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现胃癌晚期到辞世，邓正来在医院里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快得让所有人措手不及。去年12月24日，邓正来去医院做胃镜就被扣了下来，28日确诊，29日从第六人民医院转移到肿瘤医院，医生确定了进行两期化疗的医疗方案。1月5日第一次化疗，他的病况在1月10日后就急转直下，1月18日第一期化疗结束。在短短的一个月里，肿瘤从馒头大小变成了直径15到20厘米大小。

向死而生

在刚刚得知自己罹患胃癌晚期的时候，邓正来并没有如常人一般陷入绝望。其弟子兼同事沈国麟把他称为“生龙活虎”、“个性鲜明”的人，“邓老师是一个内心力量非常强大的人。在刚发现得了胃癌的时候，他还是非常乐观的，就像他自己讲的，‘向死而生’。”事实上，早在2004年，邓正来就曾经得过喉癌，并且因此做过手术，他认为自己对待癌症是有一些经验的。在1月10日之前，邓正来的学生每日轮流去病房看老师，一方面是探望，另一方面，邓正来也会就高研院的一些工作作出安排。

“但在1月10日之后，因为血色素急剧降低，他陷入乏力的状态，就已经顾不上别的事情了。”邓正来的学术助手、弟子也是在最后一个月中每天去探望他的孙国东说。当时，邓正来的血色素徘徊在50上下，即便输血也只能达到70，而正常人的血色素是120到160。到最后的一个星期，邓正来已经下不了床了。

在去世前一晚，邓正来因为腹胀特别难受。经过肿瘤专家的会诊，决定做腹部穿刺手术。但手术中，却发现腹腔中都是血水，医生判断是肿瘤爆裂所致。1月24日凌晨4点半，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在这一个月中，邓正来的妻女和他的姐姐都24小时陪护在他身边。到后期，他的求生欲望仍然很强烈。“虽然到最后一个星期，有几次，他的眼神里有些无助，但是他始终想传递给我们自己很坚强的信息。有一个例子是，在邓老师已经不能下床的时候，他还拒绝师母喂他喝水。”孙国东回忆说。

而更令孙国东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发生在1月21日下午，第一期化疗结束以后，医生让邓正来做一个CT核磁共振的检查，其中有一个测试要求邓正来屏住呼吸15秒钟。“因为到了后期，大量的癌细胞转移到了腹腔，造成了大肠粘连，对老师的消化系统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当时他得了隔肌痉挛，每秒钟都要打嗝，人又极度虚弱，屏住呼吸对他来说非常困难。测试回来以后，他说自己在鬼门关走了一遭。最终能够坚持出来一是想到了他的爱情和亲情，二是想到了他学术界的朋友。”孙国东说这是邓正来唯一一次在病中和他们谈论死亡。

邓门条例

在临终前一晚，邓正来的神志始终非常清醒，但他在整个治疗过程中都表现得很坚强，所以学生们虽有过想让他交代一下身后安排的想法，但始终没有找到机会。“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安排，一方面当然是高研院；另一方面是他的女儿嘟嘟，才20岁，刚上大学。在个人学术方面，他一直跟我说，想60岁开始写一本总结自己学术的书，但现在也不可能了。”孙国东说。

在“邓门”学生心中，老师邓正来是一个对待学术工作极为认真的人，学术要求也极高。他曾经对沈国麟说过自己的心“很野”，意思是眼界很高，对于西方的学术权威并不盲从。在复旦期间，邓正来只开过一门叫做《名著选读》的课，要求学生逐字逐句地对英文原篇做翻译，每一句话他会选出三个学生来讲出自己的译文，然后进行比较，几乎上课的每一位学生都挨过“骂”。而他对学生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认真”。

沈国麟说，在“邓门”有一份正式的“邓门条例”，其中包括这么几条：不能给老师、师母和嘟嘟（邓正来的女儿）送礼；不能背后议论其他老师；听到其他人对老师的议论也不转、不是非。“整个师门是非常团结的。我们甚至还有一个基金会，邓老师倡议师门中当老师的人每到教师节都捐出一点钱用来资助那些家境贫寒的师弟师妹。”沈国麟说。在邓正来看来，教师节并不是一个收取掌声和鲜花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