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一篇没有写完的文章，因为《中国青年报》催得急，我把未完成的稿子给了编辑，做了些删节处理，大标题是编辑起的。“说真话求真相做真人无私无畏，探科学争民主守理性有始有终。”这是1月30日下午在北京与先生的遗体告别时我代表全家献上的挽联。这些日子一直沉浸在先生离开的伤悲之中，对先生的详细回忆，对他晚年思想的深入梳理还需要时间。】
■他的志向在大学时代发生了改变，第一学期选课单的“将来志愿”一栏，他写下“当代物理学权威”，第二学期写的是“理论物理学家”，第三学期变成“追求真理”，到最后两个学期则自豪地写上“做一个人！”
■经过长期的阅读、研究和思考，他逐步搞清楚了民主的概念。在当代汉语世界，他对民主理解的深刻和表述的清晰、透彻是少见的。
■他理解的启蒙不是把自己摆在高高在上的位置，而是将自己放置其中，他耿耿在念的首先是自我启蒙。
2013年1月28日13时25分，许良英先生在北京海淀医院去世，噩耗传来，我说不出的悲伤。 虽然自1月1日得知王来棣先生去世、许先生已十多天人事不省以来，我已经有了一些心理准备，这二十八天中，我一直在不安中为先生祈祷，愿他挺过这一关。他的家人对我说，先生的生命体征还很顽强，我抱有幻想，或许奇迹会发生。二十八天，他在重症监护室里静静地趟着，我关注着病情的变化。上个星期，我到病房探视，在他的床前、看着他面容安详，如同睡着了，我默默地为他祷告，那几天他的状况有所好转，我大得安慰。不料这一别就是永诀。想起2012年9月9日下午，在中关村他家中那次见面，那时王先生已很虚弱，许先生也没有以前那么健谈，至少言谈之中已无往日的激情。但我没有多想，他一直对自己的身体有信心。我为他们拍了几张照片，10月底寄去。因为外出一段时间，没有收到他的回信，我大约在12月初给他去过一个电话，问他照片收到否。他说早就收到了，当时他的声音还很硬朗，说起王先生住院了，在301医院，还没有查出是什么病。他还问我：“你知道我最近在忙什么吗？”他说自己在忙一件想不到的事，看自传的清样，那其实只能算是半本自传（写到1958年）， 1990年前后他无法发表文章，没事可做时写下的。如今书未问世，他人却走了！我不曾想到，这就是最后一次通话。 想起近18年来与先生交往的许多事情、许多细节，他跟我说过的许多话，泪水再一次模糊了双眼。
早在1980年代末，我其实就读过先生发表在《世界经济导报》上的文章《民主是安定团结唯一可靠的保证》，多年后才知是先生之作，原题为《“五四”和中国的民主启蒙——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直到1995年夏天，我才读到先生的大量文章，如《人权概念和现代民主理论》等，这是我真正了解先生的开始。
也是那一年，我在西湖边的三联书店买到先生主持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浅绿色的精装本，正是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艰辛岁月中，先生在故乡的煤油灯下完成了这个工程。这位年轻时冒着生命危险，一心寻找中共地下党，决心为红色革命献身的共产党人，在1957年却因为反对“反右”运动而成了“右派”，他的言论几次登在《人民日报》显著位置，他选择了自谋出路，回到故乡浙江临海张家渡种田，一去就是整整20年。
我读了《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的大部分和第三卷的全部，爱因斯坦关切社会的那些文字和巨大的人格魅力深深地打动了我，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那时，我读到了《爱因斯坦的民主、人权思想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物理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两文，那是包括许先生在内的中国物理学家、科学家群体走过的光荣荆棘路的见证。
就是那一年冬天，我意外地收到先生给我的来信，还有2000元人民币，是托他弟弟辗转送来的。当时，我妻子住院，信和钱送到医院的病床上。我与先生素昧平生，他只是读到了我的一篇不成熟的长文《民主阶段论》，并听说我生活困难，就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信中说，这钱是一位离休老干部在工资中节约下来的，托他转送给需要的人。这是我完全想不到的。那个冬天很冷，先生的问候和关怀成为永远的温暖。（长期以来像我这样得到过他无私帮助的人有很多，我知道的就有不少。）他在信中对我的有些论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强调首先把民主的概念搞清楚。从那时起，先生就走进了我的生命当中，我们开始了跨越18个年头的来往。
花25年搞清民主的概念
1996年夏天，我第一次来到北京中关村，敲开了他的家门，如同早已相熟，我们谈得非常愉快。记得那天他留我吃了中饭，接着聊。他特别推荐我读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书。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问世后，他就注意到了，并主动给作者去信。
