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吉彻尔 1 吴万伟 译

译者按：自然科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冲击一直是学界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在经济危机以来，人文社会学科遭遇的预算削减、专业萎缩、学生就业难度增加、社会的诘难等等更是加剧了人文学者的危机感，进一步打击了他们本来就不足的自信心。科学的真正价值和局限性何在？如何揭露科学主义的真面目？怎样为人文社会科学辩护？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最佳关系到底如何？对所有这些热门问题的讨论都可以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约翰·杜威讲座教授菲利普·吉彻尔（Philip Kitcher）发表在2012年5月24日《新共和》上的一篇文章“科学主义的缺陷”中找到。我们未必完全同意作者给出的答案，但作者的思考和论述角度无疑将对该领域感兴趣的读者产生一些启迪。

菲利普·吉彻尔教授1974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先后在明尼苏达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书。曾担任美国哲学学会会长，2002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2006年因为在科学哲学上的杰出贡献而被美国哲学学会授予普罗米修斯奖。他早年的兴趣是数学哲学和科学哲学，后来转向生物哲学。到了1990年代，兴趣更广泛，涉及到科学探索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问题。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后，他探索的兴趣还包括了实用主义和自然主义伦理学、文学和音乐中的哲学问题，主要研究乔伊斯、华格纳、托马斯·库恩。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主要为本科生讲授核心课程，2004-2007年曾担任现代文明讲座教授。开设的课程有杜威、科学与宗教、乔伊斯和《芬尼根守灵夜》。在研究生教学方面，像杜威一样，他担心学院派哲学越来越狭隘和专业化，因而相信哲学需要改造，主张在不牺牲哲学探索的意义的情况下提高学生清晰论述和严格论证的能力。近期著作包括《伦理学工程》（哈佛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民主社会中的科学》（Prometheus Books, September 2011）、《乔伊斯的万花筒：邀请你研究芬尼根守灵夜》（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与达尔文一起生活》（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

本文的副标题是为什么历史学和其他人文学科也是一种知识？作者从历史学家对英国城市考文垂和德国城市德累斯顿的研究开始引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冲突，列举了科学主义的五个错误假设：1）人文科学没有方向，没有进步；2）自然科学成就辉煌；3）自然科学有清晰的技术和方法；4）人文科学只能得出有限普遍性的结论；5）人文科学里充斥着走马灯似的虚假理论和宏大叙事。随后作者指出了普遍性的幻觉，即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是通过牺牲普遍性而实现精确性和准确性的。接着，他揭露虚幻的方法对比，指出了科学标准也遭质疑、科学方法相互借用、虚假理论也同样出现在自然科学中的事实。作者还特别指出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具体和个别问题的价值以及历史学需要不断重写的理由、文化的自主性和不可通约性、达尔文自然选择论的不足。最后作者强调科学探索离不开价值判断和选择，强调人类的探索需要把历史学、人类学、文学和艺术结合起来的综合性途径，科学和人文是密不可分的合作关系。

科学主义的五个错误假设

考文垂（Coventry）有两个大教堂。1962年5月25日祝圣的新教堂位于老教堂遗址的旁边。该遗址可以追溯到14世纪，它经历了二战时期闪电战袭击造成的破坏。在祝圣仪式前三年，考文垂与德国的德累斯顿结为姊妹城市，这是表达城市间友谊的最早做法。1962年再现了这种和解的姿态，纪念仪式上演出了B.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的《战争安魂曲》（War Requiem）。三位独唱演员是英国男高音P.皮尔斯（Peter Pears）、德国男中音D.F.迪斯考（Dietrich Fischer-Dieskau）和俄罗斯女高音G.薇什涅芙斯卡娅（Galina Vishnevskaya）。

