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从世界发展趋势看，所谓国际体系的转型期即指目前的国际体系向世界体系转换的过渡期。这一转型期客观地要求各个大国的正确的角色定位，即由以往的霸权模式向主导型大国模式的转换。中国欲成为引领世界发展方向的主导型大国，不仅要从文化深层确立“类本位”意识体系，而且也要建构以“和谐世界”为核心并由正义、公正、合理、民主、共赢、和平为其结构的理念体系。
[ 关键词] 国际体系转型；大国角色定位；战略性抉择；国际行为范式；主导型大国；霸权模式；和谐世界
从全球发展态势看，世界已进入了极为重要的体系转型期，依笔者之见，这一转型期是一个国际体系向世界体系转型的过渡期，因而是充满新旧体系转换之矛盾性的过程。 与此同时，人类又面临着事关人类命运的前所未有的世界性问题，人口、资源、能源、环境、粮食等问题已积蓄了大量的足以使人类社会系统突然坍塌的危险因素，因此，所谓的国际体系的转型意味着人类命运的岔路口上的不得已的和必然的选择。 现在的世界需要能够统一地协调各国的行为并共同应对世界性问题的组织化了的世界体系， 当然也需要能够引领这个世界的负责任的主导型大国。 这种时代性的变化不仅改变着世界的行为模式，而且也要求世界性大国摆脱以往的霸权模式，并促使它们向主导型大国转换。
大国由历史上的霸权模式向主导型大国转换也就是各大国重新进行角色定位的问题。 从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来看，所有的大国均遵循了一个基本的模式，这就是霸权。 或许一个国家的强大所导致的霸权行为是一个必然的问题， 但这种必然性又从观念深层证明人类到目前为止所经历的是一个缺乏公正和合理性的历史。 当然，到了 20 世纪这种行为模式遭遇到来自新的国际行为范式的挑战。 应当说，新的国际行为范式是近现代所形成的全球性的主权意识及关系的必然产物。这种行为范式的出现，使世界性的大国均面临了十分矛盾的难题：一方面，由于历史的惯性都在延习霸权模式；而另一方面，这种霸权模式处处遇到无法克服的难题。换言之，所有的大国都想为所欲为，但又苦于无法为所欲为。 最为典型的是美国，美国正在推行的霸权主义已呈现出极大的限界，这一限界并非形成于美国的力不从心，而形成于来自新的国际行为范式的阻力。 这说是说，现在我们所要讨论的国际秩序的转型，必然涉及更为广泛的问题，这就是国际性行为范式所导致的国际体系演变的方向和各大国如何重新定位的问题。
这也就是说， 仅仅在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突然崛起为亚太地区重要力量的我国事实上已进入了时代性的抉择期， 是把我国的战略目标锁定在支配世界的霸权模式上还是变成崭新的主导型国家，这成为我国的艰难抉择。 现在无论是我国政府还是多数学者均认为对于中国来讲走霸权之路是行不通的，但话虽如此，真正做到这一点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因为，霸权是人类以往所有时代的大国的主要行为模式， 这种惯性仍然影响和支配着现今世界的各个大国的战略思路，我国能否在建构战略体系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摆脱出自本能的霸权欲望，不能不成为一个非常重大的实践课题。 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建构我国发展的理念体系是摆脱霸权模式并成为引领世界的主导型国家的前提。
中国政府已多次阐明过和谐世界的理念，表明了我国的和平发展将基于人类的共同繁荣。和谐世界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理念。 但仅此还不足以充分地体现世界时代性的变化，它应当是一个理念体系的核心，而这一理念体系应由正义、公正、合理、民主、共赢、和平等时代精神来构成其结构。 如果我国能够形成这样一个理念体系并把它体现在我国的对外关系领域，那么，我国不仅可以超越以往大国的发展模式，而且，可以以世界的“共有利益”为基础构筑和平发展所需的国际环境。
一、东北亚区域国际体系转型的特点与方向
现在国际体系的转型或世界体系的转型等问题成了国际政治学界的热门话题，但是，很多议论大多基于以往的国际行为模式，由此，出现诸多概念不清晰、方向性不明确等问题。 或许对于目前的国际社会而言，其体系的转型并不是什么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转型要把世界引领到哪里去的问题。 因此，讨论东北亚区域国际体系的转型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概念；二是转型期所呈现的必然的趋势或方向；三是转型所需要的条件，即切入点或议题。
（一 ）关于国际体系和世界体系的概念
界定国际体系或世界体系需要清晰地理解“体系”一词及国际体系和世界体系之不同的含义。从系统理论的角度看，体系是指由一些要素以其相互关联的状态形成整体的现象。 内在的关联性和整体性，称之为体系的最为根本的标志。 有些学者并不从系统理论的角度理解国际体系或世界体系的概念，由此导致概念上的混乱。 弗兰克就认为世界体系已有 5 000 年的历史，[1]这种观点并不把所谓的体系理解为系统整体现象。 人类的早期，各区域事实上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并没有发生内在的关联，何以称之为世界体系？ 在不同区域里形成的不同人种就是证明，其界线到近代才逐渐被打破，所以，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人类古代就已形成了所谓整体化了的世界体系，相反地，我们应当认为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段里并没有过全球性的体系。或许在远古时期形成过一些区域性的古代国家之间的相互关联，可称得上区域性国际体系，但不能把这些体系的外延扩展到全球。 如果我们对体系这一概念没有清晰的理解，就会逻辑地导致国际体系和世界体系等概念上的混乱。
现在学术界对国际体系和世界体系的界定亦显得比较混乱。 其一，把国际体系和世界体系混为一谈。 其实这两个概念具有不同的外延。 国际体系这一概念可以有狭义的和广义的理解。从狭义上讲它可以指多个国家行为体以某种约定而形成的组织或区域性组织。 如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欧共体等等。而从广义上亦可理解为全球性系统。与国际体系一词相比，世界体系则无狭义和广义之分，它只是表明全球性的关联状态，即世界体系一词的外延只能限定在全球性系统。 在国际体系和世界体系的理解上， 秦亚青教授虽然没有进行明确的界定，但把它们的内涵明确地区分开来，在评价目前国际体系转型时他认为“当今世界远未脱离国家体系，也远未达到世界体系的状态”，[ 2 ]在这一表述里，事实上把国际体系和世界体系从外延上严格区分开来，笔者比较赞同这种观点。其二，并不把国际体系或世界体系理解为政治、经济的复合系统，从而单从经济上或单从政治上理解这些概念。如庞晓波等认为，“国际体系实质上就是国际政治体系，它由国家行为体组成，主要指那些以大国和支配大国为核心、由多边和双边国际条约与协议联系起来的主权国家体系”，[ 3 ]这就单从政治的层面理解国际体系或世界体系。 而沃勒斯坦则认为只有世界性的经济体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体系。[ 4 ]尽管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可以有侧重的一面，但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就不能把政治和经济的因素截然分离开来。 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体系或世界体系是政治的和经济的复合体。
从概念上讲，国际体系或世界体系均指处于某种整合状态的系统。 国际体系是指多个以国家为基本行为体并通过某种约定形成的相互关联的状态，这种体系可以是区域性组织和政治、经济、军事的联盟，也可以是相关国家通过协议形成的某种秩序。 而世界体系则指世界各主权国以某种协议或约定形成全球关联的状态。 与国际体系不同，世界体系必须是全球性的关联系统，并且它必须有一个能够协调各行为体的组织系统。 从目前国际关系来看，还没有出现过能够满足上述界定的世界体系，但已出现了类似的趋势，如联合国和欧共体。 联合国已具有了初步的全球性组织的功能。 而欧共体尽管是区域性的，但可视为已具备了世界体系所具有的组织结构上的各种特点。
（二 ）国际体系转型的内涵及转型的方向
