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的危机根本上是价值危机，即价值观念、价值秩序和价值形态的系统性危机。这一危机既表现为健康的公正的善的价值，往往敌不过病态的不义的恶的负面价值，还表现为两种片面的合理性之冲突。
着眼于价值危机的负面问题，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前，主要表现为极左的反智、精神的虚妄和对人道的践踏，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价值危机则可以概括为权力的贪婪、物欲的横流和廉耻的丧失。“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价值危机就属于“不可活”的“自作孽”。
从民族的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价值危机在于以人伦日用、富贵寿善为其追求的农民或地主的价值观，遭遇到西方工商文明追逐利益、讲究理性的商业价值观的挑战，从激于道义的反抗到拥抱其物质文明，但对作为其灵魂的规则、规范、道德观和价值观，则视为能够规避就规避的手段，甚至从意识形态上加以拒绝和批判。
当代价值危机的问题，用先贤的话说，是天下文明的问题，解决不好则是足以“亡天下”的问题。价值危机己经造成仁义的梗塞、文明的失血、人性的晦暗、生活的恶俗和社会的溃败，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拯救价值危机，不止是执政者的事情，党派的事情，也是全民的事情。
“头上三尺有神明”，当代中国人头上的三尺神明，就是宪法，就是中国政府签署的代表全人类理想和福祉的联合国公约，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与尊严所在，是我们民族复兴梦的切实保障，在这一神明的烛照、召唤下，努力地做好应该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能成功地渡过严峻的价值危机。中国价值系统的重建即现代文明秩序的形成，必自行宪政始、讲信用始。
当前中国的危机根本上是什么危机？多数学者可能会不假思索地说，是政治危机，是政治体制导致的合法性危机。我认为，这个看法是比较表面的，虽然当前政治危机相当严重，但政治危机不过是中国大陆价值危机的突出表现，也是使价值危机不断加重的制度性原因，而危机的性质属于价值危机。这一危机非自今日始，它己在社会生活中发生了很长时间，近些年则愈演愈烈，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它象雾霾天一样的严重存在，甚至不需要我再一一列举。
这里说的价值，不止是指人们的价值观，而是包括“价值观念”、“价值秩序”和“价值形态”在内的整个价值系统，我们的整个价值系统都出现了严重问题！
一方面，现代性的价值和传统价值中优秀的合理的成份，没有在整个社会中鲜明地确立起来，善恶正邪处于激烈的冲突和交锋之中，善的正的价值的战斗力建设力，甚至往往难以抵挡恶的邪的负面价值的侵蚀力破坏力；另一方面，在社会转型期相当普遍的价值冲突现象，即并非善恶正邪二元对立，而是“两个片面的合理性”或两种平权的价值之间的冲突--冲突的每一方都往往自以为是，将对方脸谱化甚至妖魔化的--问题，我们还缺乏清醒认知，也谈不上确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和解决途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包括官民、左右、精英草根、体制内外的矛盾。
上述两方面价值问题相互交织，导致社会持续的难以遏制的价值溃败--社会的溃败是社会关系社会组织的溃败，更是价值和人的精神的溃败。从负面问题看，如果说价值危机在改革开放之前可以概括为“极左的反智”、“精神的虚妄”和对“人道的践踏”，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则可以概括为“权力的贪婪”、“物欲的横流”和“廉耻的丧失”（或民众说的“昧良心”）。孟子曾谓：“仁则荣，不仁则辱”；又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价值危机之所以极其严峻，就在于它属于“不可活”的“自作孽”！
这一危机中的价值系统，无疑是现行政治体制及其变化的支持力量，而这一价值系统的危机，则是导致当前政治危机的深层原因。学者，政治家，还有普通民众，都应当认识到价值危机的危险性，它就如同我们身上长出的肿瘤，不下大决心化解、消除这个肿瘤，它就会发生癌变，销骨蚀髓，最终夺去我们的生命。
