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崛起应该是一个文明体系的崛起。中国应建立完整而有系统的中华文化价值体系，以补充现有西方价值体系的不足，让世界因中国的崛起而变得更为和平与繁荣。但主宰性的大国往往会用预防性战争、约束、遏制、交往等方式来因应崛起大国的挑战。中国在现阶段必须遵守现有的国际建制与规则，必须要妥善处理与它周边的关系，让西方了解中国的崛起是东方文明大国的崛起，是对西方文明大国的警醒，是一个能够共同携手为人类创造福祉与和平的崛起。

关键词 中国崛起 和平崛起 两岸关系 中华文化

中国崛起的内外诱因

2011年9月出版的《日蚀：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的阴影下》一书中指出，如果以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比较指标，2010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该书以一个假设性的故事为开端：2021年，美国面临财政危机，美国总统在发表就职演说后，从白宫前往位于宾西法尼亚大道另一端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中国籍的总裁签下一份纾困方案协议，在紧急融资三万亿美元的同时，承诺美国将遵循一系列限制条款。作者用感性的话语评论道，这一刻象征着世界主导权交接仪式的完成。①

中国是否已经崛起?若从幅员、面积、人口来看，中国是毫无疑义的大国。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越日本位居全球第二。正如大多数人都想力争上游一样，每个国家都有企求崛起的天性，希望领先其他国家。作为一个大国，寻求国际地位与适度的影响力，更是必然之事。问题在于，它们强大了，能为世界带来什么?中国崛起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区域性强国，还是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主导大国?中国虽然不想成为一个全球主宰性的霸权(dominant hegemony)，但理应不排斥成为一个具有发言权与影响力的大国。要成为全球性的主导大国，仅靠物质力量的“硬权力”是不够的，还要看能否倡议出一套更符合人类发展的价值观以及让现有大国皆能够接受的话语体系。

要了解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会受到什么样的挑战，首先应该了解中国能够在近十年内快速崛起的因素。在内在结构上，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当然是中国快速发展的关键，②此外，改革开放前30年的政治社会运动也为中国建立了强大的动员体制，这个动员体制为全面性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动员能力极强的现代国家机制。这是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无法比拟的。相对西方的“大社会、小政府”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在崛起的道路上一出场就是以庞大的国家社会动员能力为基础。这个基础是中国追赶西方并迅速崛起的关键所在。

另一个因素是中国通过社会主义改革，累积了庞大的国有资产，使得在经济社会建设过程中，国家有充分的资源可以运用与分配。由于拥有天生的广大市场，中国充分发挥了计划经济、规范经济的优势，最终建立了完整的科技及产业体系。幅员与人口、国家资源与动员能力，这两个因素推动着中国经济快速崛起。

中国在过去十年间经济快速发展，除了国家力量、人民勤奋以外，还有两个重要因素不可忽视。第一，中国抓住了全球化的契机，接受资本主义自由贸易规则。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资与技术大量移入，让中国快速地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市场。加入全球化使中国降低学习成本，并利用外资与技术，使技术革新与进步得以实现。第二，“9·11”后，美国突然改变其原本要在2001年将战略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亚洲的计划，③转而与中国联手，共同维护以反恐为主要诉求的全球安全。恐怖主义让美国无暇遏制中国，为中国争取到十年的战略机遇期。

2003年11月3日，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郑必坚曾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中国和平崛起”一词。这个主张固然表现出“中国的雄心，但当时也是对中国威胁论作出的回应，以避免西方认为中国崛起必然会危害到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战略安全利益。2004年下半年以后，考虑到“崛起”对西方人而言颇为刺耳，和平崛起一词在新闻、教育等政治传播中逐渐淡出，并改为更低调的和平发展④，但其基本精神与内涵并没有改变。

西方大国崛起的凭借与影响

现实主义是目前国际关系中的大理论(grand theory)，权力与利益是这个理论的两个核心词，主张国家权力是维护国家利益的不二法则，冲突与战争不是偶然而是常态。

