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东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理论代言人，笔者曾多次与他在文字上激烈交锋。但随着对他的思想的深入了解，笔者在《民族民主主义在中国》一文中将他定位为梁启超思想的嫡传弟子——中国的民族民主主义者。笔者在该文中指出，王小东明确表达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对民主的期待：“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一个正义的、民主的社会，没有一个在公众中有极大合法性的政权，他们的建设一个强大的，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的理想是不可能最终实现的。恰恰是他们的‘建立一个伟大的中国’的理想，使得他们推进中国的民主的动机比其他人更为强烈。”在2000年秋发表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一文中，王小东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绝不是所有中国的东西都赞成，所有西方的东西都反对”；“民族主义不但不反对，而且支持民主主义”，“中国的未来政治改革的大方向应当是民主制”。这样，王小东就在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民族主义二者之间划出了一条分界线。在2002年7月20日的香山演讲《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向西方学习》中，他说：我认为中国人一定要向西方学习。我个人认为西方文明中最重要的三样东西是中国文明中比较缺乏的。这三样东西，根据我自己理解的重要性排列，先后为：第一是西方在战争中的军事效能；第二为西方的民主制度；第三是科学技术。民主制对于西方的强大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现在世界强国几乎都是民主国家。在随后发表的一篇网文中，王小东断言，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沦落到反对民主的道路上去，那么，其前途只有两个：一个是它为公众所唾弃，最后变的无人理睬；一个是把中国带向灾难的深渊。我看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果反对民主，它几乎肯定会被公众所唾弃，连同它的其他一切好的东西，如它的维护民族利益、爱国、尚武精神等；一个不民主的国家很难长久的唤起它的国民热爱它的感情，更不用说为它浴血奋战了。

在晚近的一篇文章中，王小东说：真正关键性的，有效的做法由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在这次讨论会上点出来了，他认为：即使是考虑要争取更多的军事盟友，我们也有必要继续深化我们国内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在这里把话说得更明确一些：我们由于不是国际社会所公认“民主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吃了太多的亏。印度无论是对于国际社会的贡献，还是国内人民的生活，都远远比不上我们，就是沾了个“民主国家”的光，什么时候国际舆论都是站在它那一边的，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是如此，在经济竞争中也是如此：最近印度经济刚刚有了一点起色，比起我们还差得很远很远呢，国际舆论就鼓噪“看好印度”了，幸亏企业家们还没有如此轻率，否则我们还真麻烦了。所以，先不用说“争取军事盟友”，就是为了不让别人以不是“民主国家”为借口凝聚国际社会反对我们，折腾我们，我们也有必要坚决挤入“民主国家”的行列。这个行列挤不进去，中国的“软力量”永远是个负数，你再怎么宣传自己的文化如何“和平”，也不会有太大效果；中国永远不可能和“民主国家”在道义平等的基础上打交道，永远是国际社会中的“贱民”，更不用谈什么“纵横捭阖”了。所以，我们为此付出一定的国内代价都是值得的，更何况，搞得好的话，我们在国内还会有收益，甚至是很大的收益，我们何乐而不为？王小东在这里意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即使我们一时无法判断民主化在国内的利弊得失，譬如说是会促进稳定还是会削弱稳定，仅仅是从打破国际战略包围的角度来考虑，仍然值得一试。

甘阳是当代中国新左派的主要思想导师之一。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中国新左派的主流可以称为‘中国自由左派’”，“理由主要是两点：第一，新左派是九十年代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分化的产物。自由派分化的结果形成两个阵营：自由左派和自由右派，也可称为新左派和新右派；第二，自由左派的主要倾向实际比较接近当代美国所谓的‘自由派’，而自由右派的主要倾向其实更接近美国今日所谓‘保守派’（此地用‘保守派’不含贬义）。”“中国‘新左派’之所以是‘自由左派’，即在于他们基本是以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理论为自己的主要理论参照，而对当代西方保守主义则持比较保留的态度。”甘阳认为，“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分歧主要是在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关系上”，前者“着重谈民主与平等”，后者“则着重谈自由”。他在《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等文章中强调自由主义必须是“民主的自由主义”，强调自由主义的“自由”不是要伸张“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而是要保障所有人的权利，尤其是弱者的权利。在《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等讨论中国政治改革的文章中，他“特别强调以大众民主奠定宪政国家”。甘阳指出：“强化中央权力的最有效手段恰恰就是扩大大众民主”，实行“全国人大的直选”，通过“诉诸全国性大选来直接取得社会大众的民意支持，从而以制度化的方式确立自身权力不容挑战的正当性基础”。“说到底，以定期性的全国性大选来凝聚全民族的政治向心力和政治意志力乃是一个民族走向政治成熟的根本标志。”基于甘阳自己的分析，与其说他是“自由派（自由左派）”，不如说他是“民主派（民主左派）”。

