦趋，而是要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关键不是改不改，而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朝哪个方向改，有些不能改的，必须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我们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要我们自觉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