权力转移理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⑤者认为，强大而不满的国家很有可能成为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在现实主义者眼中，崛起的大国与原有的强权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必然经历阵痛。这个阵痛不论是否为战争，都会经历一段权力的较量或磨合期。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警告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潜在挑战。⑥从文明的进程角度来看，历史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美国九个大国的崛起，都是西方文明胜出的崛起。他们都是采用现实主义的思维：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导致另一个大国的倒下。在霸权竞逐中，“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是它们的信念，它们之间从来没有所谓的双赢。诚然，它们的崛起也给人类带来了进步，但更多的是满足了霸权国国内的资产阶级。它们崛起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为了本国或所属文明的利益。冲突与战争是他们习以为常的手段，它们希望通过国际法或国际组织来维持世界和平，但是这些国际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无论是原则、规范都必须符合它们的基本价值。

这九个大国之间看似有不同的崛起道路，但其本质思维完全一致。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它们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中正义与邪恶的二元世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以及资本主义资源掠夺等组合。以邻为壑是它们在崛起时处理周边区域的态度，它们所制定的法律是它们要求其他国家必须遵行的规范，弱肉强食是崛起后的结果。这些霸权要维持它们的霸业，必须要创造出可以让世界接受的价值与话语体系，不论是民主和平论、贸易自由论、霸权稳定论，看似为追求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理论，其本质却是为了要维护其霸权。

中国已经确定将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作为其崛起的必要原则。中国希望和平崛起，但是任何崛起必然会与现有的霸权产生摩擦，这不是理论，而是自然的定律。中国在面对这些摩擦时，到底应该如何面对，用什么态度面对，这不是用和平一个简单的概念就可以处理的，而是涉及到自己崛起的政策。

既有霸权如何面对新兴大国的崛起

每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在面对一个主宰性的大国(dominant power)时，都面临同样的挑战：第一，它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第二，能否解决自身内部问题;第三，能否能建立一套大国成长崛起的理论体系。

历史上九个崛起的大国如何处理这三个问题?这九个大国均奉行基于基督教文明、物竞天择论、资本主义信仰所衍生出来的意识形态体系。在处理与周边关系时，除了葡萄牙地理偏远以及美国因东西两面均为大洋，南北没有足以威胁的天敌外，其他七国都曾与周边国家发生冲突，胜者崛起，败者让位。这些崛起的大国内部有宗教、阶级、族群问题，它们也都企图用扩张来掠夺资源进而解决其内部矛盾。

权力转移理论对于国际体系中霸权的认定，是指掌握国际体系权力资源优势的主宰国(霸权国)。主宰国拥有国际体系内最大部分的资源，维持相对于潜在对手的权力优势，以及运用可造福盟国并满足其他国家需要的规则，管理国际体系，以常保其优势地位。⑦主宰国创造了所谓的现状，希望其他国家能够遵守现状。在维持现状方面，物质权力是主宰国用来压制新兴大国崛起的工具，价值性的权力则是它们维护其霸权的结构性力量。

中国当然可以选择不同于传统大国崛起的思维与路径，但在崛起的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到主宰强权的质疑与挑战。主宰强权在与崛起大国交手中，通常会以预防性战争、约束、遏制与交往的方式来减缓崛起大国对它的挑战。

预防性战争。当面临国家重大利益抉择时，霸权国家可能会发动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 war)，以遏止现状国家(the revisionist state)的持续坐大。⑧之所以会发动预防性战争，是因为“现在就打一场从长远来看不可避免的战争，远比等到对手有拥有优势后再打较好”⑨。这些观点说明了预防性战争的三个意涵：第一，战争被视为不可避免;第二，威胁长期存在;第三，早打比晚打好。因此，预防性战争是一种在无法预期未来发展而采取的一种自认为发动战争对自己有利的预期性选择。当领导者认为为和平所付出的代价高于未来战争的代价时，领导者会理性地选择预防性战争。

对于哪一方较可能主动引发预防性战争，学术界的看法不一。吉尔平(Robert Gilpin)视预防性战争为一个正在衰弱的支配性大国面对一个崛起的大国时，最具吸引力的反应方式，当面对的选择是衰落或是打仗，政治人物绝大多数会选择战斗。⑩但是奥根斯基(A. F. K. Organski)与古格勒(Jacek Kugler)则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对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而言，也会发动一场战争，早在他们具备了与主要国家抗衡的力量之前，就发动了对主要国家的战争。11在他们看来，发动战争是迈向强权的重要手段。