自从1960年代以来，历史学家研究和辩论的焦点一直集中在1945年2月13日夜晚发生的事件，盟军炸毁了德累斯顿这个在战略上并不重要的城市。人们对导致轰炸的决策和对承受轰炸后果的德累斯顿的人口构成了解得越多，他们对战争行为的判断就产生越大的变化。历史学的批判性视角体现在小说家、批评家和人权理论家做出的贡献上。换句话说，人道主义调查的结果促成了社会和政治变革，同时也交织着考文垂和德累斯顿公民的和解努力。在此过程中甚至音乐和诗歌都发挥了作用：W.欧文（Wilfred Owen）的诗句强化了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我的主题是战争和战争的遗憾。诗歌就在遗憾中，诗人所能做的只是提出警告而已。”英国人把这诗句作为自己的墓志铭。低估人文艺术的影响实在是太容易了。有太多的人贬低人文科学，虽然有些人本来应该对文科有更深入的了解，不过，理解为什么自然科学被认为是人类知识的黄金标准并不困难。

当分子生物学家能够往细菌中插入DNA片段从而将有机体变成用来生产宝贵的医学产品的工厂，或当基础物理学能够精确预测实验结果，精确度相当于在测量北美洲宽度时将误差限制在头发丝的范围内时，它们的成就不由得令人敬佩甚至敬畏。人类的知识来自自然科学的最突出成就的观点很容易产生一种信念，即其他形式的探索根本无法与自然科学匹敌，至少其成就在被纳入“真正的科学”之前往往被视为低人一等甚至毫无价值。

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冲突至少可以追溯到两个世纪之前，而且随着野心勃勃、急不可耐的研究者提出要把自然科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引进人类心理学和人类社会行为的研究中之后，冲突就变得越发激烈了。这些人的努力和他们对人文科学毫不掩饰的蔑视态度促成了从维克（Vico）到狄尔泰（Dilthey）到当今时代的一种反应：坚持认为有些问题是自然科学探索无法解决的领域，它们过于庞大、过于复杂、过于模糊、过于重要，根本无法用简单化的方式来处理。从19世纪的机械心理学探索到当今把进化论概念引入社会科学的尝试，“科学主义”一直遭到批判，因为它对需要解释的现象造成了“破坏”（如果用狄尔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词就是Verstümmelung）。

科学主义（和科学当然不是一回事）的问题产生于若干源头，我们对此需要批判性地仔细考察。人们对自然科学帝国主义的热情建立在五个观察基础上。首先，存在一种认识，即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注定要炮制出一系列没有方向感的理论和解释，让人看不到进步的前景。第二，自然科学的某些领域取得了非同寻常的成功，这与人文社会科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三，自然科学有明确和清晰的技术和方法，这有助于形成一种信念，自然科学家有能力以极其严格的方式获取和组合证据。第四，有一种认识认为，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只有被限制在有限普遍性的结论中时才能进行有说服力的论证，如果其目标是重要的全面的结论，其方法和证据就十分令人怀疑。最后，还有一种普遍的认识，即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其漫长的历史阶段一直被虚假的理论和时髦的宏大叙事所支配，一旦时尚潮流过去，缺陷暴露无遗之后，理论就被人抛弃了。

这些熟悉的观察产生了不幸的影响，本来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却转变为类别差异，因为那些对自然科学所谓的优越性充满热情的人心甘情愿地屈服于俗套观念和过分笼统的说法，根本没有考虑更细腻的解释。本文就试图依次考察这种错误的五个基础。

普遍性的幻觉

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之所以困难，显而易见的解释是人文科学和历史及社会研究的对象是非常复杂的体系。具体结果往往是在特殊例证下获得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通过牺牲了普遍性，通过头脑清醒地拒绝提供任何宏大的涵盖一切的理论尝试而实现精确性和准确性。我们对德累斯顿轰炸的更清晰理解并没有产生任何宏大的历史观，但是细节同样有力，同样重要。在这方面，它与自然科学并没有不同。我们即将看到，科学常常也是牺牲普遍性以便获得重要问题的准确和精确的答案。