秦亚青教授曾经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国际体系转型的特点和标志：“首先是体系自身的转型。体系转型是指体系本身发生了质的变化。最根本的定义性特征是秩序原则，比如主权原则；最明显的特点是体系单位的变化，比如从帝国体系转向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其次是体系结构的转型。 国际体系结构转型主要是指实力分布的变化，最典型的特征是极的概念；”“第三是国际治理体制的转型。治理体制是指维护国际体系秩序的制度性安排。”[ 4 ]据此，他认为目前的国际体系正处于深刻的转型时期。应当说，秦亚青教授的这种理解基本上是正确的。不过，亦有必要把国际体系中国家之间关系的性质的变化理解为其转型的一个重要侧面。 一般我们可以把国际关系从其性质上划分为合作、竞争、对峙、冲突等状态。各国的关系因这些状态形成特定的政治结构。 例如， 冷战时期的东北亚区域的政治结构可以理解为两大阵营的对峙和冲突，这是一种一元结构。 而冷战后东北亚区域各国消除了政治上的冲突状态并进行了较大范围的经济合作，由此原有的国际体系转变为合作与对峙的政治结构，即“二元结构”。 这是一种国家和国家之间、国际体系与国际体系之间关系之性质上的演变，可以理解为是国际体系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 笔者从三个方面理解国际体系的转型，这就是体系的质的变化（如帝国体系向民族的或主权国家为基本行为体的体系转换）、体系内部国家之间关系性质的变化（是合作还是冲突）和治理体制的变化。 而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变化只是表明权力的再分配，这种权力的分配并不代表国际体系实质性变化，因此，笔者并不把它视为国际体系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
理解了国际体系的转型究竟是什么，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讨论所谓的国际体系转型期这一命题。 现在国际体系进入了转型期一说似乎已成为学术界的定论，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但是，大多数论著只是泛泛地谈转型期的特征而很少讨论进入转型期的国际体系究竟向哪里转型的问题。 其实所谓转型期逻辑地包含了其方向问题，否则就不能称之为转型期，或者说，称之为转型期的现象必须由两个要素构成，这就是性质的变化和变化的方向。 当然，讨论国际体系转型的学者们也从一些侧面涉及过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向问题，但他们对国际体系的变化关注有余而对其方向关注不足， 而且其观点大多停留在以往国际行为范式的层面，所以他们所指出的转型的方向实际上指权力再分配的方向， 而不是国际体系性质变化的方向。如大多数学者把目前国际体系的转型理解为大范围的权力转移。 这些学者对国际体系转型的历史路径和权力转移的区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认为，国际权力中心经历了亚洲到欧洲（19 世纪）、再由欧洲到美国（20 世纪）转移的历史过程，现在这个中心正在由美国转移到亚洲，这就是国际体系转型的路径和过程。
这也就是说，目前正在进行的所谓国际体系的转型无非是权力的再分配，即世界的中心由美国转移到亚洲。 这种理解事实上只关注了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的变化，也就是说，他们所关注的是秦亚青教授提出的国际体系转型的第二个标志，即体系结构的转型，而忽略了目前国际体系的体系性质和治理体制的演变，也就不可能正确理解目前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向性问题。
所谓国际体系的转型即指由各国关系的结构性深层变化，而国际体系进入转型期则意味着目前的国际体系远不是完成体，这就从逻辑上发生进入了转型期的国际体系向哪里转型的问题。 而讨论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向性问题就应当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目前国际体系的演变所呈现的客观趋势；二是国际社会需要怎样的国际体系之理想状态。
从国际体系演变的趋势来看，由于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深化现在已形成了全球性的二元结构，加上联合国作用的增大，全球范围内已呈现出国际体系向世界体系转换的趋势。 如果全球经济纽带体系进一步深化，并且能够确立协调各国行为的组织机构的话，或许使人类迎来一个全新的世界体系———全球命运共同体。 近来欧共体面临深刻的经济危机，但客观地说，欧共体的组织结构和性质事实上预示着人类未来的崭新的世界体系出现的可能性。 重要的是，欧共体的组织结构已超越主权国家，形成了能够协调域内各国行为的权威性组织和规范，这种特点与以主权视为国家之核心利益的传统的国际体系结构有着性质上的不同。 阮宗泽以现存的国际社会共有利益扩大的趋势为依据认为，“未来稳定的国际秩序将建立在各方 ‘共有利益’最大化特别是大国‘共有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之上，”而共有利益所“体现的是一种非‘零和’性、非排他性和多边性，是共赢或多赢理念。 ”[ 5 ]如果人类能够建构这样一个共赢的全球性体系或许可以最终摆脱在以往所有历史阶段普遍存在过的霸权、强权、战争、掠夺等野蛮状态。 当然这一路径只能是建构世界体系。
国际体系的转型期意味着原来的国际秩序所遗留的诸多问题仍然在现实中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因此，其转型的方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意即有很多路径可供人类选择，或者以近现代以来形成的行为模式来对世界权力进行重新分配，或者一改以往的行为模式建构一个和谐的世界秩序，等等。 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建构世界体系是国际体系转型之方向，同时也是一种假设，而这一假设具有很大的客观性。笔者认为，目前的国际体系已具备向世界体系转换的客观的国际性基础：其一，自二战结束以来世界进入了各国主权意识空前强化的历史阶段。 到近代为止，人类社会事实上并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主权意识，主权意识是随着殖民化的结束而形成的崭新的国际秩序。 “主权意味着平等权”，[ 6 ]也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独立、生存、发展的权利被国际社会所承认。 主权作为一种国际秩序，它拒绝以往的弱肉强食的行为范式，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世界已进入与以往的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同的历史时期。 主权意识的深化，是国际社会平等的前提，而这一前提又可以成为能够超越主权意识的前提；其二，全球性的社会化正在形成。“在国际政治中，社会性是指主权国家在政治、安全与文化上的相互依赖性，以及对于共同价值、共同制度和共同命运的真正尊重。 ”[ 6 ]全球性的社会化不仅得益于主权意识的强化，而且也得益于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由此，全球正在形成公正、合理、民主等世界性的意识体系。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世界已开始进入全球性的民主化时代。 这种时代从其特征上表明霸权国家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的伊拉克之战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例。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失败是全球社会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这种全球性的社会化正在成为建构世界体系的前提；其三，各国越来越依赖国际性机构和规则。 自 1945 年联合国成立以来，因大国因素走过了艰难的历程，但目前她已成为“世界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 4 ]尤其是二战结束以后，《联合国宪章》对世界的和平和安全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和平、发展已经成为联合国的重要理念，这些观念被国际行为体广泛接受并对其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 ”[ 7 ]尽管联合国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已初步形成了整体治理的功能，这就出现了国际社会逐步摆脱无政治状态的历史趋势。 现在，联合国还不可能对大国霸权主义等行为进行有效控制，但是联合国特殊的规制已在相当程度上限制着大国的行为， 大国的行为被限制也就意味着中小国家话语权的扩大，也就促成国际社会民主化的过程。