他真正开始思考民主的问题是上世纪80年代初。1980年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第一讲《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起草的讲稿，率先提出“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的论断。接着发表论文《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加以较为全面论证。他说那时他对民主的概念其实也很模糊，多年后自述：“由于我当时对民主的历史和理论所知甚少，附和了国内长期来流行的观点，把卢梭作为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主要代表。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系统学习民主的历史和有关的理论著作，方知道对现代民主制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是比卢梭早一个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洛克，而‘人人生而平等’、‘主权在民’等论点在洛克和卢梭以前就有了。事实上，卢梭的思想十分混乱，甚至有不少反民主、反科学、反理性的成分，这些错误思想导致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专政和20世纪的极权主义暴政。”
为了搞清楚民主的源流，从1988年前后起，他与夫人王来棣先生合作，决心写一部《民主论》，因为不久得知胡绩伟先生也要写一部同名的书，他们决定改名为《民主的历史和理论》。25年，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漫长时光里，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这个浩大的工程上，他主要负责撰写《民主在西方的历史》部分，从雅典一直写到美国，法国部分还没有来得及动笔，他就倒下了。
他说，由于对西方历史不熟悉，每形成一个概念都需要阅读大量历史文献和有关论著，而他的视力只有0.1，加上年纪大了，记忆力衰退，各种干扰又很多，写作断断续续，进展很慢，现在完成的主体部分，大约有19万字。
我有一次和天成兄去看他，天成告诉他一本荷兰的文献，英文版的，砖头一样的大书，他没有读过，就叮嘱天成帮他复印。我有时候看到一些书，觉得跟他的研究有关，也会推荐给他，他觉得有价值，都会去买。他的严谨、踏实、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在他的这本著作中处处体现出来。特别是他对荷兰共和国和现代民主理论的诞生、英国议会民主的形成和洛克思想的研究，都是见前人之所未见，对我们了解民主历史和理论形成的关键环节，具有重要的启发。
经过长期的阅读、研究和思考，他逐步搞清楚了民主的概念。在当代汉语世界，他对民主理解的深刻和表述的清晰、透彻是少见的。他不同意将民主、共和、宪政这些概念并列，他说：“民主概念的内涵实际上已包含了共和（政府首脑由选举产生）和宪政（政府权力受宪法限制），虽然立宪君主制的国家元首（国王）是世袭的，但他并无实际的政治权力，掌握实权的是议会和政府首脑（首相）。因此，立宪君主制与共和只是形式不同，实质是相同的。总之，把民主与共和、宪政并列是不合逻辑的。可以与民主相提并论的是自由、人权、法治，四者紧密联系，互为依存。自由是民主的灵魂和目的，人权是民主的前提，法治是民主的保障。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四位一体构成民主政治的大厦。”
1999年到2000年间，先生80岁时，他的晚辈要为他编文集，全部文章我校对了几遍，这是我完整地通读先生的文章，包括他上世纪50年代写的。他亲自将文章分成六类：科学史探讨，爱因斯坦研究，哲学思考，为民主、自由、人权呼喊，念师友，忆往事。他将文集取名为《科学 民主 理性》，这三个关键词，正是他生命最后几十年中念兹在兹的，“五四”倡导的民主与科学正是他一心追求的。早在1988年他有文集要出版，就以此为题，最后书没有印出，拆版了。
说真话，是他一生对自己的要求
从1998年起，他与李慎之保持了五年的通信，期间也曾陆续复印过一些给我，2003年春天李先生去世后，他将他们之间全部的通信复印了一份给我，我当时写了一篇长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凉”——从李慎之与许良英的43封通信解读李慎之晚年思想》，本来还想写一篇解读许先生思想的文字，一拖再拖，拖了整十年，还没有写出来，实在是惭愧。
他们的价值观有高度共识，对于具体的人、事乃至观点也有不少的分歧，在信中都有讨论，包括对顾准的认识。他们与顾准差不多是同时代人，《顾准文集》自1994年出版以后，曾在中国知识界引起小小的震动，李先生对顾准的思想和人格都极为推崇，许先生虽也“十分敬佩”顾准独立思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同时却不讳言自己对顾准思想局限的看法。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中就指出顾准许多观点是很成问题的。他说，顾准对民主有不少误解，对自由、人权这些基本概念也是隔膜的。
但当他看了胡杰拍摄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却深受感动，对林昭的思想大为认同。2008年是林昭殉难40周年，我想编一本纪念文集，给他写信，他第一时间表示支持，并放下手头的工作，很快就完成了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林昭，中国的布鲁诺永生！——纪念林昭殉难40周年》。他看到林昭血书中提出的“极权”这个说法时，感到万分震惊。因为“极权”或“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个词他是到1980年前后才首次见到，而林昭在1960年就知道了，并经常使用。这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绝无仅有。因此，他认为“林昭可以说是20世纪后半期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中政治思想境界最高、战斗力最强的思想者和勇士”。
