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刚先生在他最近发表的《失误与衰退》的文章中，开篇就直指“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引起自身经济衰退的“失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衰退主要原因在于其战略的失误，首先，他们推动了全球化，认为全球化就是市场化和民主化，而市场化与民主化就是美国化和西方化，最终可以以此达到历史的终结，但是，事实证明全球化确实推动了全球市场化和民主化，但市场化与民主化不等于美国化和西方化。其次，对外投资从短期来看可以提升资本的利润，但是从长期来看将有损失国内的发展，相反会推动周边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为海外投资是一把双刃剑。其三，正因为如此，所以所谓U型微笑曲线，微笑的只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其代价和成本则由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政府和社会承担，在这方面美国和西方政治精英事实上是与公司串通一气的。其四，公司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是总是一致的，公司只考虑利润，很少关心国家利益，所以任由公司主导，必然导致国家财税和就业的流失。最后，目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试图扭转衰退并不是上策，这只会导致损人不利己的结果，而且成本会很高，因为经济全球化体系容易进入，退出则难。 ”【1】本人实在难以认同鲍盛刚先生的观点，不得不向他提出商榷。
“全球化”不是西方国家主导的一个“失误”，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和阶段。虽然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确实无法预测，但是我始终认为人类社会发展是具有一定的发展趋势的：就是“不断地满足‘每个人’和‘一切人’生存、幸福和发展的需求”。这也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这种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仅仅是社会领域的学说，而是由“人”的本性、本能所决定的，是建立在生物科学及其进化论、人类的实践性及其实践能力的基础上的。
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确实无法精确预测，但人类的历史是已定的，这种实践检验的结果也是确定的：世界各国基本上都非常一致地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历史：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畜牧业→农业自然经济→工业化的萌芽和手工业时期→工业化时代一直发展到现代的信息化时代和全球化时代。
考察这一历史过程就可以得出的明确无误的结论：人类历史就是“不断地满足‘每个人’和‘一切人’生存、幸福和发展的需求”的过程。如果我们承认“工业化”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那么，工业化所产生的更细的分工就使市场经济成为必然。而市场经济的先天性缺陷，【2】就决定了工业化市场经济诞生后的前二百多年间始终无法摆脱贫困、垄断和生产过剩的危机，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引发了使人类生产力损失30%以上的严重危机后，才催生了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经济理论，以福利制度来使市场经济及其必需的民主宪政进一步完善。
在凯恩斯经济理论和罗斯福新政实行的短短二十多年中，就使全球化应运而生：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繁荣，使欧美发达国家国内劳动力随着经济发展从过剩走向饱和，而资本却随着经济繁荣而大量盈余，在国内市场需求的强劲推动下，要么从国外引进劳动力，要么资本外流追逐廉价劳动力。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国民相对较高的福利和工资水平产生的“移民限制”政策，（这好比人们不愿意外人进入他们家庭分享他们的家庭财富一样天经地义，无可指质。）和物流和运输领域的现代化及其成本的下降，使市场经济就以资本外流寻找廉价劳动力方式替代了人口在地域间的转移，于是，这种“全球化模式”就势不可挡了。
资本外流的另一个深刻的历史根源，就是大多数劳动者的福利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为大多数劳动者接受长期教育创造了社会条件，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也就直接而有效地为科技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创造了“历史必然”，这也就成为发达国家低层次制造业向外转移的历史动力。
人类历史上第一波资本外流的全球化获得成功的事实，就证明了“全球化”既符合“不断地满足‘每个人’和‘一切人’生存、幸福和发展的需求”的历史发展的既定趋势，也符合普世价值。而不是鲍盛刚先生所说的只是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其代价和成本由美国和西方国家政府和社会承担的西方国家的“失误”。
第一波全球化资本外流就是指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起步，发展到八十年代基本完成的，在欧美发达国家产业升级换代的推动下，面向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资本外流和制造业的转移。在这个过程中，产业转移的作用、因素要大大地大于资本外流的作用和程度：这种资本外流和产业转移是整体性转移，是连带销售渠道、生产技术、产品设计、管理理念和品牌效应等一系列产业体系的整体移植。纵观世界经济史上所有产业转移成功的事实，可以证明这是产业转移成功的必要条件。（当然不是充分条件）无论日本的家电行业，还是台湾的电子行业，甚至是中国的“海尔”和“振华港机”，这些成功的事实都具备这个必要条件。