上述的国际体系向世界体系转型的客观基础也是一种国际性的趋势。 但我们不能以这种趋势为依据得出一个国际体系必然向世界体系转型的结论，因为，国际体系能否向世界体系转型将取决于世界各国的意志和努力。 如果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和理念，即使国际体系已呈现出向世界体系转型的趋势也有可能受阻。 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理想模型的角度谈建构世界体系的必要性，即对于人类而言需要怎样的理想状态的问题。
那么，对于世界来说哪一种状态是最为理想的呢？ 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回顾人类所经历的所有历史阶段，从中寻找出曾经使人类满意过的历史状态。 可以假设，大概所有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回答现在的状态就是历史上最令人类满意的历史状态。 但是，绝大多数人们并不相信这种状态具有极大的危险性。 在这些人当中亦包括称之为专家的群体。 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世界正向多极化方向挺进，而其重要的标志是权力的转移和重新分配。 如果这种多极化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是人类建构崭新的历史阶段的前提的话，当然是值得欢迎的。 但是，如果它不过是相互争霸的历史翻版的话问题就会显得非常严重。 这是因为，人类事实上面临了以往的任何历史阶段都没有出现过的严峻的世界性问题。 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资源问题、能源问题、粮食问题等等。 其中对人类的未来产生极大威胁的是资源和能源问题。 日益枯竭的资源和能源必然对世界经济体系产生极大的冲击，如果人类在较短的时间内寻找到替代能源和资源则另当别论， 但如果找不到便会面临近代以来苦心经营的现代生产体系的坍塌危机。
现在有很多人备受世界所出现的经济一体化趋势鼓舞，但客观地说，尽管可以把经济一体化视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但也不能忽视经济一体化所隐藏的极大危险因素。 在开放社会发展模式的研究中，笔者曾经提出过封闭社会之所以只能崩溃的方法论问题，[ 8]如果我们以这一理论模型来观察世界就会发现，人类所居住的地球实际上也是一个封闭系统。 这种封闭系统越复杂就越需要更多的能量和物质， 而地球这一封闭系统几乎得不到外界系统的能量和物质的支持，当人类耗尽地球有限的资源和能源时或许这一系统的崩溃将是必然的。 我们应当记住 Herbert Stein 的一句名言：“如果某个东西是‘不可持续的’，那就意味着它的崩溃是必然的”。[ 10]当然，如果说人类文明将要崩溃，无论是谁都不会接受，但我们所面临的难题是，各个国家尤其是那些大国都在追求极端的利己主义， 也就无法以协调一致的行为来防止文明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出现。 这也就是说，如果人类不能在短期内一改以往的行为模式或大国不抛弃一味追求极端利己主义的霸权模式，人类的未来将是无休止的争斗，其结果或许就是人类的灭亡。
自从罗马俱乐部提出“增长的极限”报告书以来，有无数的学者警告过地球已无法承受人类文明的程度，如果照此下去人类文明的终结将成为现实。 但是，居然没有一个国家认真地接受过这些警告，如同汽车制造业那样，面对全球性的资源、能源、环境等问题却照样发展不误。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是人类缺乏足够的理性还是对所面临的危机认识不足？或许对此会有很多答案，而笔者认为，最大的问题出在国际体系的政治层面。 现在诸多的世界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与世界所处的无政府状态相关联，正由于没有有效地限定各国行为的机构和规范，世界性的危机因素事实上处于放任的状态。
目前世界性的问题已说明，无论是国际体系的转型也好，还是人类行为模式的转型也好，均是在人类命运的岔路口上进行路径的选择。 对于面临巨大危机的人类来说这种选择具有极其沉重的历史意义。 笔者曾经在论述这些危机时尽可能轻淡地描写过有可能把人类推向灭亡边缘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这是因为，尽管勉强仍可假设人类是有理性的。但是，如果冷静地思考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在人类历史上很多文明体系的崩溃都有同一个逻辑过程，这就是资源的枯竭导致战争，战争之后就是文明体系的坍塌，伊斯特岛（也称复活节岛）文明如此，玛雅文明亦如此。 需要深思的是，这一逻辑过程有可能成为人类未来要走过去的路径。 如果地球的资源或能源枯竭，谁能保证不发生全面战争？ 又有谁能保证人类有充分的理性不使用毁灭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目前的世界状况来看，这是一种极有可能的假设。因此，其结论应当非常简单，如果没有统一的和可控制的规则，人类将面临灭顶之灾，这就需要建构一个能够规制世界并协调各国行为的新的体系，这就是世界体系。应当指出，建构世界体系是人类的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将是迫不得已的必然选择。金应忠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的霸权治理，在相当的程度上缓解了战前所面临的问题，促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导致了全球体系的出现，但也引发或掩盖了诸多的全球问题。 面对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并存的世界，霸权治理已无法应对全球问题的挑战，全球共同治理世界已势在必行。 ”[ 10]虽然这一段论述中有一个概念混乱的问题，但所提出的方向性问题却非常正确。 霸权治理曾经是人类历史的特定阶段上的必然产物，但这种模式已达到了其限界，如果人类顽固地走这一路径，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巨大危机。 对于人类的未来而言，其最为合理的和理想的状态只能是能够协调各国的行为并共同持续发展的状态，而这一状态的前提是建构世界体系。
上面的论述说明， 严肃认真地讨论国际体系的转型及世界体系的建构问题已成为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迫在眉睫的议题。
（三 ）东北亚国际体系转型的特点
冷战的结束，对于人类历史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表明人类进入了一个国际体系转型的另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 冷战结束之后出现的全球范围的经济纽带体系的确立不仅淡化了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对抗和对峙状态，而且促成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二元格局。[ 11]二元格局事实上反映的是世界新的转型期的特征， 即以往的各个国际体系之间只有对立而无合作的一元国际政治结构开始瓦解，逐步形成了世界范围的政治层面的对立、冲突、竞争和经济上的合作并存的格局。 就世界历史而言，这种二元结构是前所未有的政治结构。 其结构性的特征在于政治上的对峙并不影响这些国家之间的现有水平的经济交流。 当然，处于对峙状态的政治结构对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因政治上的对峙状态而拒绝现有水平的经济交流，因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使所有国家都深深地依赖着世界性经济纽带体系，谁脱离了它，便意味着其经济体系的崩溃。