从世界近代史来看，很少有霸权国家主动发起战争来预防阻止一个崛起大国对它的挑战。18世纪的英国与20世纪的美国，都没首先使用武力来对抗潜在的挑战对手。由于既有的霸权会以满足现状的保守态度处理问题，因此，从历史经验来看，选择战争而图霸者，大多是一些正在崛起的强权。近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发动的的甲午海战、日俄战争和九一八事件。

崛起强权在挑战既有强权时往往不容易成功，其结果反而造就了新的强权。例如法国挑战葡萄牙与荷兰，没有成功，成就了英国;法国挑战英国(拿破仑战争)，没有成功，英国继续其第二周期的霸权;德国挑战欧洲强权也没有成功，却成就了美国的霸业。

二战以后，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纷争已是国际间的共识。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大国之间武力冲突的可能性逐渐降低。不过，因为族群或意识形态冲突所引发的区域性冲突并没有减弱。特别是美国为维护其全球霸权，发展出攻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理论，12主张先发制人以维持美国在某一个地区的主导霸权。

战争与冲突在国际关系上是两个程度不同的概念。阎学通教授认为，和平崛起中的“和平”，不能定义为不使用武力，而应定义为没有战争。如果将和平定义为“没有军事暴力行为的安全状态”，和平崛起就绝对不可能。但是，如果将和平定义为没有战争，绝大多数非战非和状态就都属于和平范畴，小规模的军事行为也包含在这一范畴之内。因此，用小规模军事行动维护利益或是解决冲突，也有和平崛起的可能。13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如何拿捏战争与冲突的分寸，必须充分考虑。

约束。对于一个既有大国而言，与其他国家结成同盟，有时候并不是为了自身力量的累积与扩张，反而是为了藉由联盟来约束(binding)和控制参与国。14对于参与同盟国而言，约束并不见得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例如，美国、英国1922年与日本所签订的《五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动机之一是希望对日本进行控制与约束，但日本后来还是发动了对美国的战争。约束也有成功的例子，例如，美国在战后与日本签订安保条约，其目的固然为围堵共产主义的扩张，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约束日本，使其军国主义不致再起，并使日本的军备发展完全合乎美国的战略需要。15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成立，固然是为了对抗华沙组织，但是也同样有约束德国和防止法国在欧洲称霸的作用。

国际组织与国际建制的建立或多或少来自于以建立规范来相互约束这一战略思想。约束政策有几个目的：第一，通过接纳新兴大国进入现存的国际体系中，使其有一席之地，满足崛起大国对于声誉的需求;第二，新崛起的大国可以在多边组织中有表达利益与观点以及建立威望的机会，从而可以与既有大国共同建立新国际秩序的机会;第三，将崛起的大国放在政策网络中，使其感觉到，它从现有体制中得到利益的代价比用力量改变体制的代价要来的小。16

既有霸权往往通过国际经济制度的安排来约束其他国家。依照“所有的规则都是由强权制定，而强权不会制定一个对其不利的规则”这个定律，既有霸权往往通过经济、金融等手段来建立一个有利于本身的规则以确保其霸权。英国在其强盛期时建立金本位制，美国战后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极明显的例证。美元作为全球最重要的通行货币，也是美国成为全球金融霸权一个不可缺少的工具。在金融、经济、人权、环境等议题上，美国均有价值上的话语权。中国虽然对外不结盟，但是要充分遵守国际建构与规则。如果无法在未来建立起自己在国际间的价值话语权，中国将会长久陷于美国这个既有霸权的约束中。

遏制。遏制(containment，又可译为围堵)战略并不是寻求击败崛起的大国，而是防止它的进一步扩张，它是一种寻求保持均势，而不是恢复原状的战略。卡迪斯(John L. Gaddis)将遏制分为对称性与非对称性反应(symmetrical and asymmetrical response)两种。对称性反应是指在当时、当地和依照对手所使用的方式从而对敌人的挑衅作出反应，例如美国在韩战、越战时的战略方针。不对称反应是指针对挑衅国的行为，由自己选择时间、地点与方式来作出反应，以充分打击挑衅者的弱点。肯楠(George Kennan)在冷战初期对苏联所设计的遏制战略，以及后来的大规模报复性(massive retaliation)战略，都是属于非对称性反应。