在英文中，我们谈论单数的科学，但是法语和德语都巧妙地保留了复数形式。我们一起从事的科学研究在方法上千差万别，成功的程度也各有不同。分子工程的成就或者量子论的测量并不能应用在生物学、化学甚至物理学等所有领域。地球物理学家竭力要精确预报某些地区的地震风险。而干预和预测的困难在当今的气候科学中就更加明显：尽管人们对于地球的平均温度不断增高，变暖的趋势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到2200年温度至少增加摄氏2度，极端天气事件出现的频率将继续增加等并无异议，但是，气候学仍然无法对世界各个地区的整体影响进行更准确的预测。众多因素影响到气候、风向与天气模式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变化，这使预测哪些地区遭受旱灾，哪里的农业活动将被中断，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新型疾病传播模式等变得更加复杂。还有其他许多可能的后果都是我们渴望通过知识进步而实现的。（最成功的科学是那些足够幸运地研究相对简单和有序体系的学科。J.C.麦克斯维尔（James Clerk Maxwell）正确地评论说，伽利略如果开始使用湍流而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自由落体实验，他就无法确立自由落体定律。）

强调普遍性会激发科学霸权主义，变戏法一样地塑造出一种完全统一的未来科学形象，即“有关一切的理论”。有机体是细胞的集合体，细胞是动态的分子系统，分子由原子组成，原子又可以分解成费米子（fermions）和玻色子（bosons）或夸克或线条。从这些事实，人们忍不住推论所有现象——包括人类行为和互动在“原则上”都可以用物理学语言来理解，虽然当前我们或许仍然使用生物学或神经科学的术语。这种诱惑非常强烈，我们应该抗拒。即使过程是由更多部件所组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通过追踪这些运动就可以充分解释此一过程。

生物学历史上的一个故事说明了这一点。18世纪英国医生J.阿布什诺特（John Arbuthnot）注意到一个令他十分吃惊的事实。在研究了1629年到1710年伦敦的出生登记数据后，他发现在调查的所有年份都显示生男孩的频率明显偏高：用他的术语就是每年都是“男性年”。如果你是机械分析的狂热爱好者，你可能通过追踪每个细胞的运动在“原则上”解释这一点，首先是精子和卵子，然后是不断成长的胚胎以显示每一年产生的男性特征的程度。但可能有更好的解释，即该记录决非偶然事件。进化论预测了许多物种（不是所有物种）在性成熟时，性别比的平衡是1:1。如果偏离常规，自然选择将有利于数量偏少的性别，如果男孩少，在儿子身上多下功夫，你可能有更多孙子。这意味着，如果男孩或女孩在长大成人之前更容易死掉，这种性别的孩子就会生得更多。因为人类的男性是更弱小的性别，也就是说他们更容易在出生后和长大成人之间的某个阶段死掉，所以生男孩的机会就更大些。

“关于一切的理论”的观念，是十分荒唐的幻想。成功的科学是用来解释其领域内不同种类现象的模式的集合。幸运模式能产生满足三个必要条件的模式：普遍性、精确性、准确性。很多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都不这么幸运。正如生态学家R.莱文斯（Richard Levins）几十年前指出的，在生物学的很多领域，或许可以加上物理、化学、地球和大气科学等，好消息是你能够满足这些必要条件中的任何两个，但付出的代价是牺牲第三个条件。当今气候科学常常是保证普遍性和准确性但是没有精确性；专注于某个特定物种的生态学能提供精确和准确的模式，但很难证明其普遍性。当然，如果你放弃了准确性，精确性和普遍性就根本不是问题了。

