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已经将反腐败斗争提升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看待。十八大以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不断发出反腐败的强音，整个社会也形成了欲与腐败现象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态势。在笔者看来，腐败问题和反腐败斗争需要将社会政治生态的视角纳入观察分析范畴，并针对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生态出现的问题，提出变革构建新的社会政治生态的战略和策略。

政治生态是从生态学中将相关知识背景引入政治学领域所形成的政治学新概念，对于分析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具有较强解释力。概而言之，政治生态是指在一定社会中形成的政治环境、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模式、政治评价标准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是政治环境之所以形成，政治关系之所以构建，政治行为之所以达成，政治评价标准之所以确立的内在机制和发生机理。所谓自然生态的良好，主要是指自然环境系统能够可持续地健康运行，并支持人与动物置身其中自由充分汲取生存所需资源。所谓生态恶化，是指人与动物置身其中的自然环境系统的平衡被打破，出现了连续性的解体、断裂、破碎和变质，难以维持人和动物的存续。对于社会政治而言，良好的政治生态应该能够支持政治环境和政治关系的平衡和循环，能够有利于政治秩序的确立和稳定，能够维系政治行为模式的确定性和可接受性，能够支持政治共识和政治评价标准内在价值的形成。而不良的社会政治生态，不但难以提供上述政治系统健康平稳运行的条件，而且其内在机制和发生机理遭到扭曲，源源不断朝着相反方向产生"负"能量和"反"效应，刺激政治系统内部衰变因素产生，并最终可能导致政治价值的沦丧、政治秩序的破坏、政治关系的恶化、政治行为的扭曲，直至政治体系的瓦解。

由此观之，中国社会腐败问题和腐败现象的产生，虽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政治生态的恶化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生态恶化有着种种表现，以下几个方面，有着典型性并极具破坏力。

一是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强权乃至霸权行为日益盛行，难以阻遏。毋庸讳言，社会成员由于出生、机会、能力、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在社会分层中处于不同位置，这一现象古已有之，中西相像，即使对于现时代的人类社会来说，在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水平的既有限制下，仍然是一种被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的普遍现象。作为对这样一种分层现实的反映，并作为推动人类社会集体协作力量而产生的公共权力的分配和配置，也是不平等地按差序进行的，这一点也为稍有政治常识的社会大众所认可。问题在于，作为对这种权力的不平等分配及按等差配置的纠正和克服，现代政治文明的导向，特别是民主体制的设立，意在从一定程度上改变这一分层和不平等格局，及其与之相联系的价值标准和认同取向。

无疑，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倡政治文明，倡导政治民主的。但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令人不安和震惊的是，一些历史的、文化的、甚至制度和体制的因素，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了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和政治民主的价值趋向，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掌握了公共权力的一些人，不但对政治文明的发展方向和政治民主的价值趋向漠然无知，缺乏对权力来源和性质问题的正确认知，而且，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视权力及其附着物--官职官位为身家性命之所系，官本位和权力本体意识十分强烈。究其根本原因，不但在于官职和官位带来的权力极其强大，在少受约束的制度条件下，权力可以横行无忌，为所欲为，带来巨大利益；而且还在于，这样一种权力的强势地位，能够给掌权者带来极大的心理势能感受，甚至产生权力膨胀，以至霸权生成的心理幻觉。这样的权力势能和霸权心态，越是在无限制、无底线、无所不能的情形下，越具有传染性，因为腐败作为一种特殊的"能力和资格"，对于普通人来说还是不可企及的情形下，少数人的艳羡心理和大多数民众的痛恨情绪，会汇集生成对权力和霸权、腐败者和腐败行为的复杂心理感受，甚至在全社会形成对腐败问题和腐败现象的"集体焦虑"。这样一种"集体焦虑"症候群的存在，是社会政治生态趋于恶化的直接显现。

二是政治价值观受到歪曲，官员行为失范现象大量存在。以政治权力运行为主要推动力的政治生活，是有着自身的内在价值的，这种价值集中体现为形成稳定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认同，推进集体行动以改造自然和社会，普遍提升政治共同体成员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以及促进人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高等方面。因此，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就在于多数情况下，社会政治生活是按照这样的政治价值观的要求得到安排，或沿着政治价值的这一积极面向得到发展的。但是，在当前的社会政治现实中，政治生活的积极价值很难得到充分认知和发展，相当一部分人，甚至一些党政官员对于政治价值都有着歪曲的理解。政治被等同于权力，权力被等同于利益，利益被等同于交换，因此，权钱交易、权财交易、权色交易等权力变现行为被视为理所当然。政治的积极方面被冲淡和消解，相当一部分掌握了权力的人，在丧失了正确的政治价值导向的情形下，消极懈怠于政治责任，置政治规范、党纪国法于度外，甚至丧失基本的社会伦理底线，做出骇人听闻的坏事和丑事。

中国社会有着悠久的"学而优则仕"和"以吏为师"的传统。在西方社会，由于公共部门特别是公共权力部门的门槛高，标准严，其从业者也一般地被认为是社会的精英，肩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理应维护自身形象，为全社会树立榜样和楷模。但在现阶段中国一些党政官员中出现的价值丢失、道德沦丧、伦理失范、行为出轨的现象，却在普遍范围内产生了恶劣影响，这些人的行为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和消极能量，在现代信息环境和网络传播之下发酵，对社会政治生态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