世界之所以形成这种二元格局，其理由有三：一是全球范围的经济一体化趋势。 冷战结束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促使各国的经济合作跨越了所有政治壁垒， 进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球范围内合作的新趋势，这就是所谓全球经济一体化。 也就是说，无论是怎样对立的国家均因其经济的联系而形成了它们内在的关联性。 最为典型的是中美、中日关系。 应当说，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中亦有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因素。 如我国曾经是日本对外 ODA 的最大受援国。“自 1979 年到 2008 年 ，日本政府累计向中国提供了 3．6 兆日元的经济援助 。 ”[ 12]现在美国和日本与我国也有相当规模的经济合作关系。 但是，从政治层面上看，中美、中日关系始终处于战略性冲突和对峙的状态。 正由于此，美国和日本的对华政策颇具戏剧性，一方面从经济合作的角度已无法忽略中国因素，而另一方面却要从政治的和战略的层面上遏制中国。 美国和日本的这种极其矛盾的心态恰好是国际体系转型期的矛盾状态的一个投影； 二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开发。 由于科技水平的飞速提高，人类的战争工具系统也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现在各国所拥有的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足以毁灭地球几次。 换言之，我们人类已经陷入极其危险的状态。 但是，从另一方面，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却又给人类自身形成了巨大的约束力， 即无论是何等强大的国家也都要考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能对自身造成的毁灭性后果。 正由于这一点，世界强国之间即使有冲突也都在可控制的范围内进行，也就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 这是世界能够获得长达半个世纪和平机遇期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国际行为范式的变化。 自冷战结束之后，世界迎来了主权意识的空前强化、国际性社会化和民主化意识兴起并由此形成新的国际行为范式的时代。 国际行为范式的变化证明自古以来霸权国家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结束。 国际性组织程度和各国主权意识的提高也事实上极大地限制了霸权国家的行为，并迫使它们成为主导型国家。 如个别国家的行为“绕开联合国将会丧失合法性”，[ 13]而且其行为也要符合国际规则和规范。上述三种力量事实上成为国际政治领域寻求新的规范模式的现实基础， 也就促使国际体系的转型。 “与过去的历史时代相比， 战争作为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的价值已经并且迅趋衰减， 国际关系的日常首要问题越来越从领土—军事安全转向经济问题和软实力问题， 国家在经济、文化、外交和道义影响方面的表现一般来说越来越比它们的军事表现更重要，国际经济互相依赖的程度和影响愈益增大，全球范围内国家（特别是大国）内部社会形态、基本价值及主要政策观念在保持异质性的同时同质性显著增多。 ”[ 14]这些世界性的变化非常典型地体现在东亚区域，或者说，东亚区域实际上是国际体系转型的一个缩影。 这里我们可以把分析的目光锁定在东北亚，因为，无论从政治格局还是从经济合作的角度看， 东北亚事实上已成为东亚区域的核心部位， 其典型的二元结构正在辐射整个东亚区域。
从政治层面上看， 东北亚是唯一的冷战结构尚存的区域， 这种冷战结构显然对这一区域的政治结构产生着极大的影响， 这一政治结构正在成为东北亚区域无法建构合作所需的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但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其冷战结构上， 而且还在于某些国家正在利用这一冷战结构推进其战略，使这一区域的问题变得非常复杂。 如美国和日本就是如此。 对于美国来讲， 东北亚区域的冷战结构恰好成为其战略性支撑点， 美国正在利用这一战略支撑点来实施其遏制战略。 美国需要遏制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成为挑战势力的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而且至少要阻止这些国家在东北亚区域形成强大的区域性合力。 从美国的角度看， 一个或两个国家的崛起在短期内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 但是， 如果东亚区域形成巨大的区域性合力并具备强大的区域性竞争力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 因为， 这种区域性竞争力意味着这一区域形成了敢于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势力。 而冷战结构对于美国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能够阻止建构区域性合力的进程。 而日本则利用这一冷战结构来实施另一种形态的战略。 日本的近期战略目标显然锁定在恢复其正常国家地位上， 这就有必要利用东北亚区域的冷战结构来强化其军事力量，并力图修改和平宪法。 美国和日本的战略从其体系上需要东北亚的不稳定结构，这种战略势必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战略发生冲突。 这也就是说， 进入转型期的东北亚正在变成主要大国战略性大博弈的主战场。 这场战略性大博弈从其性质上是原有的霸权国家和新兴崛起势力的博弈， 其结果应当是这样的： 如果美国能阻止这一区域区域性合力的形成并最大限度地挤压中国和俄罗斯的发展空间，那么，美国是胜利者；相反地，如果美国没有能够阻止东北亚区域的区域性合力的形成，那么，美国便是失败者，当然，胜利者将是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 从全球的角度看，国际体系能否顺利转型或国际体系能否向另一个体系转换将取决于东北亚这一主战场上的胜败状态。
而从经济层面上看，冷战结束之后东北亚成了最为引人注目的发展区域，“东北亚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与日俱增，并正在逐步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动机。 该地区的 GDP 占全球的20％，再过 10 年或 15 年有望超过 30％。 有人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东北亚会与欧洲和北美洲并肩成为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 ”[ 15]这种预测基于目前东北亚 GDP 总量和高速的增长率。 有资料显示，2000 年至 2008 年间中俄蒙韩四国 GDP 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10％ 、7％ 、6．4％ 、5％ ，[ 16]表明这一区域仍然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 在东北亚区域的带动下整个东亚地区经济也呈现较活跃的状态，2000年东亚域内贸易比重已达 48．5％，仅次于欧共体（53．2％），所以有学者认为，这一区域尽管没有形成制度化了的经济统合组织，但亦可评价为进入了机能性统合阶段。[ 17]这就是说，东亚区域各国之间的经济纽带体系正在形成。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能够发现有趣的现象， 即东北亚区域的政治结构仍然受冷战惯性的影响，正在演化出世界级大国之间战略性的大博弈进程，但在经济层面上这些国家又不得已在相当大的规模上进行着合作。 其实这种状态非常典型地反映出所谓二元结构的特点，这也是进入转型期的必然现象。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冷战时期的东北亚区域从整体上并未形成过所谓的国际体系。 如果说，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亦有体系化的意味的话，那就是冲突各方自身的国际体系。 美日韩等资本主义阵营和苏中朝等社会主义阵营可视为各自独立的国际体系，但这两个阵营之间并未形成过以一定的国际条约或协议相联系的主权国家体系，它们之间只有对峙、冲突、竞争而无合作，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一元政治结构。现在东北亚区域已从这种一元结构摆脱出来并形成了所谓的二元结构，可以说，这也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当然，进入转型期意味着需要清算原有结构所遗留的一系列的问题，东北亚区域的问题也就显得非常复杂。