虚幻的方法对比

现在，让我们转向对科学活力的颂扬。个别的科学形成评价证据的法则和标准，因为它们研究大自然的方方面面，也研究了如何进行研究。在探索的任何特定阶段，科学家群体就需要参考的经典书目达成共识，所以新结果的认证工作进展相对顺利。就公认法则的可靠程度而言，知识在不断积累。但是，在发生重大变革时，好科学的标准本身也要遭到质疑和讨论，明白这一点很重要。这项发现在科学史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产生了重要的后果。

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领域的方法对比是虚假的对比，对人文学科的破坏性尤其大。人文领域使用的方法——如认定某乐谱是某作曲家的作品或某画作是某画家的作品，不仅和古生物学家或者生物化学家使用的技巧同样复杂和严格，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两者是一样的。历史语言学家承认语言间的联系或不同时期语言发展阶段的联系，宗教学者指出不同经文的亲缘关系，他们使用的方法恰恰就是达尔文研究生命起源时使用的方法。实际上，达尔文的古生物学借用了19世纪语言历史的研究方法。

同样的，那种认为人文科学被时髦的虚假理论主宰的观点暗示了一种对比，结果却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如果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是那些担忧人文科学的人最喜欢的替罪羊，这种恭维会被迅速地找到反证。不仅行为主义心理学主导了20世纪的大部分社会科学，它本身就是出于将人类行为研究变得“真正具有科学性”的动机，但是它的影响力被19世纪物理学和化学中“以太理论”的泛滥给掩盖了。同样重要的人，物理学家J.C.麦克斯维尔甚至把它的特征总结为“在自然哲学中得到最好确认的实体”（他像多数同代人一样认为是自然科学）。

所以，科学主义的五个要点都建立在俗套观念之上，这些观念因为人们意识到的威胁而被进一步强化。因为人文科学院系的预算削减，人文学者认为自然科学家莽撞地闯入真正聪明的人害怕进入的领地。反过来，那些因为课题没有能赢得公众认可的科学家们则似乎想象了J.杜普雷（John Dupré）所说的“受到五十英尺高的人文学者的攻击，”这种幻想类似于假设后现代主义宣言通常分散在政府的提要手册中。我们需要超越这些俗套观念，抛弃支持这些观念的荒唐景象。

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需要不断重写的理由

为了提出更好的观点，让我们主要集中在历史和人类学上（虽然我要捍卫的结论也适用于文学和艺术以及对文学艺术的批评研究）。尽管严肃的历史和人种志确实常常为了准确性和精确性而牺牲普遍性，但是，它们的结论仍然相当重要。科学的意义不仅仅限于发现普遍规律，这个观点是从前时代的遗产，当时科学的任务被视为探索造物主法则的指南，即“在神之后思考神的思想”。回顾过去，科学是用来回答问题的模式的集合。并非每个问题都重要：我们的物理环境中有数不清的问题，而你看到的这些句子对任何人都没有多大意义。普遍性之所以受到重视，部分原因是它常常是回答整体问题而不是零碎问题的关键，部分原因是普遍性的解释往往被认为更加深刻。但是，还有许多非普遍性的、具体的和个别的问题，它们理所当然地成为自然科学家思考的对象。南加州的虚拟界线到底在哪里？不同原始人种的关系如何？同样的，占据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头脑的也有许多具体问题。

有些问题是有因果关系的，与产生重大事件或者维持特别社会体制的因素有关。也有一些问题应该得到强调。在E.L.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有关中世纪时期法国和西班牙边境地区人口的研究，或在J.L.布里格斯（Jean L. Briggs）对因纽特人的家庭生活的研究中，学者们的主要兴趣并不是追踪事件的前因后果。历史和人类学被用来向读者显示某种生活方式到底什么样子，为不同社会的人思考自身及其生活方式提供参考。如果借用从前的概念，他们的目的在于理解衍生于想象的身份认同。