耿直、无畏，对权势说真话诚然难，更难得的是对身边的人、对所有人都是这样的直言不讳，也因此伤了不少知识界朋友的面子，使很多人对他敬而远之。其实在我看来他一直葆有一颗童心，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对人是敞开的，对人、对事的评判 从无顾忌，完全从本心出发，也不是所有的评判都对，但他是严肃的、真诚的，他活得很真实，从年轻时代到最终岁月，从无更改。他说自己一生不说谎话，除了1949年前跟国民党特务斗之外。
在他人看来，他傲然站立在这样的时代，需要特别巨大的道德勇气，而对他来说只是出于赤子之心。他大学时代的老师、心理学家陈立到晚年都为他的处境担忧，而他却坦然地表示，自己只是那个直指皇帝无衣的小孩而已。说真话，是他一生对自己的要求，他也身体力行做到了。他不在乎为此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做一个人！”
他在2000年说，“80岁对我依然是沉重、抑郁的岁月，依然是无尽的苦涩和窒息。”他一生多数岁月都是在逆境中熬过，真正轻松、舒畅的日子并不多。上世纪80年代是他发挥作用最大的十年，可以说引领风潮的知识分子之一，但也伴随着诸多的曲折。然而，18年来，我每一次见到先生，他总是那样安静、笃定，与他谈论现实和历史，各种人事、思想，他从不急躁，这个时代的浮动不安在他身上似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他80年代的一些观点，当时有些人不能接受，多少年后，人们蓦然发现他反思得最彻底、告别得最早。我常常想，毕竟他是民国教育出来的，从立本小学到浙江大学，教育赋予他的气质是深水静流、不骄不躁，一步一个脚印，不指望天上掉馅饼，不幻想一步登天。
他曾写过一篇文章《竺可桢的“求是”精神和浙江大学校训》，对于他学习、工作、生活过11年的母校深怀感恩之心。“文革”时期他被揪斗，也曾关在浙大。在那里他完成了物理系的学业，王淦昌等教授对他深为赏识，一心要他留校任教，他却决然离开，要投身颠覆民国的革命洪流，主动卷入那个时代的大潮当中，历经磨难，最终回到主流文明的价值当中，民国教育给予了他自我反思的可能性，他对自己早年受的教育记忆犹新。
2000年，我写了《爱因斯坦的影子：许良英的道路》，他不大同意这个题目，认为自己走的路跟爱因斯坦不一样。但他认可我指出他的三个思想源头：爱因斯坦的思想、台州地域文化、浙大“求是”精神，正是这些共同构成了他的精神坐标，成全了他一生的人格。
括苍之巅望海尖，地势莫嫌偏。上通永安下灵江，人文地理擅……开学歌唱乐融融，漫烂见天真。迅速地球经数转，得失问寸心。吾侪少年须务本，本立而道生。
这是他母校张家渡立本小学的校歌，曾和家乡的山水一同陶冶过他少年的情操。他对科学的追求、对家国的关切意识，都是在括苍山下形成，《爱因斯坦文集》也是在这里译出来的。张家渡，这个小小的山镇，他们家的“高台门”和“风翻书楼”，正是在那里他最初遇到了爱因斯坦。1938年，他通读了爱因斯坦的第一个中译本《我的世界观》，立志成为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为此投考浙江大学物理系，1939年他如愿以偿，到广西宜山入学，成为胡刚复、王淦昌、束星北这些物理学家的弟子。然而，他的志向在大学时代发生了改变，第一学期选课单的“将来志愿”一栏，他写下“当代物理学权威”，第二学期写的是“理论物理学家”，第三学期变成“追求真理”，到最后两个学期则自豪地写上“做一个人！”
从此，做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成为先生毕生的追求，无论革命时代、“反右”时代、启蒙时代。如果要在先生身上寻找最宝贵的元素，就是做一个大写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这块土地的人。
他一生都是这样做的，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都没有摇动。他给予我最大的影响与其说是思想上的，不如说是人格上的。自从1995年那个冬天以来，无论来信还是面谈，他曾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念叨，要有一颗平常心，做一个平常人。所以，他理解的启蒙不是把自己摆在高高在上的位置，而是将自己放置其中，他耿耿在念的首先是自我启蒙，所以他会穷25五年去研究民主的历史与理论；所以，他会在逆境中始终保持一颗纯净的童心；所以，他可以直言不讳地批评各种社会不义，也可以批评许多知识分子。在最糟糕的沉默中，他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他这样做只是从良知出发。他并不赞同高调的理想主义，虽然他一贯地坚持了道义立场。
多年以来，每次去北京，先生的家几乎是我必去之处，我经常不打电话就直接去了，他几乎无例外地在家。他常常要留我吃饭，几乎每次都是吃大馄饨（他牙不好），他亲自烧的，里面加汤圆，王先生说这是他的喜好。如今王先生、许先生相继离开。对于我，17年来我一次次进出过的那道门将永远关上了。岁月更替，荣华消逝，我的怀念将伴随着我今生的所有时间，愿先生在天之灵安息，愿先生留下的精神遗产成为中国的持久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