冷战期间，美国是以遏制战略来防止苏联共产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在遏制苏联时，美国是以非对称性反应的战略，但双方代理人战争则是一个对称性反应的遏制作战方式。一般而言，非对称性反应的遏制思维，需要以国家总体实力作后盾，它本身除了有遏制的功能外，还有创造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战略意义，用以与对方作一场长期的武力竞赛，进而与对方较量国家的整体实力。苏联瓦解的原因之一，即肇因于美国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亦称Star Wars Program，简称SDI)，美苏之间陷入了一场军备竞赛，其结果是苏联的经济实力无法支撑军备竞赛而落败，冷战因而结束。

遏制战略的另外一种表现就是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政策，也就是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盟来反对崛起国家或崛起国家与他国的联合。崛起中的国家也会尝试用正式或非正式的结盟来挑战现有强权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美国重返亚洲或再平衡战略目标在于希望日本、韩国、美国在东南亚的盟友，甚至台湾，都扮演着遏制中国大陆的功能。中国将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不断增加军备，但这样是否会掉进美国所设定的军备竞赛、拖垮经济的陷阱当中?第二，如何处理与周边的关系?

交往。交往(engagement)政策是指以非强制性的方法来改善与崛起大国的关系，化解其不满意现状的因素，目标是确保崛起大国以和平方式来改变区域及全球的秩序。交往政策目的在于将不满国家纳入国际社会，接受现有国际秩序。交往政策与其他政策的不同点在于，前者依靠承诺给予恩惠，而不是加以惩罚性的威胁来影响威胁国的行为。简单地说，在实践上，交往政策是胡萝卜优先于棒子的政策。

交往政策通常是为了实现下列三个目标：第一，既有强权可以通过交往政策来了解不满意于现状的崛起大国的真正意图;第二，用以争取重新武装的时间和盟友，以因应未来可能的战争;第三，用以打破崛起大国可能的联合，或者阻止他们进行联合。如果成功的话，交往政策是解决不满意现状崛起大国的最有效且最合理的途径。

不过，交往政策要获得成功，崛起大国必须要有有限的修正主义(limited revisionism)，即要有有限的改变现状的认识，例如冷战期间美国对于苏联与中国的认识就不一样，美国认为无论在政权与文化性质上，苏联均是一个不满现状的扩张性国家，而中国在本质上并不同于苏联。因此，对美国来说，对苏联这个完全修正主义国家唯一的战略就是“围堵/遏制”，但是对中国这个有限修正主义国家来说，交往政策一直是美国对中国战略的一个主流。

另一个交往政策不能成功的原因在于双方之间认同存有不能协调的核心冲突，例如领土、主权等冲突，这些核心利益是很难通过交往政策改变的。

虽然交往政策是胡萝卜先于棒子的政策，但是如果没有足以威吓的棒子，胡萝卜将会流于所谓的姑息政策(policy of appeasement)，只有在胡萝卜与棒子并用的情况下，交往政策才有可能成功。

交往政策可以满足希望维持现状的既有强权与不满足现状的崛起大国的要求。前者希望通过交往政策约束后者可能出轨的行为，而后者希望能借此改变现状的秩序。前者因而用利益回报或威吓来影响后者，使得后者能依照现有国际规范来行事，后者则通常将交往政策视为逐渐和平改变现有秩序的一种工具。

交往政策是美国在冷战后处理中国政策的主轴。从克林顿政府开始推动与中国的全面交往，一直到奥巴马政府均没有改变。对美国来说，全面交往政策不是姑息政策，而是一种带有约束的积极性政策，其目的就在于促使中国进入西方价值体系，进而使中美双方都能够获益。

中国崛起新的可能性路径

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一词原本是为了消弭中国威胁论的表述。在了解西方大国崛起的理论基础后，我们更希望看到或应该将中国的崛起诠释为一个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崛起，是一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后再融合中华文化的另一种文明的崛起。