第二、这种整体的移植还包括民主政治、工会在工资谈判中的作用、高税收以及和经济水平相适应的福利等一系列有关劳动者收入随国民经济同步提高的制度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也就是说没有制度上“民主转型”的麻烦，也证实了杨小凯先生指出的“制度模仿”成为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的必要条件的理论。
第三、这种劳动者收入提高的直接成果就是把国外资本流入、产业转移和本国的劳动者同享经济发展成果造成的劳动者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的提高合二为一，同样也和资本流出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及其内需提高所形成的国内市场的相对完善，合并成一个同步发展的过程。这一切都遏制了欧美制造业的外转和资本外流的速度，使其符合和适应本国的劳动力综合素质、劳动能力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推进的速度和程度，并以此消化由资本外流所造成的经济衰退等不利因素。它没有引起因资本外流造成的大规模就业矛盾和贸易逆差的冲击。给整个全球化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过程。同时也使日本和“四小龙”在短时期内完成工业化，复制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在达到发达国家和次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后，再一次地开始了面对中国的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和资本外流。
综上所述，第一波从欧美向日本和“四小龙”的制造业转移的全球化过程，对欧美发达国家来说，不但没有受到严重的就业和贸易逆差的冲击，而且还享受到日本和“四小龙”价廉物美的产品，部分外流资本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对接受国日本和“四小龙”来说，不但实现了本国、本地区的经济繁荣和发展，也相对地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目标，造就了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群体。从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的总体来评价，当然是一个多赢的事实和经验。【3】这也证明了经济全球化不但是工业化市场经济的规律性结果，而且完全可以，也应该能实现流出国和流入国双赢、资本和劳动者双赢的局面。
而鲍盛刚先生所说的全球化是西方国家的“失误”的事实依据，只能说是第二波全球化浪潮，从欧美发达国家，连同日本和“四小龙”面向中国的资本外流和低端的制造业转移过中程产生的“异化”的结果，而且产生这种“异化”的“根源”并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失误”，而恰恰应该是中国的“失误”：
第一，中国接受发达国家和次发达国家的低端产业转移的过程，是伴随着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集权管理体制向民主宪政的“制度转型”同步进行的。这种“双转”（产业转移和制度转型）模式不但困难重重，而且一旦“双转”不能同步适应，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将给整个经济全球化过程带来严重问题。也就落入了杨小凯先生指出的“后发劣势”的陷阱。
第二，这种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结果就使劳动者缺乏制度赋予的民主权利
为自己在整个“双转”过程中争取和捍卫自己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大多数劳动者的贫困、国企通过政府权力实行垄断、以及集权腐败和既得利益造成民众贫困和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二极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内需严重不足造成的生产过剩等等。所有这些弊端，不但形象地复制了发达国家原始积累时期的所有弊端和危害，而且因为劳动力低价造成资本的高利润严重地加大了资本外流的规模、速度和烈度，也就直接导致了“全球化”的“异化”结果。
第三，这种由于工会和民主权利的缺位造成的劳动者的低收入和低福利的
直接后果就是因贫困引起的教育欠缺，严重地阻碍了大多数劳动者综合素质、劳动能力和产业结构的“双升级”，也就是说，中国接受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的过程，是单一的生产实体的转移，而大多数中国企业只是掌握低端的生产环节，是无法掌握生产科技、产品设计、管理理念、营销渠道和品牌效应等重要的高端环节的。这也使中国企业的获利比例和获利量受到严重限制。同时也造成了自然资源贱卖和过度开发、寅吃卯粮，掠夺子孙后代的资源权的事实，从而也使中国整体的经济繁荣和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严重的问题。而且，正因为低工资造成的低成本，就使低效率的“代加工”模式能够在中国成活，也使这些企业失去了争取和完善完整的产业高端体系的发展动力；这也是造成中国大多数产业仅仅是低端的生产环节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这种大多数劳动者的贫困所造成的贫富二极分化和财富集中，也严重地制约了内需的发展和提高，不得不进一步依赖出口来填补内需不足的缺口。于是只能依靠进一步压低劳动力成本来实现低价竟销，结果就形成了以低工资为基础的恶性循环。
第四，建立在低工资和低福利成本基础上的“低价竟销”所获得的超大量外汇储备，不但没有为中国带来经济发展上的利益，反而由于金融人才的严重不足所造成的超大量外汇管理上的困难，给国家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经济损失。
第五，中国目前低工资所造成的一系列弊端，特别是贫困造成的劳动力综合素质和劳动能力无法有效提高，进一步造成产业结构无法有效升级换代的危害之一，就使中国无法在不远的将来，在东南亚和非洲后一轮更低价格的劳动力竞争中掌握主动，甚至完全有可能就此丧失高速持续发展的优势。