三是社会关系病变，社会氛围受到毒化，甚至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正常的社会关系是社会生活赖以有序进行，稳定的社会秩序得以确立，社会利益格局和政治权力结构得以构建和形成的基础。健康的社会氛围，是社会规范之所以起作用，社会秩序之所以被认可，政治共识之所以形成，社会政治格局之所以被接受，社会公共权力之所以有效能的大气候，和在这一大气候下形成的持续的正常气氛。一旦正常社会关系遭到破坏，社会氛围掺杂太多不稳定、非常态因素，则社会规范的作用就要降低，社会空间就会出现异动，社会秩序就会出现震荡，对社会利益格局和政治权力结构的认同度就会下降，甚至社会基本共识都会丧失。

在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虽然腐败官员的数量相对于广大的公务人员队伍来说是少数，但由于这少部分腐败官员所占据的公共职位及所掌握的公共权力的巨大影响力和扩散效应，他们的腐败行为所造成的破坏力，以及对健康社会生活的毒害作用是巨大的。这些人的行为所造成的负面能量和消极作用，多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呈现"马太效应"，极大地动摇社会秩序，并逐次放大，波及众多社会群体，严重削弱和毁坏正常社会生活赖以展开的基础，使社会关系遭到扭曲，社会氛围异动频繁，社会心理焦躁不安，从而在根本上动摇和破坏社会政治生态的稳定与平和，造成社会关系的病态化，社会气氛的诡异化，社会行为的暴戾化。一旦社会政治生态被彻底破坏，则无论多么奇怪和变态现象的发生都是必然的了。

四是社会成员对政治关系和社会行为的评价标准严重扭曲，对社会的不正常形态感觉迟钝，甚至日渐麻木。社会成员对政治关系和社会行为的评价标准，是在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表现为社会大众群体稳定的心理取向和心态特质。一般情形下，社会大众群体对政治关系和社会行为的评价，要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和客观存在，或从正面加以肯定，或从反面加以否定，并呈现出持续性和稳定性的特点。所谓政治关系和社会行为评价标准的扭曲，是指人们或出于自身需要，或迫于现实情形，无法依据所形成价值判断正常表达心理感受和爱憎情感，或歪曲表达自身心理和认知取向的情形。

在现实的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少数腐败官员的行为，不但扭曲了社会关系，毒害了社会氛围，而且给全社会造成了腐败无处不在、无所不生并难以根除的假象和幻象，他们的腐败行为及其得逞向全社会释放了极具欺骗性的压力烟雾，使人们在大量存在的腐败现实面前产生无能为力的挫败感。这种挫败感长期累积，会使社会人群自觉不自觉扩大对腐败的容忍度，在心理上逐渐丧失对腐败的敏感和觉悟，以至完成对社会大众的心理颠覆，使得人们丧失正常的社会判断力和批判力，视不正常为正常，视正常为不正常，长此以往就是在腐败问题上的感觉迟钝，心态麻木。毋庸置疑，这种社会心态已经一定程度上在大众人群中形成，以致在网络上和手机短信中，充斥着对腐败现象的调侃和反讽，其语气表达的已经不是通常状态下对腐败现象的痛恨和斗争情绪，而是一种苍白无力的消极心理感受。这样的舆论氛围和大众心理的形成，反映的是社会政治生态的严重变质和恶化。

五是政治制度和规范体系形同虚设，约束作用丧失。一定社会政治制度和规范体系，是政治系统赖以维系，政治行为赖以为准，政治利益格局和政治权力结构赖以确立的体制和规则的总和。政治制度和规范体系，以积极形式或消极形式，对人们的社会政治行为加以肯定或否定、倡导或贬抑。政治制度和规范体系从正面肯定倡导人们的合法合规行为，从反面排斥惩戒违法违规行为，以此为政治行为提供尺度、边界和底线。如果政治制度和规范体系丧失这样的功能，失去这样的作用，则意味着制度悬置和规范失效，在此情形下，社会政治生活必然失序，出现混乱和冲突局面。一些本来应从正面予以肯定和倡导的行为受到歪曲和嘲讽，一些应该受到排斥和贬抑的社会行为反而会受到认同和遵崇，最终出现的将是正义无以伸张，法治荡然无存，社会风气污浊不堪的局面。事实上，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少数官员的贪腐行为确实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在他们那里党纪国法或被视为乌有，或是可以任意扭曲专对他人的工具，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严重玷污了党纪国法的尊严，严重危害了政治制度和规范体系的严肃性和有效性，对正常社会政治生态的破坏作用是极其巨大的。

以上可见，社会政治生态与官员腐败行为之间有着关键性的联系：反腐败斗争需要从政治生态入手加以观察分析；良好的社会政治生态的形成，需要开展坚决彻底的反腐败斗争。营造构建良好社会政治生态，需要从战略高度加以重视，并应从改善政治环境，变革利益格局和权力结构，改良政治关系，形成政治共识，树立核心政治价值评价标准等策略入手加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