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官僚们的行为已经被置于广泛的新闻监督之下，那么，迅速官僚化或许不会给社会带来比既没有道德基础又没有权力制衡的"一元化领导"更大的危害。可是，如果官僚们并没有置于新闻监督之下，或者，对新闻监督有恃无恐，那么，迅速官僚化将带给我们社会的危害，或许不亚于旧时代的政治腐败。

自从实施"宏观调控"以来，中国政府的行为模式发生了不容忽视的集权化倾向。问题的要害当然不是社会允许权力以何种形式实施。我们从哈耶克那里或从我们亲身体验得知，伴随着政府权力扩张，几乎不可避免地扩张着的，是"理性的狂妄"，是基于政府官员对自身能力的自大狂般的设想而实施的各项伟大计划——所谓"政绩工程"。

市场的自发秩序，在中国社会，鬼使神差，经历了二十几年的发展，居然把中国经济变成了"世界工厂"——made in China——其中包含的是是非非，可圈可点，此处不赘。

终于，市场经济，例如它的核心部分——广东、江苏、浙江，像一株多年熟的果树，开始结果了，它的丰硕果实，吸引了外资，也吸引了政府官员。

于是我们看到许多坏的开端——由政府直接参与的钢铁项目、路桥工程、矿产和能源开发、土地征用和房地产开发，或其他类型的诸如"建设国际花园"这类政绩工程。标志着这些坏的开端的，一方面，这些工程之所以可能，其前提是政府财政状况如恶性肿瘤般的极大好转——因为过去若干年税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行为，那些以"亿元"、"十亿元"甚至"百亿元"为计量单位的政绩工程，往往与政府官员的私利紧密联系，以权力腐败和工程质量因多次转包或偷工减料而迅速下降为特征。

这里报道的浙江省杭州市人民代表质疑"一纵三横"工程，是一个好的开端，尽管作用范围尚小。"一纵三横"工程涉及数亿元工程款，其中一条街道，曙光路，去年刚刚修过。对"半年度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这一质疑的，是杭州九三学社的代表。

比较客观的研究者，大致会同意这样的判断：一方面，中国经济已经成为或正在演变为民营的、市场导向的或市民社会的，中国社会结构已经或正在演变为民间的。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仍是"二元"的——它的主要部分，分别来自国营部门的利税上缴和民营经济的各项税收。

所以，我们政府的行为，不难理解，也处于这样一种过渡状况内。一方面，它不是完全由纳税人和纳税人的代表大会及其立法所制约的；另一方面，基于政府的"自身利益"，它愿意让自己的行为日益广泛地受到民间力量的监督和制约。巴泽尔最近的著作《国家理论》（2005年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中译本），详细论述了政府如何为着自身利益而将权力日益移交给民众监督和制约。作为对他的论述的一种补充，这里需要澄清的，是政府的所谓"自身利益"。

最近披露的各类贪污案件，以"中行开平分行"为例，凸现出一种"集体腐败"和"集团腐败"的特征（参阅陆磊《开平教训：从集体腐败到集团腐败》，《财经》2005年8月22日）。

这一特征刻画的，就是政府的自身利益。在一个正常的市民社会里，例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译本）第三篇里描述的那些社会，政府自身利益有两个组成部分，其一是政治家及其伙伴的利益，其二是职业官僚们的利益——包括他们的精神诉求和物质利益。当王权逐渐被民权取代时，或者，当民主的权益从贵族逐渐扩散到全体公民时，恺撒与元老院的关系就逐渐演变为总统与国会的关系，与此同时，职业官僚们的行为，被置于越来越严厉的新闻监督之下。于是，土耳其苏丹们的行为模式逐渐演变为俾斯麦时代德意志官员们的行为模式。

历史经验表明，政治家与官僚群体，他们的自身利益与行为模式随着社会演变而演变。因此，作为一个好的开端的一部分，我们看到了杭州的这份"加强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监督"的试行规定。与以往发布的关于加强监督的各种规定相比，决定性的差异体现在杭州这一"试行规定"的细节里——即界定了政府各部门"第一把手"的人、财、物三类权力的那些制度细节。

所谓"一个好的开端"，首先是指选民直接批评政府的行为，其次是指这里报道的邯郸的"市长权力清单"和杭州的"试行规定"各自包含了比以往更多的制度细节。所谓"许多坏的开端"，首先是指经济增长的丰硕果实诱致的政府的掠夺之手，其次是指下列更复杂的社会博弈过程：因为制度细节的增加，法规和解释法规的权力环节也相应增加，故而导致政府行为的迅速官僚化。

如果官僚们的行为已经被置于广泛的新闻监督之下，那么，迅速官僚化或许不会给社会带来比既没有道德基础又没有权力制衡的"一元化领导"更大的危害。可是，如果官僚们并没有置于新闻监督之下，或者，对新闻监督有恃无恐，那么，迅速官僚化将带给我们社会的危害，或许不亚于旧时代的政治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