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7日,应大连图书馆邀请,飞大连左演讲,题目早就商定,叫《漫谈周易》。第二天上午作演讲,到底讲什么好,没有想好。
上飞机,我在舱门口随手拿了两份报纸。平常不看报,坐飞机是例外。
这两份报纸,一份是《参考消息》。打开报,上面有条消息,外国什么报的消息真奇怪。它说全世界信教的人比例在下降。我不知道这位作者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反正他说,真的是下降了。全世界,信教的人是大多数,这是常识。这两年,大家不是老说,中国信教的人数字噌噌往上窜吗,我还以为,像我这样的人越来越少。这怎么回事,我可得瞧瞧。文章有数字:全世界,不信教的人,比例最高,要数中国。搞到什么成都?47%。这个数我记住了。其他数,没记住。好像欧洲,法国最高;亚洲,日本也比较高。美国,正好相反。
另一份什么报,忘了。上面有篇特约文章,说最近有一股歪风邪气,走火入魔,人人谈革命,也令人惊讶。咦,李泽厚先生不是早就说过,中国要“告别革命”吗,怎么,这个久违的话题,兜一大圈又赚回来了?你老喊狼来,狼就来了,这可不吉利呀。我不知道这些谈革命的都是什么人,他们说的革命是要革什么命,反正作者说,革命是暴力,是破坏,这一百年,中国吃尽了革命的苦头,再也折腾不起。他说,咱们这么大个国家,一个党都领导不好,十几个党能行吗?总之一句话,千万别革命(大义如此,未必准确)。
于是我想,有了,明天的话题有了,第二天,我得这么讲《周易》。
(一)中国经典,有三部最古老,《诗》《书》《易》,文、史、哲各占其一。春秋那阵儿,楚国有个叫申叔时的人,他教楚太子,有九门课,《诗》有之,《书》类的古书(如《故志》《训典》)有之,唯独没有《易》。孔子老而好易,他传六艺,其中才有了易。“易”是培养君子的必修课。他于“三易”,独钟《周易》。孔门传学有三体,“子曰诗云”体、“子曰书云”体和“子曰易云”体。《坊记》《缁衣》《易传》就是这种体。《诗》《书》《易》是孔子时代的古典,当时的贵族,凡在场面上走动,即景生情,引经据典,断章取义,随意发挥,全都搬这三本书。不这么讲话,这叫不得体。这是当时的“范儿”。
(二)中国讲《周易》的人多半在哲学系。1949年后,中国的大学没有宗教系,研究宗教史的或教宗教史的,多半在哲学系。现在,我们不但有了宗教系,而且哲学系越来越像宗教系。凡是鼓吹立教,以最空洞之说教干涉最实际之政治者,多半在哲学系。西方的“哲学王”在中国最有市场:思想领域作“逍遥游”,游来游去,最后得“应帝王”。现在我才明白,研究哲学,甭管中哲西哲,土的洋的,土洋结合的,归根结底,不是要做哲学史,而是要创造中国自己的哲学。特有中国士人传统的哲学。创造的资源是什么?只能是咱们中国自己的资源。难怪有人说,他是学儒、释、道专业的,宗教就是最高哲学。
(三)可是,中国的最大特点是什么?是世俗政治占优,立教最不传统。现在讲哲学史的,特爱讲“枢轴时代”。其实,雅斯贝司说的“枢轴时代”主要是“宗教突破”。世界上的经典,《阿维斯塔》《吠陀》《旧约》《新约》《可兰经》是宗教经典,唯独中国的经典不是。五经是世俗经典,不是宗教经典,中国的政教结构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学术传统是人文精神压倒一切。中国人不是不信宗教,而是在世俗管理下,爱信啥信啥。利玛窦说,越是愚夫愚妇,越信;越是读书人,越不信。这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生了宗教改革,坏处是人文压制科技。当然,现在的大学都是理科领导文科,情况已反过来。
(四)《周易》是个讲变的哲学,不是讲变戏法、变魔术的变,而是讲天道、地道、人道之变。比如这书有《损》《益》二卦,就很有辩证法。你光知道损下益上,不知道损上益下,那上往哪儿摆?做买卖的都知道,效益最大化是投入为0,产出为n。这个道理,不用经济学家讲,所有骗子都懂,小骗子懂,大骗子更懂。千百年来,“商不厌诈”为啥总是挥之不去,道理端在于此。要钱不要命,顾头不顾腚,那不叫“改革”,叫“找死”。你把下面的东西,一点不剩,全都楼走,这怎么行?头是脸面,不要脸不行,但屁股也很重要呀,人如果只吃不拉,马上就会肠梗阻,那是要人性命的。
(五)和“革命”有关,《周易》有《革》《鼎》二卦。“革”是“革故”;把旧的东西破掉;“鼎”是“鼎新”,把新的东西定下来。西人所谓“革命”,意思是对现存社会政治秩序的挑战,重点在“变”,不是小变,而是大变。但“变”是变旧为新还是变新为旧,这可大不一样。变新为旧,那就不叫“革命”,叫革“革命”。《彖辞》说:“天地格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此即日本人翻译revolution一词的出典。古人所谓“合法性”,意思是“受命于天”。“革命”是改变命运,把老天赐给对方的命夺回来,攥在自己手中,说是“受命于天”,其实是“受命于人”,关键是“应乎人”。
后来,我用两个小时,东拉西扯。我说,《易经》的影响真是“大矣哉”。蒋介石的名字来自《豫》卦,毛泽东的名字来自《兑》卦(兑为泽)。蒋介石,“介于石,不终日”,兵败如山倒,窜身海隅。毛泽东,“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系辞上》),特能闹革命。他这一生,下过两次雨,不是毛毛雨,而是雷鸣电闪,暴风骤雨。
我讲话的那天是什么日子,忽然想起来了。1966年,正是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由此拉开序幕。当时,我后来认识的一位朋友,骆小海(《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作者,红卫兵运动的创始人),他登上天安门城楼,见到了毛泽东。他高呼“毛主席万寿无疆”,毛泽东笑答,“万寿也得有疆呀”。我呢,没在北京,正在内蒙西部的大太阳地里行走,前面的路朝着两狼山,很远很远,口真渴呀。
四十余年,弹指一挥间。山呼海啸,惊天动地,一切的一切,恍如昨日。
想不到啊想不到,“革命”已成吓人的咒语:
小孩小孩你别哭,再哭,“革命”可就来了。
2012年9月1日
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