先说价值观。“价值”或“价值观”说白了就是人所重视、推崇和追求的对象与目的，以及这个追求的活动本身，具体体现在人们看待生活、政治、道德、审美、宗教、经济、历史、世界等各种观念中；人的最大的愿望和他认为不可逾越的底线，则构成了价值观的边界。一个民族的价值观，集中反映着这个民族的心理-精神世界并引导着其前进的方向。如果今天连一些还算有些修养、比较理性的官员或掌握某种权力的人，都是表面上冠冕堂皇，而私下里或实际上追求的刚好相反，无非是权钱色，而不是对国家和民族负责，即使大家都会在公共场所复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兑换为切实的行动，也无非是说一些博取民众好感的漂亮话，那就不必说更多的缺少修养、没有价值理性的人，这些人为了个人的升官发财，为了家庭的荣华富贵，没有自己不敢做的事，大量的贪官向我们做了证明，那些一旦发家致富就声色犬马、吃喝嫖赌，甚至欺男霸女的老板或富二代们也向我们做了证明。普通民众、青年学生，被迫地或主动地趋炎附势、弄虚作假、投机钻营、玩世不恭、敷衍塞责、得过且过，除了金钱和自己，什么都不相信的现象，尤其令人忧虑。
再说价值秩序。人类生活的秩序就是价值秩序，因为它不仅体现着人的目的和追求，还引导并支配着人的行为和具体目标。价值秩序一方面体现为人的心灵秩序，另一方面体现为社会组织秩序，两者相互影响并转化。传统中国人的心灵秩序，除了顺乎自然，主要由宗法社会和儒家伦理所支配，形成天地君亲师的价值系统。近代以来，天地祛魅，君被打倒，师道沉浮，惟有至亲尚能维系情感，但也受着金钱和利益的冲击，致使心灵失序，载浮载沉；十年浩劫，终致一片荒芜，而荒芜之上，所能收获的无非功利和迷信而已。中国人由于普遍缺乏一个真正独立而又充实的内心世界，其价值观才完全由社会环境和自身境遇所决定，不能不是世俗的且短浅的。
中国原来的社会组织秩序是由皇帝和官僚系统构成的金字塔，权力自上而下地行使，资源自下而上地输送，所以，中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一步步地爬上去成为“人上人”，主导性的人生价值是通过把别人变成“人下人”来体现的。即使商人也要自己捐个一官半职，或让子女由商而官。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但由于政治的主导性不变和权力不受制约，所以官本位也不变，把吕不韦的“商业经”做宽泛解读，即从政乃终南捷径，或最易实现利益最大化。现在中国虽然领域分化，出路多元，但政治和行政仍主导一切，官员也仍然处于社会高端，拥有丰厚社会资本，权力更可以谋到几乎一切，当官依然通吃。所以才有几百位大学生争一公务员，十几位教授争一处长的景观。加之现行体制几无民主，故到处可见千人之诺诺，不见一士之谔谔，逆向淘汰严重。上世纪中期以来“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屈原）的情况虽有所改变，但并未触及根本。整个社会的秩序不是混乱、溃败，就是严重地缺乏公正，这当然会诱发人性之恶，而腐蚀、桎梏人性之善。可怜又可笑的是，我们在价值观和政治文化上的“进步”，往往表现为上一届从“作风”好到不知不觉作风大坏，再到新一届“厉行”“新作风”，让人感觉事情似乎要有变化。但不能不说，多数民众已审美疲劳，有了经验，激不起多大的兴奋，而他们在现实中感觉到的，还是生活的道路越走越窄，看不到未来有多大希望，于是越来越多有能力的人选择出国和移民；无力出国和移民的多数同胞，其消极、懈怠、冷漠、无奈、无助、自私、短视、势利、不诚、无信，和伴随着焦躁、义愤、郁闷、怨恨、离心离德、幸灾乐祸、盲目跟从的情绪、心理和行为，已经到了极其可怕的地步！
最后看价值形态。传统价值形态主要指“真善美圣”和“自由”五大价值，近代以来“利”已与之并列。对于当代世俗的中国人来说，世界是物质的，人生是感性的，生命是肉体的，根本没有神圣可言，所以对任何事情都无须敬畏，当下的名利和享乐就是一切；而善是软弱、老实和愚腐的别名，除非善也成为追名逐利的资本，只有利才是真实的。于是，价值被理解为利益、价值观被归结为利益观，核心价值也成了核心利益。如此理解的价值形态及其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一种颠倒、倒退！不是由低到高，见利思义、见贤思齐，而是由高向低，逐利忘义，不分贤愚！即使从官方所宣传的价值观中，也看不到多少针对世俗价值的理想性、超越性和批判性，更无须说这一宣传的内容与官员们实际的作为反差之大，足以消解宣传的正面功效。
更可悲的是，“笑贫不笑娼”这一传统社会走下坡时代的末世价值观，在今天重新闪亮登场，伴之以文人的“渴望堕落”“我是流氓我怕谁”和种种不堪的“身体写作”，于是，娼妓、流氓、堕落、肉欲，竟然都成为新的价值形态！我们知道，虽然历史和现实中的娼妓心灵未必肮脏，流氓也未必行为卑鄙，上述宣告及观念，首先是对过去官方政治和意识形态自诩“高大全”、“伟光正”的讽刺与反动，不乏激愤、控诉和批判，有魏晋士人“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解放意义，甚至一定程度上成为新时期新价值的催化剂和助产士，也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日常生活的俗世性，理解人性和人的需要的多样性，以及正确看待价值形态的多元性和不可归结性（如善与美之间、自由与平等之间，有相通之处，但也有质的差异和非同一性）。但这些观念和现象本身毕竟不是我们应当推崇的价值，如同境外的妓院和赌场，境外有识之士也并不认为其为光明之物、教化之地，不会拿三级片作为一级片去竞争奥斯卡金像奖。
