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冯亦代先生去世，引来了许多充满温情和诗意的议论，其中的一个说法，是“又一个文化人走了”。按说，当下中国文化工作者的数量，与日俱增，不应该有如此之慨叹的。可是，我们要从新一代人身上找寻冯亦代那一代，以及上几代文化人身上的文化传统，确是比较难了。
拿冯亦代先生来说。他是最早翻译海明威剧本《第五纵队》的人，国内美国文学的权威，论水平和资历，那绝对是没说的。可是，从1979年《读书》创刊，到第200期，他一共写了199篇介绍美英文学状况的小文章，这些小文章开始是以“海外书讯”的名义出现，后来改作“西书拾锦”。大翻译家写书讯、书话，而且乐此不疲，现在，不要说翻译家，就是教书育人的外国文学教师，有几个情愿屈尊做这样没有什么实际利益的事呢？
情愿不情愿，可能还是可以改变的事，能力上的差距，怕不是短时间能够弥补上的。像冯亦代一样将文字写得这么平实、通透，没有一点功夫，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前不久，有人指出的“汉语危机”，也不完全是耸人听闻。我们看现在的翻译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学术著作，其中别别扭扭的句子，几乎比比皆是。说它们是汉语，有点读不懂，说欧化又显然不纯，你简直不知道翻译者是没有理解原文，还是自身的汉文水平太差了。
人不可能是一点不讲功利，但惟有超越功利的人，才能以文化人自命。读书也是这样。如果仅为实利来阅读，终究与文化人有距离。在这一点上，我们当今的文化工作者，也不如老一辈。我读过冯亦代先生的《悔余日录》。这是他1958—1962年的日记。那时的冯亦代正戴着“右派”的帽子，境遇可想而知，但只要有空，他一定是在买书、读书。他阅读的范围也不限于外国文学，中国古典小说、诗词，古人日记，当代小说，均有涉猎。读这些东西，哪有实利可言，完全是出于爱好。可见，好读书而不知有实利在，才是真正的文化人的境界。
我们再来说说，文化人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气节。孟子所谓大丈夫的气节，指向所有人，自不必多言。我们说的文化人的气节，指的主要是独立思考和独立表达见解。冯亦代先生也是这方面的典范。苏联作家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得过“斯大林文学奖金”，在五十年代后期的中国也如日中天，但冯先生并不欣赏这部小说，他在日记里指出了该书中作者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八十年代，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小说仍被有的人视为“洪水猛兽”时，他也是大力地推介。我看过冯先生给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杰出代表唐纳德·巴塞尔姆的小说集写的序。巴氏的小说实验性很强，是公认的难懂，可是冯序却用简单的文字将巴氏小说的主题说得清清楚楚。
说冯亦代这一批人，是文化人，不仅是说他们从事着文化的工作。文化人和职业有关，但却不是职业的概念。我们说他们是文化人，是因为他们在行为取向、做人态度上体现出了文化所内含的精神。这是一种超越职业、学历和头衔的高尚的精神。
2005-3-5 取上居
(《社会科学报》2005年3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