现在有很多学者被这样一个现象所困惑：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论证，东北亚都是能够形成巨大的区域性合力的最佳地区，但关联国家却对合作事宜并没有更多的热情。 从理论上讲，东北亚区域的自然资源、经济结构、劳动力资源、市场需求等方面均有非常强的互补性，如果在这一区域形成经济合作体系，它将成为有极大潜力的未来世界经济的支柱区域，但现实是“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处于无中心、无制度、无组织的‘三无’状态”。[ 15]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理解显然有分歧。 多数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认为，导致东北亚区域合作难有实质性进展的原因在于普遍存在的安全困境，即大国间的战略性博弈势必影响经济的合作。[ 18]而富景筠则认为，“地缘政治观念影响政府决策的环境是由经济利益决定的。 正是由于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利益很弱或者不明确，地缘政治因素便占据了主导。 由此形成的路径依赖，使得该地区的形势向不利于经济合作的方向发展”。[ 16]应当说，这些理解均有一定的道理。 东北亚区域国际合作的滞后当然有多种原因， 国际政治层面的或经济利益层面的问题正在成为其复合性原因。 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分析东北亚区域的二元结构就会发现，国际政治层面的对峙甚至对抗给这一区域的影响远远大于经济利益不明确所造成的影响。 问题在于，这一区域政治层面的对峙基于冷战遗留的残余结构———朝鲜半岛问题，由此，周边大国的战略指向呈现出不可兼容性，其结果，东北亚区域的大规模国际合作事实上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如同图们江流域开发那样，经历了二十余年却没有实质性进展。 正是由于东北亚区域的国际合作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所以，东北亚各国都力主于域外的合作。
虽然，东北亚区域由冷战时期的一元结构向二元结构的过渡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东北亚区域政治层面的问题并非是以一定的经济利益或经济纽带体系的建构所能解决得了的，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建构这一区域内大规模合作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东北亚区域的二元结构凸显出这样一种状态：即各国在经济方面存在一些“共有利益”，而在安全方面或政治方面缺乏“共有利益”或没有“共有利益”，也就无法寻找全方位共赢的途径。 那么，我们能否寻找出一条扩大东北亚区域的“共有利益”的途径来为区域合作体系的建构打下一个基础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但这一条路径亦有艰难险阻，这是因为，东北亚区域大国之间战略性大博弈事实上是围绕建构或阻止区域性合作体系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的。如果说，中国的未来发展需要一个区域性发展空间和合力的话，美国就需要从战略上阻止这一过程，这就是所谓遏制。 换言之，尽管建构东北亚区域国际合作体系是一个诱人的目标，但它所面临的是各大国政治的和战略结构的阻力。
二、东北亚国际体系转型的核心议题
我们可以简单地预测， 在世界性的国际体系的转型过程中， 东北亚将扮演核心区域的角色。其理由并不简单地在于世界中心正在转移到东亚区域，而更多地在于这一区域目前所呈现的特定结构。 东北亚是世界上少有的大国、人口、资源、资本、技术、军事力量密集的区域，而且又是世界唯一的冷战结构尚存的区域。 因而，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一区域国际体系转型的状态对未来整个世界的演化方向将产生极大的影响。重要的是，东北亚正在围绕冷战结构展开着新旧势力力量的较量，也就非常典型地呈现出国际体系转型过程的特征。笔者并不想把这一特征理解为追求霸权的美国与欲崛起为另一极的中国之间的战略性大博弈， 而是把它理解为固守现存国际体系的旧势力与构筑崭新的世界体系之新势力之间的战略性大博弈。这是因为，尽管美国过去和现在所推行的霸权战略曾经以霸权治理促进过全球一体化的进程， 但这种霸权治理已呈现出其限界，由此得出的必然结论是，中国不应当重走美国之路。 如果中国为人类的未来开拓出一条崭新的路径，那么，中国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时代性大国。 换言之，对于中国来讲，东北亚将是一个国际体系转型的战略性大博弈的核心区域，同时也是验证中国能否占据引领世界之主导型国家地位的实践场所。
用战略性大博弈这一沉重的概念来描述目前东北亚区域出现的新旧势力的对峙似乎大有决一死战的意味，其实，这种战略性大博弈亦可平静地进行，尤其是作为世界级大国的中美之间的战略性大博弈状态更是如此。 现在我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中国和美国发生大规模武力冲突的可能状态，但完全可以正确地预测出其后果，这就是没有胜者。正由于这种原因，中美之间的战略性大博弈的目标不可能设定为不惜一切代价地消灭对方， 而只能设定在遏制或反遏制上。现在美国非常明显地实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美国的这种战略只需要最大限度地挤压中国的发展空间、阻止东亚区域内形成区域性合力、利用其军事同盟体系尽可能孤立中国，便会达到其战略目标。那么，中国应当以怎样的大战略来应对美国的战略？其答案也非常简单，也就是说，中国未必一定要摆出决一死战的架势，中国只需和平地结束这场战略性大博弈，便会成为这场战略性大博弈的胜利者。从中国的角度谈，只要清楚地理解美国东北亚区域战略的切入点， 就可寻找出和平地结束这场战略性大博弈的路径。 笔者曾经在另文中涉及过这样一个问题，即位于北美的美国如何大范围地介入到东北亚区域事务之中的问题。 从战略结构上看，美国事实上是以东北亚区域的热点问题和不稳定结构作为其战略性切入点， 并以此为支点获得了战略性介入的理由。这一热点和不稳定结构便是朝鲜半岛问题。如果我们清晰地理解这一问题，便会非常简单地寻找出瓦解美国的战略并在与美国的战略性大博弈中不战而胜的路径，这就是打掉美国战略性依托或支点。 如果说美国以东北亚区域的不稳定结构为其战略性依托或支点，那么，中国应当力主于建构东北亚区域的稳定结构，这种努力不仅会使中国得到区域性合作和安全所带来的巨大利益，而且，也会在中美战略性大博弈中成为胜利者。 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之所以重要就在于， 可以明确地认识中国在东北亚区域国际体系转型中应当扮演怎样角色的问题，也可以正确地理解中国在东北亚区域的战略切入点和国际体系转型的核心议题。
应当说， 东北亚区域国际体系的转型面临两个阻力， 这就是美国的遏制战略和围绕朝鲜半岛问题而形成的各国的不稳定的政治结构。 一方面， 朝鲜半岛问题不仅促使各国的战略指向相背，而且也为美国的遏制战略提供战略性支点；另一方面，美国大范围地介入东北亚区域事务导致了区域内各国战略目标的不可兼容性。 这也就是说， 所谓的东北亚区域国际体系转型的目标只能是实现区域内各国的战略目标之兼容性， 即要实现各国战略关注点的转移，使这些国家的战略基点从冲突转移到合作层面。 这事实上就是重组东北亚区域政治结构的过程。 如果东北亚区域不完成这一过程，所谓国际体系的转型只能是毫无现实性的空谈。 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 东北亚区域国际体系转型的核心议题就是重组这一区域内的政治结构。 重组东北亚区域的政治结构， 意即把各国的战略目标上相背的战略指向转换为合作的战略指向。这一点之所以重要， 就在于东北亚区域的国际体系能否顺利转型与能否促使处于多角警戒态势的东北亚区域各国关系转向和平共赢的结构相关。
