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做学问的方法与境界，不能不想到清代大学者戴震关于“抬轿子”与“坐轿子”的妙喻。以闻道为归宿的戴震，将训诂、声韵、天象、地理四者视为“肩舆之隶”；至于“乘舆之大人”，非义理莫属。此说经由同时代人段玉裁、章学诚同中有异的记录，再加上后世学者胡适、傅斯年、余英时等人的引申发挥，已成经典名言。
我相信余英时先生的考辨，此说凸显了戴震与其时占主流地位的考证派之既敷衍妥协、又别有主见，是一种“紧张心情下的谈论”（《论戴震与章学诚》121-134页，台北：东大图书，1996）。借助“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的特殊策略，兼及思想与考证的戴东原，较好地化解了内心的冲突与紧张。可脱离具体语境，马上出现一个难题：对于后世无数既想“抬轿子”、又想“坐轿子”的学者来说，一会儿跳上、一会儿跳下，能否得心应手、转化自然？
与此相类似，学术史（广义的，包括当代学术批评）与各项专门研究之间，也有类似的扞格。不过，我更喜欢另一个比喻，那就是“清道夫”与“建筑工”，原因是，二者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其分工合作更具协调性。实际上，在我看来，对自家所从事的研究课题、所从属的学科体系、所认同的学术传统，保持足够的自我反省意识与能力，而不局限于“埋头拉车”，很可能正是近二十年中国学术发展的关键。因此，我对目前中国学界已成阵势的“偏师”——学术史撰述、学人研究、学术评论、专业书评等，抱有深深的敬意。正是这些琐碎但又执着的努力，给中国学术的“自清洁”，以及各专门课题的“大进军”，提供了可能性。作为个体的学者，你可以注重清扫园地，也可以倾向重建高楼，还可以鱼与熊掌兼而得之。而我看重的是，“学术史眼光”目前俨然已成研究者的基本素养。
说这些，是因读余三定先生书稿《新时期学术发展的回瞻》，有感而发。自认才高八斗者，往往喜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若我辈中人，不仅对往圣先贤崇敬有加，对当世同道，也该多点体贴、理解与同情。做学术史研究的人，很容易养成一种没来由的“知识的傲慢”，似乎只有自己站得高看得远，目空当下，动辄说张三不行、李四太差、王五一点没学问。余书避免了这个毛病，故值得嘉许。虽未见惊世骇俗的高论，可有三说三，有四说四，不自作聪明，也不高自标榜，如此低调、平实的姿态，自有其好处——起码说明作者不容易被时尚所左右，认准了，就一直往前走。
大约十年前，余三定先生来北大进修，那时我的印象是，此君朴实无华，好学不倦，不同于高明者之急于表现，故忽上忽下，随时沉浮，“低调”且“平实”的余君，步步为营，反而多有创获。真应了那句老话：对于学者来说，眼界、天资、基础知识等固然重要，锲而不舍的心志，更是必备条件。
2004年9月12日于京西圆明园（云梦学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