中华民族有丰富的文明积累，只是近两百年来在西方文明的巨大压力下，逐渐丧失了对自己文化的自信。中国传统的天下秩序观受到西方西伐利亚国际法主权观的挑战，中国传统的义理观受到西方的利益观挑战，中国传统的和平观受到西方权力政治观的挑战，中国传统的社群观受到西方个人主义的挑战，甚至中国传统的幸福观都遭遇到西方价值观的挑战。

文明不可能凭空崛起。首先，中国应该接受西方强权所设定的规范。举例来说，即使中国不喜欢资本主义，但是在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也只得选择接受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一个典型的成功例子。同样，即使了解到现代的国际建制与规则几乎全都是由西方世界所制订，中国在现阶段也应该接受这个现实，中国所能做的也就是在现有的国际建制下，顺势而为、逐渐壮大。17

西方面对中国崛起有一个基本性的认知，即当西方无法阻挡中国的崛起时，西方希望中国的崛起能够按照西方的价值体系、在西方所建立的国际建制和所设定的游戏规中崛起，如此西方才会认为这样的崛起对世界是没有威胁与危害的。

西方现有强权的这种看法，或许只对了一部分。西方某些文明价值是好的，但是它们在落实的时候往往出了问题。如果中国按照历史上九个大国的崛起方式崛起，用权力政治的思维去处理国际关系，用帝国主义的扩张思维去攻城略地，用资本主义的思维去建立生活价值，那么中国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同一类型的大国崛起，崛起将会给世界带来与以往大国崛起同样的灾难。

两岸关系走向与中华崛起

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不能犯下传统大国通过扩张或崛起来解决内部冲突或矛盾的错误。不但要避免制造冲突，还要避免把外部矛盾引向中国，成为世界的矛盾焦点，以确保中国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18不过，有些事情是无法避免的，例如与越南、菲律宾的南海主权争议，以及与日本在东海钓鱼岛的主权争端，都触动着中国是否要动武的神经。中国要思考的是，西方以美国为首、日本为辅的战略思考，是不是期待南海或东海成为对中国崛起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实验场域?中国如何在冲突与战争之间妥善拿捏分寸?

中东的反恐告一段落后，美国逐渐将军事、外交与经贸重心移至东亚地区，美国“重返亚洲”的具体作为主要通过“前沿布署外交”，强化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东南亚国家的双边安全联盟，积极参与区域多边组织，增加贸易与投资，扩大军事存在，推广民主与人权，全面对东亚地区进行权力再平衡的动作，以维持美国在东亚地区军事、经济与外交上的领导优势。

美国对于中国“再平衡”的战略，或许还不至于让它主动发动一场“预防性的战争”，毕竟在这个21世纪全球相互依存的时代，谁都经不起一场战争的折腾，但是会通过与中国周边地区的共同合作，对中国产生“遏制”的效果。

美国的目的非常清楚，即通过与中国周边的合作，让世界产生两种不同的战略认知。第一，让中国威胁论持续在东亚或世界发酵，美国在东亚再平衡战略讲的愈多、做的愈多，愈凸显出中国对周边的威胁。如果崛起的中国是和平的，美国为何要将过半数的兵力布署在亚洲?在这样的语境下，不论是黄岩岛或钓鱼岛的行为，都容易被诠释成为中国企图改变现状的一个威胁性作为。第二，美国反复暗示中国具有威胁性、企图改变现状的论述，使中国反复强调自己是和平、愿意接受国际规范的，如此可以促使中国进入约束的国际结构中。这又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中国交往战略的另一个目标，即让中国的崛起不能跳脱西方的价值体系。

在美国的东亚战略规划中，美国与日本、韩国有军事关系，与东南亚国家亦有密切的军事往来，澳大利亚是美国在亚太理所当然的伙伴，日本是美国在东亚坚实的盟友，韩国需要美国来处理朝鲜的核武等问题，东南亚国家需要美国平衡它们对中国经贸依存可能发生的被制约感。在这些周边地区中，有一个是对美国战略价值最高，但又是美国最不确定的“朋友”，那就是台湾。