王绍光是笔者所有朋友中最早把新左派观点和立场明朗化的一人。甘阳将王绍光的《建立强有力的民主国家》（1991）称作“中国自由左派的开山之作”，而笔者在此文发表六七年前，就聆听了王绍光的基本观点。王绍光质疑种种被修饰的民主概念，譬如说代议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多元民主(Pluralist democracy)、宪政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但对不打折扣的民主还是始终坚持的。王绍光在甘阳提到的那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的目标是一个强有力的民主政权。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不是弱化国家能力，而是使权威主义政权向民主政权转化。”他后来在与季卫东讨论时表示：“我的立场与九零年写那篇文章时一脉相承。”他主张“用民主的方式改造国家”，改造后的目标则是“强有力的民主国家”。他说：“区别民主与其他各种形式的非民主政治体制的关键在于，民主使得人民能够安排权力关系并因此而控制着统治者，而其他体制却做不到这一点。”“作为一种安排权力关系的手段，最低限度的民主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即Dahl所称的‘广泛参与’和‘公开竞争’。前者指的是参与程度，或者更准确地说，实际上是指所有成人参加选举和竞争职位的权利。后者则指的是反对的权利，即为那些受到政府政策不利影响的人发表合理的反对意见提供一种制度化的渠道。如果一种政治体制不能同时具有参与的广泛性与政治竞争性，就不能称之为民主。”王绍光特别强调的是，民主政权应当是一个有效的政府，民主国家应当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有效的政府”必须具有六项能力：对暴力的合法使用实施垄断的能力，提取资源的能力，塑造民族统一性和动员群众的能力，调控社会与经济的能力，维持政府机构内部凝聚力的能力，分配资源的能力。在王绍光看来，有效的政府是可持续民主的前提条件，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就不可能有稳定的民主制度。“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则可以简述为十个字：“财力要集中，权力要民主”。甘阳的概括是：“王绍光的这些主张明显秉承美国新政自由主义的传统，亦即强调国家具有市场无法取代的诸多重要功能。他同时也强调，国家能力的有效使用有赖于国家的民主化，亦即以普选制等手段取得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像王小东这样的正宗民族主义者（民族民主主义者）和像甘阳、王绍光这样的新左派（自由左派、民主左派或者说社会民主派）都不怀疑民主的有效性和正当性（合法性）。前者相信，民主化可以增进社会的稳定与一体化，强化国家的综合实力与对外竞争能力；后者相信，民主化可以增进社会的公正与平等，强化弱势群体的政治博弈能力。相对而言，前者的考虑更具工具主义的色彩。笔者曾说：各国的民主化进程可以分为“内生型”和“外激型”的。英国是典型的“内生型”民主化，法国民主化以“内生型”为主，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国民主化的刺激，法国大革命后期受到欧洲各君主国的围攻，救亡的局势使其日益激进化。中国的民主化要求则主要是对外来刺激的反应。“内生型”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是“启蒙”，是哲人对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理性探求，是普通民众和各种社群对自身权益的不懈追求。“外激型”民主化的主要动力是“救亡”，其主导者试图通过引进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摆脱国家面临的危机和险境，进而赶超先进国家。“外激型”民主化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即不是从基本人权和普世价值观的角度来理解和把握自由、民主、宪政，而是从“实际功用”和“进化规律”的角度来阐释它们。依据对伦理道德、社会正义的虔诚信念追求民主，才能具有稳固和坚实的思想基础；期待它能够立竿见影地发挥“救国”、“强国”的“实际功用”，则一遇挫折就很容易悲观失望，动摇对民主的信念。因此，民族民主主义者的民主信念在坚定性上不如社会民主主义者。但在像罗尔斯那样的自由民主主义者看来，边沁式的功利主义价值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论证民主正当性的出发点仍然不够坚实。然而，价值观上的分歧并不妨碍民族民主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民主主义者在中国民主化方面达成政治上的基本共识。

