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世界末日"传言的第一个周末，武汉东湖之滨依然阴沉寒冷，珞珈山上不时飘落的细小冰雪似乎宣告着冬去的脚步。然而，在山麓的武汉大学工会会议室内，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黑格尔《耶拿逻辑》中文译本首发式的学者们，却激情澎拜，兴奋不已。他们的激情为即将首先见证黑格尔早期这本最为成熟的体系构想的中文版而澎拜，他们的心为见到推着轻巧助行车的杨祖陶先生而兴奋。

杨祖陶先生是一个时代精神的见证，在他的身上我们不仅能够见到"西南联大"教授们深厚的学养，以德宏道的风骨，同时更能看出现代学者"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的典型。他作为解放后重建的武大哲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一直如同那位哥尼斯堡的圣哲那样静守书斋，以学术为志业，以培养学生为乐事。在退休之后，先是完成了直接从德文译校康德"三大批判"这一耗时7年的巨大合作工程，之后又独自翻译了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在如今的耄耋之年终于忍受着腰椎严重变形的疾苦、终日歪着身子伏在书案上顽强地完成了黑格尔《耶拿逻辑》的首译工作。他从没想过申报当今给予学者以尊重和承认的"资深教授"头衔，也没有一分钱的课题资助，硬是凭着对学术的使命，对其老师贺麟先生之重托的义务感，将黑格尔这本书中的神奇诡秘的行文转化为透彻思辨的汉语，实现了一个最纯粹的学者以纯粹学术和思想为生命的纯粹哲学的思辨的幸福。只有这样纯粹的学者，才能把黑格尔这本纯粹思想的力作以最原汁原味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正如人民出版社的张伟珍编审所言：杨先生的纯粹学术追求，不仅给出版界、而且为哲学界带来了一个接一个的惊喜！没有他所带来的惊喜，我们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就只能停留在学者们"大胆联想"而无文本依据的主观感悟中（梁志学先生语）。我们可以相信，杨先生所提供的这本精准一流的纯粹思想译作，也将开启一个纯粹思想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将再次与纯粹的黑格尔哲学相遇，激发出中华文明复兴的新的曙光。

黑格尔一开始从事的哲学，基本上是沿着康德实践哲学的主题展开。康德1797年出版的最后一部大作《道德形而上学》试图解决自然伦理在现代解体之后，如何以理性法则重构人类生活的共同体问题，是黑格尔耶拿时期思考的一个重点。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1793年）中认为"伦理共同体"在教会内部是可能的，而在整个尘世生活中实现从伦理的自然状态向共同体状态的转变，依然是个只能寄希望于上帝之手才可完成的事情。所以，在《道德形而上学》的"法学的形而上学奠基"中，他有效地解决了人类政治共同体的构建问题，但在"德性论的形而上学"基础中，从"政治共同体"向"伦理共同体"过渡这一主题却令人疑惑地失去了核心地位，仅只是延续了以道德法则作为我们所有准则的最高根据的纯粹性，以此来重建向善的原初禀赋作为规定任性的自身充足的动机这一德性论的主题。青年黑格尔在法兰克福时期就认真研读了刚刚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就黑格尔1802年完成了《论自然法的科学处理方式》的论文，1802/03年完成了《伦理体系》来看，前者可以看作是对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奠基"的回应，而后者可以视为是对康德伦理学体系的回应。但为什么到了1804/05就过渡到了《耶拿逻辑》这一纯粹哲学体系之构想呢？

我们说的《耶拿逻辑》的全称是：〈耶拿体系构想II，1804-1805：逻辑学、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这时的黑格尔在谢林身边工作已有四五年的时间，他的思想已经被费希特和谢林引导到如何完成康德的哲学体系这一德国观念论的总体思路上来了，但康德的体系，完全是"建构主义"的，谢林在〈艺术哲学〉中就明确地说过，所谓"体系"就是"建构"。但是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导向知识论问题上的建构主义之后，形而上学已经无法再通过知识论上的建构主义前行了，他采取的是道德的建构主义。而道德的建构主义，如果不能以纯粹的道德法则作为根据在尘世生活中实现伦理的共同体，那么这个建构在体系上是失效的。所以，黑格尔抓住了体系问题，而"体系"的实质却是宇宙整体的生命关联。因此，他必须有一个既超越知识论的建构主义、又超越道德建构主义的真正适合于体系整体之生命关联的"形而上学"来处理体系整体的纯粹关系。只有这种纯粹的关系得到揭示，那么，体系的整体生命作为一种有机的联系才得到了阐明，这便是万事万物之规范性的正当基础。

有了这种思想，黑格尔才具有了超越康德、费希特和谢林的真正哲学实力。因为他将改写关于逻辑学、形而上学与伦理学的关系。因为康德所构建的先验逻辑实质是一种"知性逻辑"，先天范畴的逻辑演绎，无法真正地单独作为尘世生活中伦理共同体的规范性基础，费希特的知识学逻辑依然带着"反思的主观性"来范导现实，而谢林的"绝对"虽然回归到主客体分离之前的本原状态，但"元存在"（Ursein）如何以其本原性力量开启出一个没有二元分裂的生活世界，只能依据艺术直觉和启示的信仰力量才有可能。黑格尔的逻辑学将不再仅仅是纯粹知性逻辑，它要处理不仅仅是范畴的思维关系，他的理想是要使范畴的思维形式成为事物的本质，而事物本质之实存构成世界的展开。他惟有做到这一点，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纯粹理性的哲学体系。

但是，这是其后来的逻辑学所完成的工作，而在〈耶拿逻辑〉中，正如杨先生所说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还是分开的。对于这种"分离"的意义是我们，不是我们这篇小文章所能说清楚的，我们在这里只想指出，他将德国哲学从对法和伦理的规范性基础问题引导到逻辑学、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之关系这一思想本原上来，具有纯粹思想的力量和意义。因为逻辑学是研究纯粹关系的，关系在逻辑就在，关系中止逻辑就中止了。而对纯粹关系的揭示，则是所有存在之物的规范性有效性之来源，这使得我们在纯粹思想的层面上去理解在我们的情绪和经验中被给予的世界的现存状态具有了合理的方法。

而这恰恰是我们国学中最为缺乏的东西。我们总是被经验和情绪世界中的道德伦理问题所激发急于拿出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以供国家治理者所用，所以，处于急迫中的思想推理总是从效果到效果、从功用到功用的推导，而很少能静下心来去探究万事万物那本原的全体有机关系之构成，因此很少能够去体悟纯粹思想的力量。贺麟先生曾深有体会地说，我们"人人都知道，飞机、轮船、火车、电报、电话等是近代物质方面交通的利器，同时亦是近代战斗的利器。但是很少有人知道逻辑概念、语言文字是人类精神上交通的利器，同时亦是精神上斗争的利器。…所以我说逻辑是精神的交通与精神上斗争的利器。再说明白一点，逻辑即是精神生活的命脉，同时也是物质文明的本源"（参见〈近代唯心论阐释〉，上海世界出版集团2009年版第94-95页）。要真正了解西方，就要了解其行动原则和为人处世之道，而要了解这些就必须了解其思想背后的逻辑。感受纯粹思想的力量，是国人知识品格的当务之急。

附注：原载《光明日报》2013年3月21日 第11版，发表时有较大删节。这是提供的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