对于美国来说，自1949年以后，台湾安全长期依附于美国，也是美国东亚战略中不可或缺的扈从者，美国不会放弃台湾这枚东亚战略中的重要棋子。美国一方面用三个公报来约束台湾不可以走向法理台独，另一方面又用《台湾关系法》来让台湾有安全保障感，同时鼓励两岸和平交流。这有助于美国对大陆的交往政策，可以轻松地通过台湾，向中国传达西方的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又卖武器给台湾，让台湾也能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大陆的一枚棋子。台湾多元政治立场下的台独主张，也可以被美国用来牵动中国最敏感的那条神经，也可以作为向中国索取报偿的筹码。

美国的两岸政策非常清楚，它赞成两岸和平发展，它不容许看到台湾独立，但是也不乐于看到中国统一。如果中国统一，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布局就缺了一道裂口，甚而全部战略必须重新规划。美国希望一个对美国友好的台湾能够继续存在，它所期望的是两岸永久分治，亦即永久的维持现状，这样最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不过，美国最担心的也是台湾，由于两岸同文同种，自2008年以后两岸进入大交流时代，一旦两岸解决了政治争议，两岸进入大和解时代，美国的东亚战略就可能出现漏洞。

两岸关系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已经不仅是两岸关系而已，而是涉及到中国大陆是否能够突破美国在东亚地缘为中国所设置障碍的战略问题。

台湾目前的战略是政治安全依靠美国，经济利益与大陆结合，在立场上是维持不统不独，以维持现状为目标。大陆希望两岸能够签署和平协议，建立军事互信机制，但是台湾对于美国《台湾关系法》的依赖已经成为所有台湾安全与发展的一部分。中国大陆如果不能够在两岸定位与走向上给台湾提供一个安心与信任的选择，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台湾将不容易改变与美国合作的战略选择，即一方面配合美国交往政策，另一方面又执行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

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这段文字表明，中共已经理解一国两制是统一后而非统一前两岸的政治安排。

针对两岸和平发展期的政治安排，笔者曾提出“一中三宪、两岸统合”的主张。两岸必须在尊重现状之下，寻求一个既能顾及现状，又能有助于统一的结构与路径。目前的法理现状是：两岸在主权宣示上相互重迭，两岸治权均来自于彼此宪法。两岸若能在此基础上签署和平协议，相互承诺不分裂整个中国主权，并相互尊重彼此的治权，那么这个签署后的和平协议就会成为一份两岸均必须遵守的宪法性文件。未来有关军事互信、国际共同参与、经济、金融，甚至成立相关共同体的协议，均可以成为两岸第三宪(一组宪法性的文件)的内容。这种两岸共同建构未来的过程，不再是谁吃掉谁的选择，唯有这样才能够让台湾安心地与大陆互动。19

“一中三宪、两岸统合”的结构，通过统合(即中国大陆所说的一体化)机制，两岸可以在一些政策与事务上共同治理，这对于两岸政府截长补短，共同为两岸人民创造福祉有莫大助益。

当两岸和平协议签署时，这代表着两岸的真正大和解，也是两岸政治关系进一步深化的开始。在中国崛起过程中，这将是关键性的一大步，美国无法再利用台湾来遏制或围堵中国，美国第一岛链至此断裂。另一方面，北京能够和平处理与台北的关系，对于中国大陆在国际间去除威胁者的形象以及改变周边国家态度，也会有正面的功效。

中华文明在崛起过程中的正向作用

西方文化里面有些内容是值得肯定的，例如对人的尊重，强调平等、自由等普世价值，问题在于当这些理念与国家利益结合时，好的价值就成了文化霸权的一些说词或工具。在善恶二元论、物竞天择与资本主义向外扩张核心依据下，西方往往将它们所信仰的价值与自己的利益结合，强加于其他文化与民族。

西方人创造了民主与自由，但是在大多数的情形下，是在自己封闭的政治国度里面使用，但对于其它国家或地区，特别是会影响到它们的国家利益时，民主与自由的标准就由西方来诠释。

九个崛起大国关心的是利与力，中国传统对外关系重视的却是和与合。从中国的《易经》中可以看出，中华文化强调的是和与合的融合与互补，而不是利与力的冲突。这也是九个大国崛起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的原因。中华文化中有一些价值内核是西方需要的，举例来说，“仁”这个概念对于崇信物竞天择论者是陌生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资本主义信仰者无法理解的，“是非存乎一心”、“设身处地”更是西方善恶二元论难以理解的。