虽然这种研究没有普遍性的矫饰，但其影响力可能非常巨大。这些研究可能颠覆各种决策中想当然的分类，从如何对别人做出回应的日常反思到制订社会政策的重大问题等。比如在讨论德累斯顿轰炸的受害者时，“间接伤害”逐渐被视为一种不得体的方法。人文研究也能挑战用来作为科学探索框架的范畴。历史和人类学就是产生新概念的场所。这些概念的传播可以实现T.库恩（Thomas Kuhn）有关科学史研究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使命：改变我们拥有的形象。布什政府心照不宣地认同库恩的观点，在人文科学和艺术的预算被削减的时候，启动了支持历史研究的倡议，专门研究成为偶像的美国人物和美国成就。历史学的影响之一（布什旨在反驳的一个观点）是令人重新思考社会机制。（笔者想添加一句话，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在人文研究中，人们都不能得出“应用性”就是意义的全部的结论：纯粹为理解某些事而进行的研究确实也很重要。）

我们一旦承认把人类探索与社会变革结合起来，就很容易理解历史学和人种志要求不断重写的理由了。当历史学家或者人类学家获得了新的证据后，就像自然科学的同行一样，返回同样的材料就有了新的价值。有时候，他们很幸运地获得新数据，因此需要做出修改。不过，还有其他原因来修改已经得到公认的主题和场景。罗马帝国的历史需要修改，是因为我们社会的变化使过去的某些方面具有了新的意义。在将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社会思想普遍化时，从前的历史学家或许发挥了有益的作用，但是面对更新的概念，当代历史学家或许认为其他问题具有了重要意义。这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以为在此领域无法积累任何东西，但这个印象是不准确的。即使吉本在很多方面被取而代之，我们仍然应该感谢他的历史著作给许多读者带来的影响。历史学家重新阅读吉本的著作是因为他的话和我们的话不同，我们用他的话描述狄奥多拉皇后（Theodora）“放荡”、“卖淫” 和“贞洁”是怪异的。我们的问题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中，而文化也是它的历史帮助创造出来的。

文化的自主性和不可通约性

社会科学的领域是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常常联合研究的场所。（它也是独立于这种对立的竞争性领域：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同一个现象提供了竞争性的描述，当然经济学内部也存在冲突）。如果把历史学和人种志与社会思想和社会变革结合起来的途径受到推崇，激烈反对自然科学入侵人类心理学和社会行为的研究的意见就更容易理解了。因为分析人类行为得出的结论将产生社会性的后果，可能体现在实际政策中，所以，这些结论的证据必须得到严格的审查，这就像可能产生长期副作用的药品必须得到更加严格测试一样。

宣称存在一个6%的“自然失业率”将产生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批评家考察所谓支持这种命题的证据就完全是有道理的。同样的，反对社会生物学的早期冒险的意见就是受到这种感觉的推动，即虽然提出的观点势不可挡（有时候威胁到很多人的渴望），但是，如果和昆虫的社会性理论所要求的那种证据相比，对这些观点的支持明显不那么强烈。最近几十年，采用达尔文途径研究人类行为的支持者在方法上更审慎，但是在当今背景下从前的战争呐喊仍然在回荡。

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人类的社会行为产生于个人的心理个性。这些心理个性本身不仅受到基因的影响，而且受到生活其中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影响。很多动物物种都存在文化传播，但是从来没有达到在人类物种中发现的程度。而且，人类文化不能简单地简化为个人影响他人过程的复杂体系。基因文化共同演化的严格的数学研究显示，当自然选择伴随着文化传播的时候，产生的结果可能不同于单纯自然选择的结果，涉及到的文化过程可以靠自然选择来维持。没有人能够明确指出这是人类文化的众多领域都出现的普遍现象还是罕见现象，但文化似乎在某些层次上是自主性的，在有些情况下是无法通约的，这是科学主义无法解释的难题。