而对于西方资本流出国来说，正是中国这种以低工资为基础的高利润和低价出口竟销，加速了他们资本外流和产业转移的规模、速度和烈度，使之超出了本国产业升级对资本外流和产业转移的消化能力，从而打击了他们的就业状况，也打击和危害了发达国家广大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的进一步提高和完善。这种拿中国劳动者的血汗钱低价出口竞销，并没有给世界各国带来真正的利益和实惠，相反是严重地打破了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拿秦晖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在工资、福利和民众权利方面，在全世界出现了低福利、低人权的“劣币驱逐良币”反经济规律而动的事实。
综上所述：正是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双转”之间进度的差异，即“制度转型”中政治体制改革严重地滞后于产业转移和经济发展，造成了大多数劳动者缺乏制度赋予的民主权利来捍卫和争取自己的收入和福利，才使全球化产生了 “异化”的结果。还是那句老话：“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这也是全球化和为全人类造福的历史要求。
劳动者的工资应该符合劳动生产率是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主要原则之一，如果在改革开放初期，几亿劳动力过剩的现实使这种低于正常劳动生产率的工资水平成为无奈的选择，那么在中国经济初步繁荣的入世之初，没有能够及时有效地纠正这种不合理的劳动力低工资水平，就应该是产生诸多弊端的根源的“失误”了。所以，我的结论恰恰和鲍盛刚先生相反，恰恰是中国“损人不利己”的失误，而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失误，才造成了“双输”模式的全球化的“异化”结果。
如果承认“不断满足‘每个人’和‘一切人’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需求”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那么，中国的失误就只是全球化发展的一个曲折过程，无论这种曲折有多严重、危害有多大，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都会通过一种自发的、自然的、不可抗拒的“纠错”机制使历史发展再次走上正轨。这种历史“纠错机制”的另一个“实践证明”就是：中国在近代史上领先世界近千年，而且相对健全的土地私有化制度就可以证明市场交易在中国“古已有之”，并不落后；但因中国农业文化、农业经济及其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强大，几乎遏制了所有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萌芽”，使工业化的机会屡次错失。但即使如此，在几个世纪的等待后，在20世纪末，中国还是不可抗拒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走上了工业化市场经济的道路！这也如鲍盛刚先生所说的：“事实证明全球化确实推动了全球市场化和民主化”。
历史的结论明摆着，就两条路：要么是中国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以制度赋予劳动者民主权利，使他们自己来争取和捍卫自己的经济利益，彻底改变这种低工资现状，（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实现民主宪政，仅仅依靠既得利益群体的恩赐和施舍根本不可能彻底扭转这种低工资恶性循环的趋势。当然，暴力革命也是“不确定”的后果之一。）要么就是逼着全世界逆差国家联合起来和中国打贸易战。只有前者，才是中国和全世界的“唯一出路”，而后者，将是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两败俱伤的惨局！也是全球化的另一个“异化”的结果。
2013年3月27日
【1】：鲍盛刚：《失误与衰退——全球化与冷战后20年》 http://www.aisixiang.com/data/62437.html
【2】：摘自丁礼庭《来自民间的心声》：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648.html
市场的先天性缺陷：经济学家刘易斯曾经提出劳动力价格“拐点”的理论：在这个劳动力饱和的“拐点”到来以前，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刚性”，一旦“拐点”到来，就会因工资的上升，使资本外流追逐更廉价的劳动力。这就决定了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易不可能是公平的，过剩劳动力的工资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低于客观实际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果的，还因为劳动者面对“生存的迫协”，不可能拒绝这种不合理的低工资。这样的结果就是：第一，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易，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是真正地自由、自主、自愿的；第二，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不可能自动、自然地通过市场固有的调节作用——通过过剩的劳动力的价格（工资）趋低来减少劳动力供给，重新实现供求平衡，使价格（工资）恢复到合理的区间，自动、自然地实现新的市场均衡。我们拿市场经济的价格模型来分析，如果我们承认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均衡，即劳动力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在——边际资本收益、即利率（平均利润）加边际劳动力收益。（假设设备等其它不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有剩余。）那么在劳动力过剩的市场环境下的这种价格均衡的结果：不但劳动力价格，即工资水平是在客观的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之下的均衡，而且投资量也随着劳动力边际收益不合理地偏低而大于正常量。
【3】：检验是否真正“多赢”的标准，当然就是以资本流入国和流出国的人民的综合利益为标准，也就是以“满足‘每个人’和‘一切人’生存、幸福和发展的需求”的历史发展趋势为标准，也可以说是以“普世价值”为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