改革开放已逾三十余年，我们在生活中正在走出传统的二元对立和一元主宰并且是政治一元主宰的价值观，国人有了多元的价值取向，人生变得不那么单一呆板，而有了一定的弹性和丰富性。但大陆的意识形态和媒体，仍然延续着政治一元的霸权，政治作为一处思想理念，无疑也是一种价值观，那么，我们官方的政治价值观真正先进吗？我认为，“三个代表”的提法有很大的先进性，但除此之外，先进性并不多，且举两例以分析之，其一，我们在搬出祖先的“和谐”观念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和而不同”这一更为根本的理念，并且动不动以“思想统一到什么上”，来否定和而不同的原则，其实即使是政治思想，也应当是和而不同的；其二，当我们将传统价值的“民本”发展为“以人为本”时，也似乎忘记了西方人早在三个世纪前就已经大倡人本主义（哲学）和人道主义（社会），并且其以“个人”为本位的人道主义与自由主义是相通的。我们虽然过去也曾讲人道主义，但冠之以“革命”、论之以“阶级”、范之以“集体”，则一旦发动政治运动，就根本不会考虑每个个人的生命与尊严！官方囿于其意识形态和知识结构（还有一利益的立场），不懂得其中的观念差别，不知自己思想落后，反自吹先进，某些部门至今仍以狭隘的冷战思维残余，批判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普世价值，让人汗颜！如此低下之境界，又何以能够打造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让“近者悦远者来”？
上述笔者从三个方面评论当前中国价值危机，并非说中国在价值或价值观上毫无进步，上面己论及的多元、理性、人本、法治、三个代表等，皆为进步。但正如笔者开篇所论，中国的价值危机表现为“善的正的价值的战斗力建设力，甚至敌不过恶的邪的负面价值的侵蚀力破坏力”，“社会溃败难以遏制”。就是说，在改革开放中新生的现代性价值，或重新激发开掘出来的传统优秀价值，往往敌不过那些陈腐、落后、狭隘、专制、病态的负价值，而究其原因，既由于历史的强大惰性和惯性，而直接的关键的原因，则不能不说是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及其背后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和设置的重重障碍。
着眼于民族和历史，可以说当代中国价值的危机，根源于中西两种文化的碰撞和我们所采取的态度，说得更具体准确一点，近代以来，中国人传统的主流价值观，即重视人伦日用、富贵寿善的农民（或地主，贫下中农的愿望无非是成为富农地主）的价值观，宿命般地与西方工商文明追逐利益、讲究理性的商业价值观相遇，当后者以国家为后盾向前者发起挑战和欺凌时，激起前者道义的反抗，后来这种道义的反抗，在冷战格局下进一步发展为乌托邦的虚妄和政治运动的穷折腾，随着极左政治和精神虚妄的破产，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也随着苏联集团的分崩离析而结束，中国人似乎大梦初醒，发家致富的强烈愿望以及据说基因里面就有经商才能，被全面释放出来，迅速扑向工商文明的物质成果，而既然儒家教导的传统道德早被扫荡殆尽，集体主义道德也显示出假大空的问题并同样水土流失，这一愿望也就使国人的食色本能极大地膨胀起来！于是，物欲横流，肉欲泛滥，赚钱是能耐，升官是精英，成功是价值的最高标准，温柔富贵乡就是人生目的地！至于其中的种种不公、种种无道，只要不酿成大祸，即使伤天害理，亦无人追究。如此价值取向，如此社会情势，焉能不恶俗？焉能无危机？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有无奈之客观，又不乏人为之主观。美国著名学者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断定苏联行将解体时，亦预言中国将走上“商业共产主义”道路，眼光独到，可惜不同于“共产主义”的一整套现代工商业的规则、规范和相应的道德观、价值观，中国人并没有认识到它的无可取代的重要性，即对现代市场经济的支撑作用，如果丢失，则市场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就将坍塌！这就如同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价值观念，是整个现代社会特别是现代政治制度的支撑力量，如果拒绝，则我们要进入现代社会也无疑于缘木求鱼！
令人可叹的是，对待这些己经进入我们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规则和观念，许多人还是不脱小农的文化心理，情感有余而理性不足，充其量讲诚信义气而不知讲契约，更有甚者，则沿袭传统政治家搞政治斗争政治运作的套路，讲谋略讲权术，就是不讲规则、不讲程序（并往往将主张讲规则程序的人讽刺为“书生气”、“书生之见”或“妇人之仁”），即使口头上承认了这些规则的必要性，实际上也不过虚以委蛇、虚应故事，这种“实践智慧”，只能使我们与现代社会南辕北辙，且将使我们的思想和精神世界陷入到混乱和危机之中，就更不要说什么内化为我们的道德品质和心性了！