为讨论的逻辑性，有必要形成东北亚区域国际体系转型的理论前提。 这就是，我们不能把国际体系的转型仅仅理解为一种趋势， 而应当把它视为相关各国利益最大化的状态。 以现实主义的视角来看，国际行为体的行为动力来自于自身的利益，因而，所谓的趋势无非是各国利益形成合力的状态。 如果国际体系的转型能给相关国家以利益，那么，这种对利益的追求便会形成合力并呈现出所谓的趋势。 那么， 国际体系的转型对东北亚区域各国能否带来利益的最大化？ 对于这一问题很多学者做了大量论证。 冷战结束之后，很多国家、世界机构和学者们把东北亚视为最适合进行国际性合作的区域， 如早期的图们江流域开发计划就是有关国家倡导并由联合国相关机构参与而形成的。 而且， 很多专家和学者们论证了东北亚区域国际合作和一体化对域内各国的积极影响。 这也就是说， 国际体系的转型对于东北亚区域各国来说是一条能够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的途径。 东北亚区域国际体系的转型将对全球国际体系的转型产生极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全球性国际体系转型的关键就在于东北亚。
上述的议论逻辑地引申出另一个议题： 既然东北亚区域的国际合作如此重要， 为什么东北亚区域的国际性合作滞后于世界的其他区域？ 笔者认为， 国际体系政治层面的问题的实质在于各国政治关系并不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同步发生变化。 即经济的一体化客观地要求各国政治关系的高度协调，但各国处理政治关系仍然沿用冷战时期的行为模式，其结果，各国具有了双重角色———经济上的合作者同时又是政治上的对手或假想敌。 这种状态自然地形成域内一体化过程的阻力。 因此，重组东北亚区域政治结构需要从两个方面切入：一是消除区域内不稳定结构， 尽可能使目前的二元结构转向集中于合作的一元结构。 而改变不稳定结构为稳定结构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朝鲜半岛问题。 朝鲜半岛问题事实上是东北亚区域各种问题的症结所在， 如果这一问题得到解决， 东北亚区域各国的战略指向将很快地转移到合作层面上来；二是要促使美国改变控制与合作并行的东北亚区域战略。 因为，美国的这一战略事实上给东北亚一体化过程造成巨大阻力。 如果美国继续实施这种战略并拒绝成为平等的合作伙伴， 东北亚的一体化将经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而美国的这种战略与朝鲜半岛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 可以说， 在东北亚区域促使美国抛弃霸权战略而变成平等的合作者的前提是解决朝鲜半岛问题。
三、东北亚国际体系转型与大国角色的变化方向
国际体系进入了转型期，即意味着扮演这一过程之主要角色的大国进入了战略抉择期。 是更加清醒地理解世界发展的趋势并引领世界完成向世界体系转换的历史使命还是从狹隘的本国利益出发致力于建构所谓的霸权体系，这是各大国所面临的时代性的课题。 以现实主义理论来解释这一问题，大概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提出这一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无法理解的问题。因为，各个国家的行为都基于自己的利益，而且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它们所追求的就是权利，何以谈引领世界之历史使命？ 但是，这种现实主义的理论现在已面临一个悖论，即国际行为体都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其结果可能是一无所得，甚至可能会陷入共同毁灭的境地。 且不论人类目前所掌握的各类武器系统的巨大威力，人类所面临的五大危机（人口、资源、能源、环境、粮食）就已足以使人类面临灭顶之灾。 现在，与世界经济一体化同时出现的资源和能源的争夺战已充分说明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之严重性。 面对这些世界性的危机，如果各大国一味追求本国的霸权地位，那么，危机与霸权这两个看似不同的要素将形成互动关系，即危机促使各大国更热衷于霸权，而霸权又加重危机，由此产生的整体效应将把世界推入无法回头的危机深渊之中。当然， 如果各大国明确认识这种时代性的问题并在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为本国在世界体系之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正确的定位，或许可以把世界引向和平和繁荣。
从目前国际格局演变的趋势来看， 未来能够左右世界局势的主要大国或许将是美国和中国。 陈琪以阎学通的“主导国的性质决定了国际规范的演化方向，而其自身行为是影响国际规范演化的主要路径”的观点来阐述了自己的预测性结论，认为：“今后 15 年国际规范仍将依据美国的性质演化，而在 2025～2050 年，国际规范的演化将主要受中国的性质影响。 ”[ 19]如果这种预测成为现实，那么，这两个大国在国际规范的演化过程中如何定位将对未来的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尽管目前这两个大国有着不同的历史角色和现存国际秩序之中的地位，但是，从未来国际关系展开的方向上看它们都面临如何为本国的角色定位的时代性课题， 而这种角色的定位本身就是一个战略性抉择。
以美国来说，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美国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具备了能够左右世界局势的实力，尽管其国际地位常常遭到种种挑战，但还没有遭遇过足以动摇其国际地位的挑战势力。 因此，从美国的角度看，目前的战略目标没有必要设定在与某个挑战势力决出胜负，而只能设定在遏制那些在未来有可能成为有力挑战者的国家。 但是，超级大国并不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地摆布世界格局，这是因为，国际体系的转型所出现的历史性的趋势同样极大地制约着美国的行为。 正由于这一点，美国事实上也进入了战略抉择期，即要在固守其霸权地位还是变成世界之崭新的引领者之间进行抉择。 实际上，美国的很多智人已隐约地感到了这种抉择期的到来，所以，美国人常常以世界民主化的引领者自居。 当然，如果美国真心诚意地引领世界性的民主化过程，就没有不欢迎的道理。 但是，在现实的国际事务的处理中，美国所强烈关注的是本国的利益，并且，美国并不想容忍任何敢于挑战其霸主地位的国家的崛起，换言之，美国从战略目标上并不追求以某种理念来建构和谐的世界秩序， 美国所追求的是世界上的独一无二的和绝对的霸权地位。 美国的这种战略目标当然与国际体系的转型所呈现的趋势相背，也就产生了固守霸权模式还是顺应世界发展趋势的战略性抉择的必要性。 如果美国选择前者，美国必然以其军事力量试图控制世界， 但这样一来， 美国有可能遭遇来自世界性趋势的强大阻力，届时，我们有可能见到力不从心且精疲力竭的美国。 如果美国选择后者，那么，美国不仅可以平静地对待新兴崛起的国家， 而且， 还可从与这些国家的平等合作过程中实现其最大的发展利益，当然也可成为引领世界走向和谐的主导型大国。
从中国的立场看待自身的崛起， 面临着比起美国更为沉重的战略性抉择的时代课题。 从世界格局来看，中国的崛起无疑是异军突起。 中国的改革开放只经历了三十余年的时间，而在这短短的三十余年的时间里， 中国以惊人的速度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面对中国的突然崛起，很多情急的学者们断言，世界已经步入了 G2 时代。 当然，世界是不是已进入了 G2时代仍需讨论，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中国仍以高速增长的势头挺进，所谓的 G2 时代并不是一个遥远的事情。G2 时代或许是我们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冷静地思考，这种时代又是我们前所未有的战略抉择的历史时期。 笔者在前面已经强调了这样一点，即在未来，我国的自我定位将是一个相当艰难的选择。 这是因为，由于历史的惯性，即使我们有非常崇高的理念也很难在实践中摆脱霸权的欲望， 也就是说， 我国应当成为什么样的国家这一定位问题将伴随我国发展的始终并成为困惑我们的一个重大课题。 或许我们可以在美国的历史发展足迹和目前世界发展总的趋势中寻找出我国自我定位的依据， 并得出一个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大国霸权之路并不适合于中国的结论， 但大国之间的博弈常常不是某种理念能够解决得了的问题，因此，我国的行为也未必一定会按照某种战略目标或理念的轨迹展开。 而且，尽管我们可以以美好的理念来试图重构世界秩序， 但其他国家未必一定会迎合我们的思路， 如同现在的美国那样，把我国的崛起视为对其霸主地位的极大挑战，并实施极力遏制的战略。 面对类似的战略我国采用对应性战略的可能性就会加大， 这就会出现现实的博弈路径远离总体战略目标的可能性。 这也就是说，对于我国来说，摆脱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大国崛起之霸权之路是艰难的，而以建构和谐世界的理念来引领世界同样也是艰难的。