碍于篇幅，本文不讨论文明崛起的具体内容，大陆的学者对于中国的外交新理念已有研究。20如果要想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除了要有强大的物质力量以外，还要有能力在话语体系上占踞主导地位。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应该从哲学层面重新整理一套中华文化的世界观、秩序观和价值观。这并不意味着取代西方的文明价值，而是补充和完善西方的文明价值，告诉西方为何中华文明的若干价值可以丰富或补充西方文明。中国的崛起就是要取得这种话语权与世界秩序的诠释权。

没有物质力量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国，然而只有掌握了话语权与价值体系，才可以堪称一个主导性的大国。西方大国目前已经出现了若干问题，它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无论在处理金融危机方面，还是在解决国际冲突方面，已经开始背离了自己的价值信仰。这是中国的一个机会，也是责任。应该让西方了解，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东方文明的大国崛起，也是对西方文明大国的警醒，更是期望能够共同携手为人类创造福祉与和平的崛起。

注释

1Arvind Subramanian, 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 Washington, DC :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 1-3.

2崔立如：“和平崛起：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旅程”，《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7期。

3 2001年10月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四年期国防总检报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01)视中共为第一假想敌的企图非常明显，认为亚洲地区可能出现一个”具有可观资源的军事竞争对手”，使美国必须强化在西太平洋及东北亚的反应能力。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September 30, 2001.

4纪硕鸣、周东华：《中国新政》，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

5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 Jacek Kugler and A. F. K. Organski, "The Power Transition: A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ive Evaluation", Handbook of War Studies Unwin Hyman, 1989, 171-194.

6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7 Ronald L. Tammen, eds.,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Seven Bridges Press, 2000, 6.

8 Jack S. Levy, "Declining Power and the Preventive Motivation for War," World Politics, Vol. 40, No. 1(1987), 87.

9 Alfred Vagts, Defense and Diplomacy: The Solider and the Conduct of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King's Crown Press, 1956, 263.

10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91.

11 A. F. K. Organski &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13-63.

12 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4/95), 19(3), 5-49.

13 阎学通：“和平崛起的分歧、意义及策略”，《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14 Paul W. Schroeder, "Alliance 1815-1945: Weapons of Power and Tools of Management" in Klaus Knorr, ed., 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 Lawe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as, 1976 , 227-262.

15 Michael J. Green and Patrick M. Cronin, The U.S.-Japan Allia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Washingto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9.

16 Randall L Schweller, "Rise of Great Powers: History and Theory", in Alastair Irin Johnsyon and Robert S. Ross ed.,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13.

17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郭震远研究员认为：“现有的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国际体系、中国对之不对抗、不挑战、并对之积极参与、运用和完善，正是在世界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中，顺势而为、塑造与发展中国现代化所必须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引自“中国争取保持和平稳定国际环境的指导原则：对二十字方针的再认识”，《中国评论》，2013年第1期。

18 郭震远：“中国争取保持和平稳定国际环境的指导原则：对二十字方针的再认识”，《中国评论》，2013年第1期。

19 张亚中：《统合方略》，台北：生智出版社，2010年;张亚中：“两岸和平发展期应是统合期：以统合深化认同与互信”，《中国评论》，2013年第1期。

20 秦亚青：“中国文化及其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5期;秦亚青：“时代观、安全观与秩序观——中国外交新理念的思想内涵”，《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1期。

China's Peaceful Rise: Predicament and Solutions

Zhang Yazhong

Abstract: The rise of China should be the rise of a civilization system. China should establish a complete and methodical system of Chinese culture and values, to supplement the deficient Western value system and make the world more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owing to the rise of China. But existing dominating powers tend to use preventive war, constraint, containment, and exchanges to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rising powers. At this stage, China must comply with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systems and rules, properly handle its relationship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China also need to let the West know that the rise of China is the rise of an oriental civilization and major country, wakes up rather than threatens the major countries in the West, and expects to work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bring well-being and peace to humankind

Keywords: The rise of China, peaceful rise, cross-Strait relations, Chinese culture

【作者简介】

张亚中，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两岸统合学会理事长。

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全球安全与发展等。

主要著作：《美国的中国政策：围堵、交往、战略伙伴》、《全球化与两岸统合》、《开放政治市场》等。(张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