认为自由主义者（自由民主主义者）只讲自由而反对民主，或者说只要贵族的自由而不要平民的自由，缺乏足够的证据。甘阳在《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中说：“自由右派”现在已经与从前的一些“非自由派”学者开始合流，大谈“自由的优先性”而贬低民主与平等，实有为不平等不公正辩护之嫌；而在工人大量下岗失业、上亿民工居无定所的情势下，大谈“多数的暴政”和“暴民政治”的危险等等，更让人怀疑这到底是自由主义还是“新权威主义”？但他在文中只点了一个“自由右派人物”的名字——秦晖，显然，上述的论断很不适合于这一个案。反对即行民主的人如冼岩、萧功秦是打出了“权威主义”旗帜的，冼岩在与笔者辩论时还明确表述了“自由主义必须让路”的观点，恐怕不好把他们作为“自由右派人物”。主张先自由后民主的李泽厚虽然是1980年代“自由派”的头面人物，但他在“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后，似乎并没有以此道中人自居。这里还要指出：不论冼岩、萧功秦还是李泽厚，他们都只是质疑“即行民主化”，而不是一概地反对中国民主化。至于所谓“自由右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李慎之、秦晖、徐友渔、朱学勤等人，主张民主、公正、平等的言论不胜枚举。甘阳应当将反对民主的“自由右派”指名道姓，这样我们就可以共同与之辩论了。

“自由左派”甘阳与“自由右派”秦晖携手推进中国民主化，在笔者看来，是不存在任何障碍的。徐友渔说：“让我们共同搭建自由主义的宪政平台，在此之后人们鼓吹什么主义都可以。”秦晖说：“在宪政民主条件下，‘左’有左的道理，‘右’有右的好处。而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更是正常现象，并且是有益的现象。‘左’的时候福利、平等和社会保障受到重视，国民可以真正享受到‘社会主义优越性’。但是左过了头，竞争不足效率不高，选民又会推‘右’派上台，自由竞争，鼓励投资，提升效率，社会得以真正获得‘自由主义的生命力’。待到竞争过了头，贫富分化大，选民又回过头选左派。反正不管谁上台都是民意使然”。笔者在《共同底线和宪政平台》中也说过：左中右派（极右、极左除外）可以在反极权、反专制的共同旗帜下团结奋斗，而一旦把宪政平台搭了起来，他们马上就会在这个平台上相互较量，以民主方式展开新的意识形态之争。

尽管左中右派的大多数人都可以团结在民主的旗帜下，但仍会有反对民主的极端势力存在。极左的毛主义者不相信民主机制的有效性，不相信底层民众可以通过民主参与增进自身利益，他们只相信毛泽东那样的政治寡头的“铁腕”，只相信以专政手段均贫富，以剥夺精英的方式来保障平民的生存条件。极右的法西斯主义者根本不承认民主的正当性，根本不相信社会正义和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他们信奉的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他们看来，中国民主化会使统治者变得心软，顾及普通百姓的性命和福利，从而削弱中国在对外竞争中的战斗力，以致无法满足中国崛起所需要的全球资源。极左分子与极右分子合流，共同反对民主，拥护“铁腕”，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就出现过，中国在崛起过程中走上“日本化”的歧途，已经是一个显见的危险。

对于反民主的极端分子，民主主义者首先是要争取说服他们本人，其次是要与他们争取听众（包括掌权的人与带枪的人），最后要与之进行政治斗争，因为这关乎中国的命运，并非只是无关痛痒的笔墨官司。当中国远远地落在别人后头时，可以“韬光养晦”，可以“不争论”，可以“闷声发大财”，反正别人没拿你当回事；当中国将要崛起时，世界都在警惕地注视着，中国的主流声音将会影响乃至决定世界（领导者、大国、周边国家、普遍舆论）如何对此作出反应。世界上任何一种单独的外部力量都不能阻挡中国的崛起，但我们自己可以，假若中国的反民主和法西斯分子得势，就可以调动全世界民主国家来包围中国、阻遏中国，把中国的崛起扼杀在摇篮里。因此，中国的民主力量（不分左中右）不仅要争论，而且要发出尽可能大的声音，压倒反民主的鼓噪。这不是说要剥夺他们的发言权，而是要在公平或不公平的辩论台（譬如说版主拉偏架的“强国论坛”）上战而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