当然，虽说这种重大的战略抉择是艰难的，但这又是无法回避且必须抉择的路径。 我在前面已阐述了人类所面临的全球问题及世界正在发生的趋势性变化， 实际上这是未来我国自我定位并选择路径的最为重要的前提性背景。 目前的世界毫无疑问地已进入了全球政治觉醒的时代，[ 20 ]如果我国的发展选择背离这种历史趋势的路径而追求霸权的话， 其结果只能是品味一时发展而丢弃长久繁荣。 换言之，我国的自我定位只能基于时代的趋势性变化，为顺应这种变化， 我们所选择的路径即使再艰难也要顽强地走下去， 这一路径只能是变成引领世界总趋势的主导型大国。 为给这种定位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在此有必要讨论三个问题：一是什么是大国；二是未来将要出现的大国的性质；三是引领世界新时代的主导型大国的理念。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大国的问题，这似乎并不是个问题，因为，在通常的意义上可以把所谓的大国定义为经济的和军事的实力较强且有较为辽阔的疆域和人口的国家。 但是， 从国际战略学的角度谈大国的概念就不那么简单。 虽然人口众多、疆域辽阔、资源丰富和经济发达等都可成为是大国的重要标志， 但从国际关系或体系之中的作用来看， 所谓的大国应当是指那些有较为明确的战略体系和目标并有决心和能力为实现其战略目标而改变周边环境的国家。从大国的角度充分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是因为， 所谓的战略无非是为了一定的目标而改变环境的行为， 所以积极地改变环境以营造达到战略目标的诸多条件是实施某种战略的大国之必备的心态。 现在，我国的学术界正在讨论韬光养晦还是有所作为的问题，其实对这一问题没有必要进行僵硬的理解，如果实施某种战略的实力不足就有必要韬光养晦，而如果实力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有所作为，有时甚至应当积极作为。 积极作为并不等于把本国的意志强加于另一些国家，而是把局势引向更为积极的方向。 如果在国际性事务中我们能够坚持共赢原则，这种积极作为必定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 当然，如果作为一个大国没有改变周边环境的意志且没有积极作为的心态，那么就不可能建构一个所谓的战略体系。 从目前我国在国际体系之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我国的对外影响力虽然已出现向外发散的趋势，但仍然集中在周边区域，而周边区域常常对我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产生重大影响，因而，在这些区域内如果不采取积极主动的外交活动有可能直接影响我国的总体和发展战略。 尤其是在东北亚区域，如果不以我国的发展战略为坐标来积极地消除热点问题并改变不利环境的话， 我国有可能丧失最佳的战略性机会。 也就是说，如果我国追求引领世界总趋势的主导型大国地位，则更需要自信和积极作为的大国心态。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为大国的性质定性或定位。 很多国内的学者们对这一问题已经表现出非常大的兴趣，但是，大部分议论都以和谐世界的理念来阐明中国与霸权型大国的区别，而没有更深入地讨论符合时代趋势且引领世界总趋势的大国应当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国家。 以人类目前所面临的世界性问题和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所呈现的总的趋势来论证霸权之路并不适合于任何大国的结论似乎比较容易，但论证这些大国应当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却是较困难的，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严格意义上的能够为人类的未来负责并引领世界开拓崭新历史时期的新的国家形态。 从历史的过程来考察，可以说二战以后美国的霸权治理具有一种以往的霸权国家所没有过的全球性的引领作用，因为，无论美国的战略意图如何，其霸权治理在很大程度上为世界的稳定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现在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美国的超级霸权治理世界会是怎样一种状态。美国国内的政治倾向对世界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作为其国内政治的延伸，美国所倡导的民主精神也对世界的新的行为范式的形成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问题在于美国并没有能够清晰地理解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向，仍然追求霸权模式，由此陷入战略理念深层的悖论：一方面，美国以维护世界和平的引领者自居；而另一方面，由于其自私的本性无法容忍其他国家所能获得的发展利益，除非这些国家迎合美国的战略，美国的政策选择往往是把本国的意志强加于国际社会或不容忍所有的挑战势力的崛起， 这就证明美国并没有摆脱历史上的霸权国家的模式，现在这种霸权模式越来越显示出其局限性。
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追求一种崭新的引领世界的国家形态，就必须超越美国的霸权模式并克服其局限性。这就有必要提出称谓这种崭新形态的大国的概念。笔者曾经把它称之为主导型国家。[ 21 ]主导型国家这一概念与霸权型国家的概念相对应，强调其以人类的普遍价值和共同繁荣的理念来引领世界的特质。这里做一个概念的比较。霸权型国家即指一切都围绕本国的利益，并以把本国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的形式来全方位推进维持其霸权地位之战略的国家。历史上所出现的大国大部分属于这一类。 古代如此，近现代更是如此。 而主导型国家则指主导世界的新秩序的形成并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导向的国家。 这种国家以人类的普遍价值为核心建构其理念体系，并在追求这种价值中实现本国的利益，由此促使世界向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 当然这种主导型国家只是一个设想，但又是面临巨大灾难性问题的世界所能作的迫不得已的设想。
第三个问题是未来世界的发展需要怎样的理念或主导型大国需要以怎样的理念来引领世界的问题。 从国际体系转型的角度谈所谓主导型大国，它们应当是能够引领世界向新的世界体系转换的主导者，这种主导型大国的形成需要能够体现新的历史时期的崭新的理念体系。 也就是说，主导型大国应当以这种理念体系作为其自我定位的依据，而且也要以此指明现代大国角色变化的方向。那么，这种理念体系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多次阐明的和谐世界可以成为其精髓，如果我们以这一精髓为核心建构时代精神的体系，就可形成所谓主导型大国的理念。 和谐世界不仅是一种理念，而且也是世界所要追求的理想状态，因此，它不能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是以诸多体现时代精神的要素来构成的体系，这些要素就是平等、民主、正义、公正、共赢、和平。 这些时代精神的要素不仅是主导型大国的理念要素而且也应当是其必备的素质。
平等和民主应当是建构和谐世界的最为基本的理念。 历史上的霸权政治事实上建立在不平等和非民主的国际关系基础之上，或者说，霸权本身就是不平等和非民主。 唯我独尊的霸权意识从其本质上把国际关系理解为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由此，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往往成为主从关系，其结果在大多数国际关系的处理中大国的意志便是约定俗成的规则。 在这种把某些国家的意志强加于另一些国家的霸权模式中很难找到所谓平等和民主。 现在，这种霸权模式处处遭遇到来自时代精神的阻力。 应当说，自冷战体系的瓦解以来世界正在形成以主权意识为核心的广泛的民主化和社会化，这是霸权模式前所未遇的最为强有力的挑战。 主权意识即意味着平等和民主，主权意识的空前强化也就说明世界已经形成了平等和民主的时代潮流。 如果所谓的主导型大国顺应这种时代潮流并把平等和民主的观念植入到国际关系的各种事务中，那么，世界将会形成崭新的行为规则并为和谐世界奠定理念层面的基石。
