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8月17日，应大连图书馆邀请，飞大连左演讲，题目早就商定，叫《漫谈周易》。第二天上午作演讲，到底讲什么好，没有想好。
上飞机，我在舱门口随手拿了两份报纸。平常不看报，坐飞机是例外。
这两份报纸，一份是《参考消息》。打开报，上面有条消息，外国什么报的消息真奇怪。它说全世界信教的人比例在下降。我不知道这位作者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反正他说，真的是下降了。全世界，信教的人是大多数，这是常识。这两年，大家不是老说，中国信教的人数字噌噌往上窜吗，我还以为，像我这样的人越来越少。这怎么回事，我可得瞧瞧。文章有数字：全世界，不信教的人，比例最高，要数中国。搞到什么成都？47%。这个数我记住了。其他数，没记住。好像欧洲，法国最高；亚洲，日本也比较高。美国，正好相反。
另一份什么报，忘了。上面有篇特约文章，说最近有一股歪风邪气，走火入魔，人人谈革命，也令人惊讶。咦，李泽厚先生不是早就说过，中国要“告别革命”吗，怎么，这个久违的话题，兜一大圈又赚回来了？你老喊狼来，狼就来了，这可不吉利呀。我不知道这些谈革命的都是什么人，他们说的革命是要革什么命，反正作者说，革命是暴力，是破坏，这一百年，中国吃尽了革命的苦头，再也折腾不起。他说，咱们这么大个国家，一个党都领导不好，十几个党能行吗？总之一句话，千万别革命（大义如此，未必准确）。
于是我想，有了，明天的话题有了，第二天，我得这么讲《周易》。
（一）中国经典，有三部最古老，《诗》《书》《易》，文、史、哲各占其一。春秋那阵儿，楚国有个叫申叔时的人，他教楚太子，有九门课，《诗》有之，《书》类的古书（如《故志》《训典》）有之，唯独没有《易》。孔子老而好易，他传六艺，其中才有了易。“易”是培养君子的必修课。他于“三易”，独钟《周易》。孔门传学有三体，“子曰诗云”体、“子曰书云”体和“子曰易云”体。《坊记》《缁衣》《易传》就是这种体。《诗》《书》《易》是孔子时代的古典，当时的贵族，凡在场面上走动，即景生情，引经据典，断章取义，随意发挥，全都搬这三本书。不这么讲话，这叫不得体。这是当时的“范儿”。
（二）中国讲《周易》的人多半在哲学系。1949年后，中国的大学没有宗教系，研究宗教史的或教宗教史的，多半在哲学系。现在，我们不但有了宗教系，而且哲学系越来越像宗教系。凡是鼓吹立教，以最空洞之说教干涉最实际之政治者，多半在哲学系。西方的“哲学王”在中国最有市场：思想领域作“逍遥游”，游来游去，最后得“应帝王”。现在我才明白，研究哲学，甭管中哲西哲，土的洋的，土洋结合的，归根结底，不是要做哲学史，而是要创造中国自己的哲学。特有中国士人传统的哲学。创造的资源是什么？只能是咱们中国自己的资源。难怪有人说，他是学儒、释、道专业的，宗教就是最高哲学。
（三）可是，中国的最大特点是什么？是世俗政治占优，立教最不传统。现在讲哲学史的，特爱讲“枢轴时代”。其实，雅斯贝司说的“枢轴时代”主要是“宗教突破”。世界上的经典，《阿维斯塔》《吠陀》《旧约》《新约》《可兰经》是宗教经典，唯独中国的经典不是。五经是世俗经典，不是宗教经典，中国的政教结构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学术传统是人文精神压倒一切。中国人不是不信宗教，而是在世俗管理下，爱信啥信啥。利玛窦说，越是愚夫愚妇，越信；越是读书人，越不信。这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生了宗教改革，坏处是人文压制科技。当然，现在的大学都是理科领导文科，情况已反过来。
（四）《周易》是个讲变的哲学，不是讲变戏法、变魔术的变，而是讲天道、地道、人道之变。比如这书有《损》《益》二卦，就很有辩证法。你光知道损下益上，不知道损上益下，那上往哪儿摆？做买卖的都知道，效益最大化是投入为0，产出为n。这个道理，不用经济学家讲，所有骗子都懂，小骗子懂，大骗子更懂。千百年来，“商不厌诈”为啥总是挥之不去，道理端在于此。要钱不要命，顾头不顾腚，那不叫“改革”，叫“找死”。你把下面的东西，一点不剩，全都楼走，这怎么行？头是脸面，不要脸不行，但屁股也很重要呀，人如果只吃不拉，马上就会肠梗阻，那是要人性命的。
（五）和“革命”有关，《周易》有《革》《鼎》二卦。“革”是“革故”；把旧的东西破掉；“鼎”是“鼎新”，把新的东西定下来。西人所谓“革命”，意思是对现存社会政治秩序的挑战，重点在“变”，不是小变，而是大变。但“变”是变旧为新还是变新为旧，这可大不一样。变新为旧，那就不叫“革命”，叫革“革命”。《彖辞》说：“天地格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此即日本人翻译revolution一词的出典。古人所谓“合法性”，意思是“受命于天”。“革命”是改变命运，把老天赐给对方的命夺回来，攥在自己手中，说是“受命于天”，其实是“受命于人”，关键是“应乎人”。
后来，我用两个小时，东拉西扯。我说，《易经》的影响真是“大矣哉”。蒋介石的名字来自《豫》卦，毛泽东的名字来自《兑》卦（兑为泽）。蒋介石，“介于石，不终日”，兵败如山倒，窜身海隅。毛泽东，“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系辞上》），特能闹革命。他这一生，下过两次雨，不是毛毛雨，而是雷鸣电闪，暴风骤雨。
我讲话的那天是什么日子，忽然想起来了。1966年，正是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由此拉开序幕。当时，我后来认识的一位朋友，骆小海（《三论造反精神万岁》的作者，红卫兵运动的创始人），他登上天安门城楼，见到了毛泽东。他高呼“毛主席万寿无疆”，毛泽东笑答，“万寿也得有疆呀”。我呢，没在北京，正在内蒙西部的大太阳地里行走，前面的路朝着两狼山，很远很远，口真渴呀。
四十余年，弹指一挥间。山呼海啸，惊天动地，一切的一切，恍如昨日。
想不到啊想不到，“革命”已成吓人的咒语：
小孩小孩你别哭，再哭，“革命”可就来了。
2012年9月1日
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