列位知道，中国先贤有“亡国”与“亡天下”之分，孟子首先依据王道霸道之分，重新界说天下国家，谓“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无仁义则人将退化为禽兽，故有人相食之说。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顾炎武，更明确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性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
此说分辨明确，思想深刻，逻辑透辟，发人深省！
中国人心目中行王道的国，必建基于充满人道光辉的天下；天下是人文化成之文明，国家是利益调配之政法，故知保天下才知保其国！仅仅保国者，掌权者也、食禄者也，与匹夫有关乎？如国与之无关，甚至压迫之、贬低之，则匹夫不仅不会关切国之命运，还将咒其“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愚昧颟顸、顽冥不灵的满清覆亡，遗老遗少痛哭流涕，民众则剪掉头上的辫子，庆贺新生；国民党因专制和腐败丢失大陆，蒋氏痛心疾首，而人民欢呼雀跃。前苏联的崩解、东德国家的易帜，难道与此有本质之差异乎？没有！国祚转移而天下复得、天下文明，人民何失之有？何痛之有？设若朝廷无道，仁义灭绝，民众处于水火之中，朝不保夕，则人民为自身计，也只有奋起抗争，直到光复天下，重振文明。
而中国大陆当今的根本问题，正是天下文明的问题，也就是笔者所说的价值危机的问题，它己经造成仁义的梗塞、文明的失血、人性的晦暗、生活的恶俗，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拯救中国大陆之价值危机，不止是执政者的事情，党派的事情，也是全民的事情。中国的百姓也好，多数官员也好，良善良知未泯，都不满意价值的物化、异化、混乱和堕落，都不愿看到价值的严重危机，因为说到底这是民族的不幸和悲哀，甚至是民族的大灾难！价值的危机如仍然得不到化解和克服，不止能够毁掉执政者，还将毁掉整个民族！不止是毁掉现在的成年和青少年，还将毁掉刚刚出生和没有出生的民族的后代！而这决非笔者的危言耸听！
但是，要成功地减轻、化解价值危机，我们又不能感情用事，而必须持合理的正确的态度与方法。懂得一点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性论，我们就知道，即使人类自身的事情，也并非完全以人的善良愿望为转移，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正视自己人性中的问题，正视我们作为历史和社会存在物的普遍性与有限性，将价值危机视为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思想和精神危机，同时也是我们的社会关系体系的危机，是直接主导着我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危机，并从价值观念、价值秩序和价值形态三方面着手，通过建立客观化的社会机制--经济的、政治的和法律的机制，把一切健康的、善的价值激发出来，让一切病态的、恶的东西受到矫正。
每个人和每个组织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执政者和我们普通人一样，有人性的优点，也有人性的弱点和问题；有开放、开明的一面，也会有蒙蔽和盲点；有讲人情的民族文化心理，还要谋取自己正当的利益，这都是正常的，不必讳言。但问题在于，执政者处于权力的中心，掌握着国家机器，承担着民族责任，其思想言行在整个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其价值观对于民族价值观念和社会价值秩序的形成，亦具有普通人无法比拟的影响力和塑造力，因而，他们不仅应当率先垂范，更应当变革他们处身其中的体制。在今天，无论着眼于现代社会的世俗化，还是考虑到社会的阶层分化、利益分化，维护并落实集中体现现代价值理念的宪政，使基本体现中国近代历史经验和现代文明理念的宪法（无疑也存在着识者尽知的问题，须在以后修宪中解决），还有我们庄严承诺的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等各项公约，真正得到执行、落到实处，成为国内任何组织、任何派别、任何团体的行动依据和行为规范，已是不可再予拖延的迫切任务！中国价值系统的重建即现代文明秩序的形成，其关键环节，必为执政者的行宪政、讲信用。
古人云，“头上三尺有神明”，当代中国人头上的三尺神明，就是宪法，就是我们承诺的代表全人类理想和福祉的联合国公约，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与尊严，我们民族复兴梦的前景，在这一神明的烛照、召唤下，执政者与民众都努力做好应该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就一定能成功地渡过严峻的价值危机，走向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秩序的光明的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