正义和公正是能够确保平等、民主精神并维护和平的基本理念。 正义和公正精神的缺乏是破坏平等的国际关系并引发争议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尽管人类自古以来就强调正义和公正，但在霸权模式控制国际关系的环境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正义和公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因为，霸权模式的基本理念就是现实主义，而现实主义的意识本身只注重本国的利益，所以，所谓正义或公正往往是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国家所常用的掩饰其本质的装饰品。 现在，世界不仅有霸权主义大国的战略所导致的种种问题， 而且也存在包括核问题和恐怖主义在内的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 在这些关乎世界命运的重大问题面前称之为主导型大国的正义和公正的精神显得更为重要。 如果未来的大国不在世界性的各类问题上主持正义，世界分化为多个利益集团是必然的，而这些不同的利益集团便不可能有什么公正，如同目前的各个军事同盟那样，构成各个利益集团的国际关系并非建立在公正的理念基础之上，因此，以正义的理念来促使世界健康发展、 以公正的理念来梳理国际关系并使之更趋合理化是建构和谐世界的极为重要的保证。
共赢和和平是能够维系和谐世界之国际关系的现实的基础性理念。 共赢要立足于各国的共同繁荣，而所谓共同繁荣的唯一路径就是要建构世界各个区域和各国之间的互利结构。 目前世界所呈现的经济一体化趋势实际上证明建构这种共赢体系的可能性。 和平不仅是一种理念，而且也是一种状态，因而其内涵相当广泛。 习惯上一谈起和平就会联想到没有战争的状态，但从广义上理解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它也涉及人类文化意识深层的某种状态。 例如，目前在国际关系领域起支配作用的意识形态仍然是主权国家本位意识和民族本位意识， 这类文化深层的意识结构正是人类无法摆脱战争与冲突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虽然主权国家和民族体系是构成世界体系的基本要素，而且也是建构世界体系的必要前提，但是，如果这些要素成为本位意识就必然地与建构世界体系的努力发生冲突。 在人类历史的特定阶段里，主权意识和民族意识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如果没有主权国家意识和民族独立意识的高涨就不可能有人类目前的文明。 不过在特定历史阶段里曾起积极作用的因素未必一定会在另一个历史阶段里仍起积极作用，客观地说，在某些特定历史阶段里这些因素有可能形成历史发展的阻力。 在未来如果人类果然建构出世界体系， 主权国家和民族本位的意识就会与体系本身发生本质的冲突。 这就是说，建构共赢和和平的世界体系就必须有一个文化深层的超越，这就是从主权国家本位意识升华为共同体本位意识，从“族本位意识”升华为“类本位意识”。 这也就是说，所谓共赢和和平事实上是人类意识深层的一场革命。
概述之，人类的发展已进入了建构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 这一历史阶段与以往任何历史阶段都不同，是一个人类文明持续发展还是崩溃衰退的命运交叉口上的抉择期。 在这一抉择期里世界性大国显而易见地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这些大国的抉择具有决定性的意味，是把世界引向和平繁荣还是引向崩溃，将取决于世界性大国的自我定位。 当然，目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只有一个， 那就是各大国顺应国际体系转型的历史潮流把本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定位于主导型大国上，并主导世界性的意识深层的革命，以此建构和谐的世界体系。
参考文献
[ 1 ] 张建新 ． 大国崛起与世界体系变革 ［ J ］ ． 国际政治 ， 2011 ， （ 6 ） ．
[ 2 ] 秦亚青 ． 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 ［ M ］ ．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2009 ： 37．
[ 3 ] 庞晓波 ， 黄卫挺 ． 国际体系结构与国家行为 ： 一个博弈理论模型 ［ J ］ ． 东北亚论坛 ， 2010 ， （ 3 ） ．
[ 4 ] 秦亚青 ． 大国关系与中国外交 ［ M ］ ．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2011 ： 36－38 ， 33．
[ 5 ] 阮宗泽 ． 中国崛起与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 ［ M ］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7 ： 108－116．
[ 6 ] 郭树勇 ． 中国软实力战略 ［ M ］ ． 北京 ： 时事出版社 ， 2012 ： 5 ， 3．
[ 7 ] 王存刚 ． 中国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 ［ A ］ ． 大国策 ——— 大外交 ［ M ］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2009．
[ 8 ] 金强一 ． 论开放社会的边界效应 ［ J ］ ．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 ， 2008 ， （ 2 ） .
[ 9 ] 约瑟夫·泰恩特 ． 复杂社会的崩溃 ［ M ］ ． 海口 ： 海南出版社 ， 2010 ： 封面 ．
[ 10 ] 金应忠 ． 论两个世界的发生和发展与全球问题 ［ J ］ ． 国际政治 ， 2010 ， （ 7 ） ．
[ 11 ] 周方银 ． 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安全 、 经济二元格局的演变 ［ A ］ ． 中国政法大学 “ 转型中的国际体系 ： 中国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2011．
[ 12 ] 吴寄南 ． 新世纪日本对外战略研究 ［ M ］ ． 北京 ： 时事出版社 ， 2010 ： 249．
[ 13 ] 杨洁勉．转型期国际体系的探索和前瞻 ———杨洁勉和基欧汉的对话纪实 ［J］．国际问题论坛 ，2007，（春季号 ）．
[ 14 ] 时殷弘．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对外战略思想［A］．黄大慧．中国改革开放与东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 15 ] 刘雪莲 ， 许琳 ． 中国东北亚地缘战略研究 ［ M ］ ． 吉林 ： 吉林人民出版社 ， 2006 ： 96．
[ 16 ] 富景筠 ． 从区域内贸易视角透视东北亚经济合作机制 ［ J ］ ． 东北亚论坛 ， 2011 ， （ 4 ） ．
[ 17 ] 郑仁桥．东亚细亚经济统合 ———主要国家的立场及统合关联议题 ［M］．韩国 ：首尔经济经营出版社 ，2009：287．
[ 18 ] 时殷弘 ． 东亚的 “ 安全两难 ” 与出路 ［ J ］ ． 国际政治 ， 2001 ， （ 4 ） ．
[ 19 ] 陈琪 ． 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 ［ M ］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1 ： 10．
[ 20 ] 布热津斯基 ． 大博弈 ——— 全球政治觉醒对美国的挑战 ［ M ］ ． 北京 ： 新华出版社 ， 2011．
[ 21 ] 金强一 ． 东北亚区域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 A ］ ． 中国人民大学 “ 东亚合作论坛 ， 2011 ” 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2011.