达尔文自然选择论的不足

让我们想象一个模式，我们称之为人类社会行为起因的大模式。自然选择是故事的一部分，但只是其中一部分。显示某种特别的社会实践提高了繁殖成功率的研究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但是，如果要得出人类的实践就是达尔文的进化适应结论还需要更多东西。因为如果自然选择起作用，肯定存在这些行为背后的心理潜能和习性的基因基础。而且，习性和潜能是在特定环境或一系列环境下从基因基础产生出来的。了解在相关环境下哪些基因产生了可能为繁衍成功带来不同影响的其他特征就非常重要。如果基因、环境、心理特征完全纠缠在一起，把焦点集中在研究者觉得有潜在适应性的行为模式上就是错误的。而且，分析的案例必须是文化传播没有扭曲自然选择预测的结果（严格地说，即使这样也不够，因为它没有质疑文化的贡献可以简化为从一人传到其他人的实体场景这个假设）。所有这些缺陷在实践中都很难弥补，因为就连达尔文也常常哀叹“我们的无知实在很深。”

人类行为生态学进行了漂亮和严格的研究，尤其是在建造精确模型和测量对繁衍成功的贡献时，但是，它们存在一种夸大结论的趋势，即认为叙述中的进化论方面已经就位，只需要提升“文化影响”以占据其他部分。得出这样的结论显然忽略了进化适应的命题预设了相关行为模式的基因基础这个事实，即假设文化传播没有产生任何差别。实际上，人类行为生态学家在某种方式简化了大模式，没有现成的理由认为保留的东西比淘汰的东西更明显。如果该领域的科学分析更系统，考虑简化难以捉摸的大模式的不同方法，在探索了多样的途径之后再得出自然选择的确定性结论，效果就会更好。有关人类结论的政治后果只是强化了人们需要谦卑的认识。

科学探索中的价值判断和选择

因为诸多原因，人类的探索需要把历史、人类学和文学和艺术结合起来的综合性途径。但是，人文科学的持久重要性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许多科学家和科学评论家已经被引导去相信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区域，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当研究人员进入实验室的时候，社会世界的许多特征似乎都已经被抛在身后。日常工作无需回答人类能够和应该如何生活的大问题。研究被隔离起来，因为实验室是一个目的明确的场所，操作法则相对清晰和明显。但是，在在探索目的和根源的更广泛视角下，对某些问题的意义的判断将深刻影响所做的工作和工作环境就变得一清二楚。在当今科学复杂的常常惊人的成功实践背后存在着把世界的某些具体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选择史。自然界并没有高喊着“来研究我啊”，相反，在整个历史中，革新的科学家建造了一个又一个路标供后来者参考。人们总有必要考虑现在看来似乎最有意义的问题是不是需要到其他地方寻求解释的新资源。

我们的存在有局限性，我们的探索必须有所选择，当今科学的最广泛框架反映了过去的选择。我们的发现取决于哪些问题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判断，这些问题的选择以及在寻求答案时哪些因素被抛弃的决定都预设了价值观判断，这些判断不仅仅是或不主要是科学判断。相反，新发现修改未来可能出现的调查场景，因为我们学到的东西影响评价证据的方式，影响证据标准的演化。因而，科学工作的环境离不开价值判断。优秀的科学探索是在最广泛和最深刻思考了人类生活和可能性的反思后进行的，它们必然依靠人文科学和艺术的贡献，甚至还有哲学存在的空间。

科学和人文的健康关系应该是追求最佳婚姻的条件，即一种合作关系，承认和欣赏不同的力量和风格，卓有成效的劳动分工不断演化，提出和接受建设性的批评，任何一方都不宣称拥有绝对权威，最终的目标不过是人类利益的进一步改善。

本文的修改稿发表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编的《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12）第16辑，第97-104页。

---译注

1本文的翻译得到作者菲利普·吉彻尔（Philip Kitcher）教授的授权，特此致谢。

本文译自：The Trouble with Scientism by Philip Kitcher

http://www.tnr.com/article/books-and-arts/magazine/103086/scientism-humanities-knowledge